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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和康有为原本不是冤家，在关于变革内政和对中西文化的认识等问题上，两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可谓同路人。但是自从张之洞１８９８年抛出《劝学篇》后，两人关系却骤然紧张，甚至势同水火。那么《劝学篇》到底揭示了张、康两人文化观上的哪些异同呢？本文便是要从《劝学篇》入手，试图探讨张之洞和康有为文化观的异同，进而说明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之所以先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后又反对他们，并不尽是权术应变和个人恩怨的原因，而更多的是因为维新运动的发展超出了他的容许范围。
一、尊儒宗经的异趣
如果要对张之洞的文化观作一概括的话，那么《劝学篇》则充当了折射张之洞文化观的三棱镜，几乎折射出了张之洞文化思想的全部。尊儒可以说是《劝学篇》所要阐述的首要问题，它既反映了张之洞和康有为文化观的共同基础，又揭示了两人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异趣。
张之洞和康有为毫无疑问都是主张尊儒保教的。虽然在近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之洞的作用远不及康有为重要，但是由于其政治地位影响较大，因而也是尊儒的重镇之一。在《劝学篇》中他扼要地阐明了其尊儒的基本观点。面对古代诸子学在晚清兴起的潮流，张之洞主张兼取诸子学精义，他说：“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辟足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①但同时他仍认为孔子学说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说。他说：“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鉴于此，他认为，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再及其他②。张之洞在学理上尊孔宗经，在实践中则是要维护三纲五常的至尊地位。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③。而“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④。就尊儒保教的宗旨而言，张之洞和康有为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把尊儒保教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如康有为呼吁国人“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⑤，而张之洞也提倡“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⑥。尽管张之洞和康有为都主张尊儒宗经以保国、保教、保种，但是在尊儒宗经的内容和方式上，两人却大相异趣。
首先表现在尊崇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异趣上。今古文经之争，由来已久，在学术界也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由于参与今古文经之争的学人，往往在政治上有维新与守旧、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因此，和前代相比，近代的今古文经之争就显得格外复杂。张之洞和康有为对今古文经尊崇的不同，便制约了他们政治见解上的沟通。康有为尊崇今文经学，推重公羊三世说，这一点可从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中得到证实，在此不赘述，而仅对张之洞尊古文经，恶公羊学的观点作一概述。和康有为先尊古文经、后尊今文经相比，张之洞推崇古文经学，可谓自始至终。受韩迟、吕文节等诸师学风影响，张之洞早年就开始学古文经学，之后便坚定古文经学立场，以春秋左氏学说力辟春秋公羊说，俨然为晚清古文经学之一重镇。与康有为的学术观点正好相反，他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⑦。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崇古文经、恶公羊的旨趣更是显而易见。如他批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治《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抨击公羊学说造成谶纬迷信思想盛行，以致于“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⑧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张之洞和康有为之间学术源渊、旨趣的不同，不能不影响他们的政治合作。张之洞曾派试图说服康有为放弃其尊今文、崇公羊的学术观点以弥合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结果都被康氏多次拒绝，因此两人交恶成敌便不可避免。这也难怪梁启超认为，是“学派不合”导致了张之洞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⑨。虽然梁氏这种分析失之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毫无依据。
其次，在尊儒的方式上两人也有分歧。康有为是要用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重构孔子学说的框架，从而使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如他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张之洞则是要用儒学附会西学或用西学装点儒学，以便使儒学染上现代的色彩。如为了阻止民主平等思想扩散，使人们相信“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他便把西方“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会之权”的制度说成是“西国故有君臣之伦也”，把西方社会的男女礼仪差别也说成是“西国故有夫妇之伦也”⑩。同时，为了证明孔子学说的不落后，他竟在《劝学篇》外篇之《会通第十三》一节中列举了古代经书中所包含２２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类别，可谓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瑏瑡。
同样是尊儒，但是尊崇的内容和方式却不尽相同，这便是张之洞和康有为尊儒思想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中学术流派的不同态度，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变革内政的方式和力度。
二、西方文化观的异同
和康有为相比，张之洞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墨守成规的人，相反在他身上表现出了更多魄力和务实精神。他在湖北创办近代企业、开设新学堂、遣派留学生、编练新军等一系列举措都证明了这一点。综观张之洞、康有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有共识的。
