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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的陈玉慧是哪一个？
她是华文界少見的全方位作家。她的小说有“冷笔写人情”的触感，《征婚启事》、《海神家族》、《CHINA》与《书迷》等作品，得过许多华文界重要文学大奖；而一系列洋洋大观的散文作品如《慕尼黑白》、《她不记得是否吻过尼采》、《巴黎踢踏透》等风格独具，曾被艺术家林怀民誉为“当代华文界最动人的散文家”。
她研读过戏剧，做过演员，擅长编剧和导演；她是资深新闻人，是台湾新闻界权威的欧洲特派员；她还是大型国际文化活动的策展人。集全才于一身，没有人有像她这样的人生经验，而她却说，她喜欢《易经》的“易”字——不是“简单”，而是“变化”。但在她丰富及精彩的人生里，唯有“写作”两个字始终与她不离不弃。
她说：“作家的秘密说不出来，只能用写作的方式迂回地表露。你在每一本作品里表达出来的，就是一部分真实的你。”
在上海梧桐浓荫的季节，我見到了陈玉慧。
她瘦而高挑，轮廓方正，海藻般长而浓密的卷发。穿一身黑但毫不沉闷：黑色连身裙，黑丝袜，黑色凉鞋。一身上下，没有任何一件首饰，除了右手食指上一枚造型醒目的绿松石戒指，宛如深色调油画上一缕艳光。初見时的感觉如同她冷洌简净的文字，行走潇洒的女性，有一股铮铮的英气；与人相握的一双手，暖而有力。
陈玉慧在高中时代便开始写作。她看尼采、黑塞等等很多课外书，又将满腹心思写在日记中，作品在校刊上发表。大学时代，陈玉慧结识了小说家朱西宁，并旁听朱先生的小说创作课。写作受到朱西宁的鼓励，从此视创作为生命必然。
她在《三三集刊》发表作品，一发不可收拾。此后陈玉慧创作了《征婚启事》、《海神家族》、《CHINA》、《书迷》和一系列散文作品，从当初的苦闷少女成为今天成熟从容的女作家。
在了解她的创作脉络后，不禁让人惊讶：“写作”对她而言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是抒发，是对话，甚至是拯救；她在写作中那样真实地诉说着自己，曾经害怕过勇敢过、爱过恨过、纠结过坦荡过的人生历程。台湾著名的歌者齐豫曾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完全敞开的人，心就像一座大房子，每扇门你都可以开，可以随意观看——陈玉慧也有这般如河山平原的阔朗。
“有的作家，也许一生就为了写一本书。而我，我觉得我的‘人生之书’还没有写出来，所以就在尝试写作中不同的可能性。”陈玉慧如是说。
《征婚启事》：用写作，找回自己、面对自己
陈玉慧在法国学习戏剧时，对巴西“民众戏剧”创始人奥古斯都·波尔（Augusto Boal） 提出的“无形剧场（Invisible Theatre）”理论非常着迷——表演戏剧的人不一定站在台上，参与戏剧的人也不一定坐在台下，戏剧文本也不一定非得有剧本台词不可。
早期留学法国的陈玉慧，九十年代初回到台湾，有了一个大胆的创意：“我在报纸启事栏刊登广告，开始一场报导式的无形剧场，演员是我与一百多位应征者，剧场就是整个台北。如果通过征婚能找到爱人，当然很好；如果找不到，就当是我离开多年回来，了解台湾的一个入口。”
1989年11月，陈玉慧以“吴小姐”的名义，在《自立晚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分别刊载了一则征婚启事：“生无悔，死无惧，不需经济基础，对离异无挫折感，愿先友后婚，非介绍所，无诚勿试”。两个月时间里，先后有一百零八位应征者与陈玉慧联络，其中包括一名女性。应征者有各种学历，各种职业，各种年龄：有记者、老师、黑道人物、学生、棋士、医生、提供性趣的男子、处男、未婚爸爸……“有的应征者仅在电话里短短数语，也有应征者在与我見面时，道尽其一生的沧桑。”
陈玉慧将其中42位征婚男子的見面故事，写成《征婚启事》小说。在二十年前民风保守的台湾，这种大胆的实验性写作引起轰动，之后，这部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和舞台剧，大获好评。
其实《征婚启事》最有意义也最具价值的地方就在于，陈玉慧透过社会学家类似田野调查的方式，与形形色色应征者展开互动的整个过程。“我忠实地记录下来征婚的故事，也忠实地记录着自己。”与他们的谈话内容，她尽量不加润色，而自己的反应也毫无保留。
书香：读了《征婚启事》，其实最震动我的是，除了创作的先锋性之外，其实在记录别人的同时，您亦同时是在披露自己？
