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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中能获取的知识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不是一般的政治史，而是活生生的人类当时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对您个人而言，考古学意味着什么？
李伯谦：对我来讲，真正能让我下定决心从事考古学的契机是1959年的田野考古实习。我们搬到了陕西的华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居址和墓葬，那次经历让人特别兴奋。我当时是在元君庙那个组参与发掘仰韶文化的墓葬区。发掘到有的墓葬里有十几个人埋在一块儿，对遗骨鉴定发现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老师就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些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埋在一块儿，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同学们也争论，很有意思。
我感觉从中能获取的知识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不是一般的政治史，而是活生生的人类当时的生活状况，这让我特别有兴趣，觉得考古学可以获得很多新鲜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一般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布莱恩·费根：我自己是碰巧进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学专业，于是才接触到考古学的。之后，我获得了在非洲赞比亚的工作。其间参与了当地一个古代农业村落的考古发掘工作，这项发掘工作我一做就是7年。
于是，我发现自己纠结于一个问题，即我该怎么与公众交流那些年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之后，我就开始了写作，在考古工作的同时向公众解释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可以说，我是个考古学家，但是我是一个与大部分同行都不同的考古学家。我的工作还包括让人们了解过去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何意义。
马克·莱纳：我觉得考古学就是一种“寻找”，寻找究竟什么是真实的。
对于我来说，考古是一种检验信仰的手段，无论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我以考古为手段来检验自己的观念，通过挖掘去检验某种成见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用实实在在的证据来讲述故事、寻找过去、追寻真相。借由考古学的研究，可以探索当时的人们的生活状况，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考古学告诉我们的是社会状况和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处境，而绝非仅仅如金字塔似的庞然大物般的“纪念碑”。
考古学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即除非他们向公众解释清楚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而且不是为了搞钱，否则遗址就会被盗贼无情地毁坏
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否应该积极与公众分享？考古的成果应当如何与公众分享？
李伯谦：当然应当分享。总的来说，考古学一直没有把自己像古文献学那样关在书斋里来做研究，而是真正跟公众打成一片。另外，我们当时去做田野考古发掘，都借住在老乡家里。
我觉得公共考古应该是考古学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我看到在秘鲁发掘太阳神庙，他们的考古学家也是尽量地和老百姓融合在一块儿。不光是考古学家在工地上发掘，而是在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组织人来参与、来了解，我觉得这样子很好。
布莱恩·费根：考古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但却绝对不是研究凋亡中的东西的学问。现在，这门研究过去的人的学问，变得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了。
公共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一部分与公众交流考古学领域的发现，这点现在已经变得特别重要了。很多考古学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即除非他们向公众解释清楚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而且不是为了钱，否则遗址就会被盗贼无情地毁坏。如此看来，开展公共考古活动，也对学术性的考古发掘研究有很大好处。
谈到如何将考古成果同大众分享，我想举个例子：我们看到一个瓶子，你要怎么向别人描述这个瓶子的制作工艺，它曾经的用处，以及它为什么具有重要性？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讲故事。
但是这故事不是爱情故事，而是基于工具或者动物骨骸为基础的故事。历史是一条有继承关系的长河，今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先人创造的世界基础上的。无论中国、英国、美国，还是非洲各国的人类文化，都是历经数千年的缓慢地演变至今的结果。通过考古学，人们能认识到人类生活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是如何变化的。考古学在这种观察中很重要，因为它能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有什么是相同的，又有什么是不同的。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互相理解与认识的视野变得特别重要。
