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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央视网记者的亲历，她是一个为救病危父亲的女儿。为了抢救父亲，她经历了一场生命的历险。个案有其极端之处，但我们想问：今天的您，如何看病？如何与医生相处？
从镇到县：突如其来的“病危”
我的家乡是陕西汉中的一个村落，地处秦岭南麓的群山之中。
父亲是镇里的一名干部，不到50岁。2013年3月14日，父亲在工作中突然发病，背部撕裂般剧痛。曲折漫长而又紧张急促的救治过程自此开始。
父亲发病后，首先接受镇卫生院医生的诊治。医生当时测得血压高压150多。对于一个有近10年高血压病史的人来说，这个值并不是那么可怕。医生实施急救后，父亲依然疼得大汗淋漓，并因憋气，脸涨得通红。医生建议他连夜转到县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县城有三家比较大的医院：人民医院、中医院、铁路医院。母亲突然想起我有个同学在中医院上班，就想请他帮忙。接到母亲电话后，我的同学跟着救护车赶来接走了父亲，并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入院的各种手续。经检查父亲被诊断为“夹层动脉瘤”，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当时，除了医生，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听说过这个病，更不清楚其危险性。即便医生强调了病情的危急，母亲仍然从心底里无法承认这个事实。当时，父亲背部的疼痛已经缓解，人很清醒，只是脸还是憋得很红。初步确诊后，医生叮嘱让父亲少说话，严格静卧。
我在15日上午接到家人的电话，于是立即买了北京去西安的动车票。在路上，我用手机查看“主动脉夹层动脉瘤”，了解到这种病在有8-10年高血压病史的人群中容易发生，但误诊几率很高，“真实的发病率常被低估”，很多患者还没被确诊，就会因瘤体破裂导致大出血而死亡——明确父亲的病情后，除了与陪在父亲身边的亲人和同学保持联系，我一直在寻求一切救治父亲的可能。
从县到市：没办法，你们家属自己决定
“夹层动脉瘤”的诊断结果，意味着父亲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尽快转院，因为县城没有哪家医院能够完成这类手术。夹层动脉瘤按照动脉内膜撕裂的程度，分为1、2、3型，2、3型的手术在汉中可以做；但如果是1型，就只能去西安做了。手术每推迟一秒，父亲体内瘤体破裂的风险就增加一分。更何况，赶赴西安，他还必须承受路途上的颠簸。
与我通话后，同学立即联系救护车把父亲送往汉中市中心医院。更详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1型。汉中的医院无力救治，医生说，西安能做这种手术的医院也很少，基本上只能选择西京医院，但未必能住得进去。更重要的是，从汉中到西安4个多小时车程，途中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总之就是一句话：“没办法，你们家属自己决定。”
母亲坚持无论如何也要救人，我让家人赶紧想办法送父亲去西安，一面请同学帮忙联系医院。确定转院后，同学取到了父亲的病例光盘，嘱咐一定要带好，“肯定用得着”。事后证明，这为后面赢得救治时间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如果不带这个光盘，到了西京医院后，之前做过的多项检查都需要重新做，划价、交费、排队、检查、等结果……不敢想象，如果父亲再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结果会怎样。
从汉中到西安：两次不可复制的奇遇
3月15日下午，我坐上了从北京西站开往西安的动车。
千里之外的家乡，我的家人正忙于把父亲往西安送。然而，汉中的救护车不能出市，当然无法去西安。医院方面说这是规定。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在医院打扫卫生的中年男子主动走过来问是否需要救护车往西安送，他给了家人一张名片，说：“医院救护车有的配备，他们的车上基本都有，但不能保证还有车可用，可以打电话试试。”
最终，家人联系了名片上的人。对方一听说父亲的病，有些犹豫。之前他们送过不止一个这样的病人，都没有活着回来。而且，到西安一趟需要付4000元，对方说“不希望家属白花钱”。但在家人的坚持下，父亲总算被搬上了“山寨救护车”。此时，父亲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有多么危险，他的背已经不疼了。过后才知，这种病发病时病人有撕裂般的疼痛，随后疼痛慢慢消失，但危险其实越来越大。