陈玉慧：是的，写作的过程就好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的都是自己。我觉得人是平等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是站在高的位置在批判，我看到的问题都相像，大家都很孤单。区别无非是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或者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完全是用平等的心态去记录，没有任何优越感。
书香：出版之前，您有犹豫过吗？
陈玉慧：没有。因为我是在做这个尝试。我喜欢好朋友伊能静对这本书的评语——“书里女主角与42个男人相亲，她以为她要找的是某个男人，最后却发现这42个男人都有她的折射。爱情最后面对的，永远是自己。这世界没有寻找回来的爱情，只有寻找回来的自己”。这样的写作，就是找回自己、面对自己的尝试过程。
书香：您真是勇敢。很多人只肯写自己的“得”，却不肯写自己的“失”。
陈玉慧：其实我是个胆小的人，但是一直在做别人觉得很胆大的事……真是矛盾到底。你不觉得《征婚启事》的写法，其实就是一个胆小的人，因为希望自己不再胆小而做的努力吗？有些人胆小，会用保护的方法，永远不触及自己的底线。我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胆小鬼，选择暴露胆小的自己，挑战自己，在磨砺中变得胆大一点。
书香：您曾经形容写作虽是和世界沟通，其实也在暴露自己，作者是一个心灵的暴露狂。
陈玉慧：这种暴露说穿了，其实是希望寻找爱，因为这个世界太冷了，需要寻找温暖、共鸣和爱。20岁离家出走，一直飘泊，最后回首审视，无关叛逆，那是寻找爱的过程。
现在我仍然在寻找，不过可能是在寻找更大一点的爱。以前觉得我要寻找爱人，要人家来爱我；但现在觉得我要去爱人。爱比被爱有福，多问问自己能给别人什么，我开始问：可以爱更多更大的东西吗？
《海神家族》：溯源之书，救赎之书
在陈玉慧的所有作品中，《海神家族》的意义最为重要，是她创作的质变之作，也是写作时最费心血、最有苦有泪的一本书。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本书，便没有现在的陈玉慧，没有她之后自由自在的写作。
半自传体小说《海神家族》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曾祖父是蒙古白旗人。他和家人在迁移北京后，与江苏人的曾祖母结婚。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北京出生，后来全家搬到安徽当涂附近种田做买卖。父亲18岁离家后便到台湾来，与我母亲结婚。我的外婆是琉球人，外公是福建来的台湾人。”
在台湾出生的陈玉慧，在“外省人”的身份下，深深感受到时代洪流中一家几代人所遭受的苦与疼。小时候被送到外婆家，15岁读女中开始住校，少女时期又经历父母的婚变，“父亲外遇不断，常常不回家。母亲又有严重的忧郁症，不能照顾我。我那时候常觉得没有一个人爱我，觉得自己是孤儿，好敏感，又好忧伤，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岛。”
20岁，年轻的陈玉慧开始了欧洲游学之旅，这段长而坚决的出走让她对台湾愈发感到陌生，“我走遍世界，一路走到这里，我有点忘记来时路了。”九十年代初，她与德国人（同样也是小说家）明夏·科内留斯结婚，并最终定居在德国。“我给明夏讲我童年的故事，讲述家族的历史与构成，他好有兴趣。说，你为什么不写出来？”2004年，在丈夫的鼓励下，陈玉慧开始动笔写《海神家族》，这部半自传体的家族小说，通过一个台湾女子的寻根溯源，以女性作为故事的起点、中心，一层层揭露家族的幽黯与秘密。这三代人不堪回首的往事，一段纠结复杂的家族史，展现出台湾百年的时代动荡，影射了整个台湾的命运。
“这本书出版后在台湾的反响非常大。很多人看了《海神家族》的故事，見到我时，眼泪都会流下来，‘陈老师，我家也有这样的故事，父亲也好，母亲也好，总会有那么一段相像。’所以我想，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很多人被触动，说我家也有这样的故事，我也要来写。这本书里我写到，我的家像个家，但其实不是个家，这种家国的感觉，对很多台湾人来讲，都是一样的。”
书香：您写《海神家族》这个故事的初衷是什么？
