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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的公众形象有点儿纷乱。
他是学者，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
他是国家干部，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任职。
他是企业家，自1991年开始，以“梁山模式”与他人结成“海南六兄弟”，共创了万通的神话。
他还有很多称谓，如大师级精神领袖、商界思想家、学者型开发商……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冯仑绝对是当下地产界的风云人物。他经常在业界发声，他所特有的冯氏语录赤裸而深刻，无遮无拦。“理想丰满”，既是冯仑对自己的评价，也是业界对他的认知。
从庙堂到江湖
冯仑把从政和经商比喻为居于庙堂和行走江湖两种人生状态。而他，两者都行得通。
冯仑出生于陕西西安，是“文革”后的第二届大学生。他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1984年毕业于中央党校。1984年至1991年属于“居庙堂”之上——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冯仑自然深谙正统意识形态及其语言方式，进而养成了他日后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决策习惯。
冯仑走向“江湖”始于1991年，这一年，风往海南吹，无数“三无”（一没钱，二没满意工作，三没幸福生活）青年怀揣梦想来到海南，后来的“万通六兄弟”就在其中，他们分别是冯仑、王功权、王启富、刘军，以及后来会合的海南体改所的易小迪、潘石屹。不同于其他人，六兄弟除了梦想之外，还有理想，他们创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
冯仑将万通六兄弟称为“梁山模式”——“座有序、利无别”，股权利润完全平分。从那时起，冯仑就成了万通的精神领袖，为万通立下了一系列“军规”，倡导正派执著，有责任感，追求理想，有牺牲精神。冯仑说：“你境界高，大家都高，合作空间才大。”正是由
于兄弟合心，所以他们很快就从海南的农田里刨出了“第一桶金”。1993年，万通进军北京，揭开了北京房地产开发市场化运作的序幕。
然而，商业关系最终还是要回到商业层面上来。渐渐地，六兄弟在企业经营理念、决策、资源分配等方面发生了分歧，就在万通总资产达到70亿元时，“梁山模式”走向完结。1995年，六兄弟正式分手。
分手后的万通六兄弟都实现了各自的精彩。冯仑、潘石屹和易小迪成为地产界大鳄，王功权成为知名的风险投资家，王启富和刘军也在其他领域开创了一番事业。他们无疑是中国地产业的第一代人。
冯仑既得“庙堂”真味，又谙“江湖”之势，因此，就如他自己所言，“站的高，尿的远”，常常在业界弄出很大的声响来。
1993年，冯仑在北京组建了万通地产，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华联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使万通集团在几年内总资产增长逾30亿元。
1999年，冯仑与深圳万科的王石、河南建业的胡葆森等联合，发起并成立了中国首家房地产策略联盟机构——中城房网，发起“新住宅运动”。同年又推出“新新家园”品牌——中国第一个实施注册的高档住宅品牌，开创了地产品牌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2003年，冯仑策划并积极推动大型电视专题片《居住改变中国》的拍摄，同年10月，又倡导发起“绿色生活论坛”，在中城房网内部提倡企业责任与社会价值，率领万通地产扛起绿色环保大旗。
冯仑身兼多职，既是万通控股董事长，也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还是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华本地产俱乐部荣誉董事长，同时还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中城联盟”的发起人和“新住宅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冯仑的一系列活动，搅得中国地产业波涌连天。在地产中国网举办的红榜评选活动中，他连续三次上榜，2011年被评为“最国际的转型地产商”；2010年被评为“最具创意的地产理想家”；2009年被评为“最新潮的地产思想家”。2011年，他主动退出万通地产董事长之位，并提出万通要继“吃软饭、戴绿帽、挣硬钱”之后，将“鼓干劲、争上游、赢未来”作为目标，在三年内实现整体上市。
体制原罪说
作为地产界的大鳄，冯仑的言谈和思想的确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他的许多言论标新立异，不得不让人佩服。