15日傍晚，我和父亲一北一南，同时朝着西安前进。
路上，父亲不时睡着。为控制血压，他一直在输液，同时还要口含降压药。随行的“医护人员”在一旁紧张地看护着。隔一段时间，家人就会打电话告诉我情况。
父亲要去的西京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很难进。我发动了自己能找到的所有关系，同事、同学……最终，同事帮我联系了他的前同事，前同事再间接联系到了急救科的医生。急救科的医生说，“只要人送到，抢救室就可以接收。”这句话让我心里总算有了一丝希望。然而，进抢救室只是一个开头，最终要救父亲，还得让他住院做手术。怎么才能尽快为他动手术？这是最关键也最棘手的问题。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邻座的大姐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她有一个朋友在西京医院，或许可以帮上忙。原来这位大姐听到了我的通话，了解了大致情况。那位好心的大姐帮我联系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所在的科室虽然与心脏外科相距甚远，但刚好认识心脏外科的一位医生。随后，我编了一条关于父亲病情的短信。为了表述得更明晰、更准确，我把短信发给了全程陪同父亲检查、确诊的同学，他修改、补充后又发回给我，我再发给刚刚认识的那位大姐。最终，短信几经辗转，到了西京医院心脏外科A医生的手机上。就这样，在父亲还在去往西安的路上时，西京医院心脏外科的医生，已大概了解了父亲的病情。按照约定，我将在第二天上午8时许给A医生打电话。
抢救室：这样的病人你们也敢送？住院处：五六十个病号排队等着
3月15日晚，我先于父亲两个小时到达西安，立马赶往西京医院抢救室“踩点”：跟值班护士沟通情况，把办手续需要填的表提前填好，为的是不在繁杂的手续上延误时间，让父亲得到尽可能及时的救治。大概摸清抢救室的情况后，我又去门诊楼后面的心脏外科楼，了解每个楼层的功能。
3月16日凌晨，运送父亲的“山寨”救护车终于进了西京医院，父亲被送进了抢救室。值班医生询问病情后惊呼：“这样的病人你们也敢从汉中往这送？”医生声明，他们会安排会诊，但病人随时可能死亡，家属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抢救室加床后有二十多个床位，几位值班医生都很忙，我见缝插针地乞求医生，请他们帮忙尽快安排会诊。
16日早上5时许，心脏外科的值班医生来到抢救室，给我们开了住院单。但他强调，现在床位很紧张，只能等到上午9点以后看有没有出院的。事实证明，我们完全低估了住院床位的紧张状况。拿到住院单后，我们就立即去了心脏外科的住院楼层，询问值班护士有没有要出院的、有没有可能加床？尽管我们有住院单，也解释了病人多么急需手术，但在三个楼层得到的答复基本一样：“没有床位，每间病房都有加床，还有五六十人排队等着。”而我们如果就这么等着，无异于坐以待毙。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钱。我了解到整个治疗下来大概要花费20万元左右，而现实的情况是这笔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肯定是有心无力。
我们开始分头筹钱。我的同学拿出她所有的积蓄，还向她的大学同学借了一笔，第一时间存到了我的卡上；我给父亲单位的领导打电话求援，镇上临时组织干部捐款，加上借款，共计1万元……
从抢救室到重症监护室：一次“违规”的入院
经多方支援后，钱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接下来最急迫的是住院。如果我们按部就班地走正常程序，无疑没有救治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打电话给A医生了。
早上7点半一过，我就急忙拨通了A医生的电话。8点多，我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了刚下夜班的A医生，他带着我去找各住院楼层的护士长，但结果还是一样——床位都塞满了，实在没法再加。A医生去抢救室看了一下父亲的情况，让我在抢救室等他消息，他回去再联系。其间，我不断打电话给A医生，得到的回应都是“正在联系，再等等”，我开始陷入绝望。
上午10点多，A医生终于给抢救室打电话说，我父亲11点过后可以送到心脏外科办理住院。但是到了12点父亲仍然没能住进去。我不知道，这期间A医生做了多少努力。最终，由于住院的三层楼里已塞不进任何一张床，父亲的床位就直接加在了重症监护室。而按程序，应该是先住院，再手术，术后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最后回到普通病房住院。