陈玉慧：去了解家族的故事。这是年轻的我完全不可能去做的事。那时候只想脱离，要走得远远的，到国外去。但老了以后，却愈来愈想要回归，想要有个commitment，跟那里的人和那里的土地有个承诺，想要回到自己的根。其实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要“溯源”，想要找到自己的来时路。我必须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继续走下去。
以前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有“身份认同”的疑问——我到底是谁？我来自哪儿？我的家在哪里？家族的传承是怎么回事？台湾是什么？它有所谓的“最高领导人”，可是又是中国的一省，这种定位很让人混淆。在国外，也常常有人问我“台湾”，我完全答不出。我只好用一本书告诉他们，也告诉我自己。我只能说，我必须得写这样一本书。
书香：您和日本作家柳美里很像，都是通过身世的书写，把自己的内心洗涤出来，洗得很干净。
陈玉慧：我必须要说一句，其实这个家族的故事不是百分之百真实，是一本半自传体小说，不能对号入座。
梳理家族故事时，家里的长辈们没有给我讲过太多。他们那辈人，已经习惯了把人生放置在沉默中。我听了一些故事，又去找了许多资料，找长辈们核实。我问，是吗？是吗？他们会回我：哎，这有什么。也因此，我没办法写一部完全的自传，只能写这样一部混合式的半自传作品，许多细节都必须透过资料寻找和想象。不过去细读的话，你能在书里看到很多我个人纠缠的东西，我个人的成长历史、个人身世，都在里面。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7个人的故事。可是写着写着，我觉得我就是我父亲——那个倒霉的男人，背井离乡来到台湾，这边也不是人，那边也不是人；我也是我外公，只想着开飞机而抛家弃子，飞行梦却始终难圆；我也是我叔公，为政治献身而背井离乡；我也是我外婆，嫁入异乡最后却饱受守寡之苦；我也是我妈妈，是心如阿姨……我是他们每一个人。看到自己家族成员的单纯梦想在大时代下被击得粉碎，人生也缺失和流离，这是让我最觉得悲哀的地方。
书香：这本书您写了5年。对这个创作时间而言，它并不算一本厚书。
陈玉慧：是。写的过程很辛苦。那段时间，我颈椎发生问题，疼得厉害。我自嘲说，难道是因为频频回首来时路吗？有好几次我问自己：还要写吗？世界上的书已经够多，还需要我这一本吗？我写得过海明威吗？真的，那时候身体有病痛，写的时候又辛苦，整个人就有很多疑问。不过后来我觉得还是要写。因为我想过，海明威再伟大，他也写不了我这一本，因为我的身世、我的感悟是独特的。
书香：写完《海神家族》后，您原来的那些疑问都得到解答了吗？
陈玉慧：在《海神家族》之前我有无根的感觉，写完之后就完全没了。写完之后人很清清楚楚地放下那些疑问，而且情绪上得到纾解。其实，也许这本书并不是一个解答，但对我而言，书写的过程一定是解答。“书写”本身这件事，就是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写完后，我知道我是哪里来的，我也知道我要去哪里。这样就够了，我不往后看，就好好的活在此时此刻。
另外，还有一件让我耿耿于怀很久的事，就是“我的父母究竟爱过我吗”？写完这本书后，我对他们没有任何芥蒂了——的确，他们没有用我希望的方式来爱我；可是，他们在时代中颠沛流离，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用他们希望的方式爱他们。他们没有得到过什么爱，又怎么懂得去爱别人？当我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就完完全全坦然了，再也不会迟疑了，再也不去问“为什么就我家这么奇怪”。所以对我来讲，《海神家族》让我放下了很多包袱。
其实有许多东西，可能你想忘，但一直都在。只有真正写出来，也就释怀了，放下了。《海神家族》解放了我，如果不把它写出来，可能以后创作不出来《CHINA》或《书迷》这样的作品。这本书对我个人的意义很重大。
《CHINA》：我是那个站在东西之间的人
在史诗小说《海神家族》之后，2009年，百变女王陈玉慧的新作品《CHINA》，一部古老东方的爱情传奇问世了。“我看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打算从这里出发。我是那个站在东西之间的人，我在东方，我也在西方。我想象一个西方遇見东方的故事。”
故事从十八世纪的西方开始，矿物学者出发到中国，邈远的东方，为男爵寻找制瓷秘密。他以魏瀚之名，渐渐深入这片广旷的土地，以科学知识与习得的中文成为皇上的宠臣。他沉溺于瓷器与爱情的找寻，并誓为其奉献生命。
