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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注普通百姓生活状况的民生新闻,从电视媒体延伸到平面媒体,从小民生扩充到大民生,成为新闻传媒时下最惯用的新闻表达手段。随着“民生新闻”的遍地开花,新闻实务和理论工作者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民生新闻与传统社会新闻、时政新闻的关系,民生新闻与市井新闻的区别以及操作上可能存在的误区等。
因此,公共新闻应运而生。“公共新闻”是在“民生新闻”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闻概念。与“民生新闻”不同的是,“公共新闻”强调的是媒体力量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导向与介入,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大众的公民意识,协调公共生活,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能力,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公共新闻”有助于构建的“公共领域”,提升公民对于公共事物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助于公共事件的解决和促进媒体之间的合作。
一,民生新闻的优势与缺点。
民生新闻的出现是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第三次革命到目前为止的最新情况是全国的地方电视台几乎都在做“民生新闻”。过去我们把一切不入正经新闻大雅之堂的奇闻趣事、民事纠纷、交通火灾叫做社会新闻,而现在地方台这样的新闻已经成为新闻节目的主体。社会新闻成为主体,旧的概念涵盖不了,所以改叫民生新闻。而且,随着新闻竞争日趋激烈,民生新闻的重要价值日益显现,也促成了媒体市场细分情况的出现.在传统的机关报家庭报都市报之外,新闻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以民生新闻为主打的新媒体,此类媒体已不再执著于成为所谓的主流报,严肃大报,而是干脆另辟蹊径,放低身架,专门走平民路线,旗帜鲜明地打出大众报纸的旗号,以示与那些机关报都市报主流报有别。
电视民生新闻就本质来说,是一种市民话语的体现。它放弃了过去传统新闻的全能全知式的视角,从过去的第三人称式的新闻叙述行进为第二人称式的采访式叙述。这种转换使它可以摆脱传统的叙述角度带来的宏观理论与社会实践相脱节的矛盾与尴尬,通过平等式的与受众的对话形式完成了自身向符号真实而非客观真实立场的回归。因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话语向商业话语和大众话语妥协与共谋的产物。它所谓的平民化的路线与风格实际上是一种市民文化的体现。它借都市化的题材完成了一种民间化的价值取向。
当前,人们对民生新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民生新闻是用老百姓的话反映老百姓的事的新闻。在这里,百姓疾苦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百姓主张得到最大限度的反馈。他的优点在于:
1、平民视角,抒发人文情怀
民生新闻登场以后,首先从视角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始终保持与观众的互动和交流,媒体正在关心的问题正是老百姓急于想有所表达的问题。这种媒体视觉和百姓视觉的吻合,是催生民生新闻出场的最关键语境。不难发现,民生新闻对来自选题层面的平民视角要求是,记者和编导应该尽量从普通百姓的生活、生存角度发现和提炼选题,包括关乎百姓生活的微观领域的变化和动向、宏观政策在百姓生活当中的运用和反响等等;对来自操作层面的平民视角要求是,在节目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当如实反映百姓生活的状况、环境、质量、要求与呼声等因素。平民视角不是一味地等同一些“小市民”的眼光,而是在新闻节目生产过程中,要始终镜头向下,心系百姓冷暖,真正为百姓着想,为百姓排忧解难。
2、民生内容,彰现新闻本色
民生新闻始终把地方生活资讯放在首位,从一个个散点出发,积极地发挥区域信息资源的整合作用,从而牢牢控制住了老百姓手中的遥控器。《南京零距离》所在的江苏城市频道总监景志刚认为:“我们更多是考虑老百姓,我们在做的是老百姓生活中的愿望,生活中的困难等等,从题材上看是灾难报道和投诉,但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是他们的一种心灵的状态,正是这些东西在支撑着我们的收视率”。
民生新闻中,大量关乎民生内容的呈现,最直接地实现了媒体下情上传的功能。同时,由于大量本土化信息的传递真正做到了“以受众为中心”,媒体的公信力在此得到加强,观众在有限的时间范围获得超值的信息满足,从内容上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民生新闻注重用老百姓的话语说老百姓的事儿,无论是困境还是纠纷,是欢笑还是泪水,是批评还是赞誉,百姓话语都具有最直接的说服力,同时,这种身边人说身边事的节目形态,不仅增强了可信度,还极大地调动了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媒体“代言”往往不如百姓直言好。
