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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在20世纪实现了“脱胎换骨”和“改头换面”———在前半个世纪，它从一种社会、历史研究的“外部”束缚中解脱蜕变出来，慢慢确立了其“内部”自主性，实现了学科体制上的功能专门化，在文学与其他领域之间进行了疆界划分，并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等文学研究的近亲分支不断剥离；在后半个世纪，它越来越不满足于文学的束缚，不断跨域越界，向外开疆拓土，汲取资源，将自身大写化成“理论”（Theory），或被称作“文化理论”，演变成一场消解学科界限的理论话语狂欢。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遭遇是与“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历史话题相裹挟的，尤其与现代学术体制的历史境况密切相关，其中的喧嚣与争议延续迄今，理论怎么看、怎么做、怎么用，仍然是当下文学文化研究的日常难题。
与文学理论“学科化”和“跨学科”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文艺学”学科体制建设中相关文学理论教材的撰写。新时期以来，国内主要有两种撰写路径：一种是以“文学理论”或“文学原理”等为名，以西方近现代以来关于文学活动基本构成的擘画为框架，以文学活动基本原理的探索为内容，对文学理论做结构化、体系化的宏观建构，代表性著作有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董学文和张永刚著《文学原理》、陶东风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另外一种则是以“西方文论”为核心范畴，以西方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文化理论发展为纲，将代表性的理论家或观点分列论述，代表性著作有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岳川主编《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等。如果说前面一种路径主要是通过“形而上”的划域和奠基来确立文学理论学科化的方向和范围，那么后面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历史化”来呈现理论的复杂性和理论之间的张力关系，展示文学理论与其他话语领域的双向沟通和多维互动。大致看来，第一类著作在体系化、结构化的同时，也往往会存在条块化的不足和封闭僵化的危险；第二类著作能够将理论历史化、语境化，并及时吸纳理论前沿，但也容易变得琐碎庞杂。
因此，在对文学理论的总结和探索中，如何将学理性思辨与历史性考察、结构学方法与发生学视角、体系建构与线索梳理、宏观审照与微观锥旨相融合？要达到这种融合，其中的方法论关隘如何突破，才能避免知识的杂糅与混乱？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面对百年的理论遗产，处于走向“后理论时代”十字路口的我们，如何同时对理论进行一种“理论化”的考察和“历史化”的解读呢？如何面对、回应和吸纳迄今仍在演进并将持续生产的诸理论呢？
张进教授的新著《文学理论通论》[1]（下文引此书只注页码）可以看作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该书是作者在数十年文學理论学习、研究和教学基础上写成的，是一本兼具历史总结、前沿探索和研究教学应用的文学理论新著作，其主要特色是在“通论”的目标定位下，追求一种对文学理论的宏观圆照与融会贯通。而作者构思的出发点，则是刘勰所言之“观衢路”而非仅仅“照隅隙”的理论要求。通过对“理论”这一术语的词根词源考察，作者认为一种反观理论视线本身的“看”，即德里达所谓之“看见‘看’本身”，应是theory的题中之义，“思想在思想对象的同时，还需要反思性地思想自身”（第6页），这样才能达到一种“圆照”。因此，理论研究需要在王国维“三种境界”说之外再加上“第四境界”———一种反观和反思理论自身的境界（第1页），这是圆照文学理论关键一环，也是“通论”的机括枢纽。
因此，《文学理论通论》以“通”为核心思路和着眼点，首先就在于观照“理论”本身，努力在“理论上”和“纯形式”层面将理论诸多面相之间的内在关联打通。在文学文化研究中，当我们说“理论”的时候，往往问题就来了，因为理论已经迅速裂变与“他化”成一个杂语丛生的“理论话语丛”（第8页），我们往往会理解片面，或语焉难详。作为一种理论的话语实践，文学理论在百年发展中不断丰富其面相，就像一个十足的“多面神”———幻化多样，顾盼四周，难以捉摸，理论的背面、侧面、底面、后面仍然是“理论”：“大理论”“元理论”“软理论”“后理论”“亚理论”“反理论”“理论化”……如何能够将这些理论的诸多面相进行一种结构性的整体把握呢？
《文学理论通论》所采取的方法，是改造运用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理清诸理论话语先于其具体意义内容的“纯形式”关系，从而考察“理论”这一术语的“多价性”“家族相似”和“综合性”（第9—10页）。作者通过对诸理论话语之间的细致辨析与关联，总结指出：“理论”作为一种“正叙事”，“理论”与“反理论/反对理论/反抗理论”话语丛形成了“反义关系”，“理论”与“元理论/亚理论/理论化”话语丛构成了“蕴含关系”，“理论”与“后理论/理论之后/软理论”话语丛形成了“矛盾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具有一种形式的、逻辑的优先性。这样一来，理论的诸面相之间的内在关联变得明晰起来，在“正”“反”“非反”“非”四个不同向度上，理论多面而一体的面貌一目了然：