在小说的后记《瓷泪》中，她用诗般语言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瓷器与爱情是这世间最容易破碎的两样东西。我扣紧这两线主题，继续扩大时空与场景，注入文化情愫。副节奏有快也有慢，副题也很多，诸如宗教自由、权力斗争、艺术的模仿或伪造，或者18世纪工艺史……我要说一个故事，我想让读者知道：最奇特的世界也许就在你自己心中，你自己便是那奇特。我要说一个故事，故事的情节内容真真假假，全难以辨识。挑战是空前的，因为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而主人公是男子，不但是古人还是萨克森人。因为太不可能了，所以就完全有可能。我便是魏瀚，我真的是。”
“写完《CHINA》后，您就是半个瓷器专家了吧？”我问她。
“简直就是一个瓷器专家！”她大笑着回答我。
书香：听说您在创作《CHINA》时，准备资料、做功课就用了两年时间。
陈玉慧：对啊，其实每本书的写作过程都很难忘。写《CHINA》的时候，我做瓷器的研究，和很多人一样熟读殷弘绪的饶州书简；看亚伯兹堡的偷盗历史，分明是一部惊悚的侦探小说。我曾经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走动，徘徊，坐在图书馆里三个月之久，阅读有关瓷器的中西书籍，一册又一册地翻着清宫活计档。我走访中国的瓷窑遗址和博物馆，也走访欧洲各大窑厂和瓷器博物馆，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书香：“每本书都有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是您创作的一大特点，写作之前大量的“田野调查”是您的另一大特点吧？
陈玉慧：我其实很着迷小说创作的真实与虚构。写作最大的困难便是将真实与虚构完美编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翻开第一页就想读到最后一页。
真实从何而来？我是通过“田野调查”得到的资料、细节。比如我现在正在创作一本关于茶的小说，也准备了两年多了。读很多很多茶的资料，安溪铁观音的所有，厦门的史略……都放在我床头，两大叠。还去拜访福建安溪的铁观音产地，听茶农讲故事。在写作这件事上，我算是很有耐心，做很多准备。
书香：从《海神家族》，到《CHINA》，再到您现在创作中的《茶人儿》，其实您的创作中有很多中国元素。
陈玉慧：也许因为我住在国外，反而会对中国文化、对自己的根有更深的兴趣和感情。可能因为有距离，所以更能看到它的好处。我一个东方人，又在西方生活了那么多年，我比较容易了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兴趣点在哪里。
书香：我觉得您很波西米亚。有一颗波西米亚的心，像一个游牧的人。
陈玉慧：我一定是，而且我真得是非常彻底的波西米亚主义者。我又中又西，周游列国，尝试所有艺术的可能性、所有异国的可能性。我的接受力很高，所有遭遇我都能接受。可能很少人有我这样的经验吧。也许我的人生际遇和别人不同，可能我的天性如此，所以我不停地走着，感受着。在这样的文化冲撞中，我又能有一些自己的体会，站在文化交界点来创作，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写了这么久，写了这么多，现在陈玉慧如何看待写作这件事？
“写作时，我常常喜欢问自己，这世界上需要这本书吗？这一本我正在写的书？现在不会，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写，这世界上便没有这本书；我更知道怎么写，但同时也更难写。因为我不喜欢重复，每次都想挑战新的内容和写法，我希望每一本书都完全不一样。我喜欢表达，喜欢深刻的表达，我不觉得世界上有什么真相，也知道没有完美的表达，可是我一直努力去尝试最贴近、最贴切的表达方式。”
坐在我面前的陈玉慧，有一种经历岁月后的优雅。写作成就了她越来越宽厚的底气，面对这世界，她有充分的思考和智慧，更有无所畏惧的能量。她说，她希望能帮助到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自己的文字能够稍微给人以慰藉，她会更开心。
我想她确实做到了。
文字的温暖就在于，“你不知道哪一句话会被哪一个人看到，会给他怎样的勇气，或者，带给他一线希望。”陈玉慧的文字有抚慰感，无论是《征婚启事》里对都市人寂寞与渴爱的记录，还是在《海神家族》里对家国和时代的描摹，或者《CHINA》对异乡和中国的艺术与美感交流， 甚至在《书迷》的诗意、惊悚和迷情……她笔调冷冽，但心有怜悯。其实陈玉慧的写作，已经安慰和召唤了无数人的灵魂。
