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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果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一番浏览，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必然勇于冲破个人与社会的樊篱，扬弃自我固有的价值观，臻于新境，这就是超越。以此检视台湾当代作家陈映真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历程，会获得如此鲜明印象。
【关键词】陈映真；文学观念；嬗变
如果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一番浏览，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必然勇于冲破个人与社会的樊篱，扬弃自我固有的价值观，臻于新境，这就是超越。以此检视台湾当代作家陈映真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历程，会获得如此鲜明印象：自1959年在台北街头摆出《面摊》至九十年代末新作《夜雾》《归乡》《忠孝公园》的问世，四十余春秋，陈映真已形成一种健康和成熟的创作心理机制——在自我检讨和审判基础上的不断超越。他曾说：“改变，对于一个真诚而且思考缜密的作家，是一场艰难的蜕变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他在不断地思索，从而实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对现代主义的超越。
1 “苍白惨绿的契诃夫式的忧郁”
五十年代，台湾对美日等西方国家实行“不设防”政策，西方资本和“反共”意识形态涌进台湾社会的同时，一些西方“自由世界”的艺术精神也随之而入。工业文明给人类心灵造成的挤压感、孤独感与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人类心灵创伤和恐惧，恰好迎合了台湾社会50一--70年代失望而悲苦的时代心理，正值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风靡台湾之时，陈映真尚是个热情诗意的外文系学生，置身于此境，现代主义标举的美学特质在某些方面与他的审美心态相吻合，使他的早期作品不可避免地带上现代主义的痕迹。
独特的生活经历对他早期创作也有深刻影响：一是他的双生同胞兄长在他九岁那年的病故使他悲痛万分，感伤的情绪一直浓浓地笼罩着他的心灵；一是陆家姐姐的被捕使他感到了深刻的寂寞；养父的早逝，家道中落，给他易感的心灵留下创伤，造成了他的感伤的情绪基调。这种伤感在后来的创作上从笔尖流向了纸面。《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等作品缺乏理智和思想探索精神，他的作品中充满凄苦的无奈，他的人物都在失败中走向自杀。
早期这些色调“苍自惨绿的契诃夫似的忧郁”文字在显露一个年轻创作者思想凄迷的同时，也显露出一种可贵的沉思的个性。这使他与台湾现代派有了质的区别，并最终离开现代主义。
2 艺术与生活的彻底思考与反省
台湾文学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外部危机，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生存危机感的产生使人们开始倾向关怀现实，文学也急速地向平白易懂、社会关怀、提倡民族风格的现实主义转变，占据文坛达二十年之久的现代主义思潮，至此开始衰退。陈映真的文学思想及创作也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转向了“关怀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观。
陈映真很强调民族文学的传承，他以自己的文学成长道路验证了这一点，在他身上既有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影响，又有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思想痕迹。
他的文学思想深受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说到为什么作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在文学思想上是和鲁迅相通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段话大体上表达了文研会对于文学的职能、功用的共同看法，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文学要反映人生，探索人生的种种问题，从而指导人生。他们对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自觉担负起探索人生、疗救人生的使命。这一文学思想直接影响了40年后远在台湾的陈映真。30年代的文学，教育了他怎样写小说，“在文学之先，在文学最深的根底，是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和社会的深情火热的感觉和关怀。”这一指导思想成为他整个创作的主导精神。
陈映真对自己的整个生活作了彻底的思考和反省，他不再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 1966年起，以《唐倩的喜剧》为代表，陈映真的创作有了知性的卷入：前期自发性的情绪流露变成问题披露，茫然的情绪感知向深刻的理性思索渐转渐变，观念性的情节设计渐为合乎自然的事件所代替。
正当陈映真的创作思想有所变化的时候，又一人生大事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
3 囹圄中小说观念的升腾
1968年5月，陈映真应邀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前，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台湾当局警总保安总处逮捕，同年12月判刑10年，直到1975年7月，蒋介石去世特赦出狱，过了七年的牢狱生活。
在狱中，陈映真读了大量的古籍，认真反复地读了《诗经》、《左传》、《史记》、汉乐府、唐诗等古代文学著作，获取了丰富的思想精髓与艺术营养，得以继承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文以载道”的精神。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并积极投身其间，全力改变灾难充斥的现实，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追求和理想人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屈原到鲁迅，这一人生理想始终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为国解难，为民分忧。这种集体无意识在文学中的表现，就是深重的忧患意识。
陈映真是台湾战后唯一为思想而坐牢的作家，七年的铁窗生涯固然在他的创作上形成某种断层，但陈映真由此也获得了细致从容的内省机会。当他归来，台湾时局的动荡激起了沉寂已久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复兴，激励作家们回归乡土与现实。陈映真60年代以来潜在思想的进一步表现和发展获得了契机，在乡土文學论战中即刻以成熟的姿态投入战斗。当他再度执笔时便不同凡响，早期康雄的自怜自卑己被彻底摒弃，代之以高层次的民族优患意识和使命意识，这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秉性促使陈映真小说早期泛滥的情感因素转向认知因素，他逼近了纷繁现象后的实质问题，“竞而写了《铃铛花》和《山路》，带着严肃的检讨心，在回顾中加以逼视。陈映真后期的创作因着这份高尚的情怀、敏锐的思维获得广阔视野，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观。
参考文献
[1]黎湘萍.台湾的忧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96.
[2]陈映真.陈映真文集（文论卷）[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3]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4]赵遐秋.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M].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1999.
[5]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
[6]杨匡汉.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7]龙应台.龙应台评小说[M].台湾：尔雅出版社，1985.
