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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年前，那片紧邻故宫东侧的建筑群被称为太庙。它是明清两代皇家祭祀祖先的地方。60年前，这里被改名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成为“北京市职工群众文化活动的阵地”。
直到现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依然是它的官方名称，但更多人开始直呼它为“太庙”。
2010年北京的春天迟到很多。尽管如此，长安街边的玉兰花也次第开放，双向十条车道的长安街。车流熙来攘往。从地铁涌出来的人流，大都穿过天安门城门，涌入故宫博物院。尽管劳动人民文化宫靠近地铁更近一些，门票只有2元，一样有皇家建筑，游客还是稀稀疏疏。
60年前的一天，23岁的田耕第一次走进这里，两个多月后，太庙就改名了。
最后的太庙
时隔60年，83岁的老人田耕讲起他第一次走进太庙时，几乎还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春节的鞭炮声仿佛还回响在耳边……
那一天是大年正月初四，2月20日，天特别冷。一大早，他从东单三条北京市文委的宿舍和同伴方松、林玫雇了三辆三轮车，脚底下放着铺盖卷和装着脸盆刷牙缸的网兜。十多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太庙南门。
面临长安街的太庙南门，在明清的太庙建筑格局中是不存在的。这很容易理解，皇家专司祭祖职能的太庙和紫禁城本是一体。祭祀时，皇帝和仪仗队走的是紫禁城端门左侧到太庙街门。1914年，开辟了太庙南门。10年后，太庙被当时的北平政府辟为公园，太庙南门成为公园的大门。
当年，田耕就是从这道门进入了太庙。看门的是个姓阎的瘸子。后来田耕才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瘸子，前天还拦住了前来视察工作的周恩来夫妇——他既不认识总理夫妇，也想不到新中国的总理会在大年初二来这里视察工作。
田耕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径直进了太庙。一进来，心先凉了半截。
1950年农历正月初四，鞭炮声还此起彼落，新年余味犹在，呈现在田耕眼前的却是一派荒凉的景象：古柏参天，荒草没膝，黄鼠狼到处流窜，宫殿的檐顶上长满荒草，蜘蛛网密结，垃圾在天安门脚下靠墙堆放，距离墙头只有一米左右。到了傍晚，乌鸦铺天盖地结群飞来，栖息在古柏林中，聒噪不止，人在树下走过，常被鸟粪淋在头上……
田耕不知道，今后的20年，他要在这里度过。
那是1950年2月，新中国不满一岁。田耕才23岁，爱好音乐、话剧。早年他创作的歌颂中苏友谊的歌曲《哥俩好》，不但在国内传唱，还曾刊登在苏联《真理报》头版。
田耕的新工作是筹备工人俱乐部，帮助广大工人提高文化素质，工资是供给制。吃、穿、住由组织提供，每个月给价值20斤小米的零花钱。
此前，太庙仍隶属于故宫博物院。北平和平解放后，工会把俱乐部工作列为重要工作之一。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李伯钊同志建议，应当建立文化宫，作为全市职工群众文化活动的阵地。经肖明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向政务院请示，在周总理的主持下，政务院开会讨论，才批准把太庙拨给北京市政府，拨小米405143斤作为筹备经费。
清除垃圾、拔掉野草，黄鼠狼也就无处藏身了，最恼人的是乌鸦，每天黎明飞走和傍晚归来，都呱呱乱叫，怎么赶也赶不走。后来文化宫组织了腰鼓队，腰鼓打起来的时候，乌鸦才扑棱扑棱地飞走。园子东面原来都是垃圾堆，据说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清除垃圾之后，不知道从哪里请来了“山石张”就势造山挖池，这个张姓的工匠的祖先原来是给皇家花园堆假山的。天安门脚下的垃圾山，则被彻底清除了，并在原地开辟了一个儿童乐园。
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让大家焦急的是，原定于1950年4月30日举行的揭幕仪式，临到4月27日连匾额都还没有做好呢!听说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和市总工会副主席肖明到中南海，请毛泽东主席为劳动人民文化宫题字了!