她是华文界少見的全方位作家。她的小说有“冷笔写人情”的触感，《征婚启事》、《海神家族》、《CHINA》与《书迷》等作品，得过许多华文界重要文学大奖；而一系列洋洋大观的散文作品如《慕尼黑白》、《她不记得是否吻过尼采》、《巴黎踢踏透》等风格独具，曾被艺术家林怀民誉为“当代华文界最动人的散文家”。
她研读过戏剧，做过演员，擅长编剧和导演；她是资深新闻人，是台湾新闻界权威的欧洲特派员；她还是大型国际文化活动的策展人。集全才于一身，没有人有像她这样的人生经验，而她却说，她喜欢《易经》的“易”字——不是“简单”，而是“变化”。但在她丰富及精彩的人生里，唯有“写作”两个字始终与她不离不弃。
她说：“作家的秘密说不出来，只能用写作的方式迂回地表露。你在每一本作品里表达出来的，就是一部分真实的你。”
在上海梧桐浓荫的季节，我見到了陈玉慧。
她瘦而高挑，轮廓方正，海藻般长而浓密的卷发。穿一身黑但毫不沉闷：黑色连身裙，黑丝袜，黑色凉鞋。一身上下，没有任何一件首饰，除了右手食指上一枚造型醒目的绿松石戒指，宛如深色调油画上一缕艳光。初見时的感觉如同她冷洌简净的文字，行走潇洒的女性，有一股铮铮的英气；与人相握的一双手，暖而有力。
陈玉慧在高中时代便开始写作。她看尼采、黑塞等等很多课外书，又将满腹心思写在日记中，作品在校刊上发表。大学时代，陈玉慧结识了小说家朱西宁，并旁听朱先生的小说创作课。写作受到朱西宁的鼓励，从此视创作为生命必然。
她在《三三集刊》发表作品，一发不可收拾。此后陈玉慧创作了《征婚启事》、《海神家族》、《CHINA》、《书迷》和一系列散文作品，从当初的苦闷少女成为今天成熟从容的女作家。
在了解她的创作脉络后，不禁让人惊讶：“写作”对她而言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是抒发，是对话，甚至是拯救；她在写作中那样真实地诉说着自己，曾经害怕过勇敢过、爱过恨过、纠结过坦荡过的人生历程。台湾著名的歌者齐豫曾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完全敞开的人，心就像一座大房子，每扇门你都可以开，可以随意观看——陈玉慧也有这般如河山平原的阔朗。
“有的作家，也许一生就为了写一本书。而我，我觉得我的‘人生之书’还没有写出来，所以就在尝试写作中不同的可能性。”陈玉慧如是说。
《征婚启事》：用写作，找回自己、面对自己
陈玉慧在法国学习戏剧时，对巴西“民众戏剧”创始人奥古斯都·波尔（Augusto Boal） 提出的“无形剧场（Invisible Theatre）”理论非常着迷——表演戏剧的人不一定站在台上，参与戏剧的人也不一定坐在台下，戏剧文本也不一定非得有剧本台词不可。
早期留学法国的陈玉慧，九十年代初回到台湾，有了一个大胆的创意：“我在报纸启事栏刊登广告，开始一场报导式的无形剧场，演员是我与一百多位应征者，剧场就是整个台北。如果通过征婚能找到爱人，当然很好；如果找不到，就当是我离开多年回来，了解台湾的一个入口。”
1989年11月，陈玉慧以“吴小姐”的名义，在《自立晚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分别刊载了一则征婚启事：“生无悔，死无惧，不需经济基础，对离异无挫折感，愿先友后婚，非介绍所，无诚勿试”。两个月时间里，先后有一百零八位应征者与陈玉慧联络，其中包括一名女性。应征者有各种学历，各种职业，各种年龄：有记者、老师、黑道人物、学生、棋士、医生、提供性趣的男子、处男、未婚爸爸……“有的应征者仅在电话里短短数语，也有应征者在与我見面时，道尽其一生的沧桑。”
陈玉慧将其中42位征婚男子的見面故事，写成《征婚启事》小说。在二十年前民风保守的台湾，这种大胆的实验性写作引起轰动，之后，这部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和舞台剧，大获好评。
其实《征婚启事》最有意义也最具价值的地方就在于，陈玉慧透过社会学家类似田野调查的方式，与形形色色应征者展开互动的整个过程。“我忠实地记录下来征婚的故事，也忠实地记录着自己。”与他们的谈话内容，她尽量不加润色，而自己的反应也毫无保留。
书香：读了《征婚启事》，其实最震动我的是，除了创作的先锋性之外，其实在记录别人的同时，您亦同时是在披露自己？