首先，都有一种“变局”意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要产生新思想，承认“变局”既是前提，也是先兆。“变局”意识是张、康二人所共同具备的。康有为早在１８８８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就已意识到古今形势的不同。他说：“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瑏瑢之后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认为：“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瑏瑣张之洞虽然在较晚一些时候才意识到此变化，但对此也是感触至深的，认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瑏瑤。“变局”意识是他们在对国内外大势及西方文化所了解后产生的，同时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探索西学和进行变法的热情。无论是张之洞，还是康有为，之所以能够在以后对西学产生兴趣，并倡言变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与这种“变局”意识息息相关的。
其次，都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法。１９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国衰民穷的危局，康有为屡屡上书倡导变成法、兴教育、学西学、设议院，基本上充当了当时维新思潮的代言人。对于康有为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的建议，除设议院、兴民权外，张之洞基本上是持赞同态度的，这可以从《劝学篇》中得到印证。在该书中，张之洞关于“沧海横流，外侮氵存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瑏瑥的见解，以及认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科举始”瑏瑦的主张，大体上与康有为的见解一致。同时外篇所列举的１５项内容，如益智、游学、变革教育、强武备、兴铁路、设农工商学等，也基本上与康有为的相关主张大同小异。
既然张之洞和康有为在关于时局、变法、学西学等问题上都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那么为什么两人却始终没有很好合作而最终走到了彼此的对立面？究其根本，除了学术流派、政治立场不同外，还与两人对西学的理解程度不同相关。
康有为虽比张之洞年小二十多岁，但却要比张氏接受西学的时间早，他１８７９年游香港时便开始接触西学，之后更是广泛涉猎西学，坚持不懈，从而对西学的认识达到了一定深度。在１８８８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他已意识到中西差距不仅表现在科技、军事和经济上，而且还体现在政治制度的优劣上。他指出：“夫泰西行之（按：指开矿、修铁路）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瑏瑧相形之下，张之洞对西学的接触则要晚一些，并且对西学的认识也要肤浅得多。虽然他创办了许多洋务企业和学堂，主张“政艺兼学”，并认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瑏瑨。但他对西学或新学的认识，以及对西政、西艺的理解始终没有超越科技、教育、军事、经济等方面。如他认为：“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瑏瑩。而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权学说则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误解。如对自由党的理解上，他认为，“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瑐瑠。对于“西学”或“新学”的理解上，张之洞和康有为的最大分歧在于中国是否应该设议院，以及如何理解“民权”学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康有为变革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方案，为此他多次呼吁清廷“设议院以通下情”瑐瑡，并上书要求定立宪开国会，他说：“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瑐瑢对于是否应伸民权，以及是否应该开议院，张之洞并非完全反对，如他认为“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可是他对于民权和议院，也有自己的理解。首先，他认为提倡民权会造成混乱，即所谓：“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其次，他否认“主权在民”，认为“民权”，即公民具有表达意见的权利，“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再次，认为“国权”重于“民权”，因为“盖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势固然也”。最后，认为议院在当时环境下还不能开设，“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瑐瑣。客观地说，张之洞关于“民权”和“开议院”的理解，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起码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这些议论是针对维新派的变法而来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君权，因此这不能不和康有为的观点相冲突，从而阻碍变法的进行。
三、“体”与“用”的文化抉择
张之洞既是尊儒的重镇，又是著名的洋务派大员，因此面对日益式微的儒学和纷至沓来的西学，他不可能无动于衷，进而作出选择。在１８９８年《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瑐瑤，初步表明了其对中西文化的取舍态度。但真正对这一态度进行详解的文字，却集中于《劝学篇》。在该书中，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作进一步发挥，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他以中学为根本学习西方的态度。首先，他承认圣人并非万能，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法。
