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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穿过泰国曼谷卧佛寺，开始了他的泰国、缅甸、柬埔寨三国行。奥巴马的脚步“确认”了亚洲在美国外交中的轴心地位，同时，被搁置多时的贸易政策也在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
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贸易政策一直未被遴选为奥巴马执政的首要任务。即使在冗长耗时的美国大选角力中，贸易政策也不时为双方所忽略。加州大学国际政治经济教授理查德·芬博格（Richard Feinberg）对《财经》记者说，说起来会让人感到悲哀，美国的贸易政策近来没有什么新东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算是一个，但TPP像一列开得有气无力的火车。
奥巴马也深知他在贸易领域取得的成就平平。美国经济复苏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这制约了奥巴马政府启动新的贸易谈判的空间。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杰弗里·斯科特（Jeffrey Schott） 对《财经》记者说，奥巴马贸易新政很可能重点指向亚洲，TPP会被放在贸易谈判的首要位置上。
美国把TPP的蓝图描绘成一个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区（FTA）——十年内实现区内包括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所有商品的零关税，并涉及市场透明、金融监管等领域。
美国贸易代表柯克称，TPP旨在促进制造业、创新和创业精神，是奥巴马政府“一项重要的贸易倡议”。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奥巴马的贸易政策选择必然以提高美国就业率及推进经济增长为出发点，而通过TPP做大美国的服务贸易，提升美国强项部门服务业的就业率，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选择亚洲，除了战略意义，其对美国的经济价值也非常可观。整体上，2000年-2010年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高达6.8%。
可称为奥巴马政绩之一的贸易举措是，推动国会批准与韩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这也被认为是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的三个贸易协定中商业价值最大的一个。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评估，这个贸易协定将一次性促使美国经济增长100亿美元至12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0.1个百分点。
现有的TPP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越南等国2011年的GDP达到17.8万亿美元；而2011年美国出口到现有TPP成员国家的出口额价值折合约1050亿美元，进口额910亿美元，美国享有14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等机构合作模拟测算，对美国而言，TPP有助于实现白宫制定的五年出口倍增计划。未来十年没有TPP的情况下，美国的实际年均货物出口增长率约3.58%，TPP后，增长率上升至4.2%。到2016年，美国的出口规模相对于2011年将增长23%。与此同时，美国的实际进口增长率也将由TPP前的4.02%增加到4.65%。同时，TPP还会为美国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根据模拟结果， 2012年-2015年，TPP将带动美国国内新增就业59.8万个，其中2012年22.3万个，2013年16.7万个，2014年11.1万个，2015年9.7万个。
目光回溯到十年前，每一个东亚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不是日本就是美国，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该区域除菲律宾外所有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迄今为止，中国已与28个国家及地区签订和实施了十个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贸易总额超过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经济力量对比的改变，正在使亚太地区出现新的经济平衡。
这种经济力量天平的摇动，也因为奥巴马的亚洲三国行变得更为具体。奥巴马在曼谷停留的前因之一是，泰国表达了加入TPP谈判的兴趣，美国也是泰国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此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承诺，日本将加入TPP谈判，尽管TPP在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很大。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亚洲国家主要的出口市场，更多国家加入谈判，使由美国主导的太平洋间的贸易正在按预定轨道前行。
不过，变数也在相继出现。