如此可见考古学对于每个人的生活的重要性，因为考古学终究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今天，我们谈论着登月技术或者制造高速火车的技术，似乎人类无所不能，但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也恰恰是人自己。
马克·莱纳：我认为向公众解释明白自己所正在从事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假使公众不理解你的工作，那又如何能指望他们来一起参与保护遗迹与遗物？
另外，如果我们无法将研究成果向公众解释清楚的话，或许那是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没法把道理简洁地说明白的人，才会用一堆学术术语来表达。
将文物置于其环境中，我们才能了解更充分的关于它的信息，对它的了解才会更多，才不至于见物只有物
如何看待民间文物收藏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李伯谦：民间收藏热是难免的。但是，我觉得考古学家一定要跟搞古董买卖的划清界限，同时也要对收藏文物的人进行正确的引导，将其收藏的爱好引导成一种提高人文修养的途径。另外，也要引导收藏家能将其收藏面向公众且回报公众。
布莱恩·费根：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人天性喜欢拥有，尤其是对于美的东西或者贵的东西。因此对物崇拜现象存在于全世界各种形态的社会中。当我们去博物馆，能发现人们都流连在美术品和精美的文物前，甚至流露出崇拜的神色。但是，你必须牢牢记住，在这件物品背后的是制造它的人，是人在物品中倾注了技艺。先人在何种情况下创造了这样的物品，那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物仅徒有形式，能工巧匠为何目的、以何技艺创作此物，这都是能促人思考的话题。
马克·莱纳：说句玩笑话，考古学家遇到古董商就好像遇上了吸血鬼。
不过我不喜欢收藏，因为，将文物置于其环境中，我们才能了解更充分的关于它的信息，对它的了解才会更多，才不至于见物只有物。即使文物最后辗转入藏博物馆，它仍然也已经无法挽回地丢失了大量信息。
就像在凶案犯罪现场，我们能看到被砸破的窗户，于是我们拍照、取证、做笔记，通过这种种线索了解曾经发生过的罪案，田野考古也恰似这种对于犯罪现场的调查，我们需要每样东西都在它原来的位置，帮助我们了解历史。
在考古发掘中，物必须依赖其背景来述说故事。因此，我们才必须给每一件出土物标记位置并制图，如果有人偷偷把东西的位置变动了，那就几乎是在捏造新的故事。
当然，收藏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像人们喜欢明代的瓷器或者汉代的玉器。但是假设有人发现了十分精美的文物，他不告诉任何人，仅仅把它占为己有，那么他就失去了研究这件东西是如何创造的机会了。图坦卡蒙的金面具十分精美，如果你把它占为己有那么也仅仅能对物做直接研究而已，但是卡特发掘图坦卡蒙墓之后，把发掘资料公之于众，让公众都能了解它，使得更多人能通过这批材料参与到了对那个时代的研究中。
可见考古学研究其实是在做一种间接的研究，是通过物来研究其背后的故事，有时候蛛丝马迹很难各自解释清楚，只有努力把线索集中，方才可以得到确凿可信的结论。
（摘编自《东方早报》2013年9月2日）
对您个人而言，考古学意味着什么？
李伯谦：对我来讲，真正能让我下定决心从事考古学的契机是1959年的田野考古实习。我们搬到了陕西的华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居址和墓葬，那次经历让人特别兴奋。我当时是在元君庙那个组参与发掘仰韶文化的墓葬区。发掘到有的墓葬里有十几个人埋在一块儿，对遗骨鉴定发现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老师就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些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埋在一块儿，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同学们也争论，很有意思。
我感觉从中能获取的知识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不是一般的政治史，而是活生生的人类当时的生活状况，这让我特别有兴趣，觉得考古学可以获得很多新鲜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一般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布莱恩·费根：我自己是碰巧进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学专业，于是才接触到考古学的。之后，我获得了在非洲赞比亚的工作。其间参与了当地一个古代农业村落的考古发掘工作，这项发掘工作我一做就是7年。
于是，我发现自己纠结于一个问题，即我该怎么与公众交流那些年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之后，我就开始了写作，在考古工作的同时向公众解释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可以说，我是个考古学家，但是我是一个与大部分同行都不同的考古学家。我的工作还包括让人们了解过去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何意义。
马克·莱纳：我觉得考古学就是一种“寻找”，寻找究竟什么是真实的。
对于我来说，考古是一种检验信仰的手段，无论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我以考古为手段来检验自己的观念，通过挖掘去检验某种成见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用实实在在的证据来讲述故事、寻找过去、追寻真相。借由考古学的研究，可以探索当时的人们的生活状况，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考古学告诉我们的是社会状况和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处境，而绝非仅仅如金字塔似的庞然大物般的“纪念碑”。
