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在题记中说：“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致命的秘密’，它藏在心灵深处，等待着唯一，也是最后的危险绽放。”《血色莫扎特》便是其思考的结晶，小说的高超之处不仅在于复杂的悬疑情节设计，更在于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刻画，蕴含着作者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所有人都活在悲剧里

　　小说通过“钢琴王子杀妻案”这一导火索，以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下的北方小城麓城为背景，集中展现了时代大潮下几个青年人的悲剧命运。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大学时期的葛春风、韩苗苗和夏冰无疑是“有价值”的，是理想和美好的化身。主人公葛春风是麓城大学中文系的才子，初出茅庐的他正直善良、豪爽仗义、风光无两；韩苗苗与夏冰是一对充满热情的情侣——浪漫忧郁的音乐才子与美丽灵动的舞者的绝妙组合使他们成了大学最令人羡慕的“金童玉女”。然而，毕业钟声敲响，三人的命运也如失控的火车般脱离了原来的轨道：葛春风为苗苗出头和辅导员发生冲突，本该被分配到报社、电视台的他受到处分，被分去了化工厂，“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苗苗入社会不久便被诱骗成为会所的高级妓女和当地政治高层的玩物；夏冰则不仅失去了体面的教师工作，更因为种种原因沦为杀人犯，在逃亡中饿死。一切美好皆成过往，三人原本光明的前途，以韩、夏的死亡和春风的忏悔赎罪收尾。
　　理想的破灭固然引人同情，但打破理想的“恶人”，同样被抹上了悲剧色彩。作为杀妻案的始作俑者，邹玉红、陈中华以及薛暢等人也逃脱不了命运的审判。心狠手辣如邹玉红，最初也不过是一个不愿在时代浪潮的击打下坐以待毙的农村女孩，面对“穷人的孩子，要得到点什么，就必须先失去更多的东西”的“铁律”，她不是没有过挣扎，但残酷的现实最终推动她选择主动作恶，“出人头地”的同时也沦为政界的傀儡，既出卖了身体，也出卖了灵魂：
　　命运就是一条在冷雨街头逃避闪电的疯狗。无论快慢，姿势是否优雅，它都摆脱不了死亡的威胁。
　　不论恶人还是无辜之人，全都不得善终，死去的人永远闭上了眼睛，而活着的人记得所有死去的人、发生的事，陷入无尽的精神折磨，所有人都活在悲剧里。房伟通过那一代人的灵魂挣扎与生命体验完成了终极意义的悲剧展现，在这个故事中，谁都逃不脱因果的刑罚。

时代变革下的人性思考

　　当所有人都陷入悲剧时，悲剧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于是我们更为好奇，在情感纠葛和悬疑故事的背后，房伟想通过《血色莫扎特》表达什么，他又赋予了悲剧哪些思考？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房伟将悲剧的爆发定格在90年代初，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型。大范围拆迁、国企下岗潮、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切不仅重塑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也在改造人们的思想，而首当其冲受影响的便是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仍怀抱着80年代理想主义的青年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或逆流而上，被浪潮淹没；或顺流而下，为规则驯服。前者如夏冰拒绝与世俗权力同流合污，被迫从音乐教师变为小区清洁工，最终在生存焦虑和尊严被践踏的多重压力下走向毁灭；后者如薛畅，虽善于利用社会规则，成为世俗意义的成功者，但内里却早已被“利己”的恶气熏染，成为被权力和私欲驯服的官员。无论光鲜与否，青年的主体性不断受到冲击，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一代干净纯粹的灵魂被时代碾压的无力和屈辱。
　　其次，房伟又没有简单地将个人视为社会变革的牺牲品，而是敏感地注意到个体与时代之间的缠结互动，并有意识地描绘了一出人性嬗变的成长悲剧。
　　小说的主人公，无论是毁春风前程的夏冰、介入夏冰婚姻的春风，还是为生活和家庭出卖肉体的苗苗，都代表了房伟对时代与人性的关系，尤其是理想主义者的堕落的思考。杀妻案中，苗苗爱慕虚荣但本性善良，浪漫多情但并不水性杨花，她的性格弱点本不必然导向悲剧的结局，但生存无奈的焦虑、灵魂无力的失落让人性的欲望在压抑的时代中被不断放大甚至异化，以至不可挽回地堕入黑暗，放纵着欲望无意识而走向罪恶的深渊，最终永远沉睡在那个午夜。
　　不仅是苗苗，“苗苗的客厅”里那些评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精英们，那些为艺术而生，为爱情而活的80年代大学生们，他们本该成为企业高管、艺术大家，却不得不屈从于现实，满腹牢骚四处流浪。一方面，他们精英身份的失落和人生的脱序是值得同情的，另一方面，这群理想主义者在被压制后展现出惊人的自私和不节制的欲望，也让我们对新世纪前后十年的人性进行反思：在信仰失落、价值解体的90年代，青年们就像浮萍一样，对于日渐功利化的时代巨变无所适从，只能通过盲目的反抗和抱团来发泄愤懑和不满。不可否认，这群没有走出泥潭的失败者们，也都有过单纯善良的品性和追寻梦想的渴望。不幸的是，他们的故事没有“幸福的反转”，情感的怯懦和私欲以及人格意志的稚弱让无数青年沉默地消失在时代浪潮中。

