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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1912～2005年），字元白，也作元伯，北京市人。满族，爱新觉罗氏。曾在辅仁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任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论书绝句百首》等，出版《启功书画留影集》以及多种书法选集。
一
“琴棋书画”向来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必要修养和趣味所在。其中的琴、棋、画三项，要求从事者具有一定的艺术才能和特质，并非人人擅长，但是人人可以书写汉字。基于汉字书写的书法，是封建时代科举考试中必备的基本条件，所以受到普遍重视，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童子功”，从小就临池习帖，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然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流传有一段名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千百年来，“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传统士大夫最为看重的人生最高价值目标。书法毕竟不能列为其中的任何一项，不是最紧要的处世致学之道，所以难免有人视其为生活中较为次要的余事。
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定庵）曾经描绘过自己的这种心态——
夫明窗净几，笔砚精良，专以临帖为事，天下之闲人也。吾难得此暇日。偶遇此日，甫三四行，自觉胸中有不忍负此一日之意，遂辍弗为，更寻他务，虽极琐碎，亦苦心耗神而后已，卒之相去几何？真天下之劳人，天下之薄福人也。（《龚自珍全集·语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2）
一般人认为有闲暇、有条件好好练习书法的时候，他却觉得不忍心为此辜负时日，应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为此他调侃自己是个“劳碌命，薄福人”。
明末大思想家黄道周（石斋）则说——
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幸勿以此留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间，为雅好临池，声实俱掩。余素不喜此业，只谓钓弋余能，少贱所赅，投壶骑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余闲，不妨旁及。（《墨池偶谈》）
他认为书法在各种学问中的重要程度只能列于第七八等，千万不要在这方面用心。举例来说，王羲之人品材质与当时名臣王导、谢安不相上下，只因喜好书法，淹没了他的身名。而自己不过是由于不适合诸如投壶骑射之类的剧烈运动，才旁及此道罢了。其实黄道周的书法水平，在晚明允称大家，是举世公认的。世论黄道周的书法“严冷方刚，不偕流俗”，与王铎、倪元璐、张瑞图并称“明末四大家”。他对于书法之道，实在也是下了绝大功夫的。正如启先生评论他这段话所言：
“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幸勿以此留心”，乃勉励后诣之言，指明“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理耳。详读全卷，知公于此道，兴殊不浅，结习难忘，贤者不免也。（《启功书法丛论·黄石斋〈墨池偶谈〉卷》）
启先生认为他这段话是针对年轻后学而言，因为书法之类，不过是“艺”，与人生应该有志于“立德”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但他自己却于书道意趣盎然，《墨池偶谈》的全卷，基本上全是讨论有关书法及各种碑帖的事，所以说他“结习难忘”，是不难理解的。
龚自珍虽不以书名世，但于此也是不无造诣的。笔者曾获观辽宁博物馆所藏“龚自珍行楷手卷”，其书写是中规中矩、有板有眼的，书卷气十足，亦可谓在一般水准之上。
二
已故的启功先生作为公认的当代书坛泰斗，他是如何看待上述这类这种说法的呢？也就是说，启先生认为书法在人生中的意义何在，位置应是如何？本文拟以《启功书法丛论》（文物出版社，2003.12）中的有关论述，对此略加探讨。
