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宏教授所著《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一书已于2019年6月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收录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丛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而浙江省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璀璨夺目、蔚为壮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正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灿烂的瑰宝。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发展历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音乐多用于道教斋醮科仪中，起到感神通神、烘托渲染宗教气氛、增强信仰者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崇敬作用，与中国传统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的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辅相成。苍南当地独特的文化背景、地域环境和宗教氛围等因素使其科仪音乐亦成为极具当地特色的一种宗教艺术形式。《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一书针对上述进行了探索和阐释，相较于其他着墨更偏重于音乐的具体形态等方面的同类著作，亦有其独到之处。笔者读后，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首先，道教音乐的产生和发展与道教这一宗教本身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发展状态是休戚相关的。可以说，不对道教发展史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就无法更好地理解这一宗教音乐的独特魅力。在一般关于道教音乐的论著中，对于道教及道教音乐发展史的概述都较为简略，篇幅较小。在《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一书中，孔教授对道教音乐自道教产生初期已具有的形态开始，以及在不同时代、社会环境下道教音乐的思想特点、功用、文本形式等内容进行阐述，使读者对于道教音乐从汉代产生至今的发展过程及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
　　自汉代产生初期，道教早期经典如《太平经》已经出现了初步的音乐理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由寇谦之制订的道教音谱《乐章诵戒心法》中，道教诵念经文第一次开始出现了乐诵。陆修静所撰的《古法宿启建斋仪》则开始有了道教音乐的具体内容，所撰科仪著作中出现了标注唱、歌、诵、颂、齐颂和咏等道曲演唱方法的记载，建立的“九斋十二法”科仪体系亦与音乐相结合，使科仪音乐开始有了程式化的演唱程序、词曲风格和运用方法。唐代，步虚、仙歌等道教音乐体裁开始不再局限于宗教音乐的范畴，逐渐成为宫廷音乐的组成部分，演变为一种道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并涌现出大批歌诀专书和非仪式的道教歌辞。唐朝繁盛，万国来朝，这一时期的宫廷音乐吸取外来文化，形成了九部乐、十部乐等充满西域风格的新音乐风格，而道教音乐亦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许多民间曲调。杜光庭是这一时期道教科仪集大成者，在前代的基础上编撰《道门科范大全集》等道教科仪经典，并创广成韵。宋代典籍《玉音法事》辑录唐宋时期的道曲50首，是现存最早的道教音乐谱集。
　　金代，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与之相适应产生了全真道乐。《道藏》太平部的全真道作品《自然集》中收录42首道词，后世流传的曲艺音乐体裁“道情”亦是全真道所创。明成祖朱棣所制的《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是《道藏》中唯一著有工尺谱的音乐典籍。《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的《清规仪范》《奉圣仪制》《天乐仙仗》等篇章则出现了对道教音乐所用乐器的描写。明中后期至清末，全真道大量吸收正一道的科仪和音乐并根据自己清修的旨趣进行改编创作，形成了全真正韵并在各地流传。正一道音乐也因具体宗派如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净明派、东华派等流派的不同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既有共性、更具个性的地方道教音乐，曲辞同样出现了雅俗共赏的特点。其后，经历时代的更迭与洗练，时至今日，道教音乐已成为我国民间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与道教教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与各地民俗音乐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伴随着道教的传播和发展，成为各地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文化形式之一。
　　其次，书中深度挖掘地方县志等相关文献，对苍南地区在地处偏僻、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以农业渔业为主、手工业发达的产业结构，沿袭远古燧人氏时代的“割火”仪式等反映出的极具信仰背景的民间风俗，台风、洪涝多发的自然气候等背景下形成的独特宗教氛围以及既娱神又娱人的科仪音乐形态进行阐述，使读者对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的来源和独特的风格特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种基于当地环境等因素对于宗教及艺术形式所产生的影响的探索在其他同类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浙江苍南号称“道乡”，历史上，道教非常发达。境内道教起源较早，据传，平阳东山留有葛玄、葛洪在此修炼的丹灶遗迹。唐代，温州籍高道林灵素使苍南当地的道教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从其弟子林任真开始，苍南境内开始出现了道教世家。