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浙江文艺出版社还是浙江人民出版社所属的一个编辑部，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小说《飘》已让他们在国内出版界声名鹊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出版社都是为地方服务的，极少面向全国的读者。因此，这一本《飘》宛如一块投入池水的巨石，在国内出版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一家地方出版社出版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批判的声音很大，很多人都在质疑‘社会主义将要飘向何方’。”郑重说，这场风波直到邓小平同志进行了表态，对《飘》的出版给予了肯定，才平息下来，同时也给出版业带来了很大的改革，此后，地方出版社开始纷纷面向全国，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优秀的外国作品。
　　敢于引领时代风潮，也成为了浙江文艺出版社（下文简称浙江文艺）的一大传统。自1983年正式成立至今，在坚守文艺传统的同时，不断开创新的领域、新的模式，让浙江文艺的发展迎来了更多的可能。
　　坚守最初的品牌
　　以《飘》为起点，浙江文艺将外国文学名著打造成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品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内各个语种的大翻译家，几乎都是浙江文艺旗下的译者。“我们出版的外国名著，都是大翻译家翻译的。比如《飘》用的就是傅东华的译本，《老高头》用的是傅雷的译本，《哈姆雷特》是卞之琳的译本，《博尔赫斯全集》是王永年的译本，此外还有郑振铎、冰心、查良铮等大翻译家。”且不说这些文学名著本就已享誉世界，单单看翻译名单上那一个个重量级的名字，就足以体现浙江文艺版的外国名著的权威性。郑重说，“浙江文艺出版的这套世界文学名著，在当时的发行量是全国最大的，甚至一度超过了一些中央级的出版社，成为全国文艺社中的佼佼者。”
　　世界文学名著作为浙江文艺的出版品牌，从一开始做就坚守到了现在。郑重坦言，现在的名著出版市场，与过去相比多了很多乱象，竞争在激烈之余也更显复杂，“但名著作为我们的基本品牌，会一直坚持住。”郑重介绍说，现在名著出版属于公版领域，各个出版社或图书公司都在做，有些不负责任的公司会用“剪刀加浆糊”的做法组合内容，再将书籍装帧得很精美，然后以高定价低折扣来冲击传统版本的名著，“所以往往会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但浙江文艺依然会坚守名家译本的传统，“我相信，高端的读者有自己的判断力，一定会选择大翻译家的译本。”
　　散文出版是浙江文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建立起的另一个传统出版面向。“那时候在全国说到散文出版，大家一定会想到浙江文艺”，浙江文艺推出的近现代名家散文、学者散文、台港散文等系列，数量达到一两百个品种，在全国率先引领起了散文阅读的潮流。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胡适之、沈从文等，到钱钟书、杨绛、余秋雨、贾平凹、莫言，再到余光中、林清玄等港台大家，浙江文艺出版的散文作品，在一个阶段内几乎一统国内市场。与译介外国文学名著不同，散文出版更考验编辑挖掘、编选以及定位的能力，浙江文艺的散文产品，针对不同作家的特点，以及不同时期读者的阅读喜好，极大地满足了一个时期内国内散文出版市场的需要。
　　“经典印象”：打造外国文学新经典
　　浙江文艺在坚守外国名著出版的同时，也致力于开拓新的经典，“经典印象”书系可以算是其打造新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现在翻译出版这一领域，全世界的资源太多太多，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有能力独大，所以我们要明确自己的方向，就是‘寻找当代的新经典’。”郑重介绍，这套书的关注点在于当下各个语种的国家和地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很多在中国都不为人所知，但在本国或地区影响很大，甚至获得了当地的文学最高奖，我们就选择这样的作品。”
　　目前，“经典印象”书系已经出版了将近40个品种，包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肉佳色铺子》、《红色骑兵车》、《1984》等，作家国籍涵盖英、美、法、俄以及波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奥地利、芬兰等小语种国家。“这些作家有的在全世界已经非常有影响，有的则是被埋没的，我们把他们发现并挖掘出来，也有后来成为诺奖得主的。”比如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被公认为近十年来含金量最高的诺奖得主。而在他获奖之前，浙江文艺就已经相继推出了他的数部作品，这不能不说是编辑的眼光和品味的体现。今年浙江文艺更是一次性推出了14本库切的作品，其中最新的作品《耶稣的童年》，在全球同步出版，而且比英文版更早问世。接下去，浙江文艺还将推出英国国宝级作家杰夫·戴尔、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日本作家村上龙等人的作品。“这一系列我们会继续不断地推出，力图将当代世界上优秀的作家作品都挖掘出来，呈现给读者。”
