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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字字珠玑，特别是小说的开头那起始之句，常常交代了故事的背景和事件的要素，直接影响文本的叙事节奏、人物的出场方式和情节的张力。我们姑且把它当作小说的眼睛，它明亮了，才会有后面的行走，才能走出风致，走进作家的目标。
“早上六点，林辛醒了。”这是《猩红面纱》的开篇之言，作为小说情节的象征性装置，亳无疑问，这是“有意味的形式”。时间是奇怪的东西，它带走一切，也带来一切。在卡林内斯库看来，时间的线性发展是现代性产生发展的动力，也是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的温床。以时间为轴，从不同的角度，社会发展史可以划分为多个阶段，中外历史学者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就是烛照社会变迁产生的进化史观，文化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开始，而后经由中世纪或东方封建制度的黑暗时代，“现代则被想象为从黑暗中脱身而出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复兴’、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时代”。 现代从黑暗中走来，依然有着浓重的阴影。
《猩红面纱》虽然“猩红”，却与历史的“阴影”有关，小说是“现代”生活的局部写照，却讲述了千百年来人性的“暗物质”——贪婪和道德沦丧的故事。林辛的母亲在丈夫离世50天后，就与余大大结伴出游，很快决定改嫁余大大;林辛的女朋友袁袁为了得到价值不菲的房产，牺牲婚姻和爱情，谋取他继承的豪宅;林辛的堂弟林召唤为了房产，不惜斯文扫地，强占房产，甚至拔拳相向。短小的篇幅内，充斥着亲情、爱情毁灭的叹息，亲情、爱情在金钱面前化为齑粉。
从故事原型来看，混乱、罪恶、背叛的故事肇始于“父亲”的缺席。父亲是象征型权力的符号，父亲“在”时，各个人物循着自有的惯性成长，秩序井然，即使林辛对工作有自己的看法，也还是要遵从“父亲”的“旨意”;母亲早就知道林辛父亲的背叛，但依然要扮演妻子的角色，在众人面前戴上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猩红面纱，压抑对爱情的渴望。当父亲离开人世，卡里斯玛权力解体，既有的秩序被打破，被压抑的情感、被隐藏的欲望野蛮生长。在文本的象征层面，“父亲”是权力秩序、等级结构的制造者、维护者。在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源流中，宗法社会的家天下传统，家国同构，因为有“父亲”的存在，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得以稳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新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文化转型，并波及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盘踞的小城市和乡村，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加剧了儒家文化主导地位的解体，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深刻改变了小说中的人物，孝悌、仁爱、恕己之道荡然少存，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一夫一妻多妾制诞生的弱智少年，不再具备延续传统的可能。多元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特别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大行其道，难怪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感慨：“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面纱之下，欲望存焉。
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被引入中国，被视为现实主义杰出代表的巴尔扎克、狄更斯、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文学巨匠已经着力描述金钱遮掩下的人性丑恶，其作品被列为经典视为现实主义的圭臬;五四运动以降的现代文学三十年，鲁迅、茅盾、叶圣陶、许地山等现代作家延续了现实主义的传统;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推进了社会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中国很快再次与世界现实主义文学同频共振，现实主义文学再次繁荣。时间加速了时代的脚步，金钱带来了繁荣，毋庸讳言，也带来了贪婪。现代性进入中小城市和乡村，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土，戴上各色面纱（猩红只是其中一种），在欲望充塞的都市浮沉，为了生计和对金钱的渴望，他们的“演技”越来越好。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它描摹、再現社会生活，为了传神再现，追求客观，观察之于作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观察并非是对世界冷漠的分析性审视，也是一种观察者的伦理修养阶段”。在《猩红面纱》中，作家并没有直接褒贬人物，但细节的描摹中，他的倾向性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猩红面纱》通篇散发出作者关于道德滑坡的愤慨激越之音，且在林辛身上寄寓了更多的希望。林辛会成为新的“父亲”吗？作者赋予了林辛优秀的品质，集对父亲的“忠”、对母亲的“恕”、对恋人的“诚”、对同父异母弟弟的“爱”于一身，通体清澈纯净，具备成为“父亲”的各项潜质。如今的林辛，即使成为“父亲”，还能成为拥有卡里斯玛权力的父亲吗？他能够重建秩序，构建新的等级结构吗？答案是否定的。时间的线性发展，并不可逆。林辛无法挽回母亲的决然改嫁，也不可能回到传统，构建原有的秩序。他只能面对残破的现实，或许，他还要戴上淋漓鲜血做成的“猩红面纱”，成为一个在人生舞台上出色的演员。
好的小说家一定是个思想者。《猩红面纱》的结尾是开放式的，林辛该何去何从？怎样处理母亲的改嫁、袁袁的出卖、林召唤的逼宫，主人公每一种选择都将面临传统、道德和时代的挑战，主人公选择的困难，也是作家考问时代得到的困惑。在多元主体的后现代性社会，统一的、集中的单一主体所享有的卡里斯玛权力解体，唯利是图的物质崇拜俘获了普罗大众，道德高地转变为伦理洼地，金钱对传统、道德的腐蚀变本加厉。面对这一现实，作家并没有停留在社会表象的揭示和鞭笞，而是在现象的背后寄寓了更深的思考——“未来是否将恢复古代‘纯净的光辉’？”如何走出我们的传统，怎样重建道德秩序？
处在社会边缘的作家，已缺乏参与社会进程的参量，无力改变被物质欲望裹挟的滚滚红尘，他的提问，或许无人理睬，即使最终没有答案，这也并不非常重要。提问的行动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坚守的固有立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它比提问的内容或许更有价值。