16日下午1点多，入院手续办完，父亲进入重症监护室，开始与外界隔绝。整个过程中，A医生多次对我强调：“我们努力做这些，但你父亲还是随时可能因瘤体破裂而死亡，得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就算做手术，手术过程中也随时有风险。”我很镇定、很明确地对A医生说，“我很清楚这些，父亲的病我自己也查了，但不到最后那一刻，我们绝不放弃，最后到了那一刻，我会坦然面对。”这一年的新闻工作让我知道，有太多病人家属因为无法接受亲人死亡，把气撒在医生身上。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让医生毫无顾虑地与我们在站在一起，共同应对病魔。
术前“最后一面”到“手术成功”
住上院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接下来就是尽快安排手术。A医生说，父亲要做的是整个心脏外科最大的手术，需要很多人配合，而手术时间是周末，不一定能保证手术人员齐全，但他会尽量尝试，不行的话就只能等到周一再手术。我没有勉强，只是表明对尽快动手术的热切期望。
16日下午5点多，A医生说联系了将为父亲主刀的Y医生，如果不出意外，手术将于第二天上午进行。晚上8点半左右，我们终于与Y医生见面了。Y医生强调必须要病人的直系亲属在场。他看了我们从汉中带来的病历光盘后，在白板上画出父亲主动脉撕裂状况的示意图，每讲一步都会问“家属能听懂吗？”经过介绍，我大概了解到，父亲的主动脉撕裂已经延伸到距心脏非常非常近的地方，状况已到了不能再凶险的地步。
介绍完病情，Y医生开始讲手术的大致原理：割掉撕裂的血管，换上人造血管，同时还需要装心脏支架。手术过程中，医生会把父亲的体温降至摄氏17度左右，将血液全部导成体外循环……当时，我真的希望医生能说一句：“你们放心，没问题！”不过，Y医生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这句话。
讲完手术过程，Y医生一连几遍强调了手术的风险：“风险很大、很大。”他详细讲述了各种可能在手术中导致死亡的情况，明确说“人财两空”的可能性不小，希望家属认真考虑。大约1个小时的谈话，甚至让我感觉医生是在劝家属放弃。
虽然这场谈话让人不好受，但我很理解医生的谨慎。过后我也想过，如果父亲最终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我会怎样？我可以确定，不论情感上有多痛苦，我们都不会给医生找麻烦，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谈话最后，我们坚定地表明了态度：即使人财两空，也不后悔。医生这才让我和母亲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
父亲的手术这么复杂，给主刀医生送红包，是我们必然会考虑的事。我甚至觉得，医生周末放弃休息来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拿红包当加班费是应该的，这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术前谈话结束，当我们拿出提前准备的2000元时，遭到Y医生断然拒绝。他说：“你们家属的心情我很理解，但这个我绝对不会拿，手术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肯定会尽力，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
随后，医院方面安排家属与病人见面。进重症监护室要经过“重重关卡”，最后母亲、弟弟和我被允许进入。虽然我们三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但见面很轻松，因为事先已经商量好，不能让父亲出现情绪上的波动。
17日清晨，我经历了迄今印象最深的一次插队。医生强调，因为这个手术很特殊，必须拿着至少15万元的缴费单，才能开始手术。早上5点多，我们去指定地点排队，前面已经有人排着了。问了一下，他们都是办出院结算的，我请求大家允许我插队，也向旁边的保安说明了情况。大家都很友善地让我排到了最前面。
我带着15万元的缴费单回到重症监护室外，一名医生出来确认后，漫长的等待开始了。下午5点左右，Y医生出来了：“手术很顺利，已经在进行缝合。”6点多，A医生出来告诉我们，手术已经结束，很顺利，病人可能要到半夜才能醒，后面两三天还是危险期。我到现在都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只觉得“手术很顺利”这几个字，是这辈子听到的最美好的一句话。
