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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上，他在更多的时候是以一种文学的方法表述自身关于文化、社会与人生的哲学思考。钱理群认为，鲁迅是我们民族一位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后人可以不断向其思想返归、回省，不断得到新的启示。①因而，我们对鲁迅的研究决不能满足已有的成就从而忽视了他的深刻性。
鲁迅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都出现一个“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其中的“我”既包含启蒙意味，又表现出生命的“荒原”、孤独之感。这样的叙述者不仅是鲁迅在理性上批判或同情的对象，他们更是人生存的孤独境界的隐喻。人们往往以一种理性的、启蒙的思维模式去思考这类叙述者的必要性和意味，从而得出这两篇文章中的“我”展现了鲁迅自我的矛盾思想与痛苦的精神状态，是鲁迅内心分裂的外化形象。然而，这样的观点忽视了小说中“我”的超越时代的生命哲学意味。作为个人，无论“我”在思想上与吕纬甫、魏连殳多么一致，情感上多么同情吕纬甫、魏连殳，但人既然是孤独存在的生命个体，就不可能与他人达到共在的生存状态，不可能完全参与他人的生命历程，从而，“我”与吕纬甫、魏连殳就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和解与理解，“我”也无法对其他生命个体生出真正的同情之心。因此，从生命哲学的层面看，“我”的形象是一种生命孤独存在方式的隐喻。
一
鲁迅是一个内心极其矛盾之人：一方面，他对启蒙思想、理性主义抱有一种极其热烈而崇尚的态度，希望以理性主义之光唤起民众之觉悟，推动社会之进步；而另一方面，由于对世态、人生有着深刻体验，他又有着怀疑理性、怀疑启蒙主义的悲观看法。从而，《在酒楼上》与《孤独者》的“我”和吕纬甫、魏连殳构成了鲁迅理性乐观和感伤绝望这两种心理状态的映射。因而，从这层意味上看，“我”这样一个叙述者的出现是为了表现同吕纬甫、魏连殳的矛盾纠葛关系以反映鲁迅的自我矛盾。
《在酒楼上》中，“我”看似代表着一种光明的、不与社会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形象，然而，细细品读，我们分明可以看出吕纬甫的人生选择带给“我”的一种恐惧与挣扎。在吕纬甫叙事的过程中，“我”几乎一言不发，唯有默默地听着，随着故事的气氛愈来愈沉重，“我”的自我审视也就愈来愈严厉，乃至于当最后终于和吕纬甫分离，没有了精神的压力之时，“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而在《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关于孩童本来“全是天真”还是早有“坏苗”的对话背后，隐藏了当时鲁迅内心深处的冲突：一方面是对青年的期望，一方面是对青年将来也成了恶人的担忧；一方面是对进化论的笃信与热情，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陷入对于人性、对于历史的悲观认识。从而，“我”和吕、魏二人一起，展现了鲁迅的矛盾的主观态度和哲学见解，呈现了作家复杂的心理结构。
二
“我”的形象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进行上述理解。然而，我们对于“我”形象的解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鲁迅作为一个受叔本华、尼采生命哲学很大影响的作家，理应赋予“我”以生命哲学的象征意义。
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提倡生命自由，将个体生命在道德上赋予无上地位，竭力将个人与群体、他人划开界限。人的行动受生命的激情、意志所支配，道德、理性成为后天的、强制人们所接受的而非先天的、人们有义务接受的标准。生命哲学将以往存在的世界理性本质所打破，创立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上帝死了”，所以，“人就要为他生活着的一切所负责，为生于痛苦并注定为生活而受苦的一切负责”②。人既然以抛弃世界普遍的理性价值为代价获取自由，那么，人便只能成为孤独的个体。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只有人经历了苦闷意识的震动，人才可能意识到自我。这种自我的发现方式决定了忧郁、孤独、绝望的“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才是最真实的“存在”状态。个人在创造自我过程中就注定了生命孤独、绝望的存在方式的宿命。