就在奥巴马离开泰国后，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的东盟峰会闭幕式上，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人共同发布了《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
有趣的是，尽管奥巴马前往赴会，但美国并不在这一将覆盖近一半世界人口的协议之中。因此，这个将于2015年正式成立的新组织，被解读为与TPP打擂台：是通过TPP使美国从经济上加重亚太投入，主导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还是让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老布什时期，曾在国际谈判中叱咤数载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希尔斯认为，现在无论是对东盟新自贸组织，还是对其与TPP的相互关系，做任何定论都为时尚早。
在谈判对手眼里，希尔斯曾被描述得颇为冷面：她从不在谈判前礼貌地迎接对手，也不在谈判后客气地欢送对手。在公开场合，她多数时候板着面孔，不肯露出一丝笑容，“当然，她也会有笑的时候，那一定是因为制服了对手”。
11月下旬，于深秋的华盛顿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在78岁的希尔斯身上已看不到太多“刻板”的痕迹，但多年职业生涯沉淀的干练强势，依然通过她简洁的表达和加重的语气传递出来。
如今，自由贸易已经在政治语境中失声，希尔斯仍然坚持推行自由贸易理念。她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开放市场的谈判自然艰难，这时候就需要有卓越的领导人站出来，引领方向。
经济放缓给贸易带来挑战
不论何时，全球经济放缓都会给贸易带来挑战，也会催生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一样
《财经》：中国是美国出口市场中增长最快的一个，但由于世界经济需求不足，中国的外贸形势非常严峻，你觉得中国的出口还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多大贡献？
希尔斯：出口在中国不会因此就迅速蒸发了，只是它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失调，同时政策倾向于保护大的国企，鼓励国企出口；政策鼓励地方政府投资房地产一类的项目，人们没有足够的另类投资渠道，我称之为中国的财政抑制（fiscal repression）。也就是说，居民储蓄收益率跑不过通胀率，大量的房产不是用于居住，而是用于投资，这就鼓励了房地产泡沫。政府大量投资于不必要的项目，使得债台高筑，这不是说中国要破产，而是中国需要找回平衡，不要过度依赖投资。想想看，你们有13亿人，这是多么无与伦比的市场！应该鼓励中小企业成长，它们创造就业，这是一个实际上的增长循环，不要把这个循环切断了，自我伤害。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会使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下降吗？
希尔斯：不论何时，全球经济放缓都会给贸易带来挑战，也会催生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一样。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在放缓，但最近有增长反弹的态势。美国面临财政悬崖，但是奥巴马不能大幅削减政府开支、解聘政府雇员，这会导致美国经济更缓慢地增长。
《财经》：奥巴马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希尔斯：我认为他非常努力地与中国达成一种伙伴关系，可惜我们双方都在文化、历史和政策的互相知会上做得不够成功。这简直是悲剧，想一想中美两国一起可以创造多么不同的世界！就是自私地想，如果把核武器扩散、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健康问题和贫困问题放在两国的首要清单上，少了其中任何一方，都会无所作为。这也需要两国都表现出领导力，双方都需要投入更多，而不是为了像达赖喇嘛这样的小事而纠缠不休。
《财经》：今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事件，从华为、中兴到三一，除了大选的造势需要，在深层次上是不是体现了两国贸易角色的转变表现出的冲突——中国更多地变成了美国的竞争者？
希尔斯：中美在很多领域存在竞争。竞争是好事，在体育运动上，只有和高手过招才能提高，在贸易上也是如此。我相信没有国家可以禁锢思想的自由而获得成功，我也相信知识产权保护。你提到的贸易投资事件，恰恰显示了这两个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在文化、历史和政策上多么缺乏相互理解。
坦白地说，我相信中国在美国投资更多地会对两国都有好处。我在政府任职时，美国对日本也有同样的敌意和理解的缺乏。
就在中美两国吵吵闹闹的日子里，丰田在俄亥俄、田纳西、密歇根和加州等地投资，很多美国人开始通过丰田获得就业机会，你就听不到关于丰田是否应该进美国、丰田是否同美国的汽车商竞争的质疑了，人们就自然接受了。中国如果能在美国投资也是很好的事，无论各州州长还是市长都会欢迎，因为中国的投资会带来税收和就业，也会加深双方的理解。
《财经》：市场的担心是，这些贸易投资事件会被过度政治化。
希尔斯：美国的政治体系和政府的架构设计，使得你经常会发现有议员站出来，为了政治目的而说些完全错误的话。
这些议员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代表美国的利益。他们的一些声明我们也不同意，但是这是民主制度的设计，而他们的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声明都以官方的新闻传递出去，带来可靠性的挑战。
