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先生说：“没有一个学者，研究全人类的经济学。”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人类在认识论上的缺憾。人类必须改变线性、专业化的思维模式，从系统性角度去思考金融危机。当前，世界面临两大危机——经济危机和全球变暖，根源是一个——过度消费。西方增长模式已被颠覆，新模式方向在哪里？中国的国学思维、增长模式，可供借鉴。
　　西方市场系统经济
　　“华盛顿共识”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信奉市场可自动修复，强调大市场、小政府，资本账户自由化、无金融管制理念。简而言之，华盛顿公认的增长模式是——“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
　　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非洲及其他新兴市场发展失败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改变增长模式的建议。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瑞克认为，考虑到政府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新经济学家的共识，在于探索与实用主义，不拘泥于形成的政策建议清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应世界银行之邀，对21世纪的增长战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增长战略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政府必须有一个与本国特定环境相一致的增长战略，为国家的发展制定出优先次序，以适应市场与全球环境的变化。保持高增长，需要高水平的投资、就业机会、竞争、资源流动性、社会保护、公平性和包容性。
　　全球金融危机，向经济增长、公平分配、产业政策、市场作用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经济学术科目的分门别类、行政管理结构的区域划分，使大家看不到系统性问题，看不到埋伏着的危机。全球网络体系有着彼此独立的国家法律、民族思想，各个国家法规、国家政策，不能在全球层面上加以汇总。因此，人人都说其他人的问题，实际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米都斯教授提出：“反馈环路”模型中，A导致B，B引发A，创造出C。系统的衍化，在《道德经》中表述为：道可道，非常道；在《老子》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国学的系统论、整体观，很少孤立地看问题，西方的线性、因果思维，恰恰相反。
　　从宏观层面来看，过度消费，导致过度借贷。拥有储备货币、美元发行权的美国，开动印钞机，支撑国内消费、借贷。深陷特里芬两难(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通过货币的发行，获得铸币税和金融服务方面的收益，却不得不为了满足国际流动性需求，引致国内通胀)，引发全球失衡。最终，赤字国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将危机成本转嫁到储蓄盈余国。
　　从微观层面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的崇拜，导致政府对金融市场过度信任，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得以称霸，倒逼决策者施救。显然，不解决过度借贷、过度消费问题，就无法从根本解决金融危机，金融毕竟是实体经济的衍生物。
　　全球经济的架构告诉人们，经济是一个网络，是非线性的，有历史背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却是：各国只看各自的利益，各部门只看各自的利益，缺乏横向的协调，既存在每个国家的集体行动陷阱，也存在国际的集体行动陷阱。二者之间的博弈与互动，构成了当前局面的复杂性。
　　
　　亚洲经济增长模式
　　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给复杂的世界带来什么启示？本质上，亚洲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向一个自我保障、适应性成长，供应链模式转变。这个模式是日本发明的，基本上复制了亨利·福特的流水线，在此基础上加上及时库存管理机制，将这条供应链向集群供应商扩展，向亚洲四小龙延长。这条供应链，在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已成为一条全球的供应链。
　　供应链就是网络。亚洲的增长就是：将全球的经验与实践，应用到当地条件中去。这正是亚洲的创新。“全球供应链”是商业界广泛接受的概念，经济学家却极少使用。看看世界银行在做什么：思考城市地理空间，思考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都是关于网络和供应链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企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这引出了一个辩论：中国的增长模式到底是什么?中国的增长模式独特性与可复制性问题是什么？最杰出的西方思想家——巴里·诺顿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提出：中国有太多的独特之处，使得它不可复制。中国在流程上的创新，提供了许多制度的机制、机构，在发展流程中互动的经验。