首先，启先生反对把书法与现代科举功名结合起来。有不少人将书法视为人生的“进身之阶”，怀抱功利之心，并以此教育下一代。启先生指出：
有许多家长对孩子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孩子怎么有出息，怎么叫他们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不去多考虑，不让小孩去学德、智、体、美很多应该打基础的东西。他让小孩子干吗呢？许多家长让孩子写字。……让孩子写字并没有错处。但是要孩子写出来与某某科的翰林、某个文人写的字一个样，我觉得这个距离就差得比较远了。……书法被无限地抬到了非常高的档次，这个也不太适宜。
……
封建士大夫把书法的地位抬高，拿来对别的艺术贬低，或者轻视，说书法是最高的艺术。……我觉得首先说这句话的人，他这个想法就有问题。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说是像周公那样高明的圣人，假如他做人方面、思想方面又骄傲又吝啬，这样其余再有什么本事也不足观了。如果说一个书法家，自称我的书法是最高的艺术，我觉得这样对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抬高的作用，而使人觉得这个人太浅了。（《破除迷信》）
启先生以汉字书法作为人生重要的事业之一，但并不将之无限抬高，视为人生的唯一，更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对于孩子的教育，应该注重全面发展，不能只学书法，不顾其他。即便学写字，也不能有不切实际的要求。这正是启先生的思想宽豁通达之处，非常人所及也。
其次，启先生绝非不重视写字，看轻书法一道。他认为书法与生活密切相关——
生活中的各个地方，没有与书法无关的，没有用不上书法的。也可以说，书法已经出现在任何地方，也发挥着极大的效用。……书法活动既可以锻炼艺术情操，又可以调心养气，收到健身的效果。总而言之，今天看到书法有这样广大的爱好者，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和人们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密切的关系又非常长久。……书法被人作为人格、形象的代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金石书画漫谈》）
他牢记恩师陈垣（援庵）先生的教导，培养与提高自己作为文史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在《书艺承闻录》中，他回忆道：
陈老师对于做文史教育工作的后学，要求常常既广且严。他常说做文史工作必须懂诗文，懂金石，否则怎能广泛运用各方面的史料。……还常说，字写不好，学问再大，也不免减色。一个教师板书写得难看，学生先看不起。
这段话，原已写入《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此处加以重申，可见启先生的重视程度。 不仅如此，在启先生看来，书法应该可以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引黄道周的《墨池偶谈》哪段话之后，他加有按语道——
至于作书之事，今在老夫手中，饮食之外，重于男女。起居与共，实已无乘可分。盖潜神对弈，必求敌手；乐志垂纶，总需水次。作书则病能画被，狂可书空，旧叶漆盆，富同恒产。且坐书可以养气，立书可以健身。余初好绘画，今只好书，以绘画尚需丹青，作书有手便得。偶遇笔砚精良，不啻分外之获。简则易足，无欲而刚。书之时义大矣哉，何只七八乘事！（《黄石斋〈墨池偶谈〉卷》）
这段话对于了解启先生的精神世界、人生价值取向是太重要了！原来在启先生看来，所谓“饮食男女”，饮食为维持生存所必需，当然无可舍弃；而“男女”之道对他来说，则实在不如书法在人生中的地位。这也就是他在相濡以沫的老妻去世以后，谢绝多少盈门的说客，毅然鳏居三十余载却甘之如饴的精神寄托所在。他说自己已经是与书法朝夕共处，可以说书法是生活中的第一要素。他认为即使算是消遣休闲，书法也强过下棋、钓鱼、绘画之类，因为可以不必借助棋伴或江河湖水或各种颜料。书写活动在身体和经济的任何状态中均可进行，并且大大有助于养气健身。众所周知，启先生的父亲年甫二十即已往生，而他却高寿九十又三，这不能不说是书法的一大重要功用。书法既是如此简单地可以满足人生，自己也就如同林则徐处世一般“无欲则刚”了。所以很自然地得出的结论是：悠悠万事，书法为大，多少事也比不上它！
三
启先生于书法鉴赏眼光高超独到，非常人所能及。《论书绝句百首》中的名句“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早已脍炙人口，被竞相引用。