市民的出镜率都超过了50%,有的甚至还高达80%以上。在这些节目当中,记者和解说词退居到了次要位置,同期声被大量运用,生动的画面、鲜活的市井语言使媒体与市民实现了零距离的贴近。市民同期声的大量运用,也促使民生新闻在解说语言上带来了变化。简洁的口语取代了咬文嚼字的书面语言,记者现场出镜中或许还夹杂着方言,主持人评说更接近邻家大叔大婶的家常话。
它没有直接定义“什么是民生新闻”,而是从考量“谁在传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的传播过程出发,抓住了民生新闻的“闪光点”——“百姓立场”、“百姓关心的事情”、“喜闻乐见”,即民生新闻站在“百姓立场”,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关注“百姓关心的事情”。
而他的不足之处在于:
它的题材主要包括原有的社会新闻中的多数关系到市民微观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水电煤气、交通天气等各种与市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它们都摒弃了时政新闻与深度报道新闻,农村题材几乎看不到。
另外由于大多“民生新闻”与市民话语的定位关系。媒体把话语权从党政官员手中转移到了市民手中,赋予了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让民众的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 因而民生新闻无论是从题材到叙述形式上都发生了转变以适应这种市民话语的要求,从而形成大众文化。
实际上,大众文化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这就是其商业化(或者说工业化生产)在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大众文化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商业文化,消费性和享乐性是其主要特征。”它是一种在消费主导下的文化生产模式。全国近年来的民生新闻栏目中,这种商业化的覆盖几乎随处可见。这也容易理解,这些栏目都是伴随着广电的产业化与市场化改革成长起来的。记者、编辑、制片人等代表的媒介立场,在产业化与市场化前进中的媒体必然会更多地引入商业话语与立场,这是由其存在所决定的。当今各栏目都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经费或者广告包干制,至少栏目广告或者台里的经费下播是与收视率有着极大关联。而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需求为主导的生产模式,这就使得“民生新闻完全褪去说教色彩,从报道内容、角度、方式上都以观众利益、喜好为出发点,分析满足其需求。” 这样收视率就成为了衡量一个栏目价值的唯一尺度。因此,发生在南京等城市的民生新闻大战实际上就是收视率的大战,是市民收视率的大战。因为市民作为主要的电视消费者为电视通过广告、收视费等间接或者直接地提供着资金来源。这样,市民自然成为了民生新闻背后的上帝。
由于电视越来越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商业逻辑对电视的作用是通过收视率来实现的,有高收视率就能带来丰厚的广告利润和商业支柱,因此各电视台极尽犬儒主义之能事,纷纷追求奇特、轰动、耸人听闻的效果,且大获成功。布尔迪厄也指出,由于收视率作为电视的基本目标,电视逐渐开始走向非政治化或中立化。以最有收视效果的社会新闻取代了电视的文化品味和政治功能。由于大多数受众只通过电视来接受信息,把各种信息依照社会新闻的模式来处理和表现,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力图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去,造成的后果是受众的政治知识趋向于零。
在非政治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另外一个趋向:唯民众化。唯民众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民众生活内容过于敏感,只要是关乎民众的事情,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家长里短,都详加报道,结果新闻成了百姓琐事的堆砌。媒体在连篇累牍地报道事件当中,无暇分析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些琐事都是生活中的常事,也是每家每户都可能遇到的事。尽管新闻工作者要树立服务意识,但媒体并不是有闻必录、面面俱到的工具。因此,通过记者、编辑的放大,会给观众造成一种“找媒体比找职能部门更有效”的错觉。本来邻里发生小摩擦是件小事,但经过媒体一报道,本可相互协商解决的问题会变得更复杂,从某种意义来说会加深他们的矛盾。这样类似的报道还会误导观众,让他们以为只要是自己身边的事都理所应当地得到报道,于是张三的儿子上学难报道后,李四的女儿上学难也要报道,媒体对同类事件的重复报道层出不穷。这样的平民化路线实际上是以消费主义立场替代真实性追求,以非理性话语替代客观性追求,以个体性立场替代了整体性思维。
从中看出,新闻报道的内容尽管都是贴近百姓的,但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取舍,选择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的事件进行报道,而不是有闻必录。因为民众并不一定都是理智的思考者,况且记者所面对的民众又相对有限,所以,记者要有能力辨别部分人的意志与民意,不妄下结论,既要做到情为民所系,倾听民众呼声,又要能够正确把握舆论导向,辨别哪些该报道哪些不该报道。