4月28日，田耕终于看到了毛主席的题字，龙飞凤舞的毛体，墨气淋漓地写在一张宣纸上。同样的题字，有两个，其中一个的右上角画了个小圈儿，“我揣测着主席可能对这个更满意一些，就最终选了这个，其实两幅字体只有细微的差别。”田耕说。
田耕找人夜以继日地赶制匾额。终于在4月29日午夜12点，把白底红字的横匾挂到了南门上方——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4月30日上午，文化宫举行了开幕式。在国际劳动节前夕，太庙正式改名了。新世界
往日肃静的太庙热闹起来了。
当时的一份杂志这样写道：“偌大一个院落，过去只住着几个给皇帝老儿看庙的奴才和一群野鸟——灰鹤。如今这块冷静了几百年的地方，随着我们全国人民的解放翻了身。这些由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力所造成的宫殿，今天才算回到了人民的手里，由自己来享用了。”
面对这个巨大的变化，作家赵树埋曾赋诗：
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数谁大，劳动众弟兄；
世道一变化，根本不相同；
还是这所庙，换了主人翁。
时隔60年，83岁的田耕还清楚地记得，它当时曾经被刊登在当年7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
随后不久，在太庙这座庞大的古建里，工人们建立了劳动剧场和图书馆、灯光球场等。太庙的三座大殿也清理了堆积其中的30来万册图书，代之以宽敞的展厅、文艺活动室；东西配殿原来是配祀有功皇族、异姓功臣的神位，文化宫则将其开辟为展览厅和游艺厅，供人们看展览和下棋、打乒乓球。
每逢国家盛大节日，星期天，或在平常日子的休息时间内，成群结队的工人，解放军战士，学生、少先队员，机关干部或男女老少市民，都聚集到这里来，参观各种展览、看书、打球、看电影、听报告。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年5月文化宫对外开放到年底，八个月先后接待各界工农兵群众达159万人次。在1951年全年，接待群众达538万人次。
在田耕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奇特的要算是文化宫里还设了个“劳动浴室”。
“现在看来这个淋浴设备简陋得不行，可当时简直觉得是共产主义标准了。”当时劳动群众的卫生意识和设备都很差，很多人一年也洗不上几次澡，只有条件好点的人才能去泡澡堂子。为配合市政府提出的爱国卫生运动，“除虱灭疥”，北京市卫生局和文化宫工作人员在文化宫东北角新建了一个淋浴室，工人们对于这样的新式淋浴设备非常好奇，“刚开放时，有人纯粹是来参观新式淋浴设备的。”
可容纳4000观众的劳动剧场，是当时北京最大的露天剧场，那时但凡叫得上号的著名演员，都曾经在这里公演、义演过。剧场刚建成不久，文化宫招待全市的劳模到劳动剧场看戏，演出的是“名角儿”梅兰芳。“很多劳模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能亲眼看到梅兰芳的演出。”田耕说。
不仅有梅兰芳，有四大名旦，文化宫还开设了学习班，请各界一流顶尖的学者、专家来授课。那时候，老舍讲文学创作、田汉讲戏剧创作、马可讲作曲、吴组缃讲《红楼梦》、华君武讲漫画创作、焦 菊隐讲导演、李德伦讲交响乐……。
孩子们也经常来这里露营、玩耍、上少年围棋学习班……。喜爱围棋的田耕，在这里曾惨败给了一个不满10岁的围棋神童，他叫聂卫平。
1958年7月份的《北京晚报》上登上一则广告，欢迎各界的工人来到文化宫消夏，票价2毛。
北方夏季苦热，文化宫却是晚饭后的乘凉好去处。每当太阳刚下山，人们早早打点完晚饭，约上三五个朋友匆忙赶往文化宫。
消夏晚会，本是为了消暑，可是首次尝试，就人潮拥挤，万头攒动，一场卖出3万张票，夏季乘凉晚会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夏季乘热晚会”。之后，门票控制在两万左右，情况才好转。
最凉爽的去处，就是驾着小船，在清澈如镜的后河上摇桨，这条筒子河就在文化宫的后面。
这是文化宫的黄金时代，似乎也是工人市民的黄金时代，物质生活的贫瘠阻挡不住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时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桨声灯影里，日子如此轻快美好，谁也不知道一场全国性的大饥饿正张大了嘴巴呼啸而来，几乎吞噬了一切。
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宫的活动减少了，消夏晚会也停止了。不久之后，“文革”开始，田耕作为主持工作的文化宫副主任，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就对准了他。1969年冬，田耕和爱人吴令华双双离开了工作20来年的文化宫，被下放到北京最北端的怀柔县喇叭沟门公社。
票价定格在2元
“文革”后，工人市民们回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时任文化宫副主任的吴令华回忆起1980年代，禁不住神采飞扬。
