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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夏寿老师是一直守在故里的，他认定农村小学更需要他。但是在他的语文课堂里，我们分明听得到浓浓的乡愁，这种乡愁属于教育，属于文化，属于动人的传说与戏剧，属于他血脉里流淌的生命话语。
他的话语是属于民间的，是父亲的戏文、母亲的故事，是上虞方言、绍兴大板，是“月亮婆婆”“田螺姑娘”，是《借东风》与《狸猫换太子》。他是在这话语中慢慢习得了语言的智慧与美妙，也是在这话语中逐渐体悟到天地的广博、人情的冷暖，并由此涵养了人穷志高的节气与侠肝义胆的风骨。
其实这样的话语是人类最初的话语，它沾染着乡土的气息，充满着神奇的想象，寄托着人类最纯善的愿望，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艺术生长的土壤。可惜，当语文教育渐行渐远，这样的话语已被我们悄然遗忘。我们似乎被“更规范”“更理性”“更时髦”的话语吸引，毫不回头地忘记了儿时的“月亮婆婆”“田螺姑娘”。
但是何夏寿老师不肯，他用20多年的语文教育生命一直在等待，他希望有一天，“母亲的‘月亮婆婆’‘田螺姑娘’能够有脸有面、有名有目地出现在语文教材里”。但是，20多年过去了，这等待仍在，“希望”也依然只是“希望”。
他再也不能只是等下去，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日夜听到温暖而遥远的“母歌”在深情而微弱地呼唤着。“教材里没有有什么关系，我可以自己把它们请到课堂里来！”我不知道何老师是在哪一天忽然有了这样的决断，但我知道，他是要让古老的“母歌”成为永不消逝的记忆，代代相传。
课程本就是个开放的概念，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课，怎么可能自筑篱笆，把我们的话语之乡永远放逐？
于是有了《鲤鱼报恩》一课。
《鲤鱼报恩》是民间故事，但它带给孩子们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类故事。据何老师介绍，民间故事的类型有五百多个，单动物报恩的类型就有一百多个。那么，他从如此多的故事类型中选择《鲤鱼报恩》，肯定不会没有缘故。
先说对“鲤鱼”的钟情。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鲤鱼一直被视为吉祥、美好的象征，但在何老师的心里应该不只是这些。我知道何老师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是同乡，而金近最著名的童话就是《小鲤鱼跳龙门》。因为尊崇金近与他的作品，何老师将自己做校长的学校改名为“金近小学”，他学校的文学社也称作“小鲤鱼文学社”。我相信，在何老师与他所带大的一批又一批农村孩子的心里，“小鲤鱼”不仅是一个“物象”，也是一个“意象”，它不只是一个传说，更是一种希望，它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自强不息、永不气馁的精神，也承载着苦难之中的人们超越现实、跃过龙门、自由飞腾的愿望。
至于“报恩”，无疑是一种“善有善报”的美好寄托，它可以恰好地满足孩子们快意恩仇的简单与阳光。从这一点上讲，民间故事是浪漫主义的，更是快乐主义的。
何老师所选的《叶限》《张打鹌鹑李钓鱼》《追鱼》三个故事里都充满着这样的浪漫与快乐。学习这些故事，孩子们自然能感受到民间故事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特点。
何老师首先是把这一课放在文学教学的尺度上权衡的。当民间故事走进语文，他没有把它们用来“教语文”，没有把它们当作语文学习的“例子”，像当下流行的做法那样，以此来分析其中蕴含的“语、修、逻”等语文知识或布局谋篇造句等写作技巧。他尊重它们作为文学本身，他要保护好它们的“文学性”，那就先带着孩子们好好地欣赏、理解、传承。
在这一课里，学生们几乎没有功利的学习目标或知识压力，他们就是兴趣盎然地阅读故事、讲述故事、表演故事、评价故事、续编故事，在与故事的种种相遇中，感受民间文化的意味、智慧与美丽。不知不觉中，他们了解了 《鲤鱼报恩》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掌握了民间故事“反复性”“三叠式”的创作特点。这结构与特点不恰恰正是《鲤鱼报恩》这一类文本最大的秘妙吗？没有刻意“教语文”，却又何处不“语文”？何老师说，文学与语言相依为命是他们关系的一种可能，其实，文学与语言从来就不是两张皮、从来就不属两家人！
当回到自己的话语之乡，我们也看到何老师的教学艺术如鱼得水，课堂节奏从容闲适。《叶限》《张打鹌鹑李钓鱼》《追鱼》三个故事，绝非平均用力，它们在课堂教学中被安排与设计得详略不一、出现方式不一、训练重点不一。可以说，何老师始终变化着游戏的规则，让学习者紧跟其后，一步一景，乐在其中。
当然，这课最令人难忘的不是变化，而是不变。整堂课有它不变的、如一的法则，那就是课堂教学的“民间味”。教师用方言童谣引入，用俗语过渡，用传说开启，用戏剧演唱，使听课者沉浸其中，陶醉其里，忘怀得失，怎能不感慨民间艺术的博大与美丽？
课堂作证，方言、童谣、故事、戏剧，在这些流传了千年的智慧、诗意与情趣里，我们母语的童年永不老去。
也许，何老师的课难以复制，因为他的话语乡愁是浸润在他独特的生命印记里的，并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过如此丰富、如此美丽的戏剧、民谣与故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跟何老师一起回头寻觅，相信在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里，我们和语文一起，会遇见最初的自己。