《财经》：美中贸易逆差去年达到创纪录的2560亿美元，很多美国人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其实美国贸易赤字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当是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
希尔斯：美国的经济不平衡必须要校正，也就是政府要削减开支，美国国民也不能保持过去那种高消费率，尤其是那些他们无力支付的物件，包括房子。现在私人部门的负债率已经明显下降，储蓄率在上升。当然，他们必须清理资产负债表，还要维持日常生计和教育支出，所以这要一步步来。美国现在是在一条好得多的趋势线上，我希望我们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及政府有才智解决负债问题，避免财政悬崖，为市场提供确定性。
美国的经济不平衡不能一夜消除，要有一个有基准的十年计划，像自动扶梯一样把债务稳步带向更低的水平。循序渐进很重要，否则会带来经济萧条。
需要更有雄心的贸易政策
奥巴马在贸易政策上没有闯劲。他可能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唯一一个没有发起并完成一个贸易协议的美国总统
《财经》：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贸易政策，是否令人满意？
希尔斯：奥巴马在贸易政策上没有闯劲。他可能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唯一一个没有发起并完成一个贸易协议的美国总统。他签署了美国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这三个协定早在他上任时就已经发起并完成了。
至于TPP，也是在他当选前就早已存在了，在第一个四年内，他也没能给TPP画上句号。如果要说他值得称道之处，那就是推动国会通过了与韩国等三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
《财经》：奥巴马并未在贸易政策上大展宏图。
希尔斯： 我倾向于支持向前看、开放全球市场。我对美国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上没有挑起领袖的担子感到极度失望。我相信这个贸易谈判使多方受益，不仅为全球的商业利益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且会无成本地推进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如孟加拉国，大量人口在贫困中挣扎，只有商业和贸易可以使他们脱贫。
这有点像“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很慷慨地为欧洲市场的复兴投资，但这也是为了美国的私利，因为欧洲恢复活力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商品有了市场，全球也从中受惠。我希望美国能在此发挥领导力，想想20亿贫困人口就是我们明天的客户，只要我们给他们机会。
《财经》：谈到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TPP应该可以保护美国利益吧？
希尔斯：TPP能做的，就是为贸易协定竖立一个高的标杆。
我当然是受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订的影响，这个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达成的协定，也为当时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树立了榜样。
1991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在布鲁塞尔陷入僵局，我们三国都面临出口市场萎缩的压力，同一年我们开始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1992年我们达成NAFTA协议，就在协议通过的一个月内，乌拉圭回合谈判也完成了，因为人们不想被隔离在开放的大市场之外。同样，在东盟开放市场后，亚太经合组织也获得了通过。
也就是说，标杆的作用可以激发能量，在其他战线也取得突破。
《财经》：按照这个逻辑，TPP已经取得了突破。墨西哥与加拿大先后加入了TPP的谈判。
希尔斯：墨西哥和加拿大自己提出，他们是否可以被包括进来。而我们让他们参与谈判的决策花了近一年才作出，实际上与加拿大的首轮谈判是在12月份举行的。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方面快马加鞭，其他国家希望加入TPP是我的愿望。我也希望TPP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向中国、日本和欧盟这些想进入这个协定的经济体敞开大门，它们只需要满足设定的条件就够了。 《财经》：奥巴马没有能在TPP上行动更加迅速，是不是要怪政治极化的大环境？另外他推出贸易倍增计划，实现的难度有多大？
希尔斯： 在全球经济变缓时，开放市场的谈判向来艰难。经济衰退会使一个国家的人们担心失业，很自然地，开放市场带来的是竞争，而就业机会因为竞争变得不稳定。
我相信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不再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中国南方的制造业工人就会担心工厂被关，自然就带来了政治压力。
而要实现贸易倍增计划，我们要有更开放的市场。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企业家遇到不同的障碍，去年智利排在最前面，美国在135个国家中排在120多位，这就是说，美国的关税和其他限制要甚于排在它前面的那些国家。
《财经》：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但两党在国会控制权势均力敌的格局未变，奥巴马怎样才可以不陷于政治博弈，带来真正的改变？