同时，为了进一步探究理论话语丛之间“纯形式”关系下潜藏的深层话语生成与运作机制，作者将这种理论矩阵与邦尼卡斯尔有关文学理论研究过程“情人”“分析家”“领导者”“解构者”四个阶段的分析，以及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模式理论相结合（第2页），颇具创见地系统阐述了理论的“诗性”———沉迷于理论自身、跨越学科界限而大写化的“理论”，是理论的“情人式”自恋，它遵循的是“如愿以偿”的叙事原则，是理论的隐喻罗曼司；强调学理和意识形态批判，对特定理论的假设、前提和观念方法进行质疑和解剖颠覆的“反理论”，遵循的是“法则启示”的因果分析原则，它是理论的悲剧转喻；强调理论自省和深一层反思、追求更具整全性视角的“元理论”，遵循的是“调和化解”的整合原则，是理论的喜剧提喻；既否定理论万能、抵制理论教条，又肯定理论价值的“后理论”，遵循的则是“反复无常”的叙事原则，它是对理论的解构和重构，是理论的悖论式讽喻。如此一来，理论不再是单调、理性、冷峻的“单面孔”，而是多样、诗性、包含感性悲欢，往往也是喜怒无常、变幻莫测的“多面相”。 从一种“观衢路”式的宏观圆照内在要求来看，除了将理论的诸多面相从形式上看成一种共时性结构并考察其话语机制外，更要从具体内涵演变上融合一种历时性的发生视角。同时反过来看，历时性视角通过借助与共时性结构的互相勾连，才不至于演变成一种历史的“流水账”或“记事簿”，才能做到“史”与“论”的内在缘构。
《文学理论通论》之致力于“通”，正是在这种共时结构与历时发生之间对文学理论的脉络进行会通。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概念的创造和运用往往是其演进的出发点和核心力量。在具体的理论言说与研究实践中，我们经常困惑于“作品”（work）与“文本”（text）、“语言”（language）与“话语”（discourse）等之间的区分与关联，或者并不能将之与文学观念之间的演变内在连通。而对于“述行”（performance，“操演”）、“事件”（event）、“商讨”（negotiation）、“阐连”（articulation）等理论新概念，研究者往往难以对之进行清晰定位和把握，由此造成理论面目模糊，脉络紊乱。
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文学理论通论》之不同于其他文学理论著作，主要在于它进行了三方面的方法论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首先是借助德勒兹的“解域”理论，来对诸理论话语的结构形式进行一种动态考察。对于文学理论、“大理论”“后理论”三种主要的理论结构形式，作者认为，20世纪前期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通过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拉开距离和划清界限，来巩固自己的领域并确立文学学科的独特品格，这是一个“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是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理论形态的基本特点。而“大理论”则是不断地消除界限、开辟新领域，将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现实的断裂重新连接上，这是一个“解域”（deterritorializatation）但同时也是一种“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ation）过程，即又将自身限制在广义的“文本”（texts）之内，成为一种学术政治，这是“法国理论”、德国“批判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基本特点。而带有批判反思与超越整合色彩的“后理论”，则是“绝对解域”（absolutedeterritorializatation）即“化域”式的动态发生，它悖论式地将理论、反理论和元理论的洞见包含在其中，理论从一种对象化、目的性的话语实践，走向一种开放性、动态性的话语“事件”，这种理论形态延续迄今。
其次是借助范式论和谱系学的方法，将文学理论、“大理论”和“后理论”三种理论结构形式，具体化到文学理论观念的历史演变中，并通过一种范式转换的视角打通文学理论的谱系：在基本文学观念层面，对应的是“文学语言论—文学话语论—文学述行论”之间的范式转换；在“艺术家”这一维度，对应的是“文学创造论—文学生产论—文学商讨论”之间的范式转换；在“艺术品”这一维度，对应的是“文学作品论—文学文本论—文学事件论”之间的范式转换；在“欣赏者”这一维度，对应的是“文学接受论—文学消费论—文学阐连论”的范式转换。同时，这一系列的范式转换，也即是文学理论、“大理论”和“后理论”三种理论结构形式之间域化、解域和化域的动态过程。
