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家就住在杭州市学士路小学里面（妈妈是教师），不知道为什么父母要舍近求远，为我选择天长小学。
　　于是我弟弟只要从楼上走到楼下就可以上学，而我必须出门，从学士路1号开始，向西，走半条学士路，拐弯向北，走半条孝女路，才到。这段路在一个7岁孩子的记忆里，还是蛮远的。有一点“求”学的意思。
　　上了学就知道父母的用意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是老太太，叫丁绛霞，据说她是见过毛主席的——学士路小学有见过毛主席的老师吗？
　　校门朝东开，进去右边是花园，左边是大礼堂。我的同学左丹薇、胡小娃、沈茵曾在礼堂里演出《三个娃娃种葵花》，第一个娃娃把坑挖得太深，第二个娃娃种在屋后的树阴下，都失败了，第三个娃娃肯定是成功的啰。她们的嗓音很漂亮又清脆，让我非常羡慕。
　　礼堂的那边是大操场，操场上有篮球架、沙坑、滑梯。最喜欢星期六下午，学生放假了，老师在学习，校园变得宁静空旷，而我和罗大乔、胡小娃被特许到校。班主任徐祖武老师给我们仨一个任务——编孙悟空故事续集，每周一期，要把班级里这周的事情都编进去。我们一边挖空心思想啊想，一边在滑梯上滑上滑下，大概这样思路会通畅些吧。
　　操场的两边都是教学楼，教学楼后面的小平房是老师的单身宿舍，让我一辈子都记忆深刻的唐世兴、朱松龄、徐祖武等老师都住在那里。
　　唐和朱并不教我们班，但他们经常上公开课，之前要到我们班“彩排”。唐世兴老师讲数学的清爽思路，朱松龄老师带儿化音的标准普通话，都让学生觉得上他们的课，享受无比。
　　小学是培养习惯。天长小学给我的一些好习惯我受用至今。比如无论算一个什么数字，我都是要验算的，而且要用不同数式来验算，这使得我在商店工作时算账绝对准确，技术比武屡屡夺冠。
　　好的习惯来自老师的严格，“八·一”给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放学后，徐老师让我用毛笔抄在大红纸上。抄了一半，抄错一个字，他责令重抄；顺利抄完，一松懈，落款错一个字，他又责令重抄……如此反复多少遍我记不住，只知道天黑了，回家，晚饭碗也洗掉了。
　　写作业徐老师也不许我们错，他改作业时把本子拿起来对着灯光照，有橡皮擦过的痕迹就要扣分，超过三个就要重写，就是说，连改正了的错都不被允许，就有同学写一次作业用了大半本本子的记录。当时我们恨他苛刻，长大才知老师的良苦用心——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犯错的人，也许就是因为改过来太容易了。
　　作为“老三届”，我初中没读完，大学是业余，唯一完整的记忆就是小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