彼时的中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的口号。吴令华瞅准了形势，开办了机械、电气、物理、动能、无线电等各种科技短期培训班。培训班学习时间短、学用结合，立竿见影，因此广受欢迎。电工的技术培训班，有200多个单位的近1000人参加了培训，合格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更多人的印象中，那时候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最具特色的是它举办的一届又一届的书市。
文化宫南门内，苍天古树下就摆着书摊，一直到五色琉璃门前太庙享殿的广场、东西配殿的台阶上。上百家图书摊位，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不仅有当下时髦的新书发布，更多的是各大出版社和书店的积压书、库存书，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出售。许多书店和出版社趁着书市清理库存，一些好书赫然其中。
1980年代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依稀弥漫着到五六十年代火红的气息。可是没几年，来文化宫参加培训的工人、市民就越来越少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似乎一夜之间，这里就消停下来，再想要请一些文化名人免费做讲座已经不大容易，工人来聆听文化艺术讲座的热情也渐渐消退了。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更快，需要更有效地接受培训时，文化宫就不足以起到更好的作用了。
文化宫的培训班，既办不过硬件、师资雄厚的正规的院校，也办不过时间自由、方式灵活的民营的培训学校。
至于娱乐，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很少人再到文化宫寻找快乐。
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票价也仿佛滞后于时代，1950年代文化宫开始对外售票时，票价是3分。1991年1月，门票调到3角；1998年4月，门票调到2元，月票每张2元。直到今天，文化宫门票没有再调整过，像化石一样停留在过往。
即使是在当年，调整后的门票价格也没阻挡住多少游人，因为来这里的游人本身已经非常少了。
反复的匾额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又开始习惯称这个古老建筑群为太庙，虽然，它的官方名称仍然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它隶属于北京市总工会。
1988年，太庙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单位。
在位于长安街的南门上，依然挂着毛泽东手书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匾牌，而步入其中，大殿的匾额是蓝底金字的“太庙”。
而在1966年，大殿上的匾额和南门的牌子是一致的，都是文化宫。
田耕清晰地记得，他是怎么把太庙的匾额换成毛泽东的“文化宫”牌子的。
1950年，劳动人民文化宫开放后，大殿的匾额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太庙”。
1966年4月末至5月初，阿尔巴尼亚的部长会议主席访华，要参加在文化宫举行的五一劳动节工人游园会，当时一位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望着悬挂在大殿屋檐下的匾额说了一句：“怎么还是‘太庙’呢?”当时太庙正在修缮，身为副主任的田耕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太庙的牌子反过来，找美术干部和木工师傅把毛主席题写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中的“文化宫”三个字放大，拓到原太庙匾额的反面，悬挂在大殿上，这样既可以对领导有个交代，又能把老的太庙匾额保留。
“文革”过去，当人们想起来久违的太庙匾额的时候，田耕才说出了那个匾额的下落，其实它始终高高地悬挂在太庙重檐之间，只是一直背对着人们。
直到1980年，情况才有所变化。
曾任劳动人民文化宫副主任的吴令华记得，“当时文物意识已经比较浓了，有人跟我请示恢复‘太庙’的匾额，我就同意了。”
就这样，在大年三十迎接一个大型锣鼓表演大会前夕，工作人员把“文化宫”翻了个个儿，“太庙”就回来了。
不过，没多久，匾额又被彻底地摘了下来，靠在大殿北山墙上蒙尘。很多过去的展板遮挡着这个匾额，其中一块展板，展示的是赵树理的那首打油诗：
古来教谁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教谁大，劳动众弟兄……
直到千禧年前夕，人们才找到了布满灰尘的匾额，将它清洗一番，重新悬挂到大殿的重檐之间，“太庙”朝外，“文化宫”朝内。
矛盾的身份
进入21世纪之初，曾经在太庙火热地举行过的10多届书市，悄然退出了。