《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而出现，这表明作者抛弃了第三人称叙述方法中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读者对吕纬甫和魏连殳所能获得的所有认知，全部来自单一的、非透视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样接近人生本质的叙述方法本身在暗示读者，在“上帝死了”的时代，上帝视角也随之消失，我们无法与他人达到共在的生存状态。我们对他人认知的获得，或来自自身与之共同经历人生片段，或来自他人的叙述，但我们所能得到的认知都是片面的，任何两个个体的生命轨迹不可能达到完全并行的状态。这种叙述方式的选择本身也是生命孤独状态的表现。而从故事模式上来看，人的孤独状态表现得更为明显。《在酒楼上》中的“我”由于天气和心境的原因，暂返家乡，从而遇到了自己的旧同窗、旧同事吕纬甫。而当吕纬甫叙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后，二人一时无话可说，并终于告别，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而在《孤独者》中，“我”在回乡时认识了魏连殳，后多有交往。然而二人由于各自的生计问题，终于没有许多对方的音信，直到“我”去魏连殳家发现死亡的事实。这种被钱理群称为“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故事模式透露着生命渴望他人的温暖而终又无可奈何的现实。两个人的生命轨迹若偶然相遇的曲线，相交后终究各奔东西。
认识到人生孤独本质的鲁迅，不仅在小说叙事策略与故事上表现出这种孤独感，也总在试图流露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孤独之感。这种孤独感首先表现在“我”对于曾经熟悉时空的陌生而又惶恐的心理。在《孤独者》的开头，“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已经有一些客居、孤独的味道。③而《在酒楼上》的孤独感表现得更为明显，“我”暂寓S城之后，早已寻找不到“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不仅学校“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就连以往常去的一石居也“没有一个熟人”。所以才会生出感慨：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④
而在更深的层面上，“我”的形象的孤独意味是隐含在故事情节之中的。相比于《在酒楼上》以一种晦涩的方法表达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吕纬甫的情感，《孤独者》中“我”对魏连殳的感情更为清晰。“我”对魏连殳一直怀有亲近感，抱着同情的态度。“我”曾经试图让魏连殳“将世间看得光明些”，告诉魏连殳落魄的人们来到他这里并不是为了将他“当做消遣的资料”，“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⑤在魏连殳走投无路之时，“我”还试图提供帮助，“设法向各处推荐一番”，然而，当“我”受到“挑剔学潮”的攻击，推荐“连殳”的事情被认作“呼朋引类”之举时，“我”终于不可能再关心过问魏连殳的事情了。⑥鲁迅当然无意对“我”抱有微词，“我”这种选择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而这，正透露出人生存的本质：人既然是自由的、独立存在的，个体生命就拥有排他的自我利益，当自我利益受到威胁之时，关心、援助其他生命就意味着巨大的甚至是违反生命本性的牺牲。这样，生命的孤独状态已经不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而是生命趋利避害式的选择。当人们畏惧生存的“荒原”感时，这样的现实更让人觉得冷酷而绝望。从而我们看出了“我”形象表现的一种生命的孤独感，看出了“我”背后生命悲剧的隐喻。
可以说，鲁迅冷峻的目光中充满了感伤、悲观乃至绝望的色调。而这种生命无助的绝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鲁迅对于个体生命孤绝状态的洞见。鲁迅反复感叹个体生命之间不可消除的“隔膜”。在《故乡》中，闰土同“我”的隔膜看似源于身份、地位的差别，但在深层次上，却是由于个体生命间不可消弭的隔膜。“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鲁迅对于人生的审视确实是异常冷峻与严酷，所以，他才会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然而，鲁迅的思想并不仅仅止于这血淋淋的审视，并不止于这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汪晖在《反抗绝望》中，专门讨论了“孤独个体、死亡、罪的自觉对绝望的反抗”。所以说，鲁迅之伟大，在于其认识到了生命存在的孤独境界，在于其认识到了生存绝望的本质。而唯有此，鲁迅在绝望的生存状态下仍然推崇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所坚持的人应当将他人当做人、给予他人同情的信仰，才显出绝望之中的温暖与珍贵。
注 释：
①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加缪：《尼采和虚无主义》，转引自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8页。
