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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国内经济显现多元发展趋势，今年可能被认为是近20年来中国经济形势最不稳的时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说，中国经济危机很可能在2013年爆发，引爆线不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就是地方债务危机，其表现就是部分中小企业破产，部分银行破产，部分地方政府破产。
李所长认为，即使经济危机发生也没什么可怕的，可能还是“好事”，因为危机可以倒逼中国几乎停滞的转型和改革，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只要一启动改革，中国经济的天就会慢慢放晴了。
“马太效应”的路径依赖
过去八年的中国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财政的扩张，地根撬动银根，地方政府用楼价来撬动整体地价估值水平，然后招商引资撬动银根，支撑投资的扩张。这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主线。
这一经济扩张模式导致中国在完全进入过剩型经济后的2003年—2011年，大部分资源被配置在低效率的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共投资的全面提速成为中国货币创生的主体，从而引致了其间三次明显的通货膨胀。
根据西方经济学，政府部门的大规模投资行为必然带来“挤出效应”和无效率，而投资率过高的经济体也必然面临产能过剩和经济忽冷忽热的挑战。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经济近些年的现实中不断得到验证。
据报道，2012年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落实在以新一代互联网标准、电动汽车配套设施、核能设备基建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上，“以产业升级提升中国经济内生性质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各级政府财政倾力扶持和补贴的LED、风电、光伏太阳能和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在2011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泡沫破灭、经营困难和倒闭潮。
2011年，与政府急功近利地四处“烧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家们难以为继后地跳楼、跑路、暴力抗税、变卖资产和移民潮。据有关人士考察，如果不偷税、漏税，90%的民营企业肯定会倒闭。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则透露，2011年他在江浙一带的调研表明，遭遇危机濒临倒闭的企业达60%。
近些年，中国经济似乎在步入一种“马太效应”的路径依赖：掌握土地、资金和垄断行业进入牌照等资源的政府及其麾下的国有经济部门，主导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节奏和质量，但因为生存于融资难、进入壁垒高和沉重税负等多重天花板之下的民营经济部门逐渐式微，为解决事关社会稳定的就业和GDP增速问题，政府部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地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中。而这一路径依赖的风险在于，它很可能在未来数年中迅速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难以退出的“有形之手”
从行为金融学的“有限理性”视角看，宏观经济政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面临初衷与实际效果相违背的窘境。
三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决策者所做出的重大抉择，在当时都合情合理甚至别无他选：2008年底充斥于中外各大媒体头条的是“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而中国的GDP增速在一个季度里就下滑了3个百分点，此为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背景；选择“铁公基”进行投资，是因为它具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共品属性；2010年通胀如“火烧着房子”般起势之后，政府必须动用数量工具来釜底抽薪，如果大幅加息则可能造成地方融资平台破产，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然而事后的情形证明，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宏观决策者基于有限信息的预判，结果往往就是宏观调控矫枉过正、捉襟见肘或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官员们随之不得不永远奔忙于“救场”和“灭火”途中。
要规避这类决策偏差的办法之一是，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受监督，在现阶段的中国，这还难以实现。仍以2008年下半年经济刺激计划为例，尽管全国人大对于财政预算进行审议是国家制度性安排，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迅速出台影响深远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经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全体大会的审议，仅向人大常委会通报了此事，“做出决定之前通报一下，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办法之二是，“有形之手”淡出微观经济领域，但在中国经济的既有格局之下，要做到这一点更难。
最难之处归根结底在于，在政府看来，中国经济必须维持足够高的GDP增速以每年创造2000万个新增工作机会，来满足农村人口进城后的就业需求。而当前GDP的“三驾马车”中，201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将放缓，内需依然难以提振；出口放缓的格局看起来也会成为长期趋势；尽管我国投资率长年保持43%以上（美国只有约15%）的高位，投资仍是“稳增长”的主角。
而最富有投资能力的，惟有GDP蛋糕的最大分食者——政府。1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1%，GDP年均增长9.7%-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7%。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考虑到各种政府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社保收入、国企上交利润、彩票发行等预算外收入，1995年-2010年，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25%。