最后是借助系统理论尤其是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一方面探讨“文学创造—接受论”与“文学生产—消费论”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竞争又彼此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探讨“后理论”作为一种超越整合的理论结构范式所具有的系统开放性，以此概括整合出“文学商讨论”“文学事件论”“文学阐连论”作为“后理论”的具体形态，从而与新历史主义、新形式主义、新唯物主义、后人文主义等一些新的理论洞见相沟通。
總的来看，作者在这三方面的方法论实践，对于文学理论的观审和梳理具有创新突破的意义，它最终将文学理论历史谱系中三种基本结构范式，即文学理论、“大理论”和“后理论”及其具体形态之间的纵向发生转换，与三个子系统“文学创造—接受论”“文学生产—消费论”“文学商讨—阐连论”中的横向关系统一整合，在多向度、多维度、纵横交叉的立体化圆观中，文学理论的脉络得到融会贯通，同时一种熔铸生发的文学和文论史观也显现出来。
以上的评介只触及《文学理论通论》一书的“架构”，而难以转述之理论“肌质”，其中可触可感者亦着实不少。当然，该书也有让人稍觉遗憾之处，比如作者致力于系列方法论的综合运用，来“打通”文学理论横向结构与纵向发生之间的诸多重大关隘，但在具体层面和各个环节的阐述中，仍有显得不够“圆融”的地方。另外，受制于一种“通论”的定位，作者在“文学”与“理论”两极中，侧重对后者进行一种近于“理论化”的观审，或因这种双重的理论所致，或因全书的篇幅结构所限，部分表述没有得到细致展开，因此阅读起来会有稍显诘屈之处。鄙意以为，这些困难所折射出来的，其实往往也就是理论本身之“难”。
文学理论的百年进程是一系列戏剧化的“诸事件”（evevts），人们宣称“理论旅行”“理论过剩”，也看到了“理论的喧哗”“理论的帝国”“理论的霸权”“理论的幽灵”，因此发动“反抗理论”“抵制理论”，甚至宣告“理论无用”“理论终结”。但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虽然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当下处在“理论之后”的历史时期，但是“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3]。因此，正如“End”一词具有的“终结/新生”双重内涵，理论仍然不停地再生产着自身，它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九头怪”（LernaeanHydra）一样重生不止。因此，我们需要对文学理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脉络会通，把握其内在的结构原理和发生机制，只有这样，当我们面对仍然层出不穷的理论时，才能对之进行清晰的历史定位和内涵把握，准确辨别其“真面目”。在这个意义上，张进教授的《文学理论通论》不啻为一本可资参照、价值独特的文学理论著作。
注释
[1]张进.文学理论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法]格雷马斯著.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M].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41.
[3][英]特里·伊格尔顿著.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
与文学理论“学科化”和“跨学科”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文艺学”学科体制建设中相关文学理论教材的撰写。新时期以来，国内主要有两种撰写路径：一种是以“文学理论”或“文学原理”等为名，以西方近现代以来关于文学活动基本构成的擘画为框架，以文学活动基本原理的探索为内容，对文学理论做结构化、体系化的宏观建构，代表性著作有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董学文和张永刚著《文学原理》、陶东风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另外一种则是以“西方文论”为核心范畴，以西方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文化理论发展为纲，将代表性的理论家或观点分列论述，代表性著作有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岳川主编《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等。如果说前面一种路径主要是通过“形而上”的划域和奠基来确立文学理论学科化的方向和范围，那么后面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历史化”来呈现理论的复杂性和理论之间的张力关系，展示文学理论与其他话语领域的双向沟通和多维互动。大致看来，第一类著作在体系化、结构化的同时，也往往会存在条块化的不足和封闭僵化的危险；第二类著作能够将理论历史化、语境化，并及时吸纳理论前沿，但也容易变得琐碎庞杂。
因此，在对文学理论的总结和探索中，如何将学理性思辨与历史性考察、结构学方法与发生学视角、体系建构与线索梳理、宏观审照与微观锥旨相融合？要达到这种融合，其中的方法论关隘如何突破，才能避免知识的杂糅与混乱？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面对百年的理论遗产，处于走向“后理论时代”十字路口的我们，如何同时对理论进行一种“理论化”的考察和“历史化”的解读呢？如何面对、回应和吸纳迄今仍在演进并将持续生产的诸理论呢？
