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两国以同盟国名义，把一些退役的军舰和轮船，作为剩余物资赠与或廉价售给中国。当时，国民党军政官员，一边忙着发接收财，大肆贪污搜刮；一边倾力打内战，军政冗员违法乱纪，欺压百姓频仍，以致海上交通混乱，事故不断。其中以“伏波”舰被撞沉和“江亚”轮的爆炸，构成纠缠不清的冤情尤甚，其各次灾祸死难人数都超过千人。数十年来，沪甬人民一直为此悲恸哀切，难以忘怀。
　　一、国民党海军“伏波”舰的海难
　　1947年3月19日，轮船招商局所属“海闽”轮（大湖型，3400载重吨，原系美国二战后的剩余物资，廉价售给中国），由香港经汕头、厦门驶往上海。子夜零时左右，在福建省中部沿海，将平乌丘屿灯塔时，二副吴凯当班，因船将要转变航向，船长戴儒林提前来到驾驶台。此时，国民党海军“伏波”舰亦航行于附近海域，由北向南驶往高雄，也将平乌丘屿灯塔。该舰是二战后英国增与中国的13艘舰艇之一，原名“波图尼亚号”，是排水量1400吨级的护航驱逐舰，吃水5.33米，马力2500匹，时速16节。二战时曾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两船当时的相对位置（见附图），海闽轮居右，显示红舷灯；“伏波”舰居左，显示绿舷灯。
　　“伏波”舰见到的是“海闽”轮的红灯，应是让路船，而“海闽”轮应是被让路船。但“伏波”舰并未按《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避让，而是强行抢越“海闽”轮船首。当发生危急状态时，戴船长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右满舵”，并全速倒车。但“伏波”舰已超越“海闽”轮而来，相撞已无法避免，“海闽”轮船头竟撞入“伏波”舰的机舱。由于“海闽”轮是在紧急措施“倒车”前刹那间撞入的，船首随即倒出“伏波”舰的机舱，这样反而对救援不利，以致“伏波”舰的机舱随即涌入大量海水，很快沉入海中。舰上载有千余官兵，时值午夜，都在熟睡，只有值班轮机长焦德孝一人，在危急中穿上救生衣跳海逃生。
　　碰撞事故发生后，“海闽”轮戴船长立即指挥全船在出事海面来回搜索，约一小时候，听到微弱的呼救声，发现有个穿救生衣的溺水者，即命水手系上救生绳跃入海中，将他救上船。溺水者经过急救和保温措施才苏醒过来，他就是“伏波”舰的轮机长焦德孝。“海闽”轮仍继续搜索，未发现其他漂浮海面的人。戴船长即命大副、水手长等到船艏检查碰撞损裂处。由于隔舱壁没有损坏，航行无大碍，天明后停止搜索，折回厦门，向当地海军基地司令部报告出事情况。该部派人到“海闽”轮察看，并向焦轮机长询问情况后，遂指示“海闽”轮续驶上海，向驻沪海军司令部报告，听后处理。
　　“海闽”轮抵沪后，上海海军基地司令部会同地方法院检察处登轮调查，不久就将戴船长拘留起来。招商局则委托魏文达律师，对“伏波”舰不按海事案件规定，向法院请求办理诉讼辩护；同时邀请航海界专家和部分海军宿将，共同研究碰撞海事责任。大家一致认为，由于“伏波”舰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应负全部责任。这一海事结论公布于众后，海军当局根本不买账，且变本加厉把“见死不救”的罪责强加于戴船长；继又纠集肇事之众，冒充“海闽”轮旅客（“海闽”轮虽是货轮，在当时沿海航线缺少客轮的情况下，航政局允许有两层甲板的定线货轮，可以申请搭载旅客定额，所以每航次有少量乘船的旅客），在法庭上作伪证，散布谣言说，“伏波”舰被撞沉后，许多逃生的官兵漂浮海面呼救，“海闽”轮只救起焦德孝一人，弃众多落水者于不顾，扬长而去。上海地方法院慑于海军方面的压力，偏袒认定戴船长“见死不救”罪名成立，判他徒刑五年，戴船长含冤入狱。接着，海军又为“伏波”舰千余名死难官兵，向招商局索取每人赔偿十担大米价值的抚恤金。即便如此，海军仍怒气未消，扬言要伺机炮轰“海闽”轮，吓得招商局急忙将“海闽”轮船名，改为“海辽”，以防不测。
　　1948年冬，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驻沪海军也在向台湾撤退，昔日傲慢气焰也销声匿迹了。经戴儒林家属申请，并在航海界声援下，招商局出面向法院保释他出狱。这一海事冤案方告一段落。
　　二、震惊中外的“江亚”轮炸沉之谜
　　为何说“江亚”轮海难曾震惊中外？其根据是它是我国航海史上最惨重的事故，1483人淹死，仅次于1912年4月在大西洋发生的“泰坦尼克号”邮轮触冰山沉没，1517人罹难的纪录。
　　“江亚”轮原名“兴亚”，是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上海，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在江南造船厂建造6艘3730总吨近海客货轮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后，招商局接收此轮，改名“江亚”，遂与另一艘同型号的江静轮，投入沪甬客运航线，每日由两港对开运营，收益甚佳。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后期，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上海众多官僚资本家和大批富商，纷纷抢乘江亚、江静轮撤往宁波，一时客运非常拥挤。是年12月3日下午4时，江亚轮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开出，额定乘客应是2250人，但此航次实际乘客竟达2607人，再计入全体船员191人，超载近500人。