据经济学家最近测算，2011年1月至11月，我国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高达9.73万亿元，同比增长26.8%，是GDP增长的三倍，大概相当于4.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4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
资本积累的悬殊格局，以及政绩考核和寻租的激励作用，都决定了各级政府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其维持GDP增速的首选必然是亲自操盘经济发展。
如何跳出“东亚模式”宿命？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并没有跳出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凭借资源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则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式背后的最大推手。
不可避免地，中国也将面临东亚模式所遭遇的终极挑战：逐渐丧失人口红利和成本优势；常年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化；制造业过度发达而服务业相对落后。同时，正在飙升的人口抚养比和超出地球承受能力的资源消耗以及环境破坏，则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硬约束。
中国经济能否跳出东亚模式宿命，取决于它能否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将经济发展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和消费型结构转换。
但这一转型的最大障碍在于，既有制度安排和既有利益格局下已经形成的锁定效应和巨大惯性难以被打破，如财税体制、金融制度及其伴生的GDP崇拜、土地财政、所有制歧视、国进民退等。
调整需求结构、实现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需要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因此我国须通过减税和转移支付，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但自2004年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其结果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近年来我国的征税工作得到了更严格的执行。
另一方面，消费不旺的一大成因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要求政府改变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从亲力亲为的经济建设转向对教育、医疗、环保、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投入。要实现这一转变，须真正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使任何财政决策都成为“公共选择”——即财政决策是民主的、法制的、讲程序的，而不能是集权的、行政的、随意的。
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则不能再走按照计划经济思维圈定战略新兴产业的老路，必须解除对要素价格包括资本、土地、能源等的管制；真正落实“非公36条”，将金融、电信、石油等高利润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并通过资本市场公平有效地将国有资产社会化。
归根结底，20年前邓小平推动做大增量、带动存量的“帕累托”改革在中国已经走到尽头，当必须重切蛋糕来重启改革时，责无旁贷的操刀者依然是既有利益格局的最大得益者——政府部门。这一次的如何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抑或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李所长认为，即使经济危机发生也没什么可怕的，可能还是“好事”，因为危机可以倒逼中国几乎停滞的转型和改革，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只要一启动改革，中国经济的天就会慢慢放晴了。
“马太效应”的路径依赖
过去八年的中国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财政的扩张，地根撬动银根，地方政府用楼价来撬动整体地价估值水平，然后招商引资撬动银根，支撑投资的扩张。这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主线。
这一经济扩张模式导致中国在完全进入过剩型经济后的2003年—2011年，大部分资源被配置在低效率的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共投资的全面提速成为中国货币创生的主体，从而引致了其间三次明显的通货膨胀。
根据西方经济学，政府部门的大规模投资行为必然带来“挤出效应”和无效率，而投资率过高的经济体也必然面临产能过剩和经济忽冷忽热的挑战。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经济近些年的现实中不断得到验证。
据报道，2012年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落实在以新一代互联网标准、电动汽车配套设施、核能设备基建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上，“以产业升级提升中国经济内生性质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各级政府财政倾力扶持和补贴的LED、风电、光伏太阳能和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在2011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泡沫破灭、经营困难和倒闭潮。
2011年，与政府急功近利地四处“烧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家们难以为继后地跳楼、跑路、暴力抗税、变卖资产和移民潮。据有关人士考察，如果不偷税、漏税，90%的民营企业肯定会倒闭。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则透露，2011年他在江浙一带的调研表明，遭遇危机濒临倒闭的企业达60%。
近些年，中国经济似乎在步入一种“马太效应”的路径依赖：掌握土地、资金和垄断行业进入牌照等资源的政府及其麾下的国有经济部门，主导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节奏和质量，但因为生存于融资难、进入壁垒高和沉重税负等多重天花板之下的民营经济部门逐渐式微，为解决事关社会稳定的就业和GDP增速问题，政府部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地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中。而这一路径依赖的风险在于，它很可能在未来数年中迅速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难以退出的“有形之手”
从行为金融学的“有限理性”视角看，宏观经济政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面临初衷与实际效果相违背的窘境。
