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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3日，是我们的父亲石永士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在这悲痛的一年里，父亲的音容笑貌始终萦绕心头，他生前的点点滴滴都让我们无比感念，因而写下此文，以表怀念。
首先，父亲的突然离世，正当新冠疫情之中，国家明令丧事从简，因此没有及时向亲朋挚友、师长故交禀告丧情，在这里深深致歉，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
父亲是河北省行唐县人，他于1960年考入了我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有幸得遇苏秉琦先生、宿白先生、俞伟超先生、李学勤先生、高明先生等一批顶尖教授，并拜为恩师，聆听教诲。是先生们的耳提面命、解疑答惑，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并终生受益。在这里，我们代表父亲向所有教育、帮助、支持过他的前辈、恩师们致以无上的敬意和谢忱。
父亲在1960—196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后更名为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1980年更名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即今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他先后供职于第一研究室和第二研究室，并任第二研究室主任，主攻商周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曾任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河北省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2001年3月正式退休后又被返聘至2009年。40余年间，他以乐观忘我的精神默默耕耘，汗洒燕赵，足迹遍京畿，砥志研思，治学一生。正如母亲对父亲的评价：“燕都立新论，继往而标新。考古以察来，继果而传承。著书立说，皓首以穷经。”父亲一生笔耕不辍，由他主编、合著、参编的著作有：《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文物出版社，1996）、《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中华书局，1995）、《中国民族建筑·河北篇》（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中山国探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毗卢寺壁画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河北金石辑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等15部，发表的论文有：《燕国的衡制》（《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郾王铜兵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燕下都、邯郸和灵寿故城比较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燕国货币的发现与研究》（《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姬燕国号的由来及其都城的变迁》（《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聚落·城·都城——试论夏商周三代在我国都城、宫殿建筑发展中的地位》（《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关于周初封燕的几个问题》（《西周文明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等30余篇，发掘报告有：《河北易县燕下都第21号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清理记》（《文物》1986年9期）、《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8年4期）等26篇。返聘期间于2009年9月完成了《河北考古重要发现》一书的审稿，同年9月至12月完成了部分河北省第七批国保单位申报材料的审稿工作。正式退休后，父亲仍勤于笔耕，将燕下都30余年出土的瓦当、陶文进行系统的整理，完成了《燕下都瓦当艺术》和《燕下都陶文研究》两书的框架和部分编写，参编的《中华博物通考》已完成二校。用诗来总结父亲的一生，可谓是：“三十余年事陌荒，有志青云继前章。借取学术齐物我，考古察来著辉煌。”
父亲大学毕业后便被派往隶属于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燕下都工作组，成为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者。当时24岁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燕下都考古始自20世纪3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对燕下都的保护、科学发掘和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对于燕下都考古，父亲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带着如醉如痴的怀古幽思，把全部精力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了条件艰苦、气候恶劣等种种困难，十几年如一日奋斗在田野之中。他不仅用脚丈量过燕下都遗址的每一寸土地，还创造性地运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古代的文学、艺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选择有价值的内容，并将这些零散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资料相结合，构建起一整套研究体系，将一个丰满的、有着灿烂的经济文化成果的燕国和一座气势恢宏的皇皇国都还原在世人面前。
图一1998年石永士在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父亲在工作上堪称业界权威，与家人却是聚少离多。都说父爱如山，父亲在小孩子的心中是无所不能的男人，我们却没这种感觉，家中的生活几乎全靠母亲一人。她带着我们兄妹俩，无怨无悔地挑起家庭的重担，那时的我们只想快快长大，早日替母亲分忧。长大后我们才渐渐明白，那是母亲对父亲默默的爱和对父亲事业的无私支持。和父亲相处最多的时候是他退休后的那段时光，这时我们才真正地开始了解父亲，了解了他的开朗正直和忠厚公允，了解到他既坦荡大气又含蓄内蕴，为人宽容大度、无忮无求的精神世界。
