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峡中粕自江涛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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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艾芜《山峡中》对江涛的描写具有隐喻,象征意味。可以从两个角度阐述江涛意象,一是江涛隐喻蛮横的生存哲学,即盗贼世界野蛮、冷硬的生存法则。二是江涛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见出生命抗争以生存的可贵和伟大。
  关键词:江涛意象 蛮横 生存 生命力 抗争
  
  《山峡中》是艾芜早期的代表作,向来被视为《南行记》中最为成功的一篇。研究者一直把目光侧重在人物的塑造上,认为艾芜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塑造了野猫子这个中国的吉卜赛女郎形象;而鲜有人注意到小说中艾芜对险山恶水的描绘的独特意义。
  艾芜在这篇小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描写险恶的环境,尤其是对江涛的描写,更是不厌其烦。那时起时伏的江涛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旋律,使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感受到那种激越彭湃的背景声音。我们认为,艾芜是有意地营造一种浑然的气氛,使整篇作品形成特殊的、独立的隐喻和象征意味,并表现出比人物形象更加深层的意蕴。
  
  一、江涛在小说中的独特性
  
  《山峡中》环境描写的意象非常丰富,有顽强古怪的铁索桥、蛮野的山峰、破败荒凉的神祠、阴森的林木、阴冷的月光等等。但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对江涛的描写。小说共有6处直接写到江涛,作者用以形容江水和涛声的词语是:凶恶、奔腾、咆哮、发怒、吼……全都充满了破坏、毁灭的暴力。尤其在小黑牛被抛入江心前后,作者特意安排场景,4次通过人物的口说出江水的可怖。
  首先是同情小黑牛的夜自飞,说:
  (1)“这里的江水也可恶,象今晚要把我们冲走一样!”
  夜愈静寂,江水也愈吼得厉害,地和屋宇和神龛都在震颤起来。
  而后三次由野老鸦口中说出:
  (2)“今夜的大江,吼得这么大……又凶,……象要吃人的光景哩,该不会出事吧……”
  大家仍旧沉默着。外面的山风、江涛,不停地咆哮,不停地怒吼,好象诅咒我们的存在似的。
  (3)“今晚的江水实在吼得太大了!…-我说嘛……”
  “你说,……你一开口,就不是吉利的!”(鬼冬哥)
  (4)“江水实在吼得太大了!”
  没有谁答一句话,只有庙外的江涛和山风,鼓噪地应和着。
  以上所列对江涛的4次间接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是在山贼众人的打趣对话中插入的,与人物的喜剧性的对话格格不入,显得非常孤立、突兀。使那可怕的涛声显赫地标示出来,如影随形闹得人心发慌。
  听到“江水吃人”的提醒,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贼首魏大爷不高兴地责怪夜白飞大惊小怪,鬼冬哥更是对野老鸦破口大骂,众人多沉默不言——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有意想掩盖这滔天的巨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小黑牛是在众人的默许被杀死的,众人在给别人下达死亡判决的同时,也使背负了杀死一个无辜之人的负罪感。夜白飞、野老鸦提起江水之恶,不断撩拨每个人已经高度紧绷的神经,并且直指真相——这江涛是吃人的!
  《山峡中》的这群人,用铁血围起来一个强盗的世界,并且约定俗成了一条生存规则,那就是:一进来就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条规则在维系群体的生存上是有作用的,但这种生存规则是以群体可以无理剥夺个体人生命为基础的;而且这规则对说话者来说也是适用的,团体内每个人都是它可能的牺牲者。因此它的在山贼的世界的普遍适用性使人人自危——“吃人而活”的生存规则是一条讳莫如深的谶语,它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压迫力量。一旦被被质疑,心灵就会出现虚空,产生无穷的恐慌。可见这种残酷生存哲学是虚弱的,它如同阿基琉斯的脚踝一样,有致命的弱点。作者就是要通过人性的呼唤使这种残酷、蛮横的生存哲学显得脆弱而敏感,并揭开它看似坚固的理所当然的表层,鞭辟入里地进行心灵拷问。
  我们还注意到,在沉没小黑牛的时候,艾芜笔下的江涛是平静的。不像之前的彭湃吓人,可见江涛意象肯定不能简单理解为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它有着生存层面的指向:平静是因为生存意志的蛮横使死亡成为必然,“原先就是怒吼着的江涛,却并没有因此激起一点另外的声息,只是一霎时在落下处,跳起了丈多高亮晶晶的水珠,然而也就马上消灭了。”江水吞噬生命时的无声无息,小黑牛之死残酷得不露痕迹,作者生发的是对生命的无限同情的深切悲怆。
  