三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决策者所做出的重大抉择，在当时都合情合理甚至别无他选：2008年底充斥于中外各大媒体头条的是“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而中国的GDP增速在一个季度里就下滑了3个百分点，此为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背景；选择“铁公基”进行投资，是因为它具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共品属性；2010年通胀如“火烧着房子”般起势之后，政府必须动用数量工具来釜底抽薪，如果大幅加息则可能造成地方融资平台破产，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然而事后的情形证明，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宏观决策者基于有限信息的预判，结果往往就是宏观调控矫枉过正、捉襟见肘或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官员们随之不得不永远奔忙于“救场”和“灭火”途中。
要规避这类决策偏差的办法之一是，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受监督，在现阶段的中国，这还难以实现。仍以2008年下半年经济刺激计划为例，尽管全国人大对于财政预算进行审议是国家制度性安排，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迅速出台影响深远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经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全体大会的审议，仅向人大常委会通报了此事，“做出决定之前通报一下，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办法之二是，“有形之手”淡出微观经济领域，但在中国经济的既有格局之下，要做到这一点更难。
最难之处归根结底在于，在政府看来，中国经济必须维持足够高的GDP增速以每年创造2000万个新增工作机会，来满足农村人口进城后的就业需求。而当前GDP的“三驾马车”中，201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将放缓，内需依然难以提振；出口放缓的格局看起来也会成为长期趋势；尽管我国投资率长年保持43%以上（美国只有约15%）的高位，投资仍是“稳增长”的主角。
而最富有投资能力的，惟有GDP蛋糕的最大分食者——政府。1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1%，GDP年均增长9.7%-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7%。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考虑到各种政府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社保收入、国企上交利润、彩票发行等预算外收入，1995年-2010年，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25%。
据经济学家最近测算，2011年1月至11月，我国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高达9.73万亿元，同比增长26.8%，是GDP增长的三倍，大概相当于4.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4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
资本积累的悬殊格局，以及政绩考核和寻租的激励作用，都决定了各级政府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其维持GDP增速的首选必然是亲自操盘经济发展。
如何跳出“东亚模式”宿命？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并没有跳出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凭借资源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则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式背后的最大推手。
不可避免地，中国也将面临东亚模式所遭遇的终极挑战：逐渐丧失人口红利和成本优势；常年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化；制造业过度发达而服务业相对落后。同时，正在飙升的人口抚养比和超出地球承受能力的资源消耗以及环境破坏，则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硬约束。
中国经济能否跳出东亚模式宿命，取决于它能否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将经济发展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和消费型结构转换。
但这一转型的最大障碍在于，既有制度安排和既有利益格局下已经形成的锁定效应和巨大惯性难以被打破，如财税体制、金融制度及其伴生的GDP崇拜、土地财政、所有制歧视、国进民退等。
调整需求结构、实现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需要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因此我国须通过减税和转移支付，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但自2004年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其结果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近年来我国的征税工作得到了更严格的执行。
另一方面，消费不旺的一大成因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要求政府改变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从亲力亲为的经济建设转向对教育、医疗、环保、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投入。要实现这一转变，须真正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使任何财政决策都成为“公共选择”——即财政决策是民主的、法制的、讲程序的，而不能是集权的、行政的、随意的。
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则不能再走按照计划经济思维圈定战略新兴产业的老路，必须解除对要素价格包括资本、土地、能源等的管制；真正落实“非公36条”，将金融、电信、石油等高利润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并通过资本市场公平有效地将国有资产社会化。
归根结底，20年前邓小平推动做大增量、带动存量的“帕累托”改革在中国已经走到尽头，当必须重切蛋糕来重启改革时，责无旁贷的操刀者依然是既有利益格局的最大得益者——政府部门。这一次的如何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抑或回到计划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