他说：“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瑐瑥其次，他认为要讲西学应当先通中学，否则会适得其反。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通西学者矣。”瑐瑦再次，他主张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张之洞的理解中，“旧学”同“中学”，以及“新学”同“西学”并没有什么严格区别。他认为，“旧学”主要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新学”则指“西政、西艺、西史”瑐瑧。最后，他主张在学习、运用中西学的过程中应尽量会通中西，避免“自塞”、“自欺”、“自扰”，即力求做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瑐瑨。张之洞对中西文化的抉择和态度，无论归结为“中体西用”、“旧体新用”，还是“中内西外”，其实质都是要以中学为主导去融会、贯通西学，从而实现两者的调和。就调和中西的目的和“中体西用”的形式而言，张之洞和康有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之处。康有为虽然要立志创造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但在实践中他并没有摆脱“中体西用”模式的影响。他在代宋伯鲁拟的《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中就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瑐瑩同时，他后半生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波，也表明了他对“中学为体”问题的关注。张、康二人在中西问题上有着共同形式和目标，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体”“用”的内涵理解完全一致，相反还存在很大分歧。张之洞固守“中体”，除含有保教意味外，主要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三纲五常，尤其是不要忘记君臣之道。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瑑瑠还说：“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瑑瑡而康有为讲“中学体也”，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则是对欧风美雨冲击的一种被动反抗，旨在保“国粹”，保“国魂”，张之洞的“西用”范围仅局限于“西政”、“西艺”，而康有为的“西用”则除“西政”、“西艺”外，还包括君主立宪政体和“君民共主”学说。
张之洞和康有为的中西文化具有相同之处，表明他们有合作的可能，而他们对中西文化选择的异趣，则预示了他们分道扬镳的必然结局。分析康、张二人文化观的同与异，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理解维新运动期间他们的合与分。
①⑧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７１９、９７２０～９７２１页。
②瑐瑦 《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２５、９７２４页。
③瑏瑤 《劝学篇·序》。《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０４页。 ④⑩ 《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１５、９７１５～９７１６页。
⑤瑏瑢瑏瑣瑏瑧瑐瑡瑐瑢瑐瑩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３３、５３、１４９、５９、５０、３３９、２９４页。
⑥ 《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０８页。
⑦ 《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１０６３１页。 ⑨ 冯天瑜、何晓明著：《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７４页。
瑏瑡瑐瑥瑐瑨 《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６４～９７６５、９７６６、９７６７页。
瑏瑥 《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２６页。
瑏瑦 《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５０页。
瑏瑨瑏瑩瑐瑧 《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４０页。
瑐瑠瑐瑣 《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２３；９７２４、９７２１、９７２２、９７２８、９７２４页。
瑐瑤 《张之洞全集·奏议四十九》第２册，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９９页。
瑑瑠瑑瑡 《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４７、９７４９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蔡世华
一、尊儒宗经的异趣
如果要对张之洞的文化观作一概括的话，那么《劝学篇》则充当了折射张之洞文化观的三棱镜，几乎折射出了张之洞文化思想的全部。尊儒可以说是《劝学篇》所要阐述的首要问题，它既反映了张之洞和康有为文化观的共同基础，又揭示了两人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异趣。
张之洞和康有为毫无疑问都是主张尊儒保教的。虽然在近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之洞的作用远不及康有为重要，但是由于其政治地位影响较大，因而也是尊儒的重镇之一。在《劝学篇》中他扼要地阐明了其尊儒的基本观点。面对古代诸子学在晚清兴起的潮流，张之洞主张兼取诸子学精义，他说：“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辟足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①但同时他仍认为孔子学说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说。他说：“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鉴于此，他认为，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再及其他②。张之洞在学理上尊孔宗经，在实践中则是要维护三纲五常的至尊地位。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③。而“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④。就尊儒保教的宗旨而言，张之洞和康有为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把尊儒保教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如康有为呼吁国人“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⑤，而张之洞也提倡“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⑥。尽管张之洞和康有为都主张尊儒宗经以保国、保教、保种，但是在尊儒宗经的内容和方式上，两人却大相异趣。