“侦探小说”与悲剧的深化

　　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想简单谈一谈“侦探小说”这一特殊形式在悲剧书写中的作用。
　　首先，侦探小说是一种“由果及因”的逆向叙事，其目的在于还原事件的真相。在此过程中，读者不仅跟着作者的笔触，重新经历了案件的因果，而且会主动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因”的追问上。这样一来，与一般描述性的悲剧故事相比，侦探小说的逆向叙事显然更有利于悲剧的立体化展开，加深读者对悲剧人物的印象。
　　其次，侦探小说的限知视角也进一步深化了读者对悲剧的理解。小说首先呈现的是冬至夜韩苗苗的尸体，读者在“杀妻”一词的暗示下立刻形成对悲剧的第一层理解，即妻子出轨、丈夫报复的爱情悲剧；之后，葛春风与韩、夏的三角恋关系浮出水面，读者将获得的新信息重组，又一次创造性地填补“苗苗死因”的空白，形成对悲剧的第二层理解，即爱而不得的伦理悲剧。在不断推理和分析中，读者既有的期待视域得到满足——葛春风的出现肯定了读者对悲剧的第一层理解，产生了满足的审美愉悦。但随着“死亡邀约”的发出，越来越多的人被牵扯进案件中，使读者在紧张和好奇中更加期待凶手的出现。但很快，房伟又通过设置夏冰的死和夏雨的复仇打破了读者的期望，最终我们恍然大悟，个体的情爱并未直接导致杀妻惨剧，悲剧的发生源于时代的突转与人性的桎梏。
　　不难发现，在阅读侦探小说的过程中，读者会主动调用自身经验，试图“先一步”理解案件的过程和动机，但又因为认知范围受到限制，期待视野不断因为案情的反转而遭到“背叛”。为了给这一“背叛”找到合理的解释，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追问悲剧成因。这种经验的反复重构，实际上就深化了对悲剧的思考。而当读者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是悲剧以及悲剧成因的时候，小说也真正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血色莫扎特》并不是单纯的侦探小说，房伟的目的并不在于安排一场完美的犯罪，而是利用侦探推理的外壳，让读者自己一步步靠近、参与到90年代青年记忆的塑造中，进而多角度地展现人性的幽暗深邃，及其与时代变动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个轰轰烈烈的残酷时代过去了，另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又飞速来临。”房伟对悲剧的思考熔铸在时代环境和生命个体的结合之中，小说将一起凶杀案安置于那个变革发展的时代，通过一步步揭开凶案的真相展现90年代被时代巨轮碾过的青年们血腥惨烈的记忆，让我们在故事之外对时代冲击下人性的脆弱进行叩问和反思。葛春风们的悲剧命运只是90年代中的小浪花，每个人都是莫扎特，都有属于自己的钢琴曲，带着伤痛前行。
　　（作者简介：郑雨静，宁波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学生；章涛，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
　　评语：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曾说过，古希腊悲剧之所以具有如此动人心魄的力量，是因为故事中互相对立的双方并非一善一恶，而是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房伟的《血色莫扎特》也讲述了这样一场“人人似乎都情有可原，但谁也不正确”的悲剧故事。本书评以小说的“悲剧书写”为考察对象，从人物形象入手，将分析的笔触深入到90年代中国的历史转折和人性的“常与变”中，进而揭示了悲剧的特殊结构形式与其背后的思想内涵。或许从这个角度，我们能更准确地理解房伟对“时代”和“生命”的思考。
　　——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