冯仑认为，中国人自由探讨现代化问题始于清朝末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推翻清王朝才一百多年，其间，民营企业真正持续稳定发展也就最近30年。
冯仑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清理体制原罪的同时解放生产力。冯仑所谓的“体制原罪”，是指公有制的设计把私人的东西全都消灭干净，不允许人们创造财富。而在清理“原罪”的过程中，由于尚无先例，所以不得不允许在法律还不健全的时候大家先干起来再说，这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政府领导了30年改革开放，肯定是主流，而政府的主流是健康的。在冯仑看来，企业只有和政府合作，才能走得更平稳长远。他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比喻成处于同一场牌局的牌友——政府永远是发牌的，而企业负责接牌，政府主导整场牌局的走向，企业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的牌吃透，并努力打好这副牌。
冯仑认为，任何地方的民营企业跟政府都是接牌和发牌关系。至于政府如何制定游戏规则，有的地方可能双方会事先有个博弈的过程，如果双方经过足够的思想碰撞，最终产生的政策就相对完美。而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政府制定规则前，按规则、按程序与企业进行的博弈还严重不足，这就导致事后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于人们普遍认为民营企业总与腐败事件相关联的看法，冯仑提出了不同观点，他在《野蛮生长》一书的序言里，以《清清白白的汤唯干干净净地脱》为题，来类比民营企业家的心态。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些隐私或羞于见人之处，但是它敢在众人面前曝光，这一“脱”，坦坦荡荡，清清白白。更何况，企业不断为国家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这不也是一种清白吗？ 冯仑强调，民营企业家要做夜总会舞女中的“处女”，“只要花点儿时间甄别，我们肯定是好人。在特殊的场合，你难免会被要求跳舞、唱歌，摸一下手。没问题，我们也要生存，摸一下就摸一下，我没有纯洁到不让摸，但是你要掌握分寸，不要随便乱摸，万一摸出事，将来扫黄，好人坏人分不清楚，那就麻烦了。”
冯仑始终认为民营企业是清白的、干净的，是合法的、合理的、合乎规范的，是道德的。尤其是中国进入新经济时代，《公司法》、《劳动合同法》出台后，这相当于运动场上给出明确的游戏规则。“以前我们是在农村的场院，那里没有跑道，没有教练，没有比赛规则，你说我跑错了我还不服气——你凭什么就说我跑错了？现在，市场规范了，企业有法可依了，企业知道在哪个位置、向哪个方向跑，这样，我们就能跑出冠军了。谁敢犯规，咱们有事说事，有罪罚罪。今天，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只要违法，一律都要追究。”
对于经济体制问题，冯仑认为，应该历史地看问题，不要急于定论，只有将其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洗刷沉淀后，才能看清它的对和错。而过去错的恰好是未来对的开始，如果没有过去的错，怎会有以后的对？
另一方面，冯仑也不认同官商必然勾结的社会现象，他并不觉得中国有那么多贪官，他认为，贪官的概率大概只有1%左右。
演员、观众与座次
冯仑把历史比作戏剧，而企业家就如同剧院里的观众，“一定要记住，自己不是演员，是观众。谁是演员呢？政治家是主角，大企业家算半个演员，是配角。在这个剧场里，我们作为观众有时候处于后排，有时候侥幸坐到前排。当坐在后排的时候，会嚷嚷得声高一点儿：‘我看不见了！’但是坐中间的时候，歪着脖子看看，能看就看，不能看就将就着。等到了前排，啥都看见了，还就不吱声了。民营企业家就好比不同座次的观众，越往前排越不吱声，到了最前排就开始鼓掌了。”
在整出历史舞台剧里，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冯仑认为，关键是要找准位置：我们是在中场看戏的。他说，他没有往前排挤的欲望，不会没事自己搬个板凳往前蹭。
“话说回来，在中国做企业，这场戏也不可不看。十里八乡都在哄传，外面敲锣打鼓演戏呢，只有你老是看不着，抓心挠肝的是吧？”他说，“这不行。我要求很低，只要能进剧场，能看得见、听得清就行。至于位置，那要看机缘。当然也期待找个好位置，看得更明白点儿，但是人家不让过去我就不过去，”这就是冯仑所说的“有期待、不僭越”。
如果除去那些形象但偶有不经的调侃，冯仑其实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他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出道20多年，冯仑做企业的价值观就是守正出奇。说到底，就是依法做生意，依规做生意，跟政府良性互动，不走灰色地带，也不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冯仑坚信，生活中遇到再多的挫折都不要放弃，好人和坏人的回报，如果从经济学上讲，福利曲线特别不一样，坏人的回报很快，比如偷东西、打劫，一下子钱就到你口袋了，但做坏事不能重复，因为容易被抓；打工赚钱很慢，创业也是，赚钱链条很长，钱要经过很多环节才能装进口袋，但可以重复，可以持续，累加起来，20年打工、创业赚的钱肯定比打劫多，而且还被人尊敬。