首先表现在尊崇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异趣上。今古文经之争，由来已久，在学术界也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由于参与今古文经之争的学人，往往在政治上有维新与守旧、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因此，和前代相比，近代的今古文经之争就显得格外复杂。张之洞和康有为对今古文经尊崇的不同，便制约了他们政治见解上的沟通。康有为尊崇今文经学，推重公羊三世说，这一点可从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中得到证实，在此不赘述，而仅对张之洞尊古文经，恶公羊学的观点作一概述。和康有为先尊古文经、后尊今文经相比，张之洞推崇古文经学，可谓自始至终。受韩迟、吕文节等诸师学风影响，张之洞早年就开始学古文经学，之后便坚定古文经学立场，以春秋左氏学说力辟春秋公羊说，俨然为晚清古文经学之一重镇。与康有为的学术观点正好相反，他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⑦。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崇古文经、恶公羊的旨趣更是显而易见。如他批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治《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抨击公羊学说造成谶纬迷信思想盛行，以致于“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⑧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张之洞和康有为之间学术源渊、旨趣的不同，不能不影响他们的政治合作。张之洞曾派试图说服康有为放弃其尊今文、崇公羊的学术观点以弥合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结果都被康氏多次拒绝，因此两人交恶成敌便不可避免。这也难怪梁启超认为，是“学派不合”导致了张之洞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⑨。虽然梁氏这种分析失之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毫无依据。
其次，在尊儒的方式上两人也有分歧。康有为是要用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重构孔子学说的框架，从而使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如他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张之洞则是要用儒学附会西学或用西学装点儒学，以便使儒学染上现代的色彩。如为了阻止民主平等思想扩散，使人们相信“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他便把西方“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会之权”的制度说成是“西国故有君臣之伦也”，把西方社会的男女礼仪差别也说成是“西国故有夫妇之伦也”⑩。同时，为了证明孔子学说的不落后，他竟在《劝学篇》外篇之《会通第十三》一节中列举了古代经书中所包含２２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类别，可谓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瑏瑡。
同样是尊儒，但是尊崇的内容和方式却不尽相同，这便是张之洞和康有为尊儒思想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中学术流派的不同态度，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变革内政的方式和力度。
二、西方文化观的异同
和康有为相比，张之洞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墨守成规的人，相反在他身上表现出了更多魄力和务实精神。他在湖北创办近代企业、开设新学堂、遣派留学生、编练新军等一系列举措都证明了这一点。综观张之洞、康有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有共识的。
首先，都有一种“变局”意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要产生新思想，承认“变局”既是前提，也是先兆。“变局”意识是张、康二人所共同具备的。康有为早在１８８８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就已意识到古今形势的不同。他说：“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瑏瑢之后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认为：“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瑏瑣张之洞虽然在较晚一些时候才意识到此变化，但对此也是感触至深的，认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瑏瑤。“变局”意识是他们在对国内外大势及西方文化所了解后产生的，同时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探索西学和进行变法的热情。无论是张之洞，还是康有为，之所以能够在以后对西学产生兴趣，并倡言变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与这种“变局”意识息息相关的。
其次，都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法。１９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国衰民穷的危局，康有为屡屡上书倡导变成法、兴教育、学西学、设议院，基本上充当了当时维新思潮的代言人。对于康有为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的建议，除设议院、兴民权外，张之洞基本上是持赞同态度的，这可以从《劝学篇》中得到印证。在该书中，张之洞关于“沧海横流，外侮氵存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瑏瑥的见解，以及认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科举始”瑏瑦的主张，大体上与康有为的见解一致。同时外篇所列举的１５项内容，如益智、游学、变革教育、强武备、兴铁路、设农工商学等，也基本上与康有为的相关主张大同小异。
既然张之洞和康有为在关于时局、变法、学西学等问题上都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那么为什么两人却始终没有很好合作而最终走到了彼此的对立面？究其根本，除了学术流派、政治立场不同外，还与两人对西学的理解程度不同相关。
康有为虽比张之洞年小二十多岁，但却要比张氏接受西学的时间早，他１８７９年游香港时便开始接触西学，之后更是广泛涉猎西学，坚持不懈，从而对西学的认识达到了一定深度。在１８８８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他已意识到中西差距不仅表现在科技、军事和经济上，而且还体现在政治制度的优劣上。他指出：“夫泰西行之（按：指开矿、修铁路）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瑏瑧相形之下，张之洞对西学的接触则要晚一些，并且对西学的认识也要肤浅得多。虽然他创办了许多洋务企业和学堂，主张“政艺兼学”，并认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瑏瑨。但他对西学或新学的认识，以及对西政、西艺的理解始终没有超越科技、教育、军事、经济等方面。如他认为：“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瑏瑩。而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权学说则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误解。如对自由党的理解上，他认为，“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瑐瑠。对于“西学”或“新学”的理解上，张之洞和康有为的最大分歧在于中国是否应该设议院，以及如何理解“民权”学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康有为变革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方案，为此他多次呼吁清廷“设议院以通下情”瑐瑡，并上书要求定立宪开国会，他说：“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瑐瑢对于是否应伸民权，以及是否应该开议院，张之洞并非完全反对，如他认为“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可是他对于民权和议院，也有自己的理解。