在此之前，一些反对在太庙举办书市的呼声日渐高涨。北京市政协委员张庆威对此提出了议案，作为一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庙不能成为营业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难以挽回。
与此同时，一些商业活动也渐渐瞄准了太庙。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在这里为疯狂英语做宣传推广；冯小刚在这里拍摄贺岁片《大腕》；张艺谋歌剧《图兰朵》把这里作为剧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发布会、文化公司的创意发布、甚至一些名门望族的婚礼都在这里举行。
而一墙之隔的故宫，早已经禁止一切演出、发布会等商业活动。
除了这些商业活动选址在太庙，早在上世纪末已经有一些单位租用了这里，作为办公场所。最初是一些培训机构，后来一些和文化有关联的单位纷至沓来。
2006年，学者侯杨方撰文直指劳动人民文化宫——“1950年，太庙被改作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富后，各种游园、商业、演出、拍摄活动甚至舞会充斥其间，后殿成了办公场所和练功房，内部格局已经完全改变，殿内的楠木柱不仅被刷成了刺眼的猩红色，而且还安装上了壁灯一不仅与这座雍容肃穆的建筑格格不入，更让人担心这座历经几百年沧桑的太庙会因此毁 于一旦。”
《大腕》、《图兰朵》都是文物局批准了的。对于文化宫而言，作为北京市总工会下属的单位，它没有任何补贴，所有的收入都是靠职工搞活动挣钱，租房子挣钱，卖门票挣钱。
事实上，随着文化宫的式微，它的门票收入非常微薄。
劳动人民文化宫虽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它是由北京市总工会来管理，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北京市总工会应该承担一定的费用。然而，依据《工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
其实，早在1980年代，还在任上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副主任吴令华，就曾经做出一个提案，建立文化宫“第二官”，逐步搬出太庙古建。
“当时地点都物色好了，就在朝阳区麦子店附近，不过被否了。”吴令华不无遗憾地说。
太庙浮现
历史没有如果。
劳动人民文化宫没有搬出太庙，很多游荡在长安街紫禁城的游客们甚至压根不知道，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太庙。
失去名字的太庙，也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显赫的身世。
590年前，紫禁城和太庙，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按照《周礼，考工记》的施工要求，“前朝后寝，左祖右社”是帝都营建的基本原则，也是天子居所的标准配置。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太庙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甚至高于紫禁城的太和殿。
漫长的明清500多年历史里，被供奉于此的人，身前叱咤风云，一言九鼎，死后被恭顺地供奉，享受不亚于生前朝拜规模的定期祭祀。
1644年，崇祯来年。这一年，崛起于白山黑水间、在马背上彪悍的女真族，以武力夺取江山的清朝统治者，一路烧杀抢掠攻到北京。屠城无数的辫子军，历尽千辛万苦直抵大明京都时，却在太庙在紫禁城面前却步。
这一年6月的一天，北京城的百姓惊奇地看到刚入关的清军把紫禁城左前方庙里面的神位移到西城阜成门外的历代帝王庙。整个过程恭敬、肃然整齐。
祖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又为什么要把辽金元等皇帝的神位供奉在历代帝王庙中呢?
清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把多尔衮的这些行为称为“统战工作”的需要：移明朝皇帝的神位到历代帝王庙，可以显示清朝尊重中原文化，而同时将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皇帝入主历代帝王庙，旨在表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在中国正统王朝之列。
几天后，多尔衮把自己祖先的牌位移到了太庙，这表示清朝的建立是继承了中国历代帝王的正统。
由此可见，太庙不仅仅是皇帝的家庙，从它诞生之日起，其实就与皇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南唐后主李煜在王朝末世吟出了：
最是仓皇辞庙日
教坊犹奏离别歌
垂泪对宫娥
王朝覆灭的命运终于来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统治267年的满清政府被推翻，紫禁城的太和殿作为皇室政权的标志，被民国政府接收，然而根据对清朝皇室“优待条件”中的第四条“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的设立卫兵保护”，他还可以拥有太庙。