陈玉慧：是的，写作的过程就好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的都是自己。我觉得人是平等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是站在高的位置在批判，我看到的问题都相像，大家都很孤单。区别无非是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或者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完全是用平等的心态去记录，没有任何优越感。
书香：出版之前，您有犹豫过吗？
陈玉慧：没有。因为我是在做这个尝试。我喜欢好朋友伊能静对这本书的评语——“书里女主角与42个男人相亲，她以为她要找的是某个男人，最后却发现这42个男人都有她的折射。爱情最后面对的，永远是自己。这世界没有寻找回来的爱情，只有寻找回来的自己”。这样的写作，就是找回自己、面对自己的尝试过程。
书香：您真是勇敢。很多人只肯写自己的“得”，却不肯写自己的“失”。
陈玉慧：其实我是个胆小的人，但是一直在做别人觉得很胆大的事……真是矛盾到底。你不觉得《征婚启事》的写法，其实就是一个胆小的人，因为希望自己不再胆小而做的努力吗？有些人胆小，会用保护的方法，永远不触及自己的底线。我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胆小鬼，选择暴露胆小的自己，挑战自己，在磨砺中变得胆大一点。
书香：您曾经形容写作虽是和世界沟通，其实也在暴露自己，作者是一个心灵的暴露狂。
陈玉慧：这种暴露说穿了，其实是希望寻找爱，因为这个世界太冷了，需要寻找温暖、共鸣和爱。20岁离家出走，一直飘泊，最后回首审视，无关叛逆，那是寻找爱的过程。
现在我仍然在寻找，不过可能是在寻找更大一点的爱。以前觉得我要寻找爱人，要人家来爱我；但现在觉得我要去爱人。爱比被爱有福，多问问自己能给别人什么，我开始问：可以爱更多更大的东西吗？
《海神家族》：溯源之书，救赎之书
在陈玉慧的所有作品中，《海神家族》的意义最为重要，是她创作的质变之作，也是写作时最费心血、最有苦有泪的一本书。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本书，便没有现在的陈玉慧，没有她之后自由自在的写作。
半自传体小说《海神家族》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曾祖父是蒙古白旗人。他和家人在迁移北京后，与江苏人的曾祖母结婚。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北京出生，后来全家搬到安徽当涂附近种田做买卖。父亲18岁离家后便到台湾来，与我母亲结婚。我的外婆是琉球人，外公是福建来的台湾人。”
在台湾出生的陈玉慧，在“外省人”的身份下，深深感受到时代洪流中一家几代人所遭受的苦与疼。小时候被送到外婆家，15岁读女中开始住校，少女时期又经历父母的婚变，“父亲外遇不断，常常不回家。母亲又有严重的忧郁症，不能照顾我。我那时候常觉得没有一个人爱我，觉得自己是孤儿，好敏感，又好忧伤，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岛。”
20岁，年轻的陈玉慧开始了欧洲游学之旅，这段长而坚决的出走让她对台湾愈发感到陌生，“我走遍世界，一路走到这里，我有点忘记来时路了。”九十年代初，她与德国人（同样也是小说家）明夏·科内留斯结婚，并最终定居在德国。“我给明夏讲我童年的故事，讲述家族的历史与构成，他好有兴趣。说，你为什么不写出来？”2004年，在丈夫的鼓励下，陈玉慧开始动笔写《海神家族》，这部半自传体的家族小说，通过一个台湾女子的寻根溯源，以女性作为故事的起点、中心，一层层揭露家族的幽黯与秘密。这三代人不堪回首的往事，一段纠结复杂的家族史，展现出台湾百年的时代动荡，影射了整个台湾的命运。
“这本书出版后在台湾的反响非常大。很多人看了《海神家族》的故事，見到我时，眼泪都会流下来，‘陈老师，我家也有这样的故事，父亲也好，母亲也好，总会有那么一段相像。’所以我想，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很多人被触动，说我家也有这样的故事，我也要来写。这本书里我写到，我的家像个家，但其实不是个家，这种家国的感觉，对很多台湾人来讲，都是一样的。”
书香：您写《海神家族》这个故事的初衷是什么？
陈玉慧：去了解家族的故事。这是年轻的我完全不可能去做的事。那时候只想脱离，要走得远远的，到国外去。但老了以后，却愈来愈想要回归，想要有个commitment，跟那里的人和那里的土地有个承诺，想要回到自己的根。其实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要“溯源”，想要找到自己的来时路。我必须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继续走下去。