　　巴里·诺顿的直觉是对的，中国的增长模式，实际是增长流程的问题。华盛顿的问题在于，它混淆了理念与达到这一理念的流程，流程中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性。不知道规则，如何建立规则？走到一条没人明白的未知道路上，如何能有规则？不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如何制定出恰当的规则？前进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探索和试验的基础上，采取非常实用的步骤。这都是关于网络、市场和适应性的系统问题。
　　换言之，亚洲或中国的增长模式，不是从一个最优政策清单中选择，而是在对决策结果有一个很好的反馈机制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探索、实验和实施的流程。这是一个实用流程，没有关于最优政策，应该是什么的预设理论。实际上，这是一个从未知、变化的环境中，找出最优结果的流程。
　　西方的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及亚洲经济增长。不是要复制政策——资本充足率、资本模型、出口模型等——而是复制将增长模式，看做全球体系中一个适应性系统的思想。中国在一个非常讲求实用的基础上，实践着这一思想。
　　中国人有“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的说法。听上去，中国模式好像独特、不可复制。其实，中国决策模式——普通体系法则，系地方行政官和法官决定非常微观的规则，规则不断积累，形成一个普通法原则。中国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累积形成最高级别的重大政策决定。关键在于：国内供应链建设，与全球供应链联系，形成“管弦乐合奏”。
　　
　　市场政府弦乐合奏
　　 汤姆·彼得斯提出采取“严格”政策和“宽松”政策。“严格”，意味着对想去哪里有一个清晰的远景。在中国，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微观上，具体到街上的人，他们知道现代化是什么意思？所以，需要很“严格”的规则——决策规则。决策规则是什么?“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理论，是实践。只要行得通，就去做，这是试验和开放的态度。
　　“严格”和“宽松”之间的衔接，很复杂。这时候，需要“宽松”政策，不要关心供应链是外商独资、国有、其他形式，只要行之有效，就把供应链拿过来用。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模仿日本，日本模仿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模仿日本。每个人都在学习与适应。
　　中国的创新在于中国人突然意识到，供应链也许是私人市场部门的，政府可以是中间的一环；政府可能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导致供应链效率低下；可以通过建立规则、基础设施、电信通讯，对供应链起到促进作用。
　　与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自由市场崇拜、线性思维、否定政府干预不同，国学赋予中国人的逻辑，似乎更容易理解系统经济学理论的精髓。经济不是机械性的，不是线性化，而是一个互动性的系统。作为观察方的政府、被观察方的市场，二者之间有反馈和互动作用。西方发达市场的政府观察问题时，往往忘记自己也是最关键的参与者，毕竟市场也会看政府的脸色行事。
　　中国实现的增长，就是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使它们能够进入跨国供应链中，逐步形成特殊的市场化国家。今天的竞争，不再是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是跨国的，不只是中国的。
　　当人们谈论中国时，往往忘记供应链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拥有。这是一条跨国的供应链。供应链的挑战在于它需要“管弦合奏”。
　　“管弦合奏”这个词恰到好处，它很好地表达出当前自由市场模式与所谓“专制模式”的区别。自由市场模式，要求在一个管弦乐队中每一个演奏者都能随意发挥。这样的演奏，会有好音乐吗？缺少一个指挥家，就无法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如果指挥家太强势，演奏者产生反感，演奏出来的音乐也会非常糟糕。
　　事实上，好的合奏，需要“回音”，也就是指挥家与演奏者之间的反馈机制。如果每一个演奏者都很可靠，每一个演奏者都非常优秀，乐队就可以演奏出好的音乐。事实上，任何一支美妙的乐曲，要求指挥家与乐队之间精诚合作，才能演奏出好的音乐。
　　增长作为一个流程，实际上是可复制的。不存在一套最优的理想政策。摸着石头过河，每条河里的石头，各不相同；每个人从河流到河岸的距离，也各不相同，需要使用复杂性、适应性系统理论，来思考这一问题。
　　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思考，大家可以明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宏观依赖于微观，微观依赖于宏观。微观的总加，不等于宏观。中国体系并非自成一体，许多流程可供借鉴。由于彼此背景非常不同，因此不是对每个国家、地区都适用。其中的理念和流程，对思考经济增长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