幽暗的黄昏里，溥仪或许也曾一个人漫步在太庙，大殿里供奉着他的历代祖先。这里不再关乎政投，只是他一人的家庙。不久之后，溥仪被迫搬离。多年以后，他重新回到故宫，身份已然翻天覆地。
1924年，太庙改为和平公园向公众开放。1931年，故宫博物院接管其为分院。
时代的列车飞驰，很多人、事、观念，仿佛被甩下来。
老主任田耕年逾83周岁了，说起往事，他望着窗外，如同在目送一个时代渐行渐远。
1988年，太庙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单位。在此前，就有专家学者呼吁恢复太庙的原有形制，迁出一切办公场所，禁止一切商业活动。
2010年，春风尽管迟了，还是来了。经过重新修缮的古老的太庙里，春意萌发，早春的阳光透过松技，斑驳地射下来，落在红墙，金瓦，老旧的木牌匾上，越发明丽动人。
对于这座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太庙来说，它最好的去处，或许是剥去人为添加的功能，像故宫一样，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供人追思。
而对于曾经在一个炙热的时代，在这里挥洒青春的田耕和他的同事们而言，太庙何去何从，令人五味杂陈。
直到现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依然是它的官方名称，但更多人开始直呼它为“太庙”。
2010年北京的春天迟到很多。尽管如此，长安街边的玉兰花也次第开放，双向十条车道的长安街。车流熙来攘往。从地铁涌出来的人流，大都穿过天安门城门，涌入故宫博物院。尽管劳动人民文化宫靠近地铁更近一些，门票只有2元，一样有皇家建筑，游客还是稀稀疏疏。
60年前的一天，23岁的田耕第一次走进这里，两个多月后，太庙就改名了。
最后的太庙
时隔60年，83岁的老人田耕讲起他第一次走进太庙时，几乎还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春节的鞭炮声仿佛还回响在耳边……
那一天是大年正月初四，2月20日，天特别冷。一大早，他从东单三条北京市文委的宿舍和同伴方松、林玫雇了三辆三轮车，脚底下放着铺盖卷和装着脸盆刷牙缸的网兜。十多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太庙南门。
面临长安街的太庙南门，在明清的太庙建筑格局中是不存在的。这很容易理解，皇家专司祭祖职能的太庙和紫禁城本是一体。祭祀时，皇帝和仪仗队走的是紫禁城端门左侧到太庙街门。1914年，开辟了太庙南门。10年后，太庙被当时的北平政府辟为公园，太庙南门成为公园的大门。
当年，田耕就是从这道门进入了太庙。看门的是个姓阎的瘸子。后来田耕才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瘸子，前天还拦住了前来视察工作的周恩来夫妇——他既不认识总理夫妇，也想不到新中国的总理会在大年初二来这里视察工作。
田耕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径直进了太庙。一进来，心先凉了半截。
1950年农历正月初四，鞭炮声还此起彼落，新年余味犹在，呈现在田耕眼前的却是一派荒凉的景象：古柏参天，荒草没膝，黄鼠狼到处流窜，宫殿的檐顶上长满荒草，蜘蛛网密结，垃圾在天安门脚下靠墙堆放，距离墙头只有一米左右。到了傍晚，乌鸦铺天盖地结群飞来，栖息在古柏林中，聒噪不止，人在树下走过，常被鸟粪淋在头上……
田耕不知道，今后的20年，他要在这里度过。
那是1950年2月，新中国不满一岁。田耕才23岁，爱好音乐、话剧。早年他创作的歌颂中苏友谊的歌曲《哥俩好》，不但在国内传唱，还曾刊登在苏联《真理报》头版。
田耕的新工作是筹备工人俱乐部，帮助广大工人提高文化素质，工资是供给制。吃、穿、住由组织提供，每个月给价值20斤小米的零花钱。
此前，太庙仍隶属于故宫博物院。北平和平解放后，工会把俱乐部工作列为重要工作之一。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李伯钊同志建议，应当建立文化宫，作为全市职工群众文化活动的阵地。经肖明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向政务院请示，在周总理的主持下，政务院开会讨论，才批准把太庙拨给北京市政府，拨小米405143斤作为筹备经费。
清除垃圾、拔掉野草，黄鼠狼也就无处藏身了，最恼人的是乌鸦，每天黎明飞走和傍晚归来，都呱呱乱叫，怎么赶也赶不走。后来文化宫组织了腰鼓队，腰鼓打起来的时候，乌鸦才扑棱扑棱地飞走。园子东面原来都是垃圾堆，据说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清除垃圾之后，不知道从哪里请来了“山石张”就势造山挖池，这个张姓的工匠的祖先原来是给皇家花园堆假山的。天安门脚下的垃圾山，则被彻底清除了，并在原地开辟了一个儿童乐园。
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让大家焦急的是，原定于1950年4月30日举行的揭幕仪式，临到4月27日连匾额都还没有做好呢!听说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和市总工会副主席肖明到中南海，请毛泽东主席为劳动人民文化宫题字了!
