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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专题报道（9）
用活用好金融杠杆促进产业发展
“我们做一个大胆预测，在2012年的全球经济主题将是美国经济复苏与中国经济转型的权衡比较，如果中国经济能够走出对外需和投资的过度依赖，能够逐步由廉价劳动力依赖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经济体转型，整合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形成新经济增长点，则中国经济必将‘唱而不空’”， 本刊专家委员、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陆磊在去年底举行的2011中国（广东）金融?科技?产业融合创新洽谈会上表示。
陆磊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是继续扩张。以多数中部省份为代表的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轨道上继续扩张，“招商引资”仍是主要经济增长推动力，产能过剩和环境资源承载力约束势必威胁其增长的可持续性。二是体制复归。针对当前的社会经济矛盾，试图以更大力度的政府干预和国有资本渗透来解决市场发育中的种种问题，例如，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表象的国进民退，针对资产价格泡沫化的价格和交易管制等。三是结构调整。以广东为代表的“双转移”试验，这是探索在中国的某些地区逐步从工业化后期走向后工业化时代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尝试。这一尝试的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社会管理方式和竞争力。自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以来，“双转移”是广东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创新性举措，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客观地说，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一旦取得实质性成果将在未来10-20年间再度确立某种发展方向，并将最终在三条道路的选择中结束当前徘徊不前的状态。但是，方向的正确性需要可执行的操作路径。
针对下一阶段金融如何促进产业升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陆磊教授指出：“如果我们（以广东省为例，下同——编者注）依托市场推动科技、金融、产业融合，那么省政府的引领作用应该体现在通过金融杠杆撬动民间资本，以资本推动科技、以科技实现跨区域（珠三角-欠发达地区）分工的操作上。”他倡议要以金融创新激活产业要素融合：第一步要适时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充分发挥金融杠杆作用；第二步是以种子基金培育产业转出地科技产业发展；第三步是选择适当地区发展PE和VC；第四步是选择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或银行业金融机构做成科技产业银行。
今年1月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支持金融组织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提高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的前提下，还有很多拓宽中小融资渠道，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支持产业发展的空间可以发挥。
当前产业要素融合必须切实解决的主要问题
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产业发展发展，就要努力实现金融与产业要素的深度融合。陆磊认为，当前金融与产业要素融合必须切实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必须从财政主导转向“财政引领、金融主导”。在过去两年间，广东省委省政府在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给予了相当大的财政支持，但显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产业规划不完全遵循市场规律。在对于某些产业所处的历史阶段（朝阳还是夕阳）无确切把握的背景下过快引进，致使市场前景堪忧。如家电和陶瓷工业均依托房地产业发展，如果房地产业增速受限，则上述产业几乎无增长空间；随着手机智能化，传统单核手机芯片及其制造亦势必成为夕阳工业；电能是否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未有定论，可能出现的技术替代将使得前期财政投资成为沉没成本；凡此种种均需审慎决策。二是财政对金融的杠杆撬动作用明显偏弱。一般而言，财政投资的杠杆率可以达到50倍，75亿元省级财政投入如果配合良好的金融投入，可以实现4000亿元左右的总投入——广东省2011年全年贷款增幅仅在6000亿元左右，在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中起到的支持作用亦显然不足。从这一问题出发，下一阶段科技与金融融合或许应该立足于两点：一是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必须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在现有金融框架下寻找合适的融资模式。