以前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有“身份认同”的疑问——我到底是谁？我来自哪儿？我的家在哪里？家族的传承是怎么回事？台湾是什么？它有所谓的“最高领导人”，可是又是中国的一省，这种定位很让人混淆。在国外，也常常有人问我“台湾”，我完全答不出。我只好用一本书告诉他们，也告诉我自己。我只能说，我必须得写这样一本书。
书香：您和日本作家柳美里很像，都是通过身世的书写，把自己的内心洗涤出来，洗得很干净。
陈玉慧：我必须要说一句，其实这个家族的故事不是百分之百真实，是一本半自传体小说，不能对号入座。
梳理家族故事时，家里的长辈们没有给我讲过太多。他们那辈人，已经习惯了把人生放置在沉默中。我听了一些故事，又去找了许多资料，找长辈们核实。我问，是吗？是吗？他们会回我：哎，这有什么。也因此，我没办法写一部完全的自传，只能写这样一部混合式的半自传作品，许多细节都必须透过资料寻找和想象。不过去细读的话，你能在书里看到很多我个人纠缠的东西，我个人的成长历史、个人身世，都在里面。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7个人的故事。可是写着写着，我觉得我就是我父亲——那个倒霉的男人，背井离乡来到台湾，这边也不是人，那边也不是人；我也是我外公，只想着开飞机而抛家弃子，飞行梦却始终难圆；我也是我叔公，为政治献身而背井离乡；我也是我外婆，嫁入异乡最后却饱受守寡之苦；我也是我妈妈，是心如阿姨……我是他们每一个人。看到自己家族成员的单纯梦想在大时代下被击得粉碎，人生也缺失和流离，这是让我最觉得悲哀的地方。
书香：这本书您写了5年。对这个创作时间而言，它并不算一本厚书。
陈玉慧：是。写的过程很辛苦。那段时间，我颈椎发生问题，疼得厉害。我自嘲说，难道是因为频频回首来时路吗？有好几次我问自己：还要写吗？世界上的书已经够多，还需要我这一本吗？我写得过海明威吗？真的，那时候身体有病痛，写的时候又辛苦，整个人就有很多疑问。不过后来我觉得还是要写。因为我想过，海明威再伟大，他也写不了我这一本，因为我的身世、我的感悟是独特的。
书香：写完《海神家族》后，您原来的那些疑问都得到解答了吗？
陈玉慧：在《海神家族》之前我有无根的感觉，写完之后就完全没了。写完之后人很清清楚楚地放下那些疑问，而且情绪上得到纾解。其实，也许这本书并不是一个解答，但对我而言，书写的过程一定是解答。“书写”本身这件事，就是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写完后，我知道我是哪里来的，我也知道我要去哪里。这样就够了，我不往后看，就好好的活在此时此刻。
另外，还有一件让我耿耿于怀很久的事，就是“我的父母究竟爱过我吗”？写完这本书后，我对他们没有任何芥蒂了——的确，他们没有用我希望的方式来爱我；可是，他们在时代中颠沛流离，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用他们希望的方式爱他们。他们没有得到过什么爱，又怎么懂得去爱别人？当我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就完完全全坦然了，再也不会迟疑了，再也不去问“为什么就我家这么奇怪”。所以对我来讲，《海神家族》让我放下了很多包袱。
其实有许多东西，可能你想忘，但一直都在。只有真正写出来，也就释怀了，放下了。《海神家族》解放了我，如果不把它写出来，可能以后创作不出来《CHINA》或《书迷》这样的作品。这本书对我个人的意义很重大。
《CHINA》：我是那个站在东西之间的人
在史诗小说《海神家族》之后，2009年，百变女王陈玉慧的新作品《CHINA》，一部古老东方的爱情传奇问世了。“我看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打算从这里出发。我是那个站在东西之间的人，我在东方，我也在西方。我想象一个西方遇見东方的故事。”
故事从十八世纪的西方开始，矿物学者出发到中国，邈远的东方，为男爵寻找制瓷秘密。他以魏瀚之名，渐渐深入这片广旷的土地，以科学知识与习得的中文成为皇上的宠臣。他沉溺于瓷器与爱情的找寻，并誓为其奉献生命。