二,“公共新闻”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公共新闻”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新闻界提出的新闻理念,它被日认为是美国媒体为改变当时民众普遍对政治丧失兴趣,对媒体不信任、不关注,媒体与大众疏离的情况而做的努力。此后十几年内,美国在“公共新闻”领域做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2004年,“公共新闻”成了中国传媒界的新名词,蔡雯和李青藜在《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是理论界对“公共新闻”的最早引介。此后不久,近年来新闻改革步伐一直较快的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对江苏省公推公选22名副厅级以上干部进行了电视直播,此举被认为是国内新闻媒体实践“公共新闻”的开始。
“公共新闻”倡导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鼓励民众的广泛参与,媒体搭建平台,促成政府、媒体、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探寻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在媒体领域内发起的一场民主化运动。中国当下的社会状况呼唤“公共新闻”的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逐渐由私人品的匮乏转到公共品的匮乏,公共领域内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而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诸多公共事务更引起了社会大众普遍的关注。
“公共新闻”在角色定位上不能偏离新闻,而应当在新闻领域内追求公共性与新闻性的有机结合。如何使公共性不妨害新闻性,两者的契合点在哪里?破坏新闻性的并不是公共性这一理念,而是实现公共性的操作方式以正确的方式实现公共性,使其与新闻的客观真实性相契合,这是媒体在实践“公共新闻”过程中应当努力的方向。
但是,新闻媒体的最终职责在于客观地报道事实,它到底有没有以“组织者”的身份参与到所报道的时间中的权利?媒体做了本来是政府部门要做的事,因此,“公共新闻”对媒介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扩展了媒介的功能。
媒介社会功能指的是在媒介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媒介所起的作用。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有正面和负面之分。而关于媒介的负面功能的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负面功能研究最具影响力。他们认为媒介的跗面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众媒介持续不断的宣传会使人们完全丧失辨别能力,从而不假思索的顺从现状;
(2)媒介是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3)媒介常以低廉的代价占用或剥夺人们的自由时间;
(4)媒介的麻醉精神作用,即使人误以为只要对事情了解了,认识了,议论了,就等于亲身参与了,就算是采取行动了。
公共新闻媒介不仅要求担任传统的社会责任,而且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其所要体现的社会责任也有了新的要求。
1,监督 公共新闻报道要求重塑新闻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和社火问题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进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吸引多种社会力量凝聚成健康向上的向心力。可见,公共新闻要求媒介不仅在新闻内容上要贴近公众,更重要的是使公众树立一种公共意识,让新闻报道揭示出公众带给这些新闻事件的价值,而不仅仅向公众描述冲突。
2,解释 即传播媒介的协调,整合社会各种因素,步调一致采取行动,以应付环境的变化和挑战的功能。公共新闻报道中媒介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引导公众去解决公共问题及培养公众思考公众问题的能力。公共新闻媒介培养公众的思考能力很重要,因为观众个体表述自己的观点固然重要,但了解他人的看法也同样重要。新闻媒介应该帮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去了解他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另外,公共新闻的本质还在于深刻地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以引起公众对周围公共事件的关注。仅仅关注时间本身的报道,不但在时间跨度上是受限制的,而且在内容挖掘上也是肤浅的,不能帮助观众看到事实背后的深层原因,所以公共新闻媒介进行报道时必须挖掘事件发生的潜在社会根源。
