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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举世罕见的两大奇迹：一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二为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的最好证明。正如習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
要深刻理解这一论断，必须深入思考关于中国制度的三个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行稳致远？
《中国制度面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一书，正是在以上“中国制度‘三问’”的框架下，围绕16个问题展开阐释的。本书既囊括了古今中外制度演变的历史大视野，又结合了具体典型的历史事件;既聚焦于“党领导人民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历史主线，又全面系统分析了国家制度体系的各大分支，是一部从制度层面学习党史的绝佳读本。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们只有通过深入学习党的历史，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光辉历程，才能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的丰富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来的？
1954年9月15日，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这一天，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情绪高昂地迈进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大门。
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时隔60年，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道，“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在党诞生之初，就能窥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萌芽的印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演变脉络的梳理，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设历程。
我们将历史的指针，拨回到1921年。中共一大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浙江等地兴起。1921年9月，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共产党人带领村民召开农民大会，成立农民协会，发布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城市，工人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租界巡捕开枪打死学生、工人13人，制造了五卅惨案。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
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领导、组织工人运动，发动香港、广州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并召开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协会是党带领人民在政权建设方面的最初探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由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从实践中走来。
按照历史学家的划分，从我们党成立到执掌全国政权，其间经历了三种政权形态，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后期的人民民主政权。
先后于1931年11月、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两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最广泛地把工农兵群众组织团结起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政权建设的开端，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期间，我们党实行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许多规定和做法，在“三三制”参议会制度中都能找到源头。所谓“三三制”，是指在各级参议员和政权机关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中间分子占1/3。“三三制”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保障了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实践的成功，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毛泽东在两次“全苏大会”所作报告，以及《今年的选举》《乡苏怎样工作》《长冈乡调查》等著作中，就国家政权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并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1948年1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强调：“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同年8月，在河北石家庄历史性地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被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条件不成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随着《选举法》颁布施行、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工作开展、全国范围内进行普选、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的完成，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项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
同样，人民政协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生保障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每一项，都是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为实现“中国之治”而努力探索的成果。
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国内外正反面经验，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建立起来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国家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制度优势的13个方面，摆在首位的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840年以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封建中国遭遇两千多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各个阶层中国人先后进行了各种尝试。洪秀全领导农民阶级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内部分裂、清政府联合洋人合力剿杀下终遭失败。林则徐、魏源等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却没有从根本上看清封建制度的腐朽。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却因触动不了封建制度的根基而走向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却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民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度选择。不过，要在中国建立如此先进的制度，需要有同样先进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一重大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
《中国制度面对面》一书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变不了色、改不了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一种好制度，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评选“千年思想家”，汇集全球投票结果显示：马克思位居第一，其后是爱因斯坦、牛顿等人物。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到20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刚走过150多年历程。在千年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何以能成为“人类群星中最闪耀的那颗星”？在云谲波诡的历史变迁中，铁的事实已写就：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影响力而论，没有一种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任何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历史产生如此巨大影响。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邓小平于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致词中才正式提出。但事实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中国制度面对面》一书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建设和改革中披荆斩棘，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最根本就在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一种好制度，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其间，菲科问：“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时心情是什么样的？”习近平回答，“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昭示着：“人民”是不变的价值指向，“为人民”是不变的价值追求。这一点，在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充分体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把疫情防控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新加坡一家民调机构针对23个国家和地区的抗疫表现调查显示，中国以85分排名第一。全球平均为45分，西方主要国家得分大都在平均分以下。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人民至上”的理念，全世界都看到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评价：“中方为应对疫情采取了创新举措，为保护人民作出巨大努力，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评价：“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有力举措，特别是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也为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总结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还擘画了未来国家制度建设的蓝图：“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行稳致远？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天生就完美无缺，都有一个改进、完善的过程，需要根据客观形势变化而作出调整和完善，方能行稳致远。
《中国制度面对面》一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化，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堵上制度漏洞，二是强化制度性能，三是保持制度时效。
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壮大，涉及的领域逐步拓展，相关制度没有即时跟进、建立起来，需要加快制订和完善。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高瞻远瞩地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从未止步。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系统阐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出更加公平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本次全会的重大看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本次全会是首次通过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把分配方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等等，都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的重大调整。
《中国制度面对面》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这两次全会概括为：新时代中国制度建设的“上下篇”。“上篇”明确了制度建设的着力点;“下篇”系统描绘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
在制度体系日益健全的前提下，要想更好发挥制度优势，需要及时强化制度性能，以满足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2021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宣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8年，近1亿人脱贫，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全面深化扶贫领域改革创新，从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帮扶体系等方面，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构筑起制度的四梁八柱。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是制度得到强化后、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发挥巨大优势的生动体现。
随着时代变迁，一些制度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需要适时废止或“升级”，以满足时代要求。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永葆活力的必然要求。一些制度制定于特定历史时期，现在早已失效;有的明显与现行法律相悖，不利于社会发展进步。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集中进行了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解决党内法规制度中不适应、不一致等问题，让制度建设更加科学。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说过：“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如今，从“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受益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砥砺奋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更加宽阔的道路。