作为企业家，冯仑认为把握好“三性”很重要，就是批评性、建设性、专业性。他认为，我们表达意见是一种批评，但我们还是强调要把这个戏演下去，这叫建设性。咱们把观众做好，你别在看戏的时候乱喊乱叫，这不合适。有问题解决问题，椅子不舒服咱修椅子，墙面不好咱补墙，这叫专业性。
冯仑的言谈不乏批评性，如，他说“国五条”这个政策感觉有点儿像应景，应“两会”的景。每年“两会”前都打压房地产，已经成为一个周期——“两会”前纷纷表态，纷纷打压，比谁打压得猛。“两会”以后，（房价）五六月松弛，八九月抬头，10月份达到一个小高潮。到下次“两会”前又打压……十年如一日。
再如，政府规定，个人出售自有住房要征收20%个
人所得税，为了避税，一些售房者绞尽脑汁，奇招迭出。对此，冯仑秉承了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贯作风——他说，政府征收那20%，好像没生活在地球上似的。当你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微观的反应。也就是说，当你制定20%的税赋时，你应该能想到别人会闹离婚。
制度选人与系统有效
凭借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冯仑认为民营企业的选人机制，最好能够逐步变成让制度选人，让业绩证明人，让价值观凝聚人，让事业激励人。在事业传承上，企业家面对的不应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所有人。
公司的中级管理者和高管也都应该用制度来选。他举例说，在美国政府观看拉登被击毙的电视直播画面里，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坐在正中间的位置——这反映了美国的制度授权清楚，中间的位置留给主要责任人。
冯仑进一步说，奥巴马在竞选前也就相当于中国一科级干部，通过一年半的全美演讲，竞选成总统。这个过程就是制度选人，就是根据第三方规则在透明环境下进行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进入和胜出的机会。
冯仑同时指出，制度选人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公司也应如此，如果是相对集权的体制，一个人说了算（即所谓拍板快），虽然决策成本低，但这必然造成后期的执行成本高。因为你一下子拍板了，底下人都没理解，大家没有参与讨论，执行的时候经常会阳奉阴违。结果，纠错的成本极高。
冯仑的结论是，从公司治理来说，一定要避免把创办者、大股东变成集权制度下的神，避免放纵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家执行的时候东倒西歪、最后自尝苦果的悲剧。应该建立一种好的治理结构——将决策的成本适当提高，虽然时间可能会拖长一点儿，但所有的决策都能有效执行，即使有缺陷，在执行过程中也会被提出来及时修正。这种决策和执行方式的好处在于，虽然整个过程可能小错不断，但基本上大错不犯，这不失为系统有效的方法，最终总可以积小胜为大胜。
保持心灵自由
曾经有人问冯仑，这么多年办企业怎么还有时间写书、做立体城市，哪来那么大动力和时间精力，甚至还能提出些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冯仑在博客中回答：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儿童能触摸到真实，就因为没有成人思维模式的束缚。做企业，也需要保持心灵自由，如此，就可以不断打破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以及一些成见带来的壁垒，可以想得很开阔，能够对人生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
对于冯仑来说，所谓的精力旺盛其实就是少睡觉、多做事。他写《理想丰满》就是从睡眠里挤出时间完成的，那段时间公司事情特别多，还有立体城市的推动和各种议程安排，他大概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断断续续写了8个月。
心灵自由是一种人生态度，少睡觉是一种体力活儿，但这两个选择都基于他想要把人生有限的时间价值最大化。
冯仑希望自己做的是对社会、对个人人生有增量的事情。所谓有增量，比如说赚钱，同样多赚一块钱，如果说要选择在台湾做还是在河南、山西做，那他则选择台湾，所以他们在台湾投了一个小项目，叫“台北2011”。这样，两岸经贸往来，作为大陆第一个投资台湾的地产项目，他会对台湾的了解越来越深，对他人生有增量，对台湾和大陆的经贸合作、两岸投资都是有增量的。他说，虽然可能万通的生意做得不是全球最大的，赚钱不是最多的，但每件事都是对全球、对社会、对个人有增量的，这就是他的选择。