希尔斯：奥巴马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展示更大的领导力。据说他的风格是从后面指挥，但是我们过去的一些总统更雄心勃勃，尝试和国会沟通，找到共同合作的路径，而奥巴马和共和党甚至其他民主党的同仁沟通时，经常固执僵硬。他应该学会倾听并有同情心。好的政治家会妥协并向中间靠拢，不会一直都完全按你的计划行事，也不会把政治反对派变成永久的敌人。
《财经》：在贸易政策上，奥巴马下一步应该走什么棋？
希尔斯：美国政府犯的错误是对棉花、大豆、小麦等农产品实行补贴政策，致使这些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而这些恰恰是那些贫困国家出产的产品。在我看来，这种补贴扭曲了市场。欧洲比我们做得还差，但是美国要树立榜样，取消这些补贴，这不只对我们的金融形势有助益，也使国内不会对蔬菜和水果生产形成歧视。为什么要补贴棉花等五种商品，它们怎么就那么特殊？
美国树立了榜样才能有号召力和说服力，因为贸易是协商的状况（situation of negotiation）。如果我把苛刻的政治议题摆在桌面，你可能就退出了；你自然也不会摆出苛刻的政治议题，除非我这样做了，所以贸易是协商的组成部分。
TPP的战略与经济价值
我们在经历一个多边机制的萎缩期，这很糟糕。有时好的区域贸易谈判也可能倒推多边机制。也许TPP的成功会使多哈回合起死回生
《财经》：美国对于亚洲的关注，是否会削弱其在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利益？
希尔斯：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市场，如果把世界上的一半人口排除在外，就会伤害到亚洲国家。亚洲国家不只在区域内贸易往来，也把自己的商品在全世界出售。以印尼为例，印尼出口到美国的关税，要高于其出口到法国的6倍，这完全没有道理。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进行纠正并找到弥补措施。
《财经》：回到TPP，它到底是经济意义更大，还是战略意义更大？
希尔斯：如果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真正地留在TPP，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参与进来，加上那些相对小些的亚洲国家，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凝聚体。韩国同美国和欧盟都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韩国也可以加入进来，不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这样TPP持续扩大，会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区域，也树立了样板。
《财经》：中国会发现这个贸易协议真的是别有图谋吗？
希尔斯：我就会邀请中国加入，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国共建自由贸易区。
《财经》：你也谈到TPP设了一个高的标杆。
希尔斯：我见过很多中国人，他们都相当聪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就超越了非常高的标杆。如果越南可以加入，中国就可以加入，中国也应该考虑加入的问题。
想想加入WTO给中国带来的惠益，不只是单纯的开放市场那么简单，中国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迅速超越了很多没有像中国一样开放市场的国家，中国也在此过程中开始学会了透明，按规则出牌，这些都很有帮助。所以WTO是一个促进透明与遵守规则、同时开放市场的卓越机构。
《财经》：但是，WTO的多哈回合似乎已经寿终正寝了。
希尔斯：我觉得多哈回合已经处于昏迷不醒的境地，也不知道它还能不能起死回生。其实使多哈回合完成的路径并不难走，挑战在于政治意愿和领导力的缺乏。这不只是美国不愿意牵头，欧盟也会从中受益，中国也一样，为什么不站出来牵这个头呢？
《财经》：如今，各国都在为经济增长挣扎。
希尔斯：我理解，经济增长的疲软会激发民族主义，但是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艰难时光，这时候需要有撒切尔夫人、邓小平这样卓越的领导人站出来，引领方向，他们带来的光辉是我们的遗产，远胜过政客的说辞。
《财经》：好消息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终于正式启动，这个研究历时十年才有所动作，你认为领土纠纷是否会增加谈判的难度？
希尔斯：中日韩有好的分工体系。全球有很多自贸区谈判，有些是高质量的谈判，也有些质量极低。我觉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高质量等级的，中日韩自贸区就是比较低质量的谈判，收获始终微不足道。
历史问题一直挥之不去，但是三方能在一起坐下来谈还是有帮助的。如果三方真的相信在那些争议岛屿下面蕴藏着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不谈判解决，而是搞摩擦呢？所谓高质量的谈判要有引领机制，我们和墨西哥谈判开放农业市场时，就没有过从多边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的先例，也没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谈判的先例。这一谈判为后来的很多贸易谈判奠定了基础。
《财经》：在诸多的贸易谈判中，似乎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行其道，而WTO倡导的多边机制正变得无关紧要。此外，人们也担心TPP日益壮大，可能会取代WTO。
希尔斯：我们是在经历一个多边机制的萎缩期，这很糟糕。全球不能同时向前推进，那些穷国被抛在体系之外，就会成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成为恐怖主义的先兆。