首先，他认为提倡民权会造成混乱，即所谓：“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其次，他否认“主权在民”，认为“民权”，即公民具有表达意见的权利，“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再次，认为“国权”重于“民权”，因为“盖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势固然也”。最后，认为议院在当时环境下还不能开设，“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瑐瑣。客观地说，张之洞关于“民权”和“开议院”的理解，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起码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这些议论是针对维新派的变法而来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君权，因此这不能不和康有为的观点相冲突，从而阻碍变法的进行。
三、“体”与“用”的文化抉择
张之洞既是尊儒的重镇，又是著名的洋务派大员，因此面对日益式微的儒学和纷至沓来的西学，他不可能无动于衷，进而作出选择。在１８９８年《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瑐瑤，初步表明了其对中西文化的取舍态度。但真正对这一态度进行详解的文字，却集中于《劝学篇》。在该书中，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作进一步发挥，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他以中学为根本学习西方的态度。首先，他承认圣人并非万能，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法。
他说：“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瑐瑥其次，他认为要讲西学应当先通中学，否则会适得其反。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通西学者矣。”瑐瑦再次，他主张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张之洞的理解中，“旧学”同“中学”，以及“新学”同“西学”并没有什么严格区别。他认为，“旧学”主要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新学”则指“西政、西艺、西史”瑐瑧。最后，他主张在学习、运用中西学的过程中应尽量会通中西，避免“自塞”、“自欺”、“自扰”，即力求做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瑐瑨。张之洞对中西文化的抉择和态度，无论归结为“中体西用”、“旧体新用”，还是“中内西外”，其实质都是要以中学为主导去融会、贯通西学，从而实现两者的调和。就调和中西的目的和“中体西用”的形式而言，张之洞和康有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之处。康有为虽然要立志创造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但在实践中他并没有摆脱“中体西用”模式的影响。他在代宋伯鲁拟的《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中就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瑐瑩同时，他后半生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波，也表明了他对“中学为体”问题的关注。张、康二人在中西问题上有着共同形式和目标，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体”“用”的内涵理解完全一致，相反还存在很大分歧。张之洞固守“中体”，除含有保教意味外，主要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三纲五常，尤其是不要忘记君臣之道。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瑑瑠还说：“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瑑瑡而康有为讲“中学体也”，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则是对欧风美雨冲击的一种被动反抗，旨在保“国粹”，保“国魂”，张之洞的“西用”范围仅局限于“西政”、“西艺”，而康有为的“西用”则除“西政”、“西艺”外，还包括君主立宪政体和“君民共主”学说。
张之洞和康有为的中西文化具有相同之处，表明他们有合作的可能，而他们对中西文化选择的异趣，则预示了他们分道扬镳的必然结局。分析康、张二人文化观的同与异，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理解维新运动期间他们的合与分。
①⑧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７１９、９７２０～９７２１页。
②瑐瑦 《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２５、９７２４页。
③瑏瑤 《劝学篇·序》。《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０４页。 ④⑩ 《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１５、９７１５～９７１６页。
⑤瑏瑢瑏瑣瑏瑧瑐瑡瑐瑢瑐瑩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３３、５３、１４９、５９、５０、３３９、２９４页。
⑥ 《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０８页。
⑦ 《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１０６３１页。 ⑨ 冯天瑜、何晓明著：《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７４页。
瑏瑡瑐瑥瑐瑨 《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６４～９７６５、９７６６、９７６７页。
瑏瑥 《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２６页。
瑏瑦 《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５０页。
瑏瑨瑏瑩瑐瑧 《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４０页。
瑐瑠瑐瑣 《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２３；９７２４、９７２１、９７２２、９７２８、９７２４页。
瑐瑤 《张之洞全集·奏议四十九》第２册，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９９页。
瑑瑠瑑瑡 《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第９７４７、９７４９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