4月28日，田耕终于看到了毛主席的题字，龙飞凤舞的毛体，墨气淋漓地写在一张宣纸上。同样的题字，有两个，其中一个的右上角画了个小圈儿，“我揣测着主席可能对这个更满意一些，就最终选了这个，其实两幅字体只有细微的差别。”田耕说。
田耕找人夜以继日地赶制匾额。终于在4月29日午夜12点，把白底红字的横匾挂到了南门上方——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4月30日上午，文化宫举行了开幕式。在国际劳动节前夕，太庙正式改名了。新世界
往日肃静的太庙热闹起来了。
当时的一份杂志这样写道：“偌大一个院落，过去只住着几个给皇帝老儿看庙的奴才和一群野鸟——灰鹤。如今这块冷静了几百年的地方，随着我们全国人民的解放翻了身。这些由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力所造成的宫殿，今天才算回到了人民的手里，由自己来享用了。”
面对这个巨大的变化，作家赵树埋曾赋诗：
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数谁大，劳动众弟兄；
世道一变化，根本不相同；
还是这所庙，换了主人翁。
时隔60年，83岁的田耕还清楚地记得，它当时曾经被刊登在当年7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
随后不久，在太庙这座庞大的古建里，工人们建立了劳动剧场和图书馆、灯光球场等。太庙的三座大殿也清理了堆积其中的30来万册图书，代之以宽敞的展厅、文艺活动室；东西配殿原来是配祀有功皇族、异姓功臣的神位，文化宫则将其开辟为展览厅和游艺厅，供人们看展览和下棋、打乒乓球。
每逢国家盛大节日，星期天，或在平常日子的休息时间内，成群结队的工人，解放军战士，学生、少先队员，机关干部或男女老少市民，都聚集到这里来，参观各种展览、看书、打球、看电影、听报告。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年5月文化宫对外开放到年底，八个月先后接待各界工农兵群众达159万人次。在1951年全年，接待群众达538万人次。
在田耕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奇特的要算是文化宫里还设了个“劳动浴室”。
“现在看来这个淋浴设备简陋得不行，可当时简直觉得是共产主义标准了。”当时劳动群众的卫生意识和设备都很差，很多人一年也洗不上几次澡，只有条件好点的人才能去泡澡堂子。为配合市政府提出的爱国卫生运动，“除虱灭疥”，北京市卫生局和文化宫工作人员在文化宫东北角新建了一个淋浴室，工人们对于这样的新式淋浴设备非常好奇，“刚开放时，有人纯粹是来参观新式淋浴设备的。”
可容纳4000观众的劳动剧场，是当时北京最大的露天剧场，那时但凡叫得上号的著名演员，都曾经在这里公演、义演过。剧场刚建成不久，文化宫招待全市的劳模到劳动剧场看戏，演出的是“名角儿”梅兰芳。“很多劳模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能亲眼看到梅兰芳的演出。”田耕说。
不仅有梅兰芳，有四大名旦，文化宫还开设了学习班，请各界一流顶尖的学者、专家来授课。那时候，老舍讲文学创作、田汉讲戏剧创作、马可讲作曲、吴组缃讲《红楼梦》、华君武讲漫画创作、焦 菊隐讲导演、李德伦讲交响乐……。
孩子们也经常来这里露营、玩耍、上少年围棋学习班……。喜爱围棋的田耕，在这里曾惨败给了一个不满10岁的围棋神童，他叫聂卫平。
1958年7月份的《北京晚报》上登上一则广告，欢迎各界的工人来到文化宫消夏，票价2毛。
北方夏季苦热，文化宫却是晚饭后的乘凉好去处。每当太阳刚下山，人们早早打点完晚饭，约上三五个朋友匆忙赶往文化宫。
消夏晚会，本是为了消暑，可是首次尝试，就人潮拥挤，万头攒动，一场卖出3万张票，夏季乘凉晚会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夏季乘热晚会”。之后，门票控制在两万左右，情况才好转。
最凉爽的去处，就是驾着小船，在清澈如镜的后河上摇桨，这条筒子河就在文化宫的后面。
这是文化宫的黄金时代，似乎也是工人市民的黄金时代，物质生活的贫瘠阻挡不住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时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桨声灯影里，日子如此轻快美好，谁也不知道一场全国性的大饥饿正张大了嘴巴呼啸而来，几乎吞噬了一切。
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宫的活动减少了，消夏晚会也停止了。不久之后，“文革”开始，田耕作为主持工作的文化宫副主任，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就对准了他。1969年冬，田耕和爱人吴令华双双离开了工作20来年的文化宫，被下放到北京最北端的怀柔县喇叭沟门公社。
票价定格在2元
“文革”后，工人市民们回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时任文化宫副主任的吴令华回忆起1980年代，禁不住神采飞扬。
彼时的中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的口号。吴令华瞅准了形势，开办了机械、电气、物理、动能、无线电等各种科技短期培训班。培训班学习时间短、学用结合，立竿见影，因此广受欢迎。电工的技术培训班，有200多个单位的近1000人参加了培训，合格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更多人的印象中，那时候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最具特色的是它举办的一届又一届的书市。