在小说的后记《瓷泪》中，她用诗般语言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瓷器与爱情是这世间最容易破碎的两样东西。我扣紧这两线主题，继续扩大时空与场景，注入文化情愫。副节奏有快也有慢，副题也很多，诸如宗教自由、权力斗争、艺术的模仿或伪造，或者18世纪工艺史……我要说一个故事，我想让读者知道：最奇特的世界也许就在你自己心中，你自己便是那奇特。我要说一个故事，故事的情节内容真真假假，全难以辨识。挑战是空前的，因为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而主人公是男子，不但是古人还是萨克森人。因为太不可能了，所以就完全有可能。我便是魏瀚，我真的是。”
“写完《CHINA》后，您就是半个瓷器专家了吧？”我问她。
“简直就是一个瓷器专家！”她大笑着回答我。
书香：听说您在创作《CHINA》时，准备资料、做功课就用了两年时间。
陈玉慧：对啊，其实每本书的写作过程都很难忘。写《CHINA》的时候，我做瓷器的研究，和很多人一样熟读殷弘绪的饶州书简；看亚伯兹堡的偷盗历史，分明是一部惊悚的侦探小说。我曾经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走动，徘徊，坐在图书馆里三个月之久，阅读有关瓷器的中西书籍，一册又一册地翻着清宫活计档。我走访中国的瓷窑遗址和博物馆，也走访欧洲各大窑厂和瓷器博物馆，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书香：“每本书都有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是您创作的一大特点，写作之前大量的“田野调查”是您的另一大特点吧？
陈玉慧：我其实很着迷小说创作的真实与虚构。写作最大的困难便是将真实与虚构完美编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翻开第一页就想读到最后一页。
真实从何而来？我是通过“田野调查”得到的资料、细节。比如我现在正在创作一本关于茶的小说，也准备了两年多了。读很多很多茶的资料，安溪铁观音的所有，厦门的史略……都放在我床头，两大叠。还去拜访福建安溪的铁观音产地，听茶农讲故事。在写作这件事上，我算是很有耐心，做很多准备。
书香：从《海神家族》，到《CHINA》，再到您现在创作中的《茶人儿》，其实您的创作中有很多中国元素。
陈玉慧：也许因为我住在国外，反而会对中国文化、对自己的根有更深的兴趣和感情。可能因为有距离，所以更能看到它的好处。我一个东方人，又在西方生活了那么多年，我比较容易了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兴趣点在哪里。
书香：我觉得您很波西米亚。有一颗波西米亚的心，像一个游牧的人。
陈玉慧：我一定是，而且我真得是非常彻底的波西米亚主义者。我又中又西，周游列国，尝试所有艺术的可能性、所有异国的可能性。我的接受力很高，所有遭遇我都能接受。可能很少人有我这样的经验吧。也许我的人生际遇和别人不同，可能我的天性如此，所以我不停地走着，感受着。在这样的文化冲撞中，我又能有一些自己的体会，站在文化交界点来创作，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写了这么久，写了这么多，现在陈玉慧如何看待写作这件事？
“写作时，我常常喜欢问自己，这世界上需要这本书吗？这一本我正在写的书？现在不会，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写，这世界上便没有这本书；我更知道怎么写，但同时也更难写。因为我不喜欢重复，每次都想挑战新的内容和写法，我希望每一本书都完全不一样。我喜欢表达，喜欢深刻的表达，我不觉得世界上有什么真相，也知道没有完美的表达，可是我一直努力去尝试最贴近、最贴切的表达方式。”
坐在我面前的陈玉慧，有一种经历岁月后的优雅。写作成就了她越来越宽厚的底气，面对这世界，她有充分的思考和智慧，更有无所畏惧的能量。她说，她希望能帮助到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自己的文字能够稍微给人以慰藉，她会更开心。
我想她确实做到了。
文字的温暖就在于，“你不知道哪一句话会被哪一个人看到，会给他怎样的勇气，或者，带给他一线希望。”陈玉慧的文字有抚慰感，无论是《征婚启事》里对都市人寂寞与渴爱的记录，还是在《海神家族》里对家国和时代的描摹，或者《CHINA》对异乡和中国的艺术与美感交流， 甚至在《书迷》的诗意、惊悚和迷情……她笔调冷冽，但心有怜悯。其实陈玉慧的写作，已经安慰和召唤了无数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