考古学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即除非他们向公众解释清楚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而且不是为了搞钱，否则遗址就会被盗贼无情地毁坏
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否应该积极与公众分享？考古的成果应当如何与公众分享？
李伯谦：当然应当分享。总的来说，考古学一直没有把自己像古文献学那样关在书斋里来做研究，而是真正跟公众打成一片。另外，我们当时去做田野考古发掘，都借住在老乡家里。
我觉得公共考古应该是考古学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我看到在秘鲁发掘太阳神庙，他们的考古学家也是尽量地和老百姓融合在一块儿。不光是考古学家在工地上发掘，而是在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组织人来参与、来了解，我觉得这样子很好。
布莱恩·费根：考古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但却绝对不是研究凋亡中的东西的学问。现在，这门研究过去的人的学问，变得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了。
公共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一部分与公众交流考古学领域的发现，这点现在已经变得特别重要了。很多考古学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即除非他们向公众解释清楚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而且不是为了钱，否则遗址就会被盗贼无情地毁坏。如此看来，开展公共考古活动，也对学术性的考古发掘研究有很大好处。
谈到如何将考古成果同大众分享，我想举个例子：我们看到一个瓶子，你要怎么向别人描述这个瓶子的制作工艺，它曾经的用处，以及它为什么具有重要性？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讲故事。
但是这故事不是爱情故事，而是基于工具或者动物骨骸为基础的故事。历史是一条有继承关系的长河，今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先人创造的世界基础上的。无论中国、英国、美国，还是非洲各国的人类文化，都是历经数千年的缓慢地演变至今的结果。通过考古学，人们能认识到人类生活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是如何变化的。考古学在这种观察中很重要，因为它能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有什么是相同的，又有什么是不同的。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互相理解与认识的视野变得特别重要。
如此可见考古学对于每个人的生活的重要性，因为考古学终究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今天，我们谈论着登月技术或者制造高速火车的技术，似乎人类无所不能，但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也恰恰是人自己。
马克·莱纳：我认为向公众解释明白自己所正在从事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假使公众不理解你的工作，那又如何能指望他们来一起参与保护遗迹与遗物？
另外，如果我们无法将研究成果向公众解释清楚的话，或许那是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没法把道理简洁地说明白的人，才会用一堆学术术语来表达。
将文物置于其环境中，我们才能了解更充分的关于它的信息，对它的了解才会更多，才不至于见物只有物
如何看待民间文物收藏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李伯谦：民间收藏热是难免的。但是，我觉得考古学家一定要跟搞古董买卖的划清界限，同时也要对收藏文物的人进行正确的引导，将其收藏的爱好引导成一种提高人文修养的途径。另外，也要引导收藏家能将其收藏面向公众且回报公众。
布莱恩·费根：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人天性喜欢拥有，尤其是对于美的东西或者贵的东西。因此对物崇拜现象存在于全世界各种形态的社会中。当我们去博物馆，能发现人们都流连在美术品和精美的文物前，甚至流露出崇拜的神色。但是，你必须牢牢记住，在这件物品背后的是制造它的人，是人在物品中倾注了技艺。先人在何种情况下创造了这样的物品，那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物仅徒有形式，能工巧匠为何目的、以何技艺创作此物，这都是能促人思考的话题。
马克·莱纳：说句玩笑话，考古学家遇到古董商就好像遇上了吸血鬼。
不过我不喜欢收藏，因为，将文物置于其环境中，我们才能了解更充分的关于它的信息，对它的了解才会更多，才不至于见物只有物。即使文物最后辗转入藏博物馆，它仍然也已经无法挽回地丢失了大量信息。
就像在凶案犯罪现场，我们能看到被砸破的窗户，于是我们拍照、取证、做笔记，通过这种种线索了解曾经发生过的罪案，田野考古也恰似这种对于犯罪现场的调查，我们需要每样东西都在它原来的位置，帮助我们了解历史。
在考古发掘中，物必须依赖其背景来述说故事。因此，我们才必须给每一件出土物标记位置并制图，如果有人偷偷把东西的位置变动了，那就几乎是在捏造新的故事。
当然，收藏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像人们喜欢明代的瓷器或者汉代的玉器。但是假设有人发现了十分精美的文物，他不告诉任何人，仅仅把它占为己有，那么他就失去了研究这件东西是如何创造的机会了。图坦卡蒙的金面具十分精美，如果你把它占为己有那么也仅仅能对物做直接研究而已，但是卡特发掘图坦卡蒙墓之后，把发掘资料公之于众，让公众都能了解它，使得更多人能通过这批材料参与到了对那个时代的研究中。
可见考古学研究其实是在做一种间接的研究，是通过物来研究其背后的故事，有时候蛛丝马迹很难各自解释清楚，只有努力把线索集中，方才可以得到确凿可信的结论。
（摘编自《东方早报》2013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