3,传承社会价值观 即传承社会的基本规范,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而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过去,这一功能主要由学校和家庭教育来履行,在当今“媒介化”的社会中,社会文化,社会规范的传承任务在相当程度上已转由大众传播媒介来承担。
4,娱乐 大众媒介最普遍的日常功能就是娱乐,在人民工作日益繁忙,压力日益增加的当今社会,媒介的娱乐功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按摩作用。正是应这种社会现实的需要,新闻娱乐节目受到大众的广泛接受,“说”新闻也变成了人们爱看的节目,新闻娱乐化也成为一种趋势。公共新闻媒介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体现媒介的娱乐功能,使人们在娱乐的氛围中关注社会公共问题,主动参与处理公共问题。另外,公共新闻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调动公众的参与热情,使更多的公众参与到事件中来,使媒介的负面性有所减弱。
此外,不能为了实现公共性而将目光仅放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公共事务上,而无视新闻的接近性,“公共新闻”的接近性原则必须被充分考虑。此外,对接近性原则的重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公共新闻”走向模式化,从中央到地方,千人一面地讨论同一类问题,而这些问题或许并不是该地区公共领域内急需解决的,“公共新闻”如果不追求公共问题的解决就不能最终实现公共性。
结语
总之,经“公共新闻”重构的媒体、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不再处于强弱对比鲜明的失衡状态,而是力求在相互交流与制约中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在媒介所创建的平台上追求这种三方权力的平衡,为实现公共空间内的和谐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更与我们目前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不谋而合。
“公共新闻”目前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于其公共性与新闻性的探讨,意在为“公共新闻”在媒体和公共领域内的发展探寻更加合理的方向;而对于媒体、政府和公众三方在“公共新闻”中的关系的研究,则力图使“公共新闻”的公共性与新闻性能够更加积极有效地发挥效应,从理念上而非形式上真正实践“公共新闻”,让“公共新闻”关注公共领域,加强公众参与,实现公共领域内不同角色的沟通理解,解决公共问题,促进民主化进程,这也将更加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公共新闻应运而生。“公共新闻”是在“民生新闻”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闻概念。与“民生新闻”不同的是,“公共新闻”强调的是媒体力量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导向与介入,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大众的公民意识,协调公共生活,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能力,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公共新闻”有助于构建的“公共领域”,提升公民对于公共事物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助于公共事件的解决和促进媒体之间的合作。
一,民生新闻的优势与缺点。
民生新闻的出现是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第三次革命到目前为止的最新情况是全国的地方电视台几乎都在做“民生新闻”。过去我们把一切不入正经新闻大雅之堂的奇闻趣事、民事纠纷、交通火灾叫做社会新闻,而现在地方台这样的新闻已经成为新闻节目的主体。社会新闻成为主体,旧的概念涵盖不了,所以改叫民生新闻。而且,随着新闻竞争日趋激烈,民生新闻的重要价值日益显现,也促成了媒体市场细分情况的出现.在传统的机关报家庭报都市报之外,新闻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以民生新闻为主打的新媒体,此类媒体已不再执著于成为所谓的主流报,严肃大报,而是干脆另辟蹊径,放低身架,专门走平民路线,旗帜鲜明地打出大众报纸的旗号,以示与那些机关报都市报主流报有别。
电视民生新闻就本质来说,是一种市民话语的体现。它放弃了过去传统新闻的全能全知式的视角,从过去的第三人称式的新闻叙述行进为第二人称式的采访式叙述。这种转换使它可以摆脱传统的叙述角度带来的宏观理论与社会实践相脱节的矛盾与尴尬,通过平等式的与受众的对话形式完成了自身向符号真实而非客观真实立场的回归。因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话语向商业话语和大众话语妥协与共谋的产物。它所谓的平民化的路线与风格实际上是一种市民文化的体现。它借都市化的题材完成了一种民间化的价值取向。