③④⑤⑥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第24页，第97页，第101~102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编校：董方晓
鲁迅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都出现一个“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其中的“我”既包含启蒙意味，又表现出生命的“荒原”、孤独之感。这样的叙述者不仅是鲁迅在理性上批判或同情的对象，他们更是人生存的孤独境界的隐喻。人们往往以一种理性的、启蒙的思维模式去思考这类叙述者的必要性和意味，从而得出这两篇文章中的“我”展现了鲁迅自我的矛盾思想与痛苦的精神状态，是鲁迅内心分裂的外化形象。然而，这样的观点忽视了小说中“我”的超越时代的生命哲学意味。作为个人，无论“我”在思想上与吕纬甫、魏连殳多么一致，情感上多么同情吕纬甫、魏连殳，但人既然是孤独存在的生命个体，就不可能与他人达到共在的生存状态，不可能完全参与他人的生命历程，从而，“我”与吕纬甫、魏连殳就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和解与理解，“我”也无法对其他生命个体生出真正的同情之心。因此，从生命哲学的层面看，“我”的形象是一种生命孤独存在方式的隐喻。
一
鲁迅是一个内心极其矛盾之人：一方面，他对启蒙思想、理性主义抱有一种极其热烈而崇尚的态度，希望以理性主义之光唤起民众之觉悟，推动社会之进步；而另一方面，由于对世态、人生有着深刻体验，他又有着怀疑理性、怀疑启蒙主义的悲观看法。从而，《在酒楼上》与《孤独者》的“我”和吕纬甫、魏连殳构成了鲁迅理性乐观和感伤绝望这两种心理状态的映射。因而，从这层意味上看，“我”这样一个叙述者的出现是为了表现同吕纬甫、魏连殳的矛盾纠葛关系以反映鲁迅的自我矛盾。
《在酒楼上》中，“我”看似代表着一种光明的、不与社会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形象，然而，细细品读，我们分明可以看出吕纬甫的人生选择带给“我”的一种恐惧与挣扎。在吕纬甫叙事的过程中，“我”几乎一言不发，唯有默默地听着，随着故事的气氛愈来愈沉重，“我”的自我审视也就愈来愈严厉，乃至于当最后终于和吕纬甫分离，没有了精神的压力之时，“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而在《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关于孩童本来“全是天真”还是早有“坏苗”的对话背后，隐藏了当时鲁迅内心深处的冲突：一方面是对青年的期望，一方面是对青年将来也成了恶人的担忧；一方面是对进化论的笃信与热情，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陷入对于人性、对于历史的悲观认识。从而，“我”和吕、魏二人一起，展现了鲁迅的矛盾的主观态度和哲学见解，呈现了作家复杂的心理结构。
二
“我”的形象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进行上述理解。然而，我们对于“我”形象的解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鲁迅作为一个受叔本华、尼采生命哲学很大影响的作家，理应赋予“我”以生命哲学的象征意义。
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提倡生命自由，将个体生命在道德上赋予无上地位，竭力将个人与群体、他人划开界限。人的行动受生命的激情、意志所支配，道德、理性成为后天的、强制人们所接受的而非先天的、人们有义务接受的标准。生命哲学将以往存在的世界理性本质所打破，创立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上帝死了”，所以，“人就要为他生活着的一切所负责，为生于痛苦并注定为生活而受苦的一切负责”②。人既然以抛弃世界普遍的理性价值为代价获取自由，那么，人便只能成为孤独的个体。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只有人经历了苦闷意识的震动，人才可能意识到自我。这种自我的发现方式决定了忧郁、孤独、绝望的“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才是最真实的“存在”状态。个人在创造自我过程中就注定了生命孤独、绝望的存在方式的宿命。