　　下午6时45分，该轮航行至长江口航道的外横沙白龙港附近，突然发生爆炸，10分钟后除船顶台尚露出水面外，全船已沉没。有少数机智的旅客及船员，登上顶台得以获救。晚上7时，天色昏暗，江面黝黑，惊恐万状的旅客不辨东西，纷纷跳江逃命，哭声震天。船长沈达才在出事的几分钟内，就命报务员发出求救信号。航行于附近的船只，问讯后大多前往施救。首先到达的一艘机帆船，忙将舱内新装的鲜桔抛海，腾出舱位，抢救漂浮水面的旅客。翌日，经各方营救，有1315人生还，其余1483人灭顶，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江亚”轮失事后，社会舆论哗然，有人认为是货舱内装有几十吨漂白粉爆炸致沉的，有人怀疑是锅炉爆炸造成的，也有人猜测是碰上了水雷。
　　后来经过两次潜水员勘察、探摸，查明右弦船壳被炸的钢板裂口是向内弯曲的，这就排除了船内爆炸说。
　　海事部门和海军专家调查分析认为，绝非锅炉爆炸，也不是驾驶员设定的航线错误，没有作结论。
　　上海解放后，1956年将“江亚”轮打捞出水，再次查明右弦船壳被炸的钢板裂口是向内弯曲的，从而确认是外来爆炸物袭击炸成的。其中唯一难以解释的是何种外来爆炸物。该轮进厂大修后，因已不适于出海航行，遂交给长航局，投入申汉线客运，营运了多年才报废。
　　当年担任“江亚”轮船长的沈达才，在驾驶技术上没有失职，而且在船下沉时，他一直坚守在露出水面的驾驶台顶上，竭力指挥营救，亲身感受了这幕人间悲剧，心灵上受到极大震撼，激发他在以后的数十年间吃素信佛，哀悼亡灵。解放后，他在上海海运局仍长期担任船长，退休后回家乡养老，九十多岁高龄逝世。
　　三、“江亚”迷团获破解旁证确认仍期待
　　上世纪80年代，原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在上海海运局的内刊《绿舟》上，发表一篇《我所知道的“江亚”轮沉没真相》，摘述于下：
　　“1949年4月间，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学禹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国民党海军部长桂永清，请客的动机是希望彼此言归于好，恢复友谊。我当时担任招商局总经理，被邀作陪。
　　桂永清在饭桌上对徐学禹说：“现在大家都要到台湾去了，过去我们间的矛盾应该开诚布公地说清楚，在消除一切误会后，今后我们可以在台湾真诚共事。如若不能消除前隙，就可能会发生更多的不愉快，使我们都成为待毙的囚徒。在过去短短几年的岁月里，由于部下之间不能互相谅解和合作，使我们都受到很大损失。”
　　桂徐之间有什么疙瘩？主要原因是招商局‘海闽’轮与海军部的‘伏波’舰碰撞事件。
　　桂永清接着说：“1947年3月，你们招商局的‘海闽’轮在福建洋面把我们海军的‘伏波’舰撞沉，全舰官兵除一名轮机长逃得性命外，其余的人都葬身海底。你们招商局死不认错，对死难家属也不肯抚恤，这使我们海军方面十分愤慨。‘江亚’轮在吴淞口外沉没，是被海军飞机堕弹击沉的。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们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得到海州方面部队欲投向共产党的情报，政府电令上海海军急派轰炸机赴海州侦察，并制止他们投降共军。上海海军奉命即派海上轰炸机一架，携带500磅炸弹数枚，前去执行任务。但是飞机越过海州没有发现该部队行踪，就飞返上海高昌庙基地。不料经过吴淞口上空时，飞机上有一枚悬挂的炸弹，因起飞时仓促没有挂妥，此时竟脱钩落下，‘江亚’轮正在下面长江出海航道航行，那炸弹掉在‘江亚’轮右舷水中，被船速引力吸向船旁爆炸。我们深恐脱钩炸弹事泄，海军部将遭受不堪设想的祸害，因此秘而不宣，让你们招商局代人受过了。海军部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当时对你们有怨气，二来因祸闯得太大，就保持缄默，袖手旁观。现在‘江亚’轮善后事宜已告一段落，我特此将‘江亚’轮沉没的原委如实奉告，希望彼此忘却前隙，到台湾携手合作。”
　　以上胡时渊所述细节，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桂永清之所以招认海军的罪责，是有他以后的打算，因为他的“海军部”撤台，将来在台立足，处处都需要招商局的协助和配合，所以他才透露这个“隐秘”，来笼络冤家对头徐学禹。
　　“江亚”轮惨案已时过60多年，也只能从上述“谜底”中去分析，如果能得到其他旁证，那就“水落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