二是新兴产业构建的禀赋观。“由于我们基于朴素的要素禀赋观，认为发达地区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日益昂贵，则传统产业需要转移，对于新兴产业构建的关注度相对不足，因此依托产业转移构建新的产业竞争力必然仍然受到市场约束，即产业转移没有推动产能调整，只是产能输出地发生了相应变化，这意味着广东仍然将面临持续的市场约束，特别是在总需求下降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将尤为严峻——珠三角面临的问题扩散到整个广东省。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应该进一步相信市场和市场主体，与其等待市场压力最终演变为萧条，不如依托新兴产业建设预先进行供给结构调整。简言之，即把‘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相同的东西’转变为‘生产具有不同技术含量的东西’，最终演变为‘创造性地生产不同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产业链：在发达地区立足于人力资本实施研发和设计，在中心城市形成能够跨区域配置金融资源的投资机构，在欠发达地区形成依托研发并具有可持续资金投入的下游生产基地，并进一步反馈到发达地区的营销总部，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形成销售。可见，在珠三角地区发展总部经济，核心是科技和营销；省政府主要应负责金融体系构建以推动产业链延伸；在欠发达地区形成制造终端，则‘双转移’必收全功”，陆磊说。
硅谷和新竹构建新兴产业的主要启示
“如果我们把政府引导、市场化、金融杠杆和新兴产业建设作为广东‘双转移’工作的四大基本要素，那么，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的科技金融双轮驱动是在全球范围内最主要的两大成功范例，并有效地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辐射”，陆磊说。 他表示，具体而言有两点：
一是充分利用金融杠杆实施引导。从新竹科技园的发展看，台湾1980年设立科学工业园，政府于1985和1991年分别拨款8亿元和16亿元构建种子基金，于1983年颁布了《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划》，规定创业投资基金不得投资于已经在主板或三板上市的企业股权，这就推动了此类基金投资于初创或发展期的高技术企业，由此开启了私募股权投资（PE）和风险投资基金（VC）的繁荣期，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其真正值得重视的经验是，政府种子基金仅仅是一种引导，但有效撬动了民间资本流向高技术企业。
二是硅谷银行是推动处于发展中期的科技产业的最佳模式。美国21%的GDP是由接受PE和VC投资的企业所创造的，但仅有PE和VC是不够的，因为此类机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企业上市并获得股权投资溢价。即使在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上市亦非企业所能实现的主要目标。因此，真正的产业链融资还是银行。据此，美国的硅谷银行是一个可借鉴模式。美国硅谷银行创建于1983年，注册资本500万美元，截至2010年末，员工总数达到1300人，总资产为148亿美元。该银行在承做商业银行信贷的基础上，把创业高科技企业和PE、VC作为自己的客户，并由此形成了金融控股公司——同时拥有商业银行和股权投资机构，当然两类机构间存在风险隔离的防火墙。（ 摄影/SMEIF记者 林卓军）
用活用好金融杠杆促进产业发展
“我们做一个大胆预测，在2012年的全球经济主题将是美国经济复苏与中国经济转型的权衡比较，如果中国经济能够走出对外需和投资的过度依赖，能够逐步由廉价劳动力依赖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经济体转型，整合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形成新经济增长点，则中国经济必将‘唱而不空’”， 本刊专家委员、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陆磊在去年底举行的2011中国（广东）金融?科技?产业融合创新洽谈会上表示。
陆磊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是继续扩张。以多数中部省份为代表的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轨道上继续扩张，“招商引资”仍是主要经济增长推动力，产能过剩和环境资源承载力约束势必威胁其增长的可持续性。二是体制复归。针对当前的社会经济矛盾，试图以更大力度的政府干预和国有资本渗透来解决市场发育中的种种问题，例如，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表象的国进民退，针对资产价格泡沫化的价格和交易管制等。三是结构调整。以广东为代表的“双转移”试验，这是探索在中国的某些地区逐步从工业化后期走向后工业化时代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尝试。这一尝试的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社会管理方式和竞争力。自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以来，“双转移”是广东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创新性举措，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客观地说，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一旦取得实质性成果将在未来10-20年间再度确立某种发展方向，并将最终在三条道路的选择中结束当前徘徊不前的状态。但是，方向的正确性需要可执行的操作路径。
针对下一阶段金融如何促进产业升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陆磊教授指出：“如果我们（以广东省为例，下同——编者注）依托市场推动科技、金融、产业融合，那么省政府的引领作用应该体现在通过金融杠杆撬动民间资本，以资本推动科技、以科技实现跨区域（珠三角-欠发达地区）分工的操作上。”他倡议要以金融创新激活产业要素融合：第一步要适时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充分发挥金融杠杆作用；第二步是以种子基金培育产业转出地科技产业发展；第三步是选择适当地区发展PE和VC；第四步是选择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或银行业金融机构做成科技产业银行。