《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而出现，这表明作者抛弃了第三人称叙述方法中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读者对吕纬甫和魏连殳所能获得的所有认知，全部来自单一的、非透视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样接近人生本质的叙述方法本身在暗示读者，在“上帝死了”的时代，上帝视角也随之消失，我们无法与他人达到共在的生存状态。我们对他人认知的获得，或来自自身与之共同经历人生片段，或来自他人的叙述，但我们所能得到的认知都是片面的，任何两个个体的生命轨迹不可能达到完全并行的状态。这种叙述方式的选择本身也是生命孤独状态的表现。而从故事模式上来看，人的孤独状态表现得更为明显。《在酒楼上》中的“我”由于天气和心境的原因，暂返家乡，从而遇到了自己的旧同窗、旧同事吕纬甫。而当吕纬甫叙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后，二人一时无话可说，并终于告别，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而在《孤独者》中，“我”在回乡时认识了魏连殳，后多有交往。然而二人由于各自的生计问题，终于没有许多对方的音信，直到“我”去魏连殳家发现死亡的事实。这种被钱理群称为“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故事模式透露着生命渴望他人的温暖而终又无可奈何的现实。两个人的生命轨迹若偶然相遇的曲线，相交后终究各奔东西。
认识到人生孤独本质的鲁迅，不仅在小说叙事策略与故事上表现出这种孤独感，也总在试图流露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孤独之感。这种孤独感首先表现在“我”对于曾经熟悉时空的陌生而又惶恐的心理。在《孤独者》的开头，“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已经有一些客居、孤独的味道。③而《在酒楼上》的孤独感表现得更为明显，“我”暂寓S城之后，早已寻找不到“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不仅学校“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就连以往常去的一石居也“没有一个熟人”。所以才会生出感慨：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④
而在更深的层面上，“我”的形象的孤独意味是隐含在故事情节之中的。相比于《在酒楼上》以一种晦涩的方法表达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吕纬甫的情感，《孤独者》中“我”对魏连殳的感情更为清晰。“我”对魏连殳一直怀有亲近感，抱着同情的态度。“我”曾经试图让魏连殳“将世间看得光明些”，告诉魏连殳落魄的人们来到他这里并不是为了将他“当做消遣的资料”，“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⑤在魏连殳走投无路之时，“我”还试图提供帮助，“设法向各处推荐一番”，然而，当“我”受到“挑剔学潮”的攻击，推荐“连殳”的事情被认作“呼朋引类”之举时，“我”终于不可能再关心过问魏连殳的事情了。⑥鲁迅当然无意对“我”抱有微词，“我”这种选择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而这，正透露出人生存的本质：人既然是自由的、独立存在的，个体生命就拥有排他的自我利益，当自我利益受到威胁之时，关心、援助其他生命就意味着巨大的甚至是违反生命本性的牺牲。这样，生命的孤独状态已经不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而是生命趋利避害式的选择。当人们畏惧生存的“荒原”感时，这样的现实更让人觉得冷酷而绝望。从而我们看出了“我”形象表现的一种生命的孤独感，看出了“我”背后生命悲剧的隐喻。
可以说，鲁迅冷峻的目光中充满了感伤、悲观乃至绝望的色调。而这种生命无助的绝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鲁迅对于个体生命孤绝状态的洞见。鲁迅反复感叹个体生命之间不可消除的“隔膜”。在《故乡》中，闰土同“我”的隔膜看似源于身份、地位的差别，但在深层次上，却是由于个体生命间不可消弭的隔膜。“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鲁迅对于人生的审视确实是异常冷峻与严酷，所以，他才会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然而，鲁迅的思想并不仅仅止于这血淋淋的审视，并不止于这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汪晖在《反抗绝望》中，专门讨论了“孤独个体、死亡、罪的自觉对绝望的反抗”。所以说，鲁迅之伟大，在于其认识到了生命存在的孤独境界，在于其认识到了生存绝望的本质。而唯有此，鲁迅在绝望的生存状态下仍然推崇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所坚持的人应当将他人当做人、给予他人同情的信仰，才显出绝望之中的温暖与珍贵。
注 释：
①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加缪：《尼采和虚无主义》，转引自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8页。
③④⑤⑥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第24页，第97页，第101~102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