同时，苍南是浙江省内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因此在科仪中形成了方言种类众多的特色，念诵时由温州话、金乡话、蛮话、闽南话、畲语组成的五地方言是其不可复制的独特模式。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对当地的传统艺术文化兼容并集，融会贯通，形成了极具苍南地方特色的道教音乐风格。声乐部分主要分为由道士、师公、红师组成的三师诵唱，在器乐上则吸收了多种民间传统音乐形式。以其中的吹打合奏樂和渔鼓为例，吹打合奏乐是中国传统器乐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为由管乐及打击乐。吹打乐合奏音响宏大，风格多变，程式繁复。其中，以唢呐、竹笛等吹管乐器为领奏乐器的组合被称为粗吹锣鼓，多见于北方，侧重于展示唢呐、竹笛、管子等乐器的吹奏技巧，而南方流行的吹打乐则更偏重于“打”的部分。而通过孔教授的调研记录可知，在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中，常出现以唢呐为领奏乐器的配器形式，比如，书中收录的《三宝赞》《逍遥乐》《双蝴蝶》等谱例有别于浙江地区惯常流行的江南丝竹器乐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渔鼓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属于曲艺中的说唱音乐，又名道情。顾名思义，其出现和发展都与道教有着紧密的联系。道情是全真道所创的一种道教音乐体裁，《张三丰全集》内至少收录109首道情。道情以唱为主，以说为辅，表演者一手执简板，一手抱渔鼓，击板拍鼓司节奏。元代燕南芝庵在其戏曲音乐论著《唱论》中谈及道情时说“道家所唱者，飞驭天表，游览太空，俯视八纮，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间，慨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道情所唱正是道教所倡导的超脱避俗、清净无为的主题。随着道士游历四方，道情逐渐散布开来。早期题材多与道教有关，唱腔与道歌同宗同源，旋律较为平直简单，风格古朴。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其逐渐加入世俗题材，从宗教音乐体裁向民间艺术形式转变。正一道科仪音乐吸收的苍南渔鼓多用闽南方言演唱，唱腔明亮，是道情在苍南地区流行的具有当地特色的一支。而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中对于道情的使用亦可以看出正一道科仪音乐对全真道音乐的吸收与借鉴。 　　再次，《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一书对于谱例、歌词、乐曲分析以及演奏演唱方式的记录细致丰富，同时结合图片资料，更为丰满、立体地向读者展示了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的特色。
　　早前，中国音乐艺术的继承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相较西方，缺乏更为系统的记录，使得许多珍贵的乐曲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更好的保存和传承。以古琴音乐为例，嵇康一曲《广陵散》千古绝唱，而曲谱却和现存最早的古琴曲谱《碣石调·幽兰》一起，收录在明代朱权编印的《神奇秘谱》中。目前，中国最早的道教音乐谱集则是宋代辑录于《玉音法事》中唐宋时期的道曲。在历代高道中，元代冷谦亦著有琴谱《太古遗音》一卷（已佚），而提炼归纳琴乐审美与表演的《琴声十六法》今存。《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一书辑录了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相关的代表性作品及传承人，并附有丰富的谱例。这对于当代音乐专业的工作者复原道曲，或在道曲原有基础上进行再次创作都大有助益。比如，早前道教音乐与传统艺术文化的相互吸收、促进一般，运用现代的作曲编配风格，结合道教音乐独特的宗教艺术氛围，定能让道教科仪音乐焕发新的生命力。西方的音乐艺术从格里高利圣咏，到巴赫的经文歌、康塔塔、受难曲，亨德尔的清唱剧等，无不体现出宗教音乐对于后世音乐艺术发展起到的影响。而在我国传统艺术文化中，从道教斋醮科仪中音乐的使用到后续戏曲、曲艺艺术的发展，亦如西方一般相辅相成，值得深入探究和学习。
　　最后，孔教授在深入挖掘、记录苍南道教音乐发展脉络及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相关政策、制度等层面的内容。在研究某一时期某一种艺术形式时，人们不应该只局限于研究这一艺术本身，而应该更为立体地把它放置在相应的时间及空间之下。而这些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对于之后其他学者更为科学地进一步深入探究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乃至开展其他内容的学术研究，都起到了深刻的借鉴、启发作用。
　　多年以来，苍南乃至温州、浙江对正一道科仪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已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其于2009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在其后开始规划、启动苍南道教文化生态试验区的建设，成立由正一派道士组成的道教民间乐团玉音乐团，挖掘整理古乐谱进行重新编配并参加交流汇演等。而针对这一传统文化瑰宝在面临诸如缺乏权威的书面记载、失去传承的连贯性、社会环境变化，缺乏适宜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环境、闽南方言萎缩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式微的现状，孔教授认为应该充分认识苍南正一道科仪音乐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完善苍南道教正一道科仪音乐的文化生态保护、制定目标并实施管理，重点保护这一文化瑰宝的传承人、健全档案管理，使道教正一道科仪音乐的相关信息更好地被记录和传承，拓宽传播渠道，做好苍南正一道音乐的传播工作。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领域的保护和发展都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研究苍南正一道教科仪音乐的专著，也是一部研究这个时代关于非物质文化遺产传承的重要著作，在搜集、整理、传播和滋养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