龙须面也能要人命：重症监护室内的惊险
随后几天，我们和其他病人家属一样，轮流守在重症监护室外边的电梯间。父亲术后第三天护士告诉我们：“病人可以进食了，家属去给买碗粥。”自从14日晚发病后，这是父亲第一次进食。父亲平时胃口很好，能吃东西对他来说是幸福的事。中午，护士让我们买了龙须面。后来，父亲多次提到，这碗龙须面差点要了他的命。原来，第一顿喝粥，护士严格控制了食量。第二餐的龙须面，护士让父亲自己吃，结果他吃多了，心率很快就超过200，心脏跳动得几乎要把他从床上弹起来。经过紧急救治，父亲最终脱离了危险。
手术后一周，父亲被推出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虽然还经历了很多状况，但比起手术前的磨砺，都不值一提。由于医院床位紧张，父亲在普通病房住了不到两星期就出院了。回家后，根据恢复情况的需要，父亲又在县中医院住院一个多月。“那个夹层动脉瘤患者做完手术回来了！”爸爸活着回来，几乎成了中医院当时的新闻。
2013年5月，父亲去西安复查时，Y医生对父亲的恢复状况非常赞赏，说“这是奇迹”。（作者系央视网记者。）
后记
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惊险，再看到各地频发的杀医伤医案，我心里说不出地难受。“一个医生如果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怎么能安心去给病人看病。”作为一名曾经重病最终得救的患者家属，我对医生们的这种诉求更加感同身受。
关于医患矛盾，剖析的文章有很多，从医疗体制、职业道德、医患地位、素质等各种角度都有提及。亲历之后，体会更深。
正如教育孩子是学校和家庭的共同责任，救治病人其实也绝不仅仅是医生和医院的责任，家属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如果患者家属能少一些慌乱，在疾病确诊后，能主动去了解这种病，查看注意事项，尽可能降低病情加重的风险，生命会不会是另外的结果？
父亲的得救，有太多幸运的因素。如果除去这些幸运，是否还会是现在的结果？一个好的就医环境，保障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的，应该是制度，而不是机缘巧合的人脉关系和运气。毕竟，运气和人脉不是人人都有，制度才能让更多人受惠。
从镇到县：突如其来的“病危”
我的家乡是陕西汉中的一个村落，地处秦岭南麓的群山之中。
父亲是镇里的一名干部，不到50岁。2013年3月14日，父亲在工作中突然发病，背部撕裂般剧痛。曲折漫长而又紧张急促的救治过程自此开始。
父亲发病后，首先接受镇卫生院医生的诊治。医生当时测得血压高压150多。对于一个有近10年高血压病史的人来说，这个值并不是那么可怕。医生实施急救后，父亲依然疼得大汗淋漓，并因憋气，脸涨得通红。医生建议他连夜转到县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县城有三家比较大的医院：人民医院、中医院、铁路医院。母亲突然想起我有个同学在中医院上班，就想请他帮忙。接到母亲电话后，我的同学跟着救护车赶来接走了父亲，并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入院的各种手续。经检查父亲被诊断为“夹层动脉瘤”，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当时，除了医生，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听说过这个病，更不清楚其危险性。即便医生强调了病情的危急，母亲仍然从心底里无法承认这个事实。当时，父亲背部的疼痛已经缓解，人很清醒，只是脸还是憋得很红。初步确诊后，医生叮嘱让父亲少说话，严格静卧。
我在15日上午接到家人的电话，于是立即买了北京去西安的动车票。在路上，我用手机查看“主动脉夹层动脉瘤”，了解到这种病在有8-10年高血压病史的人群中容易发生，但误诊几率很高，“真实的发病率常被低估”，很多患者还没被确诊，就会因瘤体破裂导致大出血而死亡——明确父亲的病情后，除了与陪在父亲身边的亲人和同学保持联系，我一直在寻求一切救治父亲的可能。
从县到市：没办法，你们家属自己决定
“夹层动脉瘤”的诊断结果，意味着父亲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尽快转院，因为县城没有哪家医院能够完成这类手术。夹层动脉瘤按照动脉内膜撕裂的程度，分为1、2、3型，2、3型的手术在汉中可以做；但如果是1型，就只能去西安做了。手术每推迟一秒，父亲体内瘤体破裂的风险就增加一分。更何况，赶赴西安，他还必须承受路途上的颠簸。
