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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中国，人人都在谈变革，这已是十年未见的景象。日前接待了一位国际媒体的记者，问及：当今中国与百年前的中国有何不同，在求变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一些新的势力？在我看来，要不要变，是一回事，怎么变，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可以是口号和鼓动，后者则需要理性和方法论。
细细想想，我们今天的变革环境确乎比百年前要优越很多。关键正在于，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哑铃型社会”，两头很大中间小，稍稍用力，就折断了。现在的中国是“橄榄型社会”，中间的城市市民和中产阶层越来越大，理性的力量便构成为稳健和抵抗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因素。尤其重要的是，一些具有正能量的民间新势力开始发挥作用。
互联网：尽管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可是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远远大于对美国社会的改造。自19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除了技术来自美国之外，在商业模式上几乎全数变异，而强悍的国有资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又毫无作为，因此造就了“阳光创业的一代”。
这批年轻的创业家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完成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的对接。比发生在商业领域更大的改变是，互联网重构了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生态，特别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现，让传统的舆论管制方式无所适从。
非政府组织（NGO）：明清以来的中国，民间活跃着两种非政府组织，一是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宗族组织，二是以乡籍为纽带、遍布于两万个市镇的商会，它们成为民间自主管理的基础。这两种组织在“土改”、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中被相继摧毁，从此之后中国民间在很长时期内如一盘散沙，再无凝聚之力。近十年来，各种NGO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和中产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在上百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展现了民间自主的力量。目前甚至没有一个机构公布现有NGO数量，粗略计算应该在5万个以上，它们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范畴之内。
企业家阶层：截至到2012年年底，中国有1085.72万户私营企业，4050万个体工商户，人数总和超过韩国的全国人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人数庞大、富有和拥有力量的有产者阶层，可谓“千年之一大变”。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曾很简洁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这一景象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然而，绝大多数的经营者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自由知识分子：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其实便失去了产生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才诱发了20世纪初那场灿烂的新文化运动。近十年来，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一味采取积极干预和有力掌控的政策，使得大学沦为犬儒主义的欢场。然而，在民间仍然出现了众多拒绝体制诱惑、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谋生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涌现出很多大胆的“意见领袖”。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威权制度构成了致命性的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20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对“大国崛起”的高调欢呼，以及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其实都很难构成历史的全部。正在阅读这篇小专栏的青年读者，你们正是决定中国走向的那些人，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其实全部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
细细想想，我们今天的变革环境确乎比百年前要优越很多。关键正在于，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哑铃型社会”，两头很大中间小，稍稍用力，就折断了。现在的中国是“橄榄型社会”，中间的城市市民和中产阶层越来越大，理性的力量便构成为稳健和抵抗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因素。尤其重要的是，一些具有正能量的民间新势力开始发挥作用。
互联网：尽管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可是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远远大于对美国社会的改造。自19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除了技术来自美国之外，在商业模式上几乎全数变异，而强悍的国有资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又毫无作为，因此造就了“阳光创业的一代”。
这批年轻的创业家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完成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的对接。比发生在商业领域更大的改变是，互联网重构了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生态，特别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现，让传统的舆论管制方式无所适从。
非政府组织（NGO）：明清以来的中国，民间活跃着两种非政府组织，一是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宗族组织，二是以乡籍为纽带、遍布于两万个市镇的商会，它们成为民间自主管理的基础。这两种组织在“土改”、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中被相继摧毁，从此之后中国民间在很长时期内如一盘散沙，再无凝聚之力。近十年来，各种NGO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和中产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在上百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展现了民间自主的力量。目前甚至没有一个机构公布现有NGO数量，粗略计算应该在5万个以上，它们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范畴之内。
企业家阶层：截至到2012年年底，中国有1085.72万户私营企业，4050万个体工商户，人数总和超过韩国的全国人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人数庞大、富有和拥有力量的有产者阶层，可谓“千年之一大变”。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曾很简洁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这一景象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然而，绝大多数的经营者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自由知识分子：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其实便失去了产生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才诱发了20世纪初那场灿烂的新文化运动。近十年来，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一味采取积极干预和有力掌控的政策，使得大学沦为犬儒主义的欢场。然而，在民间仍然出现了众多拒绝体制诱惑、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谋生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涌现出很多大胆的“意见领袖”。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威权制度构成了致命性的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20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对“大国崛起”的高调欢呼，以及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其实都很难构成历史的全部。正在阅读这篇小专栏的青年读者，你们正是决定中国走向的那些人，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其实全部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