他又能从历代书法作品中看出书者的个性、书者人生的轨迹特点，可以说是“透过笔锋看人生”。笔锋原可指诗文书画的气势锋芒，这里不妨进一步引申来指代整体的书法作品。下面这段话也是很有名的——
怎么说书法上能看出书者的个性呢？即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笔迹也是那么流动；而能使“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范仲淹，笔迹便是那么端重；佯狂自晦的杨疯子（凝式），从笔迹上也看到他“抑塞磊落”的心情；玩世不恭的米颠（芾），最擅长运用毛笔的机能，自称为“刷字”，笔法变化多端，……至于林逋字清疏瘦劲；苏轼字的丰腴开朗，而结构上又深深表现出巧妙的机智。这等等例子，真是数不完的。尤其是人民所景仰的伟大人物，他们的片纸只字，即使写的并不精工，也都成了巍峨的纪念塔。像元代农民保存文天祥字的故事，便是一个例证。
……
文学作家亲笔写的作品，我们读着分外能多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从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林逋、苏轼、王诜等的自书诗词里看到他们是如何严肃而愉快地书写自己的作品。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是一卷禅宗的语录，虽然是狂草所书，但那不同于潦草乱涂，而是纸作氍毹，笔为舞女，在那里跳着富有旋律、转动照人的舞蹈。南宋陆游自书诗，从自跋里看到他谦词中隐约的得意心情，字迹的情调也是那么轻松流丽，诵读这卷真迹时，便觉得像是作者亲手从旁指点一样。这又不仅止书法精美一端了。再像张即之寸大楷字的写经，赵孟頫写的大字碑文或长篇小楷，动辄成千累万的字，则首尾一致，精神贯注，也看见他们的写字工夫，甚至可以恭维一下他们的劳动态度。……（《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
启先生对于古代书法作品的欣赏和宝爱，常常逸于作品本身之外，尤其是古代文学名家、书画大家的书法作品。这也是“透过笔锋看人生”一个重要方面。他说——
《颜氏家训》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在思友怀人的时候，相晤无由，得到传来的片语只词，都感到极大的安慰。如果再看到亲笔的字迹，那种亲切感，确实有摄影相片所起不到的作用。（《读〈静农书艺集〉》）
我们每读到一个可敬可爱作家的作品时，总想见到他的风采，得不到肖像，也想见到他的笔迹。真迹得不到，即使是屡经翻刻，甚至明知是伪托的，也会引起向往的心情。（《李白〈上阳台帖〉墨迹》）
看到明知是伪托的前人书法而心向往之，有如世间流传的托名岳飞书写的草书《满江红》之类，是许多现代人有过的审美经历。启先生在得观李白《上阳台帖》之余，简直欣喜若狂，不由放笔写道：
在这《上阳台帖》真迹从《石渠宝笈》流出以前，要见李白字迹的真面目，是绝对不可得的。现在我们居然亲见到这一卷，不但不是摹刻之本，而且还是诗人的真迹（有人称墨迹为“肉迹”，也很恰当），怎么不使人为之雀跃呢！
又如，他对于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十分钟爱，却不仅基于板桥的名头与书画的成就。他有一段评论郑板桥的话，也是众所周知的——
先生之名高，或谓以书画，或谓以诗文，或谓以循绩，吾窃以为俱是而俱非也。盖其人秉刚正之性，而出以柔逊之行，胸中无不可言之事，笔下无不易解之辞，此其所以独绝今古者。（《书艺承闻录·郑板桥》）
再如，启先生藏有一开明代文徵明（1470～1559年）所书七绝小幅，写的是：“石翁诗律号精成，老去还怜画掩名。世论悠悠遗钵在，白头惭愧老门生。”1976年，年逾花甲的他因其“旧装零落，倩友人为之重加背饰”，并满怀深情，在卷首题写道——
二十年来，旧蓄书画，斥卖已尽，独此小幅，尚存箧笥，盖深感石田翁以高文健笔，为一代宗工，身后且不免于悠悠之论。小子于此，能不知所愤悱。而衡山翁以头白门生，犹拳拳衣钵如此，是尤后学所堪敬慕者。每一展观，不忍遽置，又安敢任其失坠乎？（《题文徵明书七绝小幅》）
这种心境的表述，不禁令人联想到启先生与他的恩师陈垣先生的关系。沈石田（即沈周，1427～1509年）比文徵明大43岁，陈垣先生也年长于启先生30多岁，都是情逾一般师友的忘年之交。1971年，陈老以91岁高龄谢世，身后是否如同沈周一样蒙受“悠悠之论”且不可知，以当时“十年浩劫”的“文革”尚未结束，当是不难想象的。启先生于此也是“知所愤悱”，想到自己作为“头白门生”，应该如何“拳拳衣钵”，因而感慨系之。后来中华神州进入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更加年迈“头白”的启先生用自己多年笔耕所得，创立“励耘奖学基金”，就是纪念恩师、传承衣钵的重大之举，在学界和社会上早已广泛传为佳话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寒白