与我通话后，同学立即联系救护车把父亲送往汉中市中心医院。更详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1型。汉中的医院无力救治，医生说，西安能做这种手术的医院也很少，基本上只能选择西京医院，但未必能住得进去。更重要的是，从汉中到西安4个多小时车程，途中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总之就是一句话：“没办法，你们家属自己决定。”
母亲坚持无论如何也要救人，我让家人赶紧想办法送父亲去西安，一面请同学帮忙联系医院。确定转院后，同学取到了父亲的病例光盘，嘱咐一定要带好，“肯定用得着”。事后证明，这为后面赢得救治时间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如果不带这个光盘，到了西京医院后，之前做过的多项检查都需要重新做，划价、交费、排队、检查、等结果……不敢想象，如果父亲再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结果会怎样。
从汉中到西安：两次不可复制的奇遇
3月15日下午，我坐上了从北京西站开往西安的动车。
千里之外的家乡，我的家人正忙于把父亲往西安送。然而，汉中的救护车不能出市，当然无法去西安。医院方面说这是规定。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在医院打扫卫生的中年男子主动走过来问是否需要救护车往西安送，他给了家人一张名片，说：“医院救护车有的配备，他们的车上基本都有，但不能保证还有车可用，可以打电话试试。”
最终，家人联系了名片上的人。对方一听说父亲的病，有些犹豫。之前他们送过不止一个这样的病人，都没有活着回来。而且，到西安一趟需要付4000元，对方说“不希望家属白花钱”。但在家人的坚持下，父亲总算被搬上了“山寨救护车”。此时，父亲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有多么危险，他的背已经不疼了。过后才知，这种病发病时病人有撕裂般的疼痛，随后疼痛慢慢消失，但危险其实越来越大。
15日傍晚，我和父亲一北一南，同时朝着西安前进。
路上，父亲不时睡着。为控制血压，他一直在输液，同时还要口含降压药。随行的“医护人员”在一旁紧张地看护着。隔一段时间，家人就会打电话告诉我情况。
父亲要去的西京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很难进。我发动了自己能找到的所有关系，同事、同学……最终，同事帮我联系了他的前同事，前同事再间接联系到了急救科的医生。急救科的医生说，“只要人送到，抢救室就可以接收。”这句话让我心里总算有了一丝希望。然而，进抢救室只是一个开头，最终要救父亲，还得让他住院做手术。怎么才能尽快为他动手术？这是最关键也最棘手的问题。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邻座的大姐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她有一个朋友在西京医院，或许可以帮上忙。原来这位大姐听到了我的通话，了解了大致情况。那位好心的大姐帮我联系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所在的科室虽然与心脏外科相距甚远，但刚好认识心脏外科的一位医生。随后，我编了一条关于父亲病情的短信。为了表述得更明晰、更准确，我把短信发给了全程陪同父亲检查、确诊的同学，他修改、补充后又发回给我，我再发给刚刚认识的那位大姐。最终，短信几经辗转，到了西京医院心脏外科A医生的手机上。就这样，在父亲还在去往西安的路上时，西京医院心脏外科的医生，已大概了解了父亲的病情。按照约定，我将在第二天上午8时许给A医生打电话。
抢救室：这样的病人你们也敢送？住院处：五六十个病号排队等着
3月15日晚，我先于父亲两个小时到达西安，立马赶往西京医院抢救室“踩点”：跟值班护士沟通情况，把办手续需要填的表提前填好，为的是不在繁杂的手续上延误时间，让父亲得到尽可能及时的救治。大概摸清抢救室的情况后，我又去门诊楼后面的心脏外科楼，了解每个楼层的功能。
3月16日凌晨，运送父亲的“山寨”救护车终于进了西京医院，父亲被送进了抢救室。值班医生询问病情后惊呼：“这样的病人你们也敢从汉中往这送？”医生声明，他们会安排会诊，但病人随时可能死亡，家属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抢救室加床后有二十多个床位，几位值班医生都很忙，我见缝插针地乞求医生，请他们帮忙尽快安排会诊。