张进教授的新著《文学理论通论》[1]（下文引此书只注页码）可以看作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该书是作者在数十年文學理论学习、研究和教学基础上写成的，是一本兼具历史总结、前沿探索和研究教学应用的文学理论新著作，其主要特色是在“通论”的目标定位下，追求一种对文学理论的宏观圆照与融会贯通。而作者构思的出发点，则是刘勰所言之“观衢路”而非仅仅“照隅隙”的理论要求。通过对“理论”这一术语的词根词源考察，作者认为一种反观理论视线本身的“看”，即德里达所谓之“看见‘看’本身”，应是theory的题中之义，“思想在思想对象的同时，还需要反思性地思想自身”（第6页），这样才能达到一种“圆照”。因此，理论研究需要在王国维“三种境界”说之外再加上“第四境界”———一种反观和反思理论自身的境界（第1页），这是圆照文学理论关键一环，也是“通论”的机括枢纽。
因此，《文学理论通论》以“通”为核心思路和着眼点，首先就在于观照“理论”本身，努力在“理论上”和“纯形式”层面将理论诸多面相之间的内在关联打通。在文学文化研究中，当我们说“理论”的时候，往往问题就来了，因为理论已经迅速裂变与“他化”成一个杂语丛生的“理论话语丛”（第8页），我们往往会理解片面，或语焉难详。作为一种理论的话语实践，文学理论在百年发展中不断丰富其面相，就像一个十足的“多面神”———幻化多样，顾盼四周，难以捉摸，理论的背面、侧面、底面、后面仍然是“理论”：“大理论”“元理论”“软理论”“后理论”“亚理论”“反理论”“理论化”……如何能够将这些理论的诸多面相进行一种结构性的整体把握呢？
《文学理论通论》所采取的方法，是改造运用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理清诸理论话语先于其具体意义内容的“纯形式”关系，从而考察“理论”这一术语的“多价性”“家族相似”和“综合性”（第9—10页）。作者通过对诸理论话语之间的细致辨析与关联，总结指出：“理论”作为一种“正叙事”，“理论”与“反理论/反对理论/反抗理论”话语丛形成了“反义关系”，“理论”与“元理论/亚理论/理论化”话语丛构成了“蕴含关系”，“理论”与“后理论/理论之后/软理论”话语丛形成了“矛盾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具有一种形式的、逻辑的优先性。这样一来，理论的诸面相之间的内在关联变得明晰起来，在“正”“反”“非反”“非”四个不同向度上，理论多面而一体的面貌一目了然：
同时，为了进一步探究理论话语丛之间“纯形式”关系下潜藏的深层话语生成与运作机制，作者将这种理论矩阵与邦尼卡斯尔有关文学理论研究过程“情人”“分析家”“领导者”“解构者”四个阶段的分析，以及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模式理论相结合（第2页），颇具创见地系统阐述了理论的“诗性”———沉迷于理论自身、跨越学科界限而大写化的“理论”，是理论的“情人式”自恋，它遵循的是“如愿以偿”的叙事原则，是理论的隐喻罗曼司；强调学理和意识形态批判，对特定理论的假设、前提和观念方法进行质疑和解剖颠覆的“反理论”，遵循的是“法则启示”的因果分析原则，它是理论的悲剧转喻；强调理论自省和深一层反思、追求更具整全性视角的“元理论”，遵循的是“调和化解”的整合原则，是理论的喜剧提喻；既否定理论万能、抵制理论教条，又肯定理论价值的“后理论”，遵循的则是“反复无常”的叙事原则，它是对理论的解构和重构，是理论的悖论式讽喻。如此一来，理论不再是单调、理性、冷峻的“单面孔”，而是多样、诗性、包含感性悲欢，往往也是喜怒无常、变幻莫测的“多面相”。 从一种“观衢路”式的宏观圆照内在要求来看，除了将理论的诸多面相从形式上看成一种共时性结构并考察其话语机制外，更要从具体内涵演变上融合一种历时性的发生视角。同时反过来看，历时性视角通过借助与共时性结构的互相勾连，才不至于演变成一种历史的“流水账”或“记事簿”，才能做到“史”与“论”的内在缘构。
《文学理论通论》之致力于“通”，正是在这种共时结构与历时发生之间对文学理论的脉络进行会通。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概念的创造和运用往往是其演进的出发点和核心力量。在具体的理论言说与研究实践中，我们经常困惑于“作品”（work）与“文本”（text）、“语言”（language）与“话语”（discourse）等之间的区分与关联，或者并不能将之与文学观念之间的演变内在连通。而对于“述行”（performance，“操演”）、“事件”（event）、“商讨”（negotiation）、“阐连”（articulation）等理论新概念，研究者往往难以对之进行清晰定位和把握，由此造成理论面目模糊，脉络紊乱。