这是全球安全的问题，事关每一个国家和个人。有时好的区域贸易谈判也可能倒推多边机制。也许TPP的成功会使多哈回合起死回生。
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贸易政策一直未被遴选为奥巴马执政的首要任务。即使在冗长耗时的美国大选角力中，贸易政策也不时为双方所忽略。加州大学国际政治经济教授理查德·芬博格（Richard Feinberg）对《财经》记者说，说起来会让人感到悲哀，美国的贸易政策近来没有什么新东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算是一个，但TPP像一列开得有气无力的火车。
奥巴马也深知他在贸易领域取得的成就平平。美国经济复苏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这制约了奥巴马政府启动新的贸易谈判的空间。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杰弗里·斯科特（Jeffrey Schott） 对《财经》记者说，奥巴马贸易新政很可能重点指向亚洲，TPP会被放在贸易谈判的首要位置上。
美国把TPP的蓝图描绘成一个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区（FTA）——十年内实现区内包括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所有商品的零关税，并涉及市场透明、金融监管等领域。
美国贸易代表柯克称，TPP旨在促进制造业、创新和创业精神，是奥巴马政府“一项重要的贸易倡议”。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奥巴马的贸易政策选择必然以提高美国就业率及推进经济增长为出发点，而通过TPP做大美国的服务贸易，提升美国强项部门服务业的就业率，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选择亚洲，除了战略意义，其对美国的经济价值也非常可观。整体上，2000年-2010年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高达6.8%。
可称为奥巴马政绩之一的贸易举措是，推动国会批准与韩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这也被认为是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的三个贸易协定中商业价值最大的一个。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评估，这个贸易协定将一次性促使美国经济增长100亿美元至12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0.1个百分点。
现有的TPP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越南等国2011年的GDP达到17.8万亿美元；而2011年美国出口到现有TPP成员国家的出口额价值折合约1050亿美元，进口额910亿美元，美国享有14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等机构合作模拟测算，对美国而言，TPP有助于实现白宫制定的五年出口倍增计划。未来十年没有TPP的情况下，美国的实际年均货物出口增长率约3.58%，TPP后，增长率上升至4.2%。到2016年，美国的出口规模相对于2011年将增长23%。与此同时，美国的实际进口增长率也将由TPP前的4.02%增加到4.65%。同时，TPP还会为美国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根据模拟结果， 2012年-2015年，TPP将带动美国国内新增就业59.8万个，其中2012年22.3万个，2013年16.7万个，2014年11.1万个，2015年9.7万个。
目光回溯到十年前，每一个东亚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不是日本就是美国，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该区域除菲律宾外所有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迄今为止，中国已与28个国家及地区签订和实施了十个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贸易总额超过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经济力量对比的改变，正在使亚太地区出现新的经济平衡。
这种经济力量天平的摇动，也因为奥巴马的亚洲三国行变得更为具体。奥巴马在曼谷停留的前因之一是，泰国表达了加入TPP谈判的兴趣，美国也是泰国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此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承诺，日本将加入TPP谈判，尽管TPP在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很大。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亚洲国家主要的出口市场，更多国家加入谈判，使由美国主导的太平洋间的贸易正在按预定轨道前行。
不过，变数也在相继出现。
就在奥巴马离开泰国后，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的东盟峰会闭幕式上，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人共同发布了《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