当前,人们对民生新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民生新闻是用老百姓的话反映老百姓的事的新闻。在这里,百姓疾苦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百姓主张得到最大限度的反馈。他的优点在于:
1、平民视角,抒发人文情怀
民生新闻登场以后,首先从视角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始终保持与观众的互动和交流,媒体正在关心的问题正是老百姓急于想有所表达的问题。这种媒体视觉和百姓视觉的吻合,是催生民生新闻出场的最关键语境。不难发现,民生新闻对来自选题层面的平民视角要求是,记者和编导应该尽量从普通百姓的生活、生存角度发现和提炼选题,包括关乎百姓生活的微观领域的变化和动向、宏观政策在百姓生活当中的运用和反响等等;对来自操作层面的平民视角要求是,在节目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当如实反映百姓生活的状况、环境、质量、要求与呼声等因素。平民视角不是一味地等同一些“小市民”的眼光,而是在新闻节目生产过程中,要始终镜头向下,心系百姓冷暖,真正为百姓着想,为百姓排忧解难。
2、民生内容,彰现新闻本色
民生新闻始终把地方生活资讯放在首位,从一个个散点出发,积极地发挥区域信息资源的整合作用,从而牢牢控制住了老百姓手中的遥控器。《南京零距离》所在的江苏城市频道总监景志刚认为:“我们更多是考虑老百姓,我们在做的是老百姓生活中的愿望,生活中的困难等等,从题材上看是灾难报道和投诉,但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是他们的一种心灵的状态,正是这些东西在支撑着我们的收视率”。
民生新闻中,大量关乎民生内容的呈现,最直接地实现了媒体下情上传的功能。同时,由于大量本土化信息的传递真正做到了“以受众为中心”,媒体的公信力在此得到加强,观众在有限的时间范围获得超值的信息满足,从内容上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民生新闻注重用老百姓的话语说老百姓的事儿,无论是困境还是纠纷,是欢笑还是泪水,是批评还是赞誉,百姓话语都具有最直接的说服力,同时,这种身边人说身边事的节目形态,不仅增强了可信度,还极大地调动了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媒体“代言”往往不如百姓直言好。
市民的出镜率都超过了50%,有的甚至还高达80%以上。在这些节目当中,记者和解说词退居到了次要位置,同期声被大量运用,生动的画面、鲜活的市井语言使媒体与市民实现了零距离的贴近。市民同期声的大量运用,也促使民生新闻在解说语言上带来了变化。简洁的口语取代了咬文嚼字的书面语言,记者现场出镜中或许还夹杂着方言,主持人评说更接近邻家大叔大婶的家常话。
它没有直接定义“什么是民生新闻”,而是从考量“谁在传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的传播过程出发,抓住了民生新闻的“闪光点”——“百姓立场”、“百姓关心的事情”、“喜闻乐见”,即民生新闻站在“百姓立场”,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关注“百姓关心的事情”。
而他的不足之处在于:
它的题材主要包括原有的社会新闻中的多数关系到市民微观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水电煤气、交通天气等各种与市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它们都摒弃了时政新闻与深度报道新闻,农村题材几乎看不到。
另外由于大多“民生新闻”与市民话语的定位关系。媒体把话语权从党政官员手中转移到了市民手中,赋予了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让民众的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 因而民生新闻无论是从题材到叙述形式上都发生了转变以适应这种市民话语的要求,从而形成大众文化。
实际上,大众文化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这就是其商业化(或者说工业化生产)在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大众文化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商业文化,消费性和享乐性是其主要特征。”它是一种在消费主导下的文化生产模式。全国近年来的民生新闻栏目中,这种商业化的覆盖几乎随处可见。这也容易理解,这些栏目都是伴随着广电的产业化与市场化改革成长起来的。记者、编辑、制片人等代表的媒介立场,在产业化与市场化前进中的媒体必然会更多地引入商业话语与立场,这是由其存在所决定的。当今各栏目都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经费或者广告包干制,至少栏目广告或者台里的经费下播是与收视率有着极大关联。而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需求为主导的生产模式,这就使得“民生新闻完全褪去说教色彩,从报道内容、角度、方式上都以观众利益、喜好为出发点,分析满足其需求。” 这样收视率就成为了衡量一个栏目价值的唯一尺度。因此,发生在南京等城市的民生新闻大战实际上就是收视率的大战,是市民收视率的大战。因为市民作为主要的电视消费者为电视通过广告、收视费等间接或者直接地提供着资金来源。这样,市民自然成为了民生新闻背后的上帝。