　　另辟“大文艺”的出版蹊径
　　郑重说，浙江文艺一直期待着能够有持续影响十几二十年的重量级作品的出现，但近三十年，这样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些热点图书顶多也只是各领风骚三五月，风潮过去了就销声匿迹。而我们期待的书系，是能够针对各个层面的读者群，是从青少年到老年人，各种职业都需要的读物，这种读物，一定是历史类的书籍。”而之前的历史类作品，一方面历史观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在语言表达上也多是面向专业读者，在可读性上比较欠缺。因此，做一部既有深度，又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就是浙江文艺的定位，“我们跟合作方果麦工作室达成了共识，决定共同来完成这样一个浩大的出版工程”，而这一出版工程，就是刚刚重磅推出的“易中天中华史”系列。
　　5月份，浙江文艺刚刚推出了这一系列的第一、二册，《祖先》和《国家》，接下去会陆续推出《奠基者》、《中华范儿》、《从春秋到战国》、《诸子百家》，在今年之内将第一系列“中华根”出完，并在未来5～8年内推完全套36本书。郑重将这一套书系的出版看作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易中天用崭新的话语体系，不光讲历史是什么，更讲历史为什么这样，要找到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和全人类价值的对接点，所以这部书横贯东西，纵贯古今3700年，以人类学的方式来寻找中华文明未来的选择。”如此大部头的著作，郑重对它充满了期待：“这样一部36卷的作品，我们的目标是销售250～350万套，畅销十年以上，总销量达到1亿册。这意味着在全球的出版史上，除了《圣经》之外，无人能够匹敌，所以我认为‘易中天中华史’将会成为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类似的另辟历史书籍蹊径的创新出版方向，还有即将推出的“中华汉奸史”系列。这部书在揭露许多不为人所知的隐秘历史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揭露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民族性。对于这种“剑走偏锋”式的历史类读物，虽然选题比较“另类”，但实际上都能够与现实挂钩，郑重说，“研究汉奸其实就是研究中国的国民性，为什么历次中华民族历次面临外族入侵，总是出现很多汉奸，这里面有深刻的民族根源，很值得去解剖，给世人以警醒。”
　　浙江文艺在“大文艺”的概念下不断开拓新的文艺出版类型，除了文史书籍的创新模式之外，还推出了钱文忠的“江南”系列、“国学”系列，新中国第一代旅行家陈丹燕的旅行文学书系，百家讲坛老师商传的《明太祖朱元璋》等。浙江文艺的出版类型在不断的创新中日渐丰富。
　　近年来，浙江文艺在文学出版类型方面，也开始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产品结构上，引进与原创并重，经典和时尚并重，畅销和长销并重，因此一方面坚守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不断重版，另一方面也要出版有冲击力的畅销书。”例如网络文学的出版，就为浙江文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影响力，前几年推出的《后宫甄嬛传》，在市场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刚刚推出的《庶女攻略》、《沥川往事》等新品，也是在网络上点击率极高的作品。
　　郑重认为，当互联网和数字出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传统的纸质出版就更需要升级，“书籍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面对冲击，我们需要提高产品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品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使之成为高端化的精品阅读。”他说，在未来的发展中，浙江文艺将走“品质、品相、品牌、品味”的战略，并积极地往全媒体出版努力，例如加快数字化进程，寻求图书与影视的互动等，“我们不光是做一本纸质书，而是要由一本书带动成为一个产业链；不光是种一棵树，而是要形成一片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