有趣的是，尽管奥巴马前往赴会，但美国并不在这一将覆盖近一半世界人口的协议之中。因此，这个将于2015年正式成立的新组织，被解读为与TPP打擂台：是通过TPP使美国从经济上加重亚太投入，主导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还是让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老布什时期，曾在国际谈判中叱咤数载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希尔斯认为，现在无论是对东盟新自贸组织，还是对其与TPP的相互关系，做任何定论都为时尚早。
在谈判对手眼里，希尔斯曾被描述得颇为冷面：她从不在谈判前礼貌地迎接对手，也不在谈判后客气地欢送对手。在公开场合，她多数时候板着面孔，不肯露出一丝笑容，“当然，她也会有笑的时候，那一定是因为制服了对手”。
11月下旬，于深秋的华盛顿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在78岁的希尔斯身上已看不到太多“刻板”的痕迹，但多年职业生涯沉淀的干练强势，依然通过她简洁的表达和加重的语气传递出来。
如今，自由贸易已经在政治语境中失声，希尔斯仍然坚持推行自由贸易理念。她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开放市场的谈判自然艰难，这时候就需要有卓越的领导人站出来，引领方向。
经济放缓给贸易带来挑战
不论何时，全球经济放缓都会给贸易带来挑战，也会催生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一样
《财经》：中国是美国出口市场中增长最快的一个，但由于世界经济需求不足，中国的外贸形势非常严峻，你觉得中国的出口还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多大贡献？
希尔斯：出口在中国不会因此就迅速蒸发了，只是它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失调，同时政策倾向于保护大的国企，鼓励国企出口；政策鼓励地方政府投资房地产一类的项目，人们没有足够的另类投资渠道，我称之为中国的财政抑制（fiscal repression）。也就是说，居民储蓄收益率跑不过通胀率，大量的房产不是用于居住，而是用于投资，这就鼓励了房地产泡沫。政府大量投资于不必要的项目，使得债台高筑，这不是说中国要破产，而是中国需要找回平衡，不要过度依赖投资。想想看，你们有13亿人，这是多么无与伦比的市场！应该鼓励中小企业成长，它们创造就业，这是一个实际上的增长循环，不要把这个循环切断了，自我伤害。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会使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下降吗？
希尔斯：不论何时，全球经济放缓都会给贸易带来挑战，也会催生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一样。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在放缓，但最近有增长反弹的态势。美国面临财政悬崖，但是奥巴马不能大幅削减政府开支、解聘政府雇员，这会导致美国经济更缓慢地增长。
《财经》：奥巴马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希尔斯：我认为他非常努力地与中国达成一种伙伴关系，可惜我们双方都在文化、历史和政策的互相知会上做得不够成功。这简直是悲剧，想一想中美两国一起可以创造多么不同的世界！就是自私地想，如果把核武器扩散、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健康问题和贫困问题放在两国的首要清单上，少了其中任何一方，都会无所作为。这也需要两国都表现出领导力，双方都需要投入更多，而不是为了像达赖喇嘛这样的小事而纠缠不休。
《财经》：今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事件，从华为、中兴到三一，除了大选的造势需要，在深层次上是不是体现了两国贸易角色的转变表现出的冲突——中国更多地变成了美国的竞争者？
希尔斯：中美在很多领域存在竞争。竞争是好事，在体育运动上，只有和高手过招才能提高，在贸易上也是如此。我相信没有国家可以禁锢思想的自由而获得成功，我也相信知识产权保护。你提到的贸易投资事件，恰恰显示了这两个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在文化、历史和政策上多么缺乏相互理解。
坦白地说，我相信中国在美国投资更多地会对两国都有好处。我在政府任职时，美国对日本也有同样的敌意和理解的缺乏。
就在中美两国吵吵闹闹的日子里，丰田在俄亥俄、田纳西、密歇根和加州等地投资，很多美国人开始通过丰田获得就业机会，你就听不到关于丰田是否应该进美国、丰田是否同美国的汽车商竞争的质疑了，人们就自然接受了。中国如果能在美国投资也是很好的事，无论各州州长还是市长都会欢迎，因为中国的投资会带来税收和就业，也会加深双方的理解。
《财经》：市场的担心是，这些贸易投资事件会被过度政治化。
希尔斯：美国的政治体系和政府的架构设计，使得你经常会发现有议员站出来，为了政治目的而说些完全错误的话。
这些议员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代表美国的利益。他们的一些声明我们也不同意，但是这是民主制度的设计，而他们的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声明都以官方的新闻传递出去，带来可靠性的挑战。
《财经》：美中贸易逆差去年达到创纪录的2560亿美元，很多美国人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其实美国贸易赤字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当是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