责任编辑 赵 萌
“早上六点，林辛醒了。”这是《猩红面纱》的开篇之言，作为小说情节的象征性装置，亳无疑问，这是“有意味的形式”。时间是奇怪的东西，它带走一切，也带来一切。在卡林内斯库看来，时间的线性发展是现代性产生发展的动力，也是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的温床。以时间为轴，从不同的角度，社会发展史可以划分为多个阶段，中外历史学者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就是烛照社会变迁产生的进化史观，文化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开始，而后经由中世纪或东方封建制度的黑暗时代，“现代则被想象为从黑暗中脱身而出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复兴’、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时代”。 现代从黑暗中走来，依然有着浓重的阴影。
《猩红面纱》虽然“猩红”，却与历史的“阴影”有关，小说是“现代”生活的局部写照，却讲述了千百年来人性的“暗物质”——贪婪和道德沦丧的故事。林辛的母亲在丈夫离世50天后，就与余大大结伴出游，很快决定改嫁余大大;林辛的女朋友袁袁为了得到价值不菲的房产，牺牲婚姻和爱情，谋取他继承的豪宅;林辛的堂弟林召唤为了房产，不惜斯文扫地，强占房产，甚至拔拳相向。短小的篇幅内，充斥着亲情、爱情毁灭的叹息，亲情、爱情在金钱面前化为齑粉。
从故事原型来看，混乱、罪恶、背叛的故事肇始于“父亲”的缺席。父亲是象征型权力的符号，父亲“在”时，各个人物循着自有的惯性成长，秩序井然，即使林辛对工作有自己的看法，也还是要遵从“父亲”的“旨意”;母亲早就知道林辛父亲的背叛，但依然要扮演妻子的角色，在众人面前戴上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猩红面纱，压抑对爱情的渴望。当父亲离开人世，卡里斯玛权力解体，既有的秩序被打破，被压抑的情感、被隐藏的欲望野蛮生长。在文本的象征层面，“父亲”是权力秩序、等级结构的制造者、维护者。在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源流中，宗法社会的家天下传统，家国同构，因为有“父亲”的存在，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得以稳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新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文化转型，并波及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盘踞的小城市和乡村，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加剧了儒家文化主导地位的解体，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深刻改变了小说中的人物，孝悌、仁爱、恕己之道荡然少存，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一夫一妻多妾制诞生的弱智少年，不再具备延续传统的可能。多元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特别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大行其道，难怪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感慨：“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面纱之下，欲望存焉。
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被引入中国，被视为现实主义杰出代表的巴尔扎克、狄更斯、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文学巨匠已经着力描述金钱遮掩下的人性丑恶，其作品被列为经典视为现实主义的圭臬;五四运动以降的现代文学三十年，鲁迅、茅盾、叶圣陶、许地山等现代作家延续了现实主义的传统;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推进了社会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中国很快再次与世界现实主义文学同频共振，现实主义文学再次繁荣。时间加速了时代的脚步，金钱带来了繁荣，毋庸讳言，也带来了贪婪。现代性进入中小城市和乡村，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土，戴上各色面纱（猩红只是其中一种），在欲望充塞的都市浮沉，为了生计和对金钱的渴望，他们的“演技”越来越好。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它描摹、再現社会生活，为了传神再现，追求客观，观察之于作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观察并非是对世界冷漠的分析性审视，也是一种观察者的伦理修养阶段”。在《猩红面纱》中，作家并没有直接褒贬人物，但细节的描摹中，他的倾向性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猩红面纱》通篇散发出作者关于道德滑坡的愤慨激越之音，且在林辛身上寄寓了更多的希望。林辛会成为新的“父亲”吗？作者赋予了林辛优秀的品质，集对父亲的“忠”、对母亲的“恕”、对恋人的“诚”、对同父异母弟弟的“爱”于一身，通体清澈纯净，具备成为“父亲”的各项潜质。如今的林辛，即使成为“父亲”，还能成为拥有卡里斯玛权力的父亲吗？他能够重建秩序，构建新的等级结构吗？答案是否定的。时间的线性发展，并不可逆。林辛无法挽回母亲的决然改嫁，也不可能回到传统，构建原有的秩序。他只能面对残破的现实，或许，他还要戴上淋漓鲜血做成的“猩红面纱”，成为一个在人生舞台上出色的演员。
好的小说家一定是个思想者。《猩红面纱》的结尾是开放式的，林辛该何去何从？怎样处理母亲的改嫁、袁袁的出卖、林召唤的逼宫，主人公每一种选择都将面临传统、道德和时代的挑战，主人公选择的困难，也是作家考问时代得到的困惑。在多元主体的后现代性社会，统一的、集中的单一主体所享有的卡里斯玛权力解体，唯利是图的物质崇拜俘获了普罗大众，道德高地转变为伦理洼地，金钱对传统、道德的腐蚀变本加厉。面对这一现实，作家并没有停留在社会表象的揭示和鞭笞，而是在现象的背后寄寓了更深的思考——“未来是否将恢复古代‘纯净的光辉’？”如何走出我们的传统，怎样重建道德秩序？
处在社会边缘的作家，已缺乏参与社会进程的参量，无力改变被物质欲望裹挟的滚滚红尘，他的提问，或许无人理睬，即使最终没有答案，这也并不非常重要。提问的行动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坚守的固有立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它比提问的内容或许更有价值。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