16日早上5时许，心脏外科的值班医生来到抢救室，给我们开了住院单。但他强调，现在床位很紧张，只能等到上午9点以后看有没有出院的。事实证明，我们完全低估了住院床位的紧张状况。拿到住院单后，我们就立即去了心脏外科的住院楼层，询问值班护士有没有要出院的、有没有可能加床？尽管我们有住院单，也解释了病人多么急需手术，但在三个楼层得到的答复基本一样：“没有床位，每间病房都有加床，还有五六十人排队等着。”而我们如果就这么等着，无异于坐以待毙。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钱。我了解到整个治疗下来大概要花费20万元左右，而现实的情况是这笔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肯定是有心无力。
我们开始分头筹钱。我的同学拿出她所有的积蓄，还向她的大学同学借了一笔，第一时间存到了我的卡上；我给父亲单位的领导打电话求援，镇上临时组织干部捐款，加上借款，共计1万元……
从抢救室到重症监护室：一次“违规”的入院
经多方支援后，钱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接下来最急迫的是住院。如果我们按部就班地走正常程序，无疑没有救治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打电话给A医生了。
早上7点半一过，我就急忙拨通了A医生的电话。8点多，我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了刚下夜班的A医生，他带着我去找各住院楼层的护士长，但结果还是一样——床位都塞满了，实在没法再加。A医生去抢救室看了一下父亲的情况，让我在抢救室等他消息，他回去再联系。其间，我不断打电话给A医生，得到的回应都是“正在联系，再等等”，我开始陷入绝望。
上午10点多，A医生终于给抢救室打电话说，我父亲11点过后可以送到心脏外科办理住院。但是到了12点父亲仍然没能住进去。我不知道，这期间A医生做了多少努力。最终，由于住院的三层楼里已塞不进任何一张床，父亲的床位就直接加在了重症监护室。而按程序，应该是先住院，再手术，术后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最后回到普通病房住院。
16日下午1点多，入院手续办完，父亲进入重症监护室，开始与外界隔绝。整个过程中，A医生多次对我强调：“我们努力做这些，但你父亲还是随时可能因瘤体破裂而死亡，得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就算做手术，手术过程中也随时有风险。”我很镇定、很明确地对A医生说，“我很清楚这些，父亲的病我自己也查了，但不到最后那一刻，我们绝不放弃，最后到了那一刻，我会坦然面对。”这一年的新闻工作让我知道，有太多病人家属因为无法接受亲人死亡，把气撒在医生身上。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让医生毫无顾虑地与我们在站在一起，共同应对病魔。
术前“最后一面”到“手术成功”
住上院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接下来就是尽快安排手术。A医生说，父亲要做的是整个心脏外科最大的手术，需要很多人配合，而手术时间是周末，不一定能保证手术人员齐全，但他会尽量尝试，不行的话就只能等到周一再手术。我没有勉强，只是表明对尽快动手术的热切期望。
16日下午5点多，A医生说联系了将为父亲主刀的Y医生，如果不出意外，手术将于第二天上午进行。晚上8点半左右，我们终于与Y医生见面了。Y医生强调必须要病人的直系亲属在场。他看了我们从汉中带来的病历光盘后，在白板上画出父亲主动脉撕裂状况的示意图，每讲一步都会问“家属能听懂吗？”经过介绍，我大概了解到，父亲的主动脉撕裂已经延伸到距心脏非常非常近的地方，状况已到了不能再凶险的地步。
介绍完病情，Y医生开始讲手术的大致原理：割掉撕裂的血管，换上人造血管，同时还需要装心脏支架。手术过程中，医生会把父亲的体温降至摄氏17度左右，将血液全部导成体外循环……当时，我真的希望医生能说一句：“你们放心，没问题！”不过，Y医生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这句话。
讲完手术过程，Y医生一连几遍强调了手术的风险：“风险很大、很大。”他详细讲述了各种可能在手术中导致死亡的情况，明确说“人财两空”的可能性不小，希望家属认真考虑。大约1个小时的谈话，甚至让我感觉医生是在劝家属放弃。