希尔斯：美国的经济不平衡必须要校正，也就是政府要削减开支，美国国民也不能保持过去那种高消费率，尤其是那些他们无力支付的物件，包括房子。现在私人部门的负债率已经明显下降，储蓄率在上升。当然，他们必须清理资产负债表，还要维持日常生计和教育支出，所以这要一步步来。美国现在是在一条好得多的趋势线上，我希望我们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及政府有才智解决负债问题，避免财政悬崖，为市场提供确定性。
美国的经济不平衡不能一夜消除，要有一个有基准的十年计划，像自动扶梯一样把债务稳步带向更低的水平。循序渐进很重要，否则会带来经济萧条。
需要更有雄心的贸易政策
奥巴马在贸易政策上没有闯劲。他可能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唯一一个没有发起并完成一个贸易协议的美国总统
《财经》：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贸易政策，是否令人满意？
希尔斯：奥巴马在贸易政策上没有闯劲。他可能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唯一一个没有发起并完成一个贸易协议的美国总统。他签署了美国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这三个协定早在他上任时就已经发起并完成了。
至于TPP，也是在他当选前就早已存在了，在第一个四年内，他也没能给TPP画上句号。如果要说他值得称道之处，那就是推动国会通过了与韩国等三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
《财经》：奥巴马并未在贸易政策上大展宏图。
希尔斯： 我倾向于支持向前看、开放全球市场。我对美国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上没有挑起领袖的担子感到极度失望。我相信这个贸易谈判使多方受益，不仅为全球的商业利益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且会无成本地推进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如孟加拉国，大量人口在贫困中挣扎，只有商业和贸易可以使他们脱贫。
这有点像“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很慷慨地为欧洲市场的复兴投资，但这也是为了美国的私利，因为欧洲恢复活力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商品有了市场，全球也从中受惠。我希望美国能在此发挥领导力，想想20亿贫困人口就是我们明天的客户，只要我们给他们机会。
《财经》：谈到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TPP应该可以保护美国利益吧？
希尔斯：TPP能做的，就是为贸易协定竖立一个高的标杆。
我当然是受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订的影响，这个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达成的协定，也为当时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树立了榜样。
1991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在布鲁塞尔陷入僵局，我们三国都面临出口市场萎缩的压力，同一年我们开始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1992年我们达成NAFTA协议，就在协议通过的一个月内，乌拉圭回合谈判也完成了，因为人们不想被隔离在开放的大市场之外。同样，在东盟开放市场后，亚太经合组织也获得了通过。
也就是说，标杆的作用可以激发能量，在其他战线也取得突破。
《财经》：按照这个逻辑，TPP已经取得了突破。墨西哥与加拿大先后加入了TPP的谈判。
希尔斯：墨西哥和加拿大自己提出，他们是否可以被包括进来。而我们让他们参与谈判的决策花了近一年才作出，实际上与加拿大的首轮谈判是在12月份举行的。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方面快马加鞭，其他国家希望加入TPP是我的愿望。我也希望TPP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向中国、日本和欧盟这些想进入这个协定的经济体敞开大门，它们只需要满足设定的条件就够了。 《财经》：奥巴马没有能在TPP上行动更加迅速，是不是要怪政治极化的大环境？另外他推出贸易倍增计划，实现的难度有多大？
希尔斯： 在全球经济变缓时，开放市场的谈判向来艰难。经济衰退会使一个国家的人们担心失业，很自然地，开放市场带来的是竞争，而就业机会因为竞争变得不稳定。
我相信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不再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中国南方的制造业工人就会担心工厂被关，自然就带来了政治压力。
而要实现贸易倍增计划，我们要有更开放的市场。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企业家遇到不同的障碍，去年智利排在最前面，美国在135个国家中排在120多位，这就是说，美国的关税和其他限制要甚于排在它前面的那些国家。
《财经》：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但两党在国会控制权势均力敌的格局未变，奥巴马怎样才可以不陷于政治博弈，带来真正的改变？
希尔斯：奥巴马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展示更大的领导力。据说他的风格是从后面指挥，但是我们过去的一些总统更雄心勃勃，尝试和国会沟通，找到共同合作的路径，而奥巴马和共和党甚至其他民主党的同仁沟通时，经常固执僵硬。他应该学会倾听并有同情心。好的政治家会妥协并向中间靠拢，不会一直都完全按你的计划行事，也不会把政治反对派变成永久的敌人。