一
“琴棋书画”向来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必要修养和趣味所在。其中的琴、棋、画三项，要求从事者具有一定的艺术才能和特质，并非人人擅长，但是人人可以书写汉字。基于汉字书写的书法，是封建时代科举考试中必备的基本条件，所以受到普遍重视，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童子功”，从小就临池习帖，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然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流传有一段名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千百年来，“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传统士大夫最为看重的人生最高价值目标。书法毕竟不能列为其中的任何一项，不是最紧要的处世致学之道，所以难免有人视其为生活中较为次要的余事。
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定庵）曾经描绘过自己的这种心态——
夫明窗净几，笔砚精良，专以临帖为事，天下之闲人也。吾难得此暇日。偶遇此日，甫三四行，自觉胸中有不忍负此一日之意，遂辍弗为，更寻他务，虽极琐碎，亦苦心耗神而后已，卒之相去几何？真天下之劳人，天下之薄福人也。（《龚自珍全集·语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2）
一般人认为有闲暇、有条件好好练习书法的时候，他却觉得不忍心为此辜负时日，应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为此他调侃自己是个“劳碌命，薄福人”。
明末大思想家黄道周（石斋）则说——
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幸勿以此留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间，为雅好临池，声实俱掩。余素不喜此业，只谓钓弋余能，少贱所赅，投壶骑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余闲，不妨旁及。（《墨池偶谈》）
他认为书法在各种学问中的重要程度只能列于第七八等，千万不要在这方面用心。举例来说，王羲之人品材质与当时名臣王导、谢安不相上下，只因喜好书法，淹没了他的身名。而自己不过是由于不适合诸如投壶骑射之类的剧烈运动，才旁及此道罢了。其实黄道周的书法水平，在晚明允称大家，是举世公认的。世论黄道周的书法“严冷方刚，不偕流俗”，与王铎、倪元璐、张瑞图并称“明末四大家”。他对于书法之道，实在也是下了绝大功夫的。正如启先生评论他这段话所言：
“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幸勿以此留心”，乃勉励后诣之言，指明“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理耳。详读全卷，知公于此道，兴殊不浅，结习难忘，贤者不免也。（《启功书法丛论·黄石斋〈墨池偶谈〉卷》）
启先生认为他这段话是针对年轻后学而言，因为书法之类，不过是“艺”，与人生应该有志于“立德”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但他自己却于书道意趣盎然，《墨池偶谈》的全卷，基本上全是讨论有关书法及各种碑帖的事，所以说他“结习难忘”，是不难理解的。
龚自珍虽不以书名世，但于此也是不无造诣的。笔者曾获观辽宁博物馆所藏“龚自珍行楷手卷”，其书写是中规中矩、有板有眼的，书卷气十足，亦可谓在一般水准之上。
二
已故的启功先生作为公认的当代书坛泰斗，他是如何看待上述这类这种说法的呢？也就是说，启先生认为书法在人生中的意义何在，位置应是如何？本文拟以《启功书法丛论》（文物出版社，2003.12）中的有关论述，对此略加探讨。
首先，启先生反对把书法与现代科举功名结合起来。有不少人将书法视为人生的“进身之阶”，怀抱功利之心，并以此教育下一代。启先生指出：