由于电视越来越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商业逻辑对电视的作用是通过收视率来实现的,有高收视率就能带来丰厚的广告利润和商业支柱,因此各电视台极尽犬儒主义之能事,纷纷追求奇特、轰动、耸人听闻的效果,且大获成功。布尔迪厄也指出,由于收视率作为电视的基本目标,电视逐渐开始走向非政治化或中立化。以最有收视效果的社会新闻取代了电视的文化品味和政治功能。由于大多数受众只通过电视来接受信息,把各种信息依照社会新闻的模式来处理和表现,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力图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去,造成的后果是受众的政治知识趋向于零。
在非政治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另外一个趋向:唯民众化。唯民众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民众生活内容过于敏感,只要是关乎民众的事情,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家长里短,都详加报道,结果新闻成了百姓琐事的堆砌。媒体在连篇累牍地报道事件当中,无暇分析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些琐事都是生活中的常事,也是每家每户都可能遇到的事。尽管新闻工作者要树立服务意识,但媒体并不是有闻必录、面面俱到的工具。因此,通过记者、编辑的放大,会给观众造成一种“找媒体比找职能部门更有效”的错觉。本来邻里发生小摩擦是件小事,但经过媒体一报道,本可相互协商解决的问题会变得更复杂,从某种意义来说会加深他们的矛盾。这样类似的报道还会误导观众,让他们以为只要是自己身边的事都理所应当地得到报道,于是张三的儿子上学难报道后,李四的女儿上学难也要报道,媒体对同类事件的重复报道层出不穷。这样的平民化路线实际上是以消费主义立场替代真实性追求,以非理性话语替代客观性追求,以个体性立场替代了整体性思维。
从中看出,新闻报道的内容尽管都是贴近百姓的,但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取舍,选择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的事件进行报道,而不是有闻必录。因为民众并不一定都是理智的思考者,况且记者所面对的民众又相对有限,所以,记者要有能力辨别部分人的意志与民意,不妄下结论,既要做到情为民所系,倾听民众呼声,又要能够正确把握舆论导向,辨别哪些该报道哪些不该报道。
二,“公共新闻”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公共新闻”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新闻界提出的新闻理念,它被日认为是美国媒体为改变当时民众普遍对政治丧失兴趣,对媒体不信任、不关注,媒体与大众疏离的情况而做的努力。此后十几年内,美国在“公共新闻”领域做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2004年,“公共新闻”成了中国传媒界的新名词,蔡雯和李青藜在《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是理论界对“公共新闻”的最早引介。此后不久,近年来新闻改革步伐一直较快的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对江苏省公推公选22名副厅级以上干部进行了电视直播,此举被认为是国内新闻媒体实践“公共新闻”的开始。
“公共新闻”倡导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鼓励民众的广泛参与,媒体搭建平台,促成政府、媒体、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探寻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在媒体领域内发起的一场民主化运动。中国当下的社会状况呼唤“公共新闻”的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逐渐由私人品的匮乏转到公共品的匮乏,公共领域内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而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诸多公共事务更引起了社会大众普遍的关注。
“公共新闻”在角色定位上不能偏离新闻,而应当在新闻领域内追求公共性与新闻性的有机结合。如何使公共性不妨害新闻性,两者的契合点在哪里?破坏新闻性的并不是公共性这一理念,而是实现公共性的操作方式以正确的方式实现公共性,使其与新闻的客观真实性相契合,这是媒体在实践“公共新闻”过程中应当努力的方向。
但是,新闻媒体的最终职责在于客观地报道事实,它到底有没有以“组织者”的身份参与到所报道的时间中的权利?媒体做了本来是政府部门要做的事,因此,“公共新闻”对媒介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扩展了媒介的功能。