《财经》：在贸易政策上，奥巴马下一步应该走什么棋？
希尔斯：美国政府犯的错误是对棉花、大豆、小麦等农产品实行补贴政策，致使这些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而这些恰恰是那些贫困国家出产的产品。在我看来，这种补贴扭曲了市场。欧洲比我们做得还差，但是美国要树立榜样，取消这些补贴，这不只对我们的金融形势有助益，也使国内不会对蔬菜和水果生产形成歧视。为什么要补贴棉花等五种商品，它们怎么就那么特殊？
美国树立了榜样才能有号召力和说服力，因为贸易是协商的状况（situation of negotiation）。如果我把苛刻的政治议题摆在桌面，你可能就退出了；你自然也不会摆出苛刻的政治议题，除非我这样做了，所以贸易是协商的组成部分。
TPP的战略与经济价值
我们在经历一个多边机制的萎缩期，这很糟糕。有时好的区域贸易谈判也可能倒推多边机制。也许TPP的成功会使多哈回合起死回生
《财经》：美国对于亚洲的关注，是否会削弱其在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利益？
希尔斯：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市场，如果把世界上的一半人口排除在外，就会伤害到亚洲国家。亚洲国家不只在区域内贸易往来，也把自己的商品在全世界出售。以印尼为例，印尼出口到美国的关税，要高于其出口到法国的6倍，这完全没有道理。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进行纠正并找到弥补措施。
《财经》：回到TPP，它到底是经济意义更大，还是战略意义更大？
希尔斯：如果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真正地留在TPP，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参与进来，加上那些相对小些的亚洲国家，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凝聚体。韩国同美国和欧盟都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韩国也可以加入进来，不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这样TPP持续扩大，会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区域，也树立了样板。
《财经》：中国会发现这个贸易协议真的是别有图谋吗？
希尔斯：我就会邀请中国加入，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国共建自由贸易区。
《财经》：你也谈到TPP设了一个高的标杆。
希尔斯：我见过很多中国人，他们都相当聪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就超越了非常高的标杆。如果越南可以加入，中国就可以加入，中国也应该考虑加入的问题。
想想加入WTO给中国带来的惠益，不只是单纯的开放市场那么简单，中国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迅速超越了很多没有像中国一样开放市场的国家，中国也在此过程中开始学会了透明，按规则出牌，这些都很有帮助。所以WTO是一个促进透明与遵守规则、同时开放市场的卓越机构。
《财经》：但是，WTO的多哈回合似乎已经寿终正寝了。
希尔斯：我觉得多哈回合已经处于昏迷不醒的境地，也不知道它还能不能起死回生。其实使多哈回合完成的路径并不难走，挑战在于政治意愿和领导力的缺乏。这不只是美国不愿意牵头，欧盟也会从中受益，中国也一样，为什么不站出来牵这个头呢？
《财经》：如今，各国都在为经济增长挣扎。
希尔斯：我理解，经济增长的疲软会激发民族主义，但是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艰难时光，这时候需要有撒切尔夫人、邓小平这样卓越的领导人站出来，引领方向，他们带来的光辉是我们的遗产，远胜过政客的说辞。
《财经》：好消息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终于正式启动，这个研究历时十年才有所动作，你认为领土纠纷是否会增加谈判的难度？
希尔斯：中日韩有好的分工体系。全球有很多自贸区谈判，有些是高质量的谈判，也有些质量极低。我觉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高质量等级的，中日韩自贸区就是比较低质量的谈判，收获始终微不足道。
历史问题一直挥之不去，但是三方能在一起坐下来谈还是有帮助的。如果三方真的相信在那些争议岛屿下面蕴藏着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不谈判解决，而是搞摩擦呢？所谓高质量的谈判要有引领机制，我们和墨西哥谈判开放农业市场时，就没有过从多边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的先例，也没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谈判的先例。这一谈判为后来的很多贸易谈判奠定了基础。
《财经》：在诸多的贸易谈判中，似乎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行其道，而WTO倡导的多边机制正变得无关紧要。此外，人们也担心TPP日益壮大，可能会取代WTO。
希尔斯：我们是在经历一个多边机制的萎缩期，这很糟糕。全球不能同时向前推进，那些穷国被抛在体系之外，就会成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成为恐怖主义的先兆。
这是全球安全的问题，事关每一个国家和个人。有时好的区域贸易谈判也可能倒推多边机制。也许TPP的成功会使多哈回合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