  二、江涛是蛮横的生存哲学的隐喻
  
  魏大爷为首的盗贼团伙和流浪的知识青年“我”,同是“被世界抛却的人们”。他们居无定所,逗留荒山野岭,以欺诈、抢夺维持生存。他们信奉“不怕和扯谎”的人生哲学,“不怕”是生存的勇气、“扯谎”是生存的手段。所以他们为了存活而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从险怪的环境描写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是存活高于一切的地方。江流要从深山密林、悬崖断壁中流过而不至于干涸,就需要顽强的开拓的蛮力,这一群被社会遗弃的游走在死亡边缘的人群,他们必须在压抑艰险的环境下,不惜以个人的死,来捍卫着群体的生。在这里,江流与人是气息相通的,它们具有相同的存在形态——以原始蛮横的力求生存。
  在这里,生命是最珍贵的,同时也是最低贱的。强盗集体的规则保护了个体的存在,又从根本上威胁着每个个体的生存。以死亡换取生存,这个生存原则本身就是悖论。这个“暂时的自由之家”是可恶可恨又可怜可悯的。但这种生存规则不是选择的结果,它自然生成,被动而必然。江涛之所以发出巨大的响声是因为受到了险峰峭壁的阻拦和压迫,盗贼们蛮横的生存哲学也是被正统社会挤压残害的恶果。在危险、屈辱的生活中,他们的心灵经受极大的创伤和扭曲,生命意志空前加重,催生出野蛮的生存渴望。他们杀人求存,但他们本身也是牺牲品——所以“我”不能苛责他们的生存。他们的蛮横与江涛发出振聋发聩的怒吼声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对生存压迫发出的反抗的呼声。
  在这种蛮横的生存哲学下,粗鄙成为日常的生活形态。小说中有一个关于读书有用无用的争论。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对峙和辩驳。书本代表知识、学问,它不与生存直接相关,因此在盗贼们的思想里边,它还“当不得一根干柴”——在这里,过重的生存压力使文明失去应有的尊严,而生存需要被标示为第一高度。争论的结果是,我说服不了魏大爷顽固的信仰。“他得意地笑了,笑声在黑暗中传播着”。蛮横的生存哲学取得胜利。“由于作者自己有过漂泊的经历,他从杂役、盗马贼,烟贩子一类人身上承认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尽管他又以更高的理想否定了它,但仍然在这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偏向了野蛮一方”艾芜对这种残酷的生存哲学是深切悲痛而充满同情的。作家长达六年的漂泊使他不是以局外人,而是以这种苦难生活的经历者、体验者来展开叙述的。作家在1963年在《(南行记)新版后记》中说:“我写《南行记》的时候,虽然已是南行以后好久的事了,但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的心里。而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 愤的,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我热爱劳动人民……”应该说,作家与同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盗贼们有着相同的抗争对象,那就是不公的社会制度。“他冒着死亡威胁的探索人生的漂泊生活……为着生存,为着发展,饥饿的鞭子无情地把他打八了底层,使他和未来作品的主人公一同去挣扎、去受苦,一样地感受到人情地冷暖和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二者生存体验的一致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有着比盗贼更广阔的视野,也具有更深切的人文关怀。他敏感地体验到这些人苦难的生存,理解他们蛮横生存哲学的必然,悲悯他们的生活;但他同时感到理解却不能谅解,同情却不能同意的痛苦。“我”对野猫子说“你的爸爸,说的话,是对的,做的事,却错了!”这句话矛盾却不难解:在魏大爷等人看来,生存是第一位的,小黑牛尽管是为团体的生存利益而受伤,但他的受伤已经威胁到群体中其他个体的存在,所以在“懦弱的人不配活”的残酷生存规则面前处死他是合理的。而作者从普遍的人性论出发,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谁都没有资格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剥夺别人生存的权利,就算是为了集体利益也不允许。这里折射出的是个体生存与普遍人性的强烈对立。
  在作者的行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怀着普遍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描述这群人的生存状态的。就算是对魏大爷团伙的对头的官军,他也以温婉的笔调写之。
  他们一行人来到庙前,便歇了下来。老爷和太太坐在石阶上,互相温存地问询着。勤务兵似的孩子,赶忙在挑子里面,找寻着温水瓶和毛巾,抬滑竿的夫子,满头都是汗,走下江边去喝江水。兵士们把枪横在地上,从耳上取下香烟缓缓地点燃,吸着。
  在“我”这个知识青年的眼中,没有那么分明的爱憎情感和强烈的是非判断。他不像野猫子把自己与官兵的关系看成你死我活的尖锐。作者寻求的是在人性更高层面上的体谅、理解和同情。
  