虽然这场谈话让人不好受，但我很理解医生的谨慎。过后我也想过，如果父亲最终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我会怎样？我可以确定，不论情感上有多痛苦，我们都不会给医生找麻烦，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谈话最后，我们坚定地表明了态度：即使人财两空，也不后悔。医生这才让我和母亲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
父亲的手术这么复杂，给主刀医生送红包，是我们必然会考虑的事。我甚至觉得，医生周末放弃休息来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拿红包当加班费是应该的，这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术前谈话结束，当我们拿出提前准备的2000元时，遭到Y医生断然拒绝。他说：“你们家属的心情我很理解，但这个我绝对不会拿，手术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肯定会尽力，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
随后，医院方面安排家属与病人见面。进重症监护室要经过“重重关卡”，最后母亲、弟弟和我被允许进入。虽然我们三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但见面很轻松，因为事先已经商量好，不能让父亲出现情绪上的波动。
17日清晨，我经历了迄今印象最深的一次插队。医生强调，因为这个手术很特殊，必须拿着至少15万元的缴费单，才能开始手术。早上5点多，我们去指定地点排队，前面已经有人排着了。问了一下，他们都是办出院结算的，我请求大家允许我插队，也向旁边的保安说明了情况。大家都很友善地让我排到了最前面。
我带着15万元的缴费单回到重症监护室外，一名医生出来确认后，漫长的等待开始了。下午5点左右，Y医生出来了：“手术很顺利，已经在进行缝合。”6点多，A医生出来告诉我们，手术已经结束，很顺利，病人可能要到半夜才能醒，后面两三天还是危险期。我到现在都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只觉得“手术很顺利”这几个字，是这辈子听到的最美好的一句话。
龙须面也能要人命：重症监护室内的惊险
随后几天，我们和其他病人家属一样，轮流守在重症监护室外边的电梯间。父亲术后第三天护士告诉我们：“病人可以进食了，家属去给买碗粥。”自从14日晚发病后，这是父亲第一次进食。父亲平时胃口很好，能吃东西对他来说是幸福的事。中午，护士让我们买了龙须面。后来，父亲多次提到，这碗龙须面差点要了他的命。原来，第一顿喝粥，护士严格控制了食量。第二餐的龙须面，护士让父亲自己吃，结果他吃多了，心率很快就超过200，心脏跳动得几乎要把他从床上弹起来。经过紧急救治，父亲最终脱离了危险。
手术后一周，父亲被推出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虽然还经历了很多状况，但比起手术前的磨砺，都不值一提。由于医院床位紧张，父亲在普通病房住了不到两星期就出院了。回家后，根据恢复情况的需要，父亲又在县中医院住院一个多月。“那个夹层动脉瘤患者做完手术回来了！”爸爸活着回来，几乎成了中医院当时的新闻。
2013年5月，父亲去西安复查时，Y医生对父亲的恢复状况非常赞赏，说“这是奇迹”。（作者系央视网记者。）
后记
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惊险，再看到各地频发的杀医伤医案，我心里说不出地难受。“一个医生如果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怎么能安心去给病人看病。”作为一名曾经重病最终得救的患者家属，我对医生们的这种诉求更加感同身受。
关于医患矛盾，剖析的文章有很多，从医疗体制、职业道德、医患地位、素质等各种角度都有提及。亲历之后，体会更深。
正如教育孩子是学校和家庭的共同责任，救治病人其实也绝不仅仅是医生和医院的责任，家属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如果患者家属能少一些慌乱，在疾病确诊后，能主动去了解这种病，查看注意事项，尽可能降低病情加重的风险，生命会不会是另外的结果？
父亲的得救，有太多幸运的因素。如果除去这些幸运，是否还会是现在的结果？一个好的就医环境，保障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的，应该是制度，而不是机缘巧合的人脉关系和运气。毕竟，运气和人脉不是人人都有，制度才能让更多人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