有许多家长对孩子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孩子怎么有出息，怎么叫他们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不去多考虑，不让小孩去学德、智、体、美很多应该打基础的东西。他让小孩子干吗呢？许多家长让孩子写字。……让孩子写字并没有错处。但是要孩子写出来与某某科的翰林、某个文人写的字一个样，我觉得这个距离就差得比较远了。……书法被无限地抬到了非常高的档次，这个也不太适宜。
……
封建士大夫把书法的地位抬高，拿来对别的艺术贬低，或者轻视，说书法是最高的艺术。……我觉得首先说这句话的人，他这个想法就有问题。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说是像周公那样高明的圣人，假如他做人方面、思想方面又骄傲又吝啬，这样其余再有什么本事也不足观了。如果说一个书法家，自称我的书法是最高的艺术，我觉得这样对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抬高的作用，而使人觉得这个人太浅了。（《破除迷信》）
启先生以汉字书法作为人生重要的事业之一，但并不将之无限抬高，视为人生的唯一，更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对于孩子的教育，应该注重全面发展，不能只学书法，不顾其他。即便学写字，也不能有不切实际的要求。这正是启先生的思想宽豁通达之处，非常人所及也。
其次，启先生绝非不重视写字，看轻书法一道。他认为书法与生活密切相关——
生活中的各个地方，没有与书法无关的，没有用不上书法的。也可以说，书法已经出现在任何地方，也发挥着极大的效用。……书法活动既可以锻炼艺术情操，又可以调心养气，收到健身的效果。总而言之，今天看到书法有这样广大的爱好者，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和人们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密切的关系又非常长久。……书法被人作为人格、形象的代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金石书画漫谈》）
他牢记恩师陈垣（援庵）先生的教导，培养与提高自己作为文史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在《书艺承闻录》中，他回忆道：
陈老师对于做文史教育工作的后学，要求常常既广且严。他常说做文史工作必须懂诗文，懂金石，否则怎能广泛运用各方面的史料。……还常说，字写不好，学问再大，也不免减色。一个教师板书写得难看，学生先看不起。
这段话，原已写入《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此处加以重申，可见启先生的重视程度。 不仅如此，在启先生看来，书法应该可以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引黄道周的《墨池偶谈》哪段话之后，他加有按语道——
至于作书之事，今在老夫手中，饮食之外，重于男女。起居与共，实已无乘可分。盖潜神对弈，必求敌手；乐志垂纶，总需水次。作书则病能画被，狂可书空，旧叶漆盆，富同恒产。且坐书可以养气，立书可以健身。余初好绘画，今只好书，以绘画尚需丹青，作书有手便得。偶遇笔砚精良，不啻分外之获。简则易足，无欲而刚。书之时义大矣哉，何只七八乘事！（《黄石斋〈墨池偶谈〉卷》）
这段话对于了解启先生的精神世界、人生价值取向是太重要了！原来在启先生看来，所谓“饮食男女”，饮食为维持生存所必需，当然无可舍弃；而“男女”之道对他来说，则实在不如书法在人生中的地位。这也就是他在相濡以沫的老妻去世以后，谢绝多少盈门的说客，毅然鳏居三十余载却甘之如饴的精神寄托所在。他说自己已经是与书法朝夕共处，可以说书法是生活中的第一要素。他认为即使算是消遣休闲，书法也强过下棋、钓鱼、绘画之类，因为可以不必借助棋伴或江河湖水或各种颜料。书写活动在身体和经济的任何状态中均可进行，并且大大有助于养气健身。众所周知，启先生的父亲年甫二十即已往生，而他却高寿九十又三，这不能不说是书法的一大重要功用。书法既是如此简单地可以满足人生，自己也就如同林则徐处世一般“无欲则刚”了。所以很自然地得出的结论是：悠悠万事，书法为大，多少事也比不上它！
三
启先生于书法鉴赏眼光高超独到，非常人所能及。《论书绝句百首》中的名句“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早已脍炙人口，被竞相引用。
他又能从历代书法作品中看出书者的个性、书者人生的轨迹特点，可以说是“透过笔锋看人生”。笔锋原可指诗文书画的气势锋芒，这里不妨进一步引申来指代整体的书法作品。下面这段话也是很有名的——