作者杨树弘系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总编辑、研究员、编审、高级经济师，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国期刊协会党刊分会主任委员;刘桂池系七一客户端暨《党员文摘》编辑、时评员、专栏作家
要深刻理解这一论断，必须深入思考关于中国制度的三个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行稳致远？
《中国制度面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一书，正是在以上“中国制度‘三问’”的框架下，围绕16个问题展开阐释的。本书既囊括了古今中外制度演变的历史大视野，又结合了具体典型的历史事件;既聚焦于“党领导人民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历史主线，又全面系统分析了国家制度体系的各大分支，是一部从制度层面学习党史的绝佳读本。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们只有通过深入学习党的历史，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光辉历程，才能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的丰富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来的？
1954年9月15日，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这一天，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情绪高昂地迈进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大门。
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时隔60年，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道，“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在党诞生之初，就能窥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萌芽的印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演变脉络的梳理，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设历程。
我们将历史的指针，拨回到1921年。中共一大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浙江等地兴起。1921年9月，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共产党人带领村民召开农民大会，成立农民协会，发布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城市，工人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租界巡捕开枪打死学生、工人13人，制造了五卅惨案。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
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领导、组织工人运动，发动香港、广州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并召开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协会是党带领人民在政权建设方面的最初探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由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从实践中走来。
按照历史学家的划分，从我们党成立到执掌全国政权，其间经历了三种政权形态，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后期的人民民主政权。
先后于1931年11月、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两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最广泛地把工农兵群众组织团结起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政权建设的开端，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期间，我们党实行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许多规定和做法，在“三三制”参议会制度中都能找到源头。所谓“三三制”，是指在各级参议员和政权机关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中间分子占1/3。“三三制”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保障了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实践的成功，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毛泽东在两次“全苏大会”所作报告，以及《今年的选举》《乡苏怎样工作》《长冈乡调查》等著作中，就国家政权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并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1948年1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强调：“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同年8月，在河北石家庄历史性地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被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条件不成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随着《选举法》颁布施行、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工作开展、全国范围内进行普选、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的完成，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项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
同样，人民政协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生保障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每一项，都是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为实现“中国之治”而努力探索的成果。
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国内外正反面经验，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建立起来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国家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制度优势的13个方面，摆在首位的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840年以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封建中国遭遇两千多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各个阶层中国人先后进行了各种尝试。洪秀全领导农民阶级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内部分裂、清政府联合洋人合力剿杀下终遭失败。林则徐、魏源等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却没有从根本上看清封建制度的腐朽。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却因触动不了封建制度的根基而走向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却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民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度选择。不过，要在中国建立如此先进的制度，需要有同样先进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一重大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
《中国制度面对面》一书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变不了色、改不了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一种好制度，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评选“千年思想家”，汇集全球投票结果显示：马克思位居第一，其后是爱因斯坦、牛顿等人物。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到20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刚走过150多年历程。在千年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何以能成为“人类群星中最闪耀的那颗星”？在云谲波诡的历史变迁中，铁的事实已写就：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影响力而论，没有一种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任何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历史产生如此巨大影响。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邓小平于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致词中才正式提出。但事实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中国制度面对面》一书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建设和改革中披荆斩棘，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最根本就在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一种好制度，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其间，菲科问：“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时心情是什么样的？”习近平回答，“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昭示着：“人民”是不变的价值指向，“为人民”是不变的价值追求。这一点，在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充分体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把疫情防控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新加坡一家民调机构针对23个国家和地区的抗疫表现调查显示，中国以85分排名第一。全球平均为45分，西方主要国家得分大都在平均分以下。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人民至上”的理念，全世界都看到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评价：“中方为应对疫情采取了创新举措，为保护人民作出巨大努力，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评价：“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有力举措，特别是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也为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总结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还擘画了未来国家制度建设的蓝图：“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行稳致远？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天生就完美无缺，都有一个改进、完善的过程，需要根据客观形势变化而作出调整和完善，方能行稳致远。
《中国制度面对面》一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化，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堵上制度漏洞，二是强化制度性能，三是保持制度时效。
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壮大，涉及的领域逐步拓展，相关制度没有即时跟进、建立起来，需要加快制订和完善。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高瞻远瞩地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从未止步。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系统阐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出更加公平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本次全会的重大看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本次全会是首次通过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把分配方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等等，都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的重大调整。
《中国制度面对面》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这两次全会概括为：新时代中国制度建设的“上下篇”。“上篇”明确了制度建设的着力点;“下篇”系统描绘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
在制度体系日益健全的前提下，要想更好发挥制度优势，需要及时强化制度性能，以满足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2021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宣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8年，近1亿人脱贫，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全面深化扶贫领域改革创新，从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帮扶体系等方面，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构筑起制度的四梁八柱。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是制度得到强化后、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发挥巨大优势的生动体现。
随着时代变迁，一些制度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需要适时废止或“升级”，以满足时代要求。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永葆活力的必然要求。一些制度制定于特定历史时期，现在早已失效;有的明显与现行法律相悖，不利于社会发展进步。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集中进行了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解决党内法规制度中不适应、不一致等问题，让制度建设更加科学。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说过：“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如今，从“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受益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砥砺奋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更加宽阔的道路。
作者杨树弘系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总编辑、研究员、编审、高级经济师，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国期刊协会党刊分会主任委员;刘桂池系七一客户端暨《党员文摘》编辑、时评员、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