文化宫南门内，苍天古树下就摆着书摊，一直到五色琉璃门前太庙享殿的广场、东西配殿的台阶上。上百家图书摊位，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不仅有当下时髦的新书发布，更多的是各大出版社和书店的积压书、库存书，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出售。许多书店和出版社趁着书市清理库存，一些好书赫然其中。
1980年代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依稀弥漫着到五六十年代火红的气息。可是没几年，来文化宫参加培训的工人、市民就越来越少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似乎一夜之间，这里就消停下来，再想要请一些文化名人免费做讲座已经不大容易，工人来聆听文化艺术讲座的热情也渐渐消退了。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更快，需要更有效地接受培训时，文化宫就不足以起到更好的作用了。
文化宫的培训班，既办不过硬件、师资雄厚的正规的院校，也办不过时间自由、方式灵活的民营的培训学校。
至于娱乐，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很少人再到文化宫寻找快乐。
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票价也仿佛滞后于时代，1950年代文化宫开始对外售票时，票价是3分。1991年1月，门票调到3角；1998年4月，门票调到2元，月票每张2元。直到今天，文化宫门票没有再调整过，像化石一样停留在过往。
即使是在当年，调整后的门票价格也没阻挡住多少游人，因为来这里的游人本身已经非常少了。
反复的匾额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又开始习惯称这个古老建筑群为太庙，虽然，它的官方名称仍然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它隶属于北京市总工会。
1988年，太庙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单位。
在位于长安街的南门上，依然挂着毛泽东手书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匾牌，而步入其中，大殿的匾额是蓝底金字的“太庙”。
而在1966年，大殿上的匾额和南门的牌子是一致的，都是文化宫。
田耕清晰地记得，他是怎么把太庙的匾额换成毛泽东的“文化宫”牌子的。
1950年，劳动人民文化宫开放后，大殿的匾额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太庙”。
1966年4月末至5月初，阿尔巴尼亚的部长会议主席访华，要参加在文化宫举行的五一劳动节工人游园会，当时一位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望着悬挂在大殿屋檐下的匾额说了一句：“怎么还是‘太庙’呢?”当时太庙正在修缮，身为副主任的田耕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太庙的牌子反过来，找美术干部和木工师傅把毛主席题写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中的“文化宫”三个字放大，拓到原太庙匾额的反面，悬挂在大殿上，这样既可以对领导有个交代，又能把老的太庙匾额保留。
“文革”过去，当人们想起来久违的太庙匾额的时候，田耕才说出了那个匾额的下落，其实它始终高高地悬挂在太庙重檐之间，只是一直背对着人们。
直到1980年，情况才有所变化。
曾任劳动人民文化宫副主任的吴令华记得，“当时文物意识已经比较浓了，有人跟我请示恢复‘太庙’的匾额，我就同意了。”
就这样，在大年三十迎接一个大型锣鼓表演大会前夕，工作人员把“文化宫”翻了个个儿，“太庙”就回来了。
不过，没多久，匾额又被彻底地摘了下来，靠在大殿北山墙上蒙尘。很多过去的展板遮挡着这个匾额，其中一块展板，展示的是赵树理的那首打油诗：
古来教谁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教谁大，劳动众弟兄……
直到千禧年前夕，人们才找到了布满灰尘的匾额，将它清洗一番，重新悬挂到大殿的重檐之间，“太庙”朝外，“文化宫”朝内。
矛盾的身份
进入21世纪之初，曾经在太庙火热地举行过的10多届书市，悄然退出了。
在此之前，一些反对在太庙举办书市的呼声日渐高涨。北京市政协委员张庆威对此提出了议案，作为一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庙不能成为营业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难以挽回。
与此同时，一些商业活动也渐渐瞄准了太庙。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在这里为疯狂英语做宣传推广；冯小刚在这里拍摄贺岁片《大腕》；张艺谋歌剧《图兰朵》把这里作为剧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发布会、文化公司的创意发布、甚至一些名门望族的婚礼都在这里举行。
而一墙之隔的故宫，早已经禁止一切演出、发布会等商业活动。
除了这些商业活动选址在太庙，早在上世纪末已经有一些单位租用了这里，作为办公场所。最初是一些培训机构，后来一些和文化有关联的单位纷至沓来。