[8]古继堂，黎湘萍等著.台湾地区文学透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朴静钰（1969-）女，辽宁省盖州市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为内蒙古恒远职业技术学校讲师。
作者单位
内蒙古恒远职业技术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70
【关键词】陈映真；文学观念；嬗变
如果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一番浏览，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必然勇于冲破个人与社会的樊篱，扬弃自我固有的价值观，臻于新境，这就是超越。以此检视台湾当代作家陈映真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历程，会获得如此鲜明印象：自1959年在台北街头摆出《面摊》至九十年代末新作《夜雾》《归乡》《忠孝公园》的问世，四十余春秋，陈映真已形成一种健康和成熟的创作心理机制——在自我检讨和审判基础上的不断超越。他曾说：“改变，对于一个真诚而且思考缜密的作家，是一场艰难的蜕变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他在不断地思索，从而实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对现代主义的超越。
1 “苍白惨绿的契诃夫式的忧郁”
五十年代，台湾对美日等西方国家实行“不设防”政策，西方资本和“反共”意识形态涌进台湾社会的同时，一些西方“自由世界”的艺术精神也随之而入。工业文明给人类心灵造成的挤压感、孤独感与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人类心灵创伤和恐惧，恰好迎合了台湾社会50一--70年代失望而悲苦的时代心理，正值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风靡台湾之时，陈映真尚是个热情诗意的外文系学生，置身于此境，现代主义标举的美学特质在某些方面与他的审美心态相吻合，使他的早期作品不可避免地带上现代主义的痕迹。
独特的生活经历对他早期创作也有深刻影响：一是他的双生同胞兄长在他九岁那年的病故使他悲痛万分，感伤的情绪一直浓浓地笼罩着他的心灵；一是陆家姐姐的被捕使他感到了深刻的寂寞；养父的早逝，家道中落，给他易感的心灵留下创伤，造成了他的感伤的情绪基调。这种伤感在后来的创作上从笔尖流向了纸面。《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等作品缺乏理智和思想探索精神，他的作品中充满凄苦的无奈，他的人物都在失败中走向自杀。
早期这些色调“苍自惨绿的契诃夫似的忧郁”文字在显露一个年轻创作者思想凄迷的同时，也显露出一种可贵的沉思的个性。这使他与台湾现代派有了质的区别，并最终离开现代主义。
2 艺术与生活的彻底思考与反省
台湾文学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外部危机，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生存危机感的产生使人们开始倾向关怀现实，文学也急速地向平白易懂、社会关怀、提倡民族风格的现实主义转变，占据文坛达二十年之久的现代主义思潮，至此开始衰退。陈映真的文学思想及创作也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转向了“关怀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观。
陈映真很强调民族文学的传承，他以自己的文学成长道路验证了这一点，在他身上既有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影响，又有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思想痕迹。
他的文学思想深受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说到为什么作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在文学思想上是和鲁迅相通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段话大体上表达了文研会对于文学的职能、功用的共同看法，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文学要反映人生，探索人生的种种问题，从而指导人生。他们对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自觉担负起探索人生、疗救人生的使命。这一文学思想直接影响了40年后远在台湾的陈映真。30年代的文学，教育了他怎样写小说，“在文学之先，在文学最深的根底，是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和社会的深情火热的感觉和关怀。”这一指导思想成为他整个创作的主导精神。
陈映真对自己的整个生活作了彻底的思考和反省，他不再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 1966年起，以《唐倩的喜剧》为代表，陈映真的创作有了知性的卷入：前期自发性的情绪流露变成问题披露，茫然的情绪感知向深刻的理性思索渐转渐变，观念性的情节设计渐为合乎自然的事件所代替。
正当陈映真的创作思想有所变化的时候，又一人生大事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
3 囹圄中小说观念的升腾
1968年5月，陈映真应邀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前，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台湾当局警总保安总处逮捕，同年12月判刑10年，直到1975年7月，蒋介石去世特赦出狱，过了七年的牢狱生活。
在狱中，陈映真读了大量的古籍，认真反复地读了《诗经》、《左传》、《史记》、汉乐府、唐诗等古代文学著作，获取了丰富的思想精髓与艺术营养，得以继承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文以载道”的精神。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并积极投身其间，全力改变灾难充斥的现实，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追求和理想人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屈原到鲁迅，这一人生理想始终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为国解难，为民分忧。这种集体无意识在文学中的表现，就是深重的忧患意识。
陈映真是台湾战后唯一为思想而坐牢的作家，七年的铁窗生涯固然在他的创作上形成某种断层，但陈映真由此也获得了细致从容的内省机会。当他归来，台湾时局的动荡激起了沉寂已久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复兴，激励作家们回归乡土与现实。陈映真60年代以来潜在思想的进一步表现和发展获得了契机，在乡土文學论战中即刻以成熟的姿态投入战斗。当他再度执笔时便不同凡响，早期康雄的自怜自卑己被彻底摒弃，代之以高层次的民族优患意识和使命意识，这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秉性促使陈映真小说早期泛滥的情感因素转向认知因素，他逼近了纷繁现象后的实质问题，“竞而写了《铃铛花》和《山路》，带着严肃的检讨心，在回顾中加以逼视。陈映真后期的创作因着这份高尚的情怀、敏锐的思维获得广阔视野，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观。
参考文献
[1]黎湘萍.台湾的忧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96.
[2]陈映真.陈映真文集（文论卷）[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3]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4]赵遐秋.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M].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1999.
[5]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
[6]杨匡汉.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7]龙应台.龙应台评小说[M].台湾：尔雅出版社，1985.
[8]古继堂，黎湘萍等著.台湾地区文学透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朴静钰（1969-）女，辽宁省盖州市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为内蒙古恒远职业技术学校讲师。
作者单位
内蒙古恒远职业技术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