怎么说书法上能看出书者的个性呢？即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笔迹也是那么流动；而能使“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范仲淹，笔迹便是那么端重；佯狂自晦的杨疯子（凝式），从笔迹上也看到他“抑塞磊落”的心情；玩世不恭的米颠（芾），最擅长运用毛笔的机能，自称为“刷字”，笔法变化多端，……至于林逋字清疏瘦劲；苏轼字的丰腴开朗，而结构上又深深表现出巧妙的机智。这等等例子，真是数不完的。尤其是人民所景仰的伟大人物，他们的片纸只字，即使写的并不精工，也都成了巍峨的纪念塔。像元代农民保存文天祥字的故事，便是一个例证。
……
文学作家亲笔写的作品，我们读着分外能多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从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林逋、苏轼、王诜等的自书诗词里看到他们是如何严肃而愉快地书写自己的作品。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是一卷禅宗的语录，虽然是狂草所书，但那不同于潦草乱涂，而是纸作氍毹，笔为舞女，在那里跳着富有旋律、转动照人的舞蹈。南宋陆游自书诗，从自跋里看到他谦词中隐约的得意心情，字迹的情调也是那么轻松流丽，诵读这卷真迹时，便觉得像是作者亲手从旁指点一样。这又不仅止书法精美一端了。再像张即之寸大楷字的写经，赵孟頫写的大字碑文或长篇小楷，动辄成千累万的字，则首尾一致，精神贯注，也看见他们的写字工夫，甚至可以恭维一下他们的劳动态度。……（《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
启先生对于古代书法作品的欣赏和宝爱，常常逸于作品本身之外，尤其是古代文学名家、书画大家的书法作品。这也是“透过笔锋看人生”一个重要方面。他说——
《颜氏家训》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在思友怀人的时候，相晤无由，得到传来的片语只词，都感到极大的安慰。如果再看到亲笔的字迹，那种亲切感，确实有摄影相片所起不到的作用。（《读〈静农书艺集〉》）
我们每读到一个可敬可爱作家的作品时，总想见到他的风采，得不到肖像，也想见到他的笔迹。真迹得不到，即使是屡经翻刻，甚至明知是伪托的，也会引起向往的心情。（《李白〈上阳台帖〉墨迹》）
看到明知是伪托的前人书法而心向往之，有如世间流传的托名岳飞书写的草书《满江红》之类，是许多现代人有过的审美经历。启先生在得观李白《上阳台帖》之余，简直欣喜若狂，不由放笔写道：
在这《上阳台帖》真迹从《石渠宝笈》流出以前，要见李白字迹的真面目，是绝对不可得的。现在我们居然亲见到这一卷，不但不是摹刻之本，而且还是诗人的真迹（有人称墨迹为“肉迹”，也很恰当），怎么不使人为之雀跃呢！
又如，他对于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十分钟爱，却不仅基于板桥的名头与书画的成就。他有一段评论郑板桥的话，也是众所周知的——
先生之名高，或谓以书画，或谓以诗文，或谓以循绩，吾窃以为俱是而俱非也。盖其人秉刚正之性，而出以柔逊之行，胸中无不可言之事，笔下无不易解之辞，此其所以独绝今古者。（《书艺承闻录·郑板桥》）
再如，启先生藏有一开明代文徵明（1470～1559年）所书七绝小幅，写的是：“石翁诗律号精成，老去还怜画掩名。世论悠悠遗钵在，白头惭愧老门生。”1976年，年逾花甲的他因其“旧装零落，倩友人为之重加背饰”，并满怀深情，在卷首题写道——
二十年来，旧蓄书画，斥卖已尽，独此小幅，尚存箧笥，盖深感石田翁以高文健笔，为一代宗工，身后且不免于悠悠之论。小子于此，能不知所愤悱。而衡山翁以头白门生，犹拳拳衣钵如此，是尤后学所堪敬慕者。每一展观，不忍遽置，又安敢任其失坠乎？（《题文徵明书七绝小幅》）
这种心境的表述，不禁令人联想到启先生与他的恩师陈垣先生的关系。沈石田（即沈周，1427～1509年）比文徵明大43岁，陈垣先生也年长于启先生30多岁，都是情逾一般师友的忘年之交。1971年，陈老以91岁高龄谢世，身后是否如同沈周一样蒙受“悠悠之论”且不可知，以当时“十年浩劫”的“文革”尚未结束，当是不难想象的。启先生于此也是“知所愤悱”，想到自己作为“头白门生”，应该如何“拳拳衣钵”，因而感慨系之。后来中华神州进入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更加年迈“头白”的启先生用自己多年笔耕所得，创立“励耘奖学基金”，就是纪念恩师、传承衣钵的重大之举，在学界和社会上早已广泛传为佳话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寒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