2006年，学者侯杨方撰文直指劳动人民文化宫——“1950年，太庙被改作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富后，各种游园、商业、演出、拍摄活动甚至舞会充斥其间，后殿成了办公场所和练功房，内部格局已经完全改变，殿内的楠木柱不仅被刷成了刺眼的猩红色，而且还安装上了壁灯一不仅与这座雍容肃穆的建筑格格不入，更让人担心这座历经几百年沧桑的太庙会因此毁 于一旦。”
《大腕》、《图兰朵》都是文物局批准了的。对于文化宫而言，作为北京市总工会下属的单位，它没有任何补贴，所有的收入都是靠职工搞活动挣钱，租房子挣钱，卖门票挣钱。
事实上，随着文化宫的式微，它的门票收入非常微薄。
劳动人民文化宫虽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它是由北京市总工会来管理，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北京市总工会应该承担一定的费用。然而，依据《工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
其实，早在1980年代，还在任上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副主任吴令华，就曾经做出一个提案，建立文化宫“第二官”，逐步搬出太庙古建。
“当时地点都物色好了，就在朝阳区麦子店附近，不过被否了。”吴令华不无遗憾地说。
太庙浮现
历史没有如果。
劳动人民文化宫没有搬出太庙，很多游荡在长安街紫禁城的游客们甚至压根不知道，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太庙。
失去名字的太庙，也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显赫的身世。
590年前，紫禁城和太庙，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按照《周礼，考工记》的施工要求，“前朝后寝，左祖右社”是帝都营建的基本原则，也是天子居所的标准配置。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太庙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甚至高于紫禁城的太和殿。
漫长的明清500多年历史里，被供奉于此的人，身前叱咤风云，一言九鼎，死后被恭顺地供奉，享受不亚于生前朝拜规模的定期祭祀。
1644年，崇祯来年。这一年，崛起于白山黑水间、在马背上彪悍的女真族，以武力夺取江山的清朝统治者，一路烧杀抢掠攻到北京。屠城无数的辫子军，历尽千辛万苦直抵大明京都时，却在太庙在紫禁城面前却步。
这一年6月的一天，北京城的百姓惊奇地看到刚入关的清军把紫禁城左前方庙里面的神位移到西城阜成门外的历代帝王庙。整个过程恭敬、肃然整齐。
祖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又为什么要把辽金元等皇帝的神位供奉在历代帝王庙中呢?
清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把多尔衮的这些行为称为“统战工作”的需要：移明朝皇帝的神位到历代帝王庙，可以显示清朝尊重中原文化，而同时将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皇帝入主历代帝王庙，旨在表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在中国正统王朝之列。
几天后，多尔衮把自己祖先的牌位移到了太庙，这表示清朝的建立是继承了中国历代帝王的正统。
由此可见，太庙不仅仅是皇帝的家庙，从它诞生之日起，其实就与皇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南唐后主李煜在王朝末世吟出了：
最是仓皇辞庙日
教坊犹奏离别歌
垂泪对宫娥
王朝覆灭的命运终于来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统治267年的满清政府被推翻，紫禁城的太和殿作为皇室政权的标志，被民国政府接收，然而根据对清朝皇室“优待条件”中的第四条“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的设立卫兵保护”，他还可以拥有太庙。
幽暗的黄昏里，溥仪或许也曾一个人漫步在太庙，大殿里供奉着他的历代祖先。这里不再关乎政投，只是他一人的家庙。不久之后，溥仪被迫搬离。多年以后，他重新回到故宫，身份已然翻天覆地。
1924年，太庙改为和平公园向公众开放。1931年，故宫博物院接管其为分院。
时代的列车飞驰，很多人、事、观念，仿佛被甩下来。
老主任田耕年逾83周岁了，说起往事，他望着窗外，如同在目送一个时代渐行渐远。
1988年，太庙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单位。在此前，就有专家学者呼吁恢复太庙的原有形制，迁出一切办公场所，禁止一切商业活动。
2010年，春风尽管迟了，还是来了。经过重新修缮的古老的太庙里，春意萌发，早春的阳光透过松技，斑驳地射下来，落在红墙，金瓦，老旧的木牌匾上，越发明丽动人。
对于这座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太庙来说，它最好的去处，或许是剥去人为添加的功能，像故宫一样，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供人追思。
而对于曾经在一个炙热的时代，在这里挥洒青春的田耕和他的同事们而言，太庙何去何从，令人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