曾经有人问父亲，以您现在的成就能称得上考古学家吗？父亲笑了笑，说道：“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必须要学会观察，看到细小的事物，学会比照的方法，在研究个别现象中获得经验，积累知识，用观察和比照的方法得到现象的规律和真理。在田野工作中，还要了解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的知识。而我只能算个考古学者吧。”
我们也曾问父亲，您认为怎样才是考古学家？父亲想了想说：“考古学的意义远远超出它的学术价值，因为历史是复杂的。考古学实际上是在研究整个社会，而社会不是偶然发生的事物，是过去和未来的汇合点。考古学家应是探路人，让被忘却的东西为人理解，让死去的东西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考古学家应凭借着锐利的目光和判斷力去解决矛盾，把零散的资料拼在一起，用各种鉴别方法，结合地点、物质条件及周围环境进行综合解释，从而得出一个清楚的、不容置辨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和不自觉的、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是用第一手资料来证实的。考古学家应是没有盲目和偏见，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祖先劳迹的人。” 对于怎样才能做好一项考古工作，怎样得出一个正确的考古结论，父亲的回答是：“你要走出古典文献的局限，进入远古的实际生活。通过对遗迹、遗物的研究，获悉当时的人们是怎么居住、生活的，通过劳动工具、住所、生活用品、艺术品的研究，追溯当时的人们的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发展，从而得知当时的社会关系，才能窥视远古时代的情况。田野考古是资料获取的基础，数据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至于正确的考古结论，记得福尔摩斯说过，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
图二2006年石永士在河北徐水东黑山遗址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他博闻强记，治学严谨，思路开阔，以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待考古发掘和研究；他才思敏捷，善于思考，尊师重道，勤奋敬业，从不恃才傲物，有着宽容的学术胸怀和平等的学术态度；他学术精到，职业道德高尚，在学术上肯屈己，但不从人。我曾问父亲：“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也见证了河北考古从无到有和现在所取得的成就，那您所追求和坚持的是什么？”“追求和坚持什么？”父亲沉吟了一下说：“不求闻达于世，但求无愧于心吧！用真诚和勤奋对待学术，用心书写文章，‘诚备物以将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达彼’，但求‘借取学术齐物我，识史品物泯是非’。”
父亲突然离世，留下诸多未竟之事，比如《燕下都瓦当艺术》和参编的《中华博物通考》尚未付梓，《燕下都陶文研究》尚未定稿。悲伤之余，我们担起了父亲未完成的工作：目前《中华博物通考》已审定完成，即将出版，《燕下都瓦当艺术》《燕下都陶文研究》两部书也在努力推进之中。亲爱的父亲，您走了，但您付出才华和心血所取得的成果将永存。
总以为时间很长，可以慢慢地陪您老去，却原来时光如此匆匆，恍惚间它已把那个絮叨我们多读点书、问我们何时回家、不停催我们吃饭的您带走了。那个默默疼爱我们的您匆匆地走了，这时我们才懂得您那纯纯的隐秘的爱。多想再摸一摸您那满布皱纹的手，喊一聲父亲……
天若有情天亦老，思念绵绵无绝期，愿父亲安息！
2021年4月26日
首先，父亲的突然离世，正当新冠疫情之中，国家明令丧事从简，因此没有及时向亲朋挚友、师长故交禀告丧情，在这里深深致歉，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
父亲是河北省行唐县人，他于1960年考入了我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有幸得遇苏秉琦先生、宿白先生、俞伟超先生、李学勤先生、高明先生等一批顶尖教授，并拜为恩师，聆听教诲。是先生们的耳提面命、解疑答惑，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并终生受益。在这里，我们代表父亲向所有教育、帮助、支持过他的前辈、恩师们致以无上的敬意和谢忱。
父亲在1960—196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后更名为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1980年更名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即今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他先后供职于第一研究室和第二研究室，并任第二研究室主任，主攻商周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曾任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河北省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2001年3月正式退休后又被返聘至2009年。40余年间，他以乐观忘我的精神默默耕耘，汗洒燕赵，足迹遍京畿，砥志研思，治学一生。正如母亲对父亲的评价：“燕都立新论，继往而标新。考古以察来，继果而传承。著书立说，皓首以穷经。”父亲一生笔耕不辍，由他主编、合著、参编的著作有：《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文物出版社，1996）、《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中华书局，1995）、《中国民族建筑·河北篇》（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中山国探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毗卢寺壁画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河北金石辑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等15部，发表的论文有：《燕国的衡制》（《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郾王铜兵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燕下都、邯郸和灵寿故城比较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燕国货币的发现与研究》（《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姬燕国号的由来及其都城的变迁》（《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聚落·城·都城——试论夏商周三代在我国都城、宫殿建筑发展中的地位》（《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关于周初封燕的几个问题》（《西周文明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等30余篇，发掘报告有：《河北易县燕下都第21号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清理记》（《文物》1986年9期）、《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8年4期）等26篇。