  三、江涛是顽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
  
  《山峡中》篇幅很小,但却蕴蓄着巨大的内容含量。不但写活了多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传达出极其丰富的题外之音、画外之意。比如小说中的人物都以绰号称之,透出山野的暗冷之气,“野猫子”更是散发一股灵动的韵味。这是一个没有名分的世界,人物用其性格特征命名,生命是纯粹的。在作家笔下,夜是冷黑的,人物也是冷黑的,险山恶水、悬崖峭壁、铁索荒祠,造出一种绝境,弥漫死亡的气息,给人极大的压迫感。这里就是一个大熔炉,生命的本能在这里被透视。在这里,江涛彭湃奔腾,人们求生图存,原始生命力闪现着生铁般的光芒——可见江涛意象还是对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它寄托着作者对生命顽强的礼赞。
  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人物性格得到放大,生命力愈精纯厚重,人性内涵就愈丰富复杂。那闪现的未泯的人性光辉,在作家笔下写来更弥足珍贵而感人至深。
  魏大爷的形象向来是被当作最为残忍的典型的。他的性格特征是复杂的,他至恶而不全恶,即便是他蛮横坚悍的信仰也是有着充分的合理性的。“在不公道的充满恃强凌弱的社会里,当善良往往沦为软弱而给坏人造成可乘之机的时候,恶就可能转化成强悍以致产生抗击邪恶的作用。魏大爷他们人性层面的恶正是在社会层面上化成了抗恶的力量,从而凝聚成一种复杂的“恶中之善”的存在形态。”在与“我”的关系中,作家把魏大爷形象蕴含的复杂的人性内涵推向了极致。“我”是一个笨头笨脑的穷书生,时时质疑作为主宰者的魏大爷的权威,常常不屑其教训不说,单是获悉了这个集团的秘密而又想一走了之,这已足够让盗贼头子起杀机了。但小说结局却出人意料,魏大爷不但没有杀“我”,还留下三块银元让我另谋生路——这也写出了魏大爷内心的自省和挣扎,彰显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野猫子所唱的歌也体现了这一点,她憧憬着“东边大海头”的没有忧愁的世界,却不得不继续逗留在现实中,自我劝慰“这儿呀……也没有忧/愁”——这些描写都是颇具人性意味的。
  研究者通常关注到野猫子给“我”留下的三块银元(应是得到魏大爷允许),以此说明她人性未泯。而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她把木人儿也留给了“我”。可以说,这个木人儿是野猫子最珍视之物,这里蕴蓄着温馨的少女情怀,显露出难能可贵的温柔的女性美和母性美。野猫子是其父亲生存原则的躬行者,其言行是冷硬的,极端的,但这些都难以掩盖她的纯真和善良。她就像一个精灵,游走于这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男性世界里。她用女性的狡黠、机智和泼辣,给这个死亡的世界增添一点亮色,给冰冷的生涯留下一点温存。木人儿就是她最柔弱的心灵寄托,也可见她对“我”用情之深。
  另外,作者描写江流的激越、急切,写江边人的生死,似乎隐隐透露出不可把握的命运意识。冥冥之中仿佛有种外在乎人的东西会不期然地给人心灵以极大的撞击,宿命地胁迫着小说中人。江水的流逝就是时间的流逝,时空的流转吞噬了无数的生灵。小黑牛的死没有“激起一点另外的声息”,中国在历史之外,在文字之外,又有多少曾经鲜活的生命无声无息地消失呐!如江流般的时间、历史本身就是残酷的。小黑牛成了魏大爷一群生存的牺牲品,而魏大爷一群,也是社会的牺牲品。
  命运是生命的规则,它规定生命运行的轨迹,这与生命自由是相对立的。野猫子、魏大爷他们摆脱不了山贼流寇的命运,但他们也在这样的既定安排中构筑起一个相对自由的世界,并树立一套完整的生存规则和价值体系并使它获得合理性。他们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意义。
  “我”以一个身在其中的外来人,一个身处本地的异乡流浪者的眼光,带我们巡视这些人的生存,让我们见证了生命的原力。作者流浪的身份并没有改变,而这个集体的生存状况也没有丝毫改观。一切如常。其实“我”从未真正融入这个群体,去偷东西时“我”觉得是“新鲜而有趣的事情”,我是“逼着扮演一位不重要的角色,可笑而好玩地登台了。”这是身在其外的游戏心态。而对于小黑牛等山贼来说就不同了,扮演本身就是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他们必须一丝不苟地奉行“不怕和扯谎”的生存哲学赖以存活。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粉身碎骨——当生存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在活跃着纯生命形态的世界里,我们永远都只是闯入者和观赏者。
  生命在压迫之下尽管引发摧残生命的剧痛,但其抗争求存反而愈显可贵、残酷而伟大。“我”是为寻找“地球上另外的光明”而从正统世界逃离的,进入蛮荒的山贼世界,却见证了一样的戕害、挣扎、苦痛和死亡。因此意识到这“并不是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而要继续“独自走我的”。“我”如同躲开恶霸的拳击却葬身江流的小黑牛,没有能逃开命运,重归于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但“我”又见证了野猫子、魏大爷在命运的局限中,执着表达不懈抗争的精神。他们最大限度爆发出强横的生命顽力,表现出绚烂的生命形态。那绕耳不绝的涛声,奏出了原始生命力的强音!作家的“接近一离开”也深化了追求光明的精神主题。
  综上,艾芜《山峡中》对江涛的描写有独立自足的考虑,它有很复杂的内涵,使整篇小说充满了雄浑磅礴的大气。他体现出作者对下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深切同情和对生命力量的惊奇与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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