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13-2002年），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新时期以前，他的主要结集有1950年的散文、小说集《农村速写》，1958年的小说、散文集《白洋淀记事》，1962年的散文集《津门小集》。进入新时期后，他迅速恢复创作，其散文创作更为丰富，成就更大，也呈现出比较鲜明的个性特征。如1979年的《晚华集》、1981年的《秀露集》《澹定集》、1982年的《尺泽集》、1984年的《远道集》《陋巷集》、1986年的《老荒集》、1989年的《无为集》，1992年的《如云集》、1995年的《曲终集》十个散文集。200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其出版了11卷本400多万字的《孙犁全集》，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孙犁作品的总结集。
　　一、建国后散文创作的三个时期
　　建国初期，孙犁的散文创作量不大，创作的生活背景主要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的生活内容与精神面貌。解放后才进入城市的孙犁，在建国初期，一时间还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对新生活感到陌生，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对新时代的简单纪录，如《学习》《节俭》《团结》《慰问》《保卫》，流于表面化，缺少孙犁早年散文富有心灵性的细腻体察，而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则写得富有生活气息。例如，《婚俗》旨在倡导新式的恋爱婚姻，同时行文中还不自觉地表达了对旧式婚俗的同情;《积肥与择菜》描述了农村集体劳作的愉悦，也借此主张合理组织生产，讲究工作效率。建国之初的这些作品，无论批评还是歌颂，都具有早期孙犁散文情感温和的风格特点。
　　孙犁的创作生涯中，1956年夏天开始，他因病辍笔，从1956年至1976年的20年间几近空白。孙犁曾喟叹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这期间，创作数量锐减，只有写于1962年，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黄鹂——病期琐事》《石子》等，成为了当代散文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两篇作品也是孙犁散文中不多见的小说笔法淡化，而抒情色彩浓郁的咏物散文佳作。
　　1976年12月，孙犁写作了《远的怀念》，此后在近20年的时间里，勤奋笔耕，创作了大量的回忆散文、杂感与随笔等，造就了他晚年以散文为中心的创作高潮。由于他参加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20世纪50年代后又经历了种种社会政治运动，受到生活的磨难与历练，饱阅世情沧桑，因而，他的创作思想与创作风格都有很大的变化。在漫长的时间中，孙犁获得了深厚的人生经验积淀，他发出感喟：“我认为这（指散文、杂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不需要过多的情感，靠理智就可以写成。”他晚年的散文作品均得益于对过往的回忆与对人世的透彻，早期的抒情基调淡化了，但多了一份参透世事人生后的宁静与悠远。由于经历了人生与社会的不幸，他不再追求那种唯美的“单纯的明丽与温馨”，常常倾向于客观陈述。在看似平淡、随意的娓娓叙述中寄予着自己的褒贬，在写实之外颇显风骨。同时，他的作品中也增加了一份由时间凝聚而成的悲凉之感，在对世事人生的客观呈现中，时常流露出伤感与无奈。
　　追忆、整理人生是他晚年散文的主要内容，《报纸的故事》细述的是凡人小事的庸常，不过事情虽小，却颇见生活的真谛与温存。《平原的觉醒》《服装的故事》是对于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生活的回忆，记的是艰苦，但有革命的热情，也有革命的友情，更注重写实客观生活本身的样貌。《保定旧事》《童年漫忆》《病期经历》等代表作品，正如作者所言：“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孙犁早期散文受抗日战争民族激情的激发，呈现热情，而晚年散文常流露出人生世事的无常、无奈以及生存的尴尬。或者怀人，或者记事，这些忆旧性作品，内中都有一份时间的沧桑感，这是孙犁大半个人生经历的沉淀。
　　二、以“真善美的极致”为散文创作追求
　　孙犁认为：“文学的职责是反映现实中的美和善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追求真善美是孙犁一贯的文学主张。他说：“我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这一思想在孙犁当代全部的散文创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建国初期，孙犁的散文大都带有“荷花淀派”的风格特色，有着较为浓郁隽永的抒情色彩、浪漫主义的色调，清新俊逸、浑朴自然，往往着眼于展示人物纯洁、美好的心灵，表现面向光明、面向新生活的人民坚定、诚笃的精神风貌。文字真挚动人、清新活泼、唯美而质朴，行文间富于饱满的生命活力与乐观向上的精神，主要是褒扬人民善美的面貌，歌颂新风尚，批评落后。这些作品对虚心、自重、荣誉感、勤劳、俭朴、保家卫国的美好品质予以赞颂。《王香菊》《杨国元》《刘桂兰》等，这些作品都有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依據，但作品突出的往往都是人物的品格：王香菊的泼辣、杨国元的刚强、刘桂兰的执着等。还有《齐满花》中塑造了一个勤劳俭朴的女性形象，认为“勤劳俭朴就是道德的向上”。