媒介社会功能指的是在媒介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媒介所起的作用。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有正面和负面之分。而关于媒介的负面功能的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负面功能研究最具影响力。他们认为媒介的跗面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众媒介持续不断的宣传会使人们完全丧失辨别能力,从而不假思索的顺从现状;
(2)媒介是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3)媒介常以低廉的代价占用或剥夺人们的自由时间;
(4)媒介的麻醉精神作用,即使人误以为只要对事情了解了,认识了,议论了,就等于亲身参与了,就算是采取行动了。
公共新闻媒介不仅要求担任传统的社会责任,而且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其所要体现的社会责任也有了新的要求。
1,监督 公共新闻报道要求重塑新闻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和社火问题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进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吸引多种社会力量凝聚成健康向上的向心力。可见,公共新闻要求媒介不仅在新闻内容上要贴近公众,更重要的是使公众树立一种公共意识,让新闻报道揭示出公众带给这些新闻事件的价值,而不仅仅向公众描述冲突。
2,解释 即传播媒介的协调,整合社会各种因素,步调一致采取行动,以应付环境的变化和挑战的功能。公共新闻报道中媒介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引导公众去解决公共问题及培养公众思考公众问题的能力。公共新闻媒介培养公众的思考能力很重要,因为观众个体表述自己的观点固然重要,但了解他人的看法也同样重要。新闻媒介应该帮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去了解他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另外,公共新闻的本质还在于深刻地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以引起公众对周围公共事件的关注。仅仅关注时间本身的报道,不但在时间跨度上是受限制的,而且在内容挖掘上也是肤浅的,不能帮助观众看到事实背后的深层原因,所以公共新闻媒介进行报道时必须挖掘事件发生的潜在社会根源。
3,传承社会价值观 即传承社会的基本规范,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而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过去,这一功能主要由学校和家庭教育来履行,在当今“媒介化”的社会中,社会文化,社会规范的传承任务在相当程度上已转由大众传播媒介来承担。
4,娱乐 大众媒介最普遍的日常功能就是娱乐,在人民工作日益繁忙,压力日益增加的当今社会,媒介的娱乐功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按摩作用。正是应这种社会现实的需要,新闻娱乐节目受到大众的广泛接受,“说”新闻也变成了人们爱看的节目,新闻娱乐化也成为一种趋势。公共新闻媒介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体现媒介的娱乐功能,使人们在娱乐的氛围中关注社会公共问题,主动参与处理公共问题。另外,公共新闻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调动公众的参与热情,使更多的公众参与到事件中来,使媒介的负面性有所减弱。
此外,不能为了实现公共性而将目光仅放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公共事务上,而无视新闻的接近性,“公共新闻”的接近性原则必须被充分考虑。此外,对接近性原则的重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公共新闻”走向模式化,从中央到地方,千人一面地讨论同一类问题,而这些问题或许并不是该地区公共领域内急需解决的,“公共新闻”如果不追求公共问题的解决就不能最终实现公共性。
结语
总之,经“公共新闻”重构的媒体、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不再处于强弱对比鲜明的失衡状态,而是力求在相互交流与制约中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在媒介所创建的平台上追求这种三方权力的平衡,为实现公共空间内的和谐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更与我们目前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不谋而合。
“公共新闻”目前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于其公共性与新闻性的探讨,意在为“公共新闻”在媒体和公共领域内的发展探寻更加合理的方向;而对于媒体、政府和公众三方在“公共新闻”中的关系的研究,则力图使“公共新闻”的公共性与新闻性能够更加积极有效地发挥效应,从理念上而非形式上真正实践“公共新闻”,让“公共新闻”关注公共领域,加强公众参与,实现公共领域内不同角色的沟通理解,解决公共问题,促进民主化进程,这也将更加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