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文学理论通论》之不同于其他文学理论著作，主要在于它进行了三方面的方法论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首先是借助德勒兹的“解域”理论，来对诸理论话语的结构形式进行一种动态考察。对于文学理论、“大理论”“后理论”三种主要的理论结构形式，作者认为，20世纪前期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通过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拉开距离和划清界限，来巩固自己的领域并确立文学学科的独特品格，这是一个“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是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理论形态的基本特点。而“大理论”则是不断地消除界限、开辟新领域，将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现实的断裂重新连接上，这是一个“解域”（deterritorializatation）但同时也是一种“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ation）过程，即又将自身限制在广义的“文本”（texts）之内，成为一种学术政治，这是“法国理论”、德国“批判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基本特点。而带有批判反思与超越整合色彩的“后理论”，则是“绝对解域”（absolutedeterritorializatation）即“化域”式的动态发生，它悖论式地将理论、反理论和元理论的洞见包含在其中，理论从一种对象化、目的性的话语实践，走向一种开放性、动态性的话语“事件”，这种理论形态延续迄今。
其次是借助范式论和谱系学的方法，将文学理论、“大理论”和“后理论”三种理论结构形式，具体化到文学理论观念的历史演变中，并通过一种范式转换的视角打通文学理论的谱系：在基本文学观念层面，对应的是“文学语言论—文学话语论—文学述行论”之间的范式转换；在“艺术家”这一维度，对应的是“文学创造论—文学生产论—文学商讨论”之间的范式转换；在“艺术品”这一维度，对应的是“文学作品论—文学文本论—文学事件论”之间的范式转换；在“欣赏者”这一维度，对应的是“文学接受论—文学消费论—文学阐连论”的范式转换。同时，这一系列的范式转换，也即是文学理论、“大理论”和“后理论”三种理论结构形式之间域化、解域和化域的动态过程。
最后是借助系统理论尤其是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一方面探讨“文学创造—接受论”与“文学生产—消费论”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竞争又彼此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探讨“后理论”作为一种超越整合的理论结构范式所具有的系统开放性，以此概括整合出“文学商讨论”“文学事件论”“文学阐连论”作为“后理论”的具体形态，从而与新历史主义、新形式主义、新唯物主义、后人文主义等一些新的理论洞见相沟通。
總的来看，作者在这三方面的方法论实践，对于文学理论的观审和梳理具有创新突破的意义，它最终将文学理论历史谱系中三种基本结构范式，即文学理论、“大理论”和“后理论”及其具体形态之间的纵向发生转换，与三个子系统“文学创造—接受论”“文学生产—消费论”“文学商讨—阐连论”中的横向关系统一整合，在多向度、多维度、纵横交叉的立体化圆观中，文学理论的脉络得到融会贯通，同时一种熔铸生发的文学和文论史观也显现出来。
以上的评介只触及《文学理论通论》一书的“架构”，而难以转述之理论“肌质”，其中可触可感者亦着实不少。当然，该书也有让人稍觉遗憾之处，比如作者致力于系列方法论的综合运用，来“打通”文学理论横向结构与纵向发生之间的诸多重大关隘，但在具体层面和各个环节的阐述中，仍有显得不够“圆融”的地方。另外，受制于一种“通论”的定位，作者在“文学”与“理论”两极中，侧重对后者进行一种近于“理论化”的观审，或因这种双重的理论所致，或因全书的篇幅结构所限，部分表述没有得到细致展开，因此阅读起来会有稍显诘屈之处。鄙意以为，这些困难所折射出来的，其实往往也就是理论本身之“难”。
文学理论的百年进程是一系列戏剧化的“诸事件”（evevts），人们宣称“理论旅行”“理论过剩”，也看到了“理论的喧哗”“理论的帝国”“理论的霸权”“理论的幽灵”，因此发动“反抗理论”“抵制理论”，甚至宣告“理论无用”“理论终结”。但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虽然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当下处在“理论之后”的历史时期，但是“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3]。因此，正如“End”一词具有的“终结/新生”双重内涵，理论仍然不停地再生产着自身，它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九头怪”（LernaeanHydra）一样重生不止。因此，我们需要对文学理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脉络会通，把握其内在的结构原理和发生机制，只有这样，当我们面对仍然层出不穷的理论时，才能对之进行清晰的历史定位和内涵把握，准确辨别其“真面目”。在这个意义上，张进教授的《文学理论通论》不啻为一本可资参照、价值独特的文学理论著作。
注释
[1]张进.文学理论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法]格雷马斯著.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M].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41.
[3][英]特里·伊格尔顿著.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