冯仑常对别人说，一个人如果心灵自由了，那他几乎就成了神的邻居，会变得开阔，有历史感，纵深感，有思辨。这样，看问题就能不仅仅局限于看见、看到、看清，还能够看透、看破、看穿。顺带的，也享受了思考的乐趣。
“无时间，无角色，无是非，无金钱，你就变成了一个淡定哥。”冯仑正一步步向自己梦想中的“淡定哥”靠近。
他是学者，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
他是国家干部，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任职。
他是企业家，自1991年开始，以“梁山模式”与他人结成“海南六兄弟”，共创了万通的神话。
他还有很多称谓，如大师级精神领袖、商界思想家、学者型开发商……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冯仑绝对是当下地产界的风云人物。他经常在业界发声，他所特有的冯氏语录赤裸而深刻，无遮无拦。“理想丰满”，既是冯仑对自己的评价，也是业界对他的认知。
从庙堂到江湖
冯仑把从政和经商比喻为居于庙堂和行走江湖两种人生状态。而他，两者都行得通。
冯仑出生于陕西西安，是“文革”后的第二届大学生。他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1984年毕业于中央党校。1984年至1991年属于“居庙堂”之上——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冯仑自然深谙正统意识形态及其语言方式，进而养成了他日后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决策习惯。
冯仑走向“江湖”始于1991年，这一年，风往海南吹，无数“三无”（一没钱，二没满意工作，三没幸福生活）青年怀揣梦想来到海南，后来的“万通六兄弟”就在其中，他们分别是冯仑、王功权、王启富、刘军，以及后来会合的海南体改所的易小迪、潘石屹。不同于其他人，六兄弟除了梦想之外，还有理想，他们创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
冯仑将万通六兄弟称为“梁山模式”——“座有序、利无别”，股权利润完全平分。从那时起，冯仑就成了万通的精神领袖，为万通立下了一系列“军规”，倡导正派执著，有责任感，追求理想，有牺牲精神。冯仑说：“你境界高，大家都高，合作空间才大。”正是由
于兄弟合心，所以他们很快就从海南的农田里刨出了“第一桶金”。1993年，万通进军北京，揭开了北京房地产开发市场化运作的序幕。
然而，商业关系最终还是要回到商业层面上来。渐渐地，六兄弟在企业经营理念、决策、资源分配等方面发生了分歧，就在万通总资产达到70亿元时，“梁山模式”走向完结。1995年，六兄弟正式分手。
分手后的万通六兄弟都实现了各自的精彩。冯仑、潘石屹和易小迪成为地产界大鳄，王功权成为知名的风险投资家，王启富和刘军也在其他领域开创了一番事业。他们无疑是中国地产业的第一代人。
冯仑既得“庙堂”真味，又谙“江湖”之势，因此，就如他自己所言，“站的高，尿的远”，常常在业界弄出很大的声响来。
1993年，冯仑在北京组建了万通地产，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华联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使万通集团在几年内总资产增长逾30亿元。
1999年，冯仑与深圳万科的王石、河南建业的胡葆森等联合，发起并成立了中国首家房地产策略联盟机构——中城房网，发起“新住宅运动”。同年又推出“新新家园”品牌——中国第一个实施注册的高档住宅品牌，开创了地产品牌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2003年，冯仑策划并积极推动大型电视专题片《居住改变中国》的拍摄，同年10月，又倡导发起“绿色生活论坛”，在中城房网内部提倡企业责任与社会价值，率领万通地产扛起绿色环保大旗。
冯仑身兼多职，既是万通控股董事长，也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还是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华本地产俱乐部荣誉董事长，同时还是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中城联盟”的发起人和“新住宅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冯仑的一系列活动，搅得中国地产业波涌连天。在地产中国网举办的红榜评选活动中，他连续三次上榜，2011年被评为“最国际的转型地产商”；2010年被评为“最具创意的地产理想家”；2009年被评为“最新潮的地产思想家”。2011年，他主动退出万通地产董事长之位，并提出万通要继“吃软饭、戴绿帽、挣硬钱”之后，将“鼓干劲、争上游、赢未来”作为目标，在三年内实现整体上市。
体制原罪说