今年1月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支持金融组织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提高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的前提下，还有很多拓宽中小融资渠道，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支持产业发展的空间可以发挥。
当前产业要素融合必须切实解决的主要问题
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产业发展发展，就要努力实现金融与产业要素的深度融合。陆磊认为，当前金融与产业要素融合必须切实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必须从财政主导转向“财政引领、金融主导”。在过去两年间，广东省委省政府在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给予了相当大的财政支持，但显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产业规划不完全遵循市场规律。在对于某些产业所处的历史阶段（朝阳还是夕阳）无确切把握的背景下过快引进，致使市场前景堪忧。如家电和陶瓷工业均依托房地产业发展，如果房地产业增速受限，则上述产业几乎无增长空间；随着手机智能化，传统单核手机芯片及其制造亦势必成为夕阳工业；电能是否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未有定论，可能出现的技术替代将使得前期财政投资成为沉没成本；凡此种种均需审慎决策。二是财政对金融的杠杆撬动作用明显偏弱。一般而言，财政投资的杠杆率可以达到50倍，75亿元省级财政投入如果配合良好的金融投入，可以实现4000亿元左右的总投入——广东省2011年全年贷款增幅仅在6000亿元左右，在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中起到的支持作用亦显然不足。从这一问题出发，下一阶段科技与金融融合或许应该立足于两点：一是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必须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在现有金融框架下寻找合适的融资模式。
二是新兴产业构建的禀赋观。“由于我们基于朴素的要素禀赋观，认为发达地区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日益昂贵，则传统产业需要转移，对于新兴产业构建的关注度相对不足，因此依托产业转移构建新的产业竞争力必然仍然受到市场约束，即产业转移没有推动产能调整，只是产能输出地发生了相应变化，这意味着广东仍然将面临持续的市场约束，特别是在总需求下降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将尤为严峻——珠三角面临的问题扩散到整个广东省。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应该进一步相信市场和市场主体，与其等待市场压力最终演变为萧条，不如依托新兴产业建设预先进行供给结构调整。简言之，即把‘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相同的东西’转变为‘生产具有不同技术含量的东西’，最终演变为‘创造性地生产不同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产业链：在发达地区立足于人力资本实施研发和设计，在中心城市形成能够跨区域配置金融资源的投资机构，在欠发达地区形成依托研发并具有可持续资金投入的下游生产基地，并进一步反馈到发达地区的营销总部，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形成销售。可见，在珠三角地区发展总部经济，核心是科技和营销；省政府主要应负责金融体系构建以推动产业链延伸；在欠发达地区形成制造终端，则‘双转移’必收全功”，陆磊说。
硅谷和新竹构建新兴产业的主要启示
“如果我们把政府引导、市场化、金融杠杆和新兴产业建设作为广东‘双转移’工作的四大基本要素，那么，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的科技金融双轮驱动是在全球范围内最主要的两大成功范例，并有效地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辐射”，陆磊说。 他表示，具体而言有两点：
一是充分利用金融杠杆实施引导。从新竹科技园的发展看，台湾1980年设立科学工业园，政府于1985和1991年分别拨款8亿元和16亿元构建种子基金，于1983年颁布了《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划》，规定创业投资基金不得投资于已经在主板或三板上市的企业股权，这就推动了此类基金投资于初创或发展期的高技术企业，由此开启了私募股权投资（PE）和风险投资基金（VC）的繁荣期，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其真正值得重视的经验是，政府种子基金仅仅是一种引导，但有效撬动了民间资本流向高技术企业。
二是硅谷银行是推动处于发展中期的科技产业的最佳模式。美国21%的GDP是由接受PE和VC投资的企业所创造的，但仅有PE和VC是不够的，因为此类机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企业上市并获得股权投资溢价。即使在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上市亦非企业所能实现的主要目标。因此，真正的产业链融资还是银行。据此，美国的硅谷银行是一个可借鉴模式。美国硅谷银行创建于1983年，注册资本500万美元，截至2010年末，员工总数达到1300人，总资产为148亿美元。该银行在承做商业银行信贷的基础上，把创业高科技企业和PE、VC作为自己的客户，并由此形成了金融控股公司——同时拥有商业银行和股权投资机构，当然两类机构间存在风险隔离的防火墙。（ 摄影/SMEIF记者 林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