　　《黄鹂——病期琐记》，是孙犁追求“美的极致”的大自然版本，作品记写了“我”与黄鹂的四次邂逅：从初识黄鹂的美丽，到在青岛疗养时日日观赏的“日课”，再到看到黄鹂成为猎人瞄准的对象、鸟市笼养的玩物。只有在“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茂林修竹，桑田苇泊”以及“乍雨乍晴”的美好天地之间，人们才能看到黄鹂的“全部美丽”。所以，美的事物，只有在美的境界里，才能达到“美的极致”。作品富于哲学的意味。
　　《石子》写的是作者海滨疗养生活的点滴，欣赏石子，喜爱石子，收集石子，与病友、医护人员一起分享拥有石子的快乐，石子一度成为作者“养病期中难得的纯朴有益的伴侣”。作品表现出作者热爱生活，追求生活情趣的人生向往，对石子的喜爱表达出作者追求朴实、自然生活的个人品味。这样的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环境下，因其追求美的生活情趣、个人情调，与当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但正是因为以美的文笔书写美的生活、美的情思，表达自我美好的人生情致，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留下的少有的散文佳作。 　　孙犁晚年的散文以回忆为主，《亡人逸事》作为著名的悼亡之作，写到妻子一生四个时期的四件小事，虽是悼亡，但离愁不浓，其幽默诙谐，明净清澈，意绪悠长。《母亲的记忆》《远的怀念》《删去的文字》分别是不同时期的怀人之作，着眼的都是人物善与美的个性或心灵：母亲面对生活起伏时的干脆、倔强，有着洒脱豪迈的气魄;远千里在不幸的命运面前表现出的坚强、友善;“女同志”在艰难的环境下所表现的善良与宽恕。
　　晚年孙犁也是追求真善美的，只是对于美的体认更为理性，更为复杂。由于个人复杂的经历，他对人对世界的体察更为深邃，抒情色调大大减退，更倾向于写实，在写实中求真求美。他要求自己的散文“要有真情，要写真相”，直抵自我与他人生命的本真，以史家的笔法探视人生，直面自我与他人的真实，突破各种人情世故，将自我与世界的真实面貌不加遮掩地予以披露，其在精神上所达到的高度对后世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客观写实”的小说化倾向
　　在艺术上，孙犁建国后的散文有一定的小说化倾向。这表现在，轻述事，而重视塑造人物，注重完整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性格的刻画，在表达上追求客观化的叙述风格，较少主体自我的介入，与散文作为一种自我抒情性较强的文体有所疏离。
　　孙犁晚年的散文集中收入了为数不多的难以界定文体的《芸斋小说》。他在《读小说札记》中指出：“我晚年所作的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结。但我这种小说，确实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以此推定，有些评论者将他晚年的《蕓斋小说》纳入到“散文”批评对象的范畴，有失偏颇。
　　孙犁晚年以“乡里旧闻”为总名称，潜心创作了一系列散文，这些作品以他童年的乡村生活为素材，展现了中国北方农村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一系列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乡村人物：因为贫寒，无钱娶妻，但沉静刚毅，有志于读书，心性颇高的刁叔（《刁叔》）;喜欢抛头露面，热衷于乡村“政治”风光效应的老焕叔（《老焕叔》）;到大上海见过世面，学到了上海人的精明算计的疤增叔（《疤增叔》）;作为一个混混儿，却不能斗狠，只好委屈尴尬地活着，将翻身的希望寄托于儿子的光棍（《光棍》）;想要仰仗青春改变命运，经不起物质享受的诱惑，不断地滑向堕落，最终不堪打击的“小杏”姑娘（《木匠的女儿》）;颇为势派的乡村权贵，也是村里数个女人的姘靠对象，最终被复仇者以阶级斗争的借口清除掉的村长（《村长》）。
　　这些作品忠实于生活本身，采用的是实录的写法，客观呈现底层社会人物的不幸与命运的荒诞、乖张，有着显明的悲剧色彩。《乡里旧闻》系列虽然塑造了人物，但大多是追忆故乡人物，朴素地回顾他们的人生经历，由此可见，孙犁对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分野应该是厘定在虚构与纪实之间的微妙差异的。尽管孙犁散文的表现形态近似于小说，但作者并没有将散文与小说完全混同。另外，从文体区分的角度看，文体的不分固然是一种缺陷，不利于本来就模糊不清的散文文体特性的彰显，但孙犁将小说的笔法融入散文，在维护了散文题材非虚构的关键特征之外，形成了他晚年散文创作的特色，也影响了后来的一些散文家的创作。
　　四、结语
　　作为横跨现当代的文学大家，孙犁进入当代时期的创作道路是比较曲折的，在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仍然是重点，并且，他的晚年散文创作十分突出，取得了比较高的成就。孙犁的散文创作中，自始至终贯彻着作家独特的追求，那就是对于真善美的永恒的追求，而散文艺术则受到了小说家身份的影响，表现出“客观写实”的倾向。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作者简介：于祎（1968-），女，山东荣成人，博士，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