高考改变人生？我一度怀疑这是个伪命题。高考前我在县面粉厂当搬运工，好歹在城里上班，好歹可以吃到很好的集体伙食，好歹可以在十分钟内赶到母亲身边照顾她。但读完大学被分配回老家的乡村中学，住在蜘蛛挂窗乌鸦探头的地主老楼，看着大雪天冻得嘬牙花不出窝的狗儿，我常常问自己：这大学究竟读得值不值啊？
　　若干年后我发现，这番比较实在是一种短视。倒不是说如今我早已通过努力携家人定居省城，完善了基本生计，重要的是，四年的大学生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我生长于重庆巫溪县，那是个被巍巍大山挤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小旮旯，县城逼仄无序，四周是起起伏伏的瓦房和坎坎坷坷的石梯，习惯了山溪般日复一日的流转，不知闭塞为何物。
　　1978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县粮食局面粉厂当了工人，月薪27元。小小厂房，面粉飞扬，犹如冬天雪花儿飘洒，白茫茫一片，每天下班时除了眼珠子是黑的，整个人都死白死白的像在演恐怖片。
　　1979年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三个年头，之前我愣头愣脑去报考美术学院，当然落榜。我横下心要拿下这一年的高考，先咬牙花两个月工资买了一台上海产4B15收音机，想从英语广播讲座里捞到几分，可才听两天，就被喝醉酒的父亲一把抢走收音机，像扔酒瓶子似地扔到门前的小河里。我怕醉醺醺的父亲再接再厉，像手撕鬼子一样把我整个人也撕进河里去，正着急，幸好被伯父收容了。伯父家的阁楼很小很闷，但在我心里是最好的黄金屋，阳光透过巴掌大的窗格儿照进来，照亮了我的未来。
　　1979年初秋，当瓦蓝的天空将大宁河水映照得愈加碧绿，我拿到了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那天下午，绰号叫小狗子的邻居哥哥，满腹疑惑地盯着我说：狗屎运吧，面粉堆里还刨出个大学生？
　　我不晓得是不是有狗屎运，我只记得那年参加高考，百分题，数学只考了32分。但语文考了92分，历史、地理83分上下。这暗示着日后我只会耍点笔杆子，不会理抹钱袋子。
　　那年的作文试题是，将2500字散文《第二次考试》以第一人称改写成800字的短文。该文讲了个“善有善报的故事”：嗓音甜美的美丽女孩陈伊玲，因参加雨后救灾患病而在次日的音乐学院的复试中发挥失常，主考官苏林教授亲赴现场得知真相后，决定破格录取这名姑娘。對我来说，这也冥冥中暗合了我后来人生中经常遇到“第二次考试”———一波三折，与人为善，关键时刻多有贵人相助。况且，这本来也是我的第二次高考啊。
　　滥觞着理想主义情怀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如过往的三峡珍藏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我入读的重庆师范学院有着浓郁的人文环境，尤其是图书馆，在我看来简直是最大的高考福利。重师图书馆，是一座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俄式图书馆，外墙上挂满爬山虎和七里香，藤蔓间不时有鸟儿飞来蹿去。面对浩繁卷帙，我在西洋美术史、二战史、武侠小说和古代边塞诗里一泡就是三四年。那些书和故事，那些混沌年代的人物命运，至今蹦跳在我脑子里并影响我的人生态度，譬如，如何从伦勃朗和曼施坦因身上看到巨大的人生顿挫，如何真正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尝试践行，如何看待红尘中候鸟般来去的真情假意……
　　小時候每次乘船过峡口，行进到激浪滔天的大急湾金银滩时，总看到船头立着个面庞黧黑、凸起一身肌肉疙瘩的汉子，他嗨地一声将长长的蒿杆戳进水里，用力一撑，船尾的艄公也顺势咬牙扳动舵片，让小船儿扭头绕过险滩，轻溅浪花滑出险滩。
　　滑出险滩，是当年峡谷里每个娃娃在弄潮呛水时陡生的念头，也是长大后在心里形成的人生譬喻。因为高考，我永远地卸下了沉甸甸的面粉袋，来到省城一家知名媒体做了记者，并折腾成一名算是有点名气的旅游作家，回头看真是五味杂陈。
　　感谢那场伟大的高考改革，改变了我和许多人的命运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