返聘期间于2009年9月完成了《河北考古重要发现》一书的审稿，同年9月至12月完成了部分河北省第七批国保单位申报材料的审稿工作。正式退休后，父亲仍勤于笔耕，将燕下都30余年出土的瓦当、陶文进行系统的整理，完成了《燕下都瓦当艺术》和《燕下都陶文研究》两书的框架和部分编写，参编的《中华博物通考》已完成二校。用诗来总结父亲的一生，可谓是：“三十余年事陌荒，有志青云继前章。借取学术齐物我，考古察来著辉煌。”
父亲大学毕业后便被派往隶属于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燕下都工作组，成为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者。当时24岁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燕下都考古始自20世纪3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对燕下都的保护、科学发掘和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对于燕下都考古，父亲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带着如醉如痴的怀古幽思，把全部精力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了条件艰苦、气候恶劣等种种困难，十几年如一日奋斗在田野之中。他不仅用脚丈量过燕下都遗址的每一寸土地，还创造性地运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古代的文学、艺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选择有价值的内容，并将这些零散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资料相结合，构建起一整套研究体系，将一个丰满的、有着灿烂的经济文化成果的燕国和一座气势恢宏的皇皇国都还原在世人面前。
父亲在工作上堪称业界权威，与家人却是聚少离多。都说父爱如山，父亲在小孩子的心中是无所不能的男人，我们却没这种感觉，家中的生活几乎全靠母亲一人。她带着我们兄妹俩，无怨无悔地挑起家庭的重担，那时的我们只想快快长大，早日替母亲分忧。长大后我们才渐渐明白，那是母亲对父亲默默的爱和对父亲事业的无私支持。和父亲相处最多的时候是他退休后的那段时光，这时我们才真正地开始了解父亲，了解了他的开朗正直和忠厚公允，了解到他既坦荡大气又含蓄内蕴，为人宽容大度、无忮无求的精神世界。
曾经有人问父亲，以您现在的成就能称得上考古学家吗？父亲笑了笑，说道：“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必须要学会观察，看到细小的事物，学会比照的方法，在研究个别现象中获得经验，积累知识，用观察和比照的方法得到现象的规律和真理。在田野工作中，还要了解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的知识。而我只能算个考古学者吧。”
我们也曾问父亲，您认为怎样才是考古学家？父亲想了想说：“考古学的意义远远超出它的学术价值，因为历史是复杂的。考古学实际上是在研究整个社会，而社会不是偶然发生的事物，是过去和未来的汇合点。考古学家应是探路人，让被忘却的东西为人理解，让死去的东西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考古学家应凭借着锐利的目光和判斷力去解决矛盾，把零散的资料拼在一起，用各种鉴别方法，结合地点、物质条件及周围环境进行综合解释，从而得出一个清楚的、不容置辨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和不自觉的、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是用第一手资料来证实的。考古学家应是没有盲目和偏见，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祖先劳迹的人。” 对于怎样才能做好一项考古工作，怎样得出一个正确的考古结论，父亲的回答是：“你要走出古典文献的局限，进入远古的实际生活。通过对遗迹、遗物的研究，获悉当时的人们是怎么居住、生活的，通过劳动工具、住所、生活用品、艺术品的研究，追溯当时的人们的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发展，从而得知当时的社会关系，才能窥视远古时代的情况。田野考古是资料获取的基础，数据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至于正确的考古结论，记得福尔摩斯说过，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他博闻强记，治学严谨，思路开阔，以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待考古发掘和研究；他才思敏捷，善于思考，尊师重道，勤奋敬业，从不恃才傲物，有着宽容的学术胸怀和平等的学术态度；他学术精到，职业道德高尚，在学术上肯屈己，但不从人。我曾问父亲：“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也见证了河北考古从无到有和现在所取得的成就，那您所追求和坚持的是什么？”“追求和坚持什么？”父亲沉吟了一下说：“不求闻达于世，但求无愧于心吧！用真诚和勤奋对待学术，用心书写文章，‘诚备物以将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达彼’，但求‘借取学术齐物我，识史品物泯是非’。”
父亲突然离世，留下诸多未竟之事，比如《燕下都瓦当艺术》和参编的《中华博物通考》尚未付梓，《燕下都陶文研究》尚未定稿。悲伤之余，我们担起了父亲未完成的工作：目前《中华博物通考》已审定完成，即将出版，《燕下都瓦当艺术》《燕下都陶文研究》两部书也在努力推进之中。亲爱的父亲，您走了，但您付出才华和心血所取得的成果将永存。
总以为时间很长，可以慢慢地陪您老去，却原来时光如此匆匆，恍惚间它已把那个絮叨我们多读点书、问我们何时回家、不停催我们吃饭的您带走了。那个默默疼爱我们的您匆匆地走了，这时我们才懂得您那纯纯的隐秘的爱。多想再摸一摸您那满布皱纹的手，喊一聲父亲……
天若有情天亦老，思念绵绵无绝期，愿父亲安息！
2021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