（作者单位：山东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 杨文婷
他的话语是属于民间的，是父亲的戏文、母亲的故事，是上虞方言、绍兴大板，是“月亮婆婆”“田螺姑娘”，是《借东风》与《狸猫换太子》。他是在这话语中慢慢习得了语言的智慧与美妙，也是在这话语中逐渐体悟到天地的广博、人情的冷暖，并由此涵养了人穷志高的节气与侠肝义胆的风骨。
其实这样的话语是人类最初的话语，它沾染着乡土的气息，充满着神奇的想象，寄托着人类最纯善的愿望，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艺术生长的土壤。可惜，当语文教育渐行渐远，这样的话语已被我们悄然遗忘。我们似乎被“更规范”“更理性”“更时髦”的话语吸引，毫不回头地忘记了儿时的“月亮婆婆”“田螺姑娘”。
但是何夏寿老师不肯，他用20多年的语文教育生命一直在等待，他希望有一天，“母亲的‘月亮婆婆’‘田螺姑娘’能够有脸有面、有名有目地出现在语文教材里”。但是，20多年过去了，这等待仍在，“希望”也依然只是“希望”。
他再也不能只是等下去，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日夜听到温暖而遥远的“母歌”在深情而微弱地呼唤着。“教材里没有有什么关系，我可以自己把它们请到课堂里来！”我不知道何老师是在哪一天忽然有了这样的决断，但我知道，他是要让古老的“母歌”成为永不消逝的记忆，代代相传。
课程本就是个开放的概念，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课，怎么可能自筑篱笆，把我们的话语之乡永远放逐？
于是有了《鲤鱼报恩》一课。
《鲤鱼报恩》是民间故事，但它带给孩子们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类故事。据何老师介绍，民间故事的类型有五百多个，单动物报恩的类型就有一百多个。那么，他从如此多的故事类型中选择《鲤鱼报恩》，肯定不会没有缘故。
先说对“鲤鱼”的钟情。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鲤鱼一直被视为吉祥、美好的象征，但在何老师的心里应该不只是这些。我知道何老师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是同乡，而金近最著名的童话就是《小鲤鱼跳龙门》。因为尊崇金近与他的作品，何老师将自己做校长的学校改名为“金近小学”，他学校的文学社也称作“小鲤鱼文学社”。我相信，在何老师与他所带大的一批又一批农村孩子的心里，“小鲤鱼”不仅是一个“物象”，也是一个“意象”，它不只是一个传说，更是一种希望，它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自强不息、永不气馁的精神，也承载着苦难之中的人们超越现实、跃过龙门、自由飞腾的愿望。
至于“报恩”，无疑是一种“善有善报”的美好寄托，它可以恰好地满足孩子们快意恩仇的简单与阳光。从这一点上讲，民间故事是浪漫主义的，更是快乐主义的。
何老师所选的《叶限》《张打鹌鹑李钓鱼》《追鱼》三个故事里都充满着这样的浪漫与快乐。学习这些故事，孩子们自然能感受到民间故事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特点。
何老师首先是把这一课放在文学教学的尺度上权衡的。当民间故事走进语文，他没有把它们用来“教语文”，没有把它们当作语文学习的“例子”，像当下流行的做法那样，以此来分析其中蕴含的“语、修、逻”等语文知识或布局谋篇造句等写作技巧。他尊重它们作为文学本身，他要保护好它们的“文学性”，那就先带着孩子们好好地欣赏、理解、传承。
在这一课里，学生们几乎没有功利的学习目标或知识压力，他们就是兴趣盎然地阅读故事、讲述故事、表演故事、评价故事、续编故事，在与故事的种种相遇中，感受民间文化的意味、智慧与美丽。不知不觉中，他们了解了 《鲤鱼报恩》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掌握了民间故事“反复性”“三叠式”的创作特点。这结构与特点不恰恰正是《鲤鱼报恩》这一类文本最大的秘妙吗？没有刻意“教语文”，却又何处不“语文”？何老师说，文学与语言相依为命是他们关系的一种可能，其实，文学与语言从来就不是两张皮、从来就不属两家人！
当回到自己的话语之乡，我们也看到何老师的教学艺术如鱼得水，课堂节奏从容闲适。《叶限》《张打鹌鹑李钓鱼》《追鱼》三个故事，绝非平均用力，它们在课堂教学中被安排与设计得详略不一、出现方式不一、训练重点不一。可以说，何老师始终变化着游戏的规则，让学习者紧跟其后，一步一景，乐在其中。
当然，这课最令人难忘的不是变化，而是不变。整堂课有它不变的、如一的法则，那就是课堂教学的“民间味”。教师用方言童谣引入，用俗语过渡，用传说开启，用戏剧演唱，使听课者沉浸其中，陶醉其里，忘怀得失，怎能不感慨民间艺术的博大与美丽？
课堂作证，方言、童谣、故事、戏剧，在这些流传了千年的智慧、诗意与情趣里，我们母语的童年永不老去。
也许，何老师的课难以复制，因为他的话语乡愁是浸润在他独特的生命印记里的，并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过如此丰富、如此美丽的戏剧、民谣与故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跟何老师一起回头寻觅，相信在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里，我们和语文一起，会遇见最初的自己。
（作者单位：山东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 杨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