作为地产界的大鳄，冯仑的言谈和思想的确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他的许多言论标新立异，不得不让人佩服。
冯仑认为，中国人自由探讨现代化问题始于清朝末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推翻清王朝才一百多年，其间，民营企业真正持续稳定发展也就最近30年。
冯仑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清理体制原罪的同时解放生产力。冯仑所谓的“体制原罪”，是指公有制的设计把私人的东西全都消灭干净，不允许人们创造财富。而在清理“原罪”的过程中，由于尚无先例，所以不得不允许在法律还不健全的时候大家先干起来再说，这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政府领导了30年改革开放，肯定是主流，而政府的主流是健康的。在冯仑看来，企业只有和政府合作，才能走得更平稳长远。他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比喻成处于同一场牌局的牌友——政府永远是发牌的，而企业负责接牌，政府主导整场牌局的走向，企业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的牌吃透，并努力打好这副牌。
冯仑认为，任何地方的民营企业跟政府都是接牌和发牌关系。至于政府如何制定游戏规则，有的地方可能双方会事先有个博弈的过程，如果双方经过足够的思想碰撞，最终产生的政策就相对完美。而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政府制定规则前，按规则、按程序与企业进行的博弈还严重不足，这就导致事后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于人们普遍认为民营企业总与腐败事件相关联的看法，冯仑提出了不同观点，他在《野蛮生长》一书的序言里，以《清清白白的汤唯干干净净地脱》为题，来类比民营企业家的心态。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些隐私或羞于见人之处，但是它敢在众人面前曝光，这一“脱”，坦坦荡荡，清清白白。更何况，企业不断为国家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这不也是一种清白吗？ 冯仑强调，民营企业家要做夜总会舞女中的“处女”，“只要花点儿时间甄别，我们肯定是好人。在特殊的场合，你难免会被要求跳舞、唱歌，摸一下手。没问题，我们也要生存，摸一下就摸一下，我没有纯洁到不让摸，但是你要掌握分寸，不要随便乱摸，万一摸出事，将来扫黄，好人坏人分不清楚，那就麻烦了。”
冯仑始终认为民营企业是清白的、干净的，是合法的、合理的、合乎规范的，是道德的。尤其是中国进入新经济时代，《公司法》、《劳动合同法》出台后，这相当于运动场上给出明确的游戏规则。“以前我们是在农村的场院，那里没有跑道，没有教练，没有比赛规则，你说我跑错了我还不服气——你凭什么就说我跑错了？现在，市场规范了，企业有法可依了，企业知道在哪个位置、向哪个方向跑，这样，我们就能跑出冠军了。谁敢犯规，咱们有事说事，有罪罚罪。今天，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只要违法，一律都要追究。”
对于经济体制问题，冯仑认为，应该历史地看问题，不要急于定论，只有将其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洗刷沉淀后，才能看清它的对和错。而过去错的恰好是未来对的开始，如果没有过去的错，怎会有以后的对？
另一方面，冯仑也不认同官商必然勾结的社会现象，他并不觉得中国有那么多贪官，他认为，贪官的概率大概只有1%左右。
演员、观众与座次
冯仑把历史比作戏剧，而企业家就如同剧院里的观众，“一定要记住，自己不是演员，是观众。谁是演员呢？政治家是主角，大企业家算半个演员，是配角。在这个剧场里，我们作为观众有时候处于后排，有时候侥幸坐到前排。当坐在后排的时候，会嚷嚷得声高一点儿：‘我看不见了！’但是坐中间的时候，歪着脖子看看，能看就看，不能看就将就着。等到了前排，啥都看见了，还就不吱声了。民营企业家就好比不同座次的观众，越往前排越不吱声，到了最前排就开始鼓掌了。”
在整出历史舞台剧里，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冯仑认为，关键是要找准位置：我们是在中场看戏的。他说，他没有往前排挤的欲望，不会没事自己搬个板凳往前蹭。
“话说回来，在中国做企业，这场戏也不可不看。十里八乡都在哄传，外面敲锣打鼓演戏呢，只有你老是看不着，抓心挠肝的是吧？”他说，“这不行。我要求很低，只要能进剧场，能看得见、听得清就行。至于位置，那要看机缘。当然也期待找个好位置，看得更明白点儿，但是人家不让过去我就不过去，”这就是冯仑所说的“有期待、不僭越”。
如果除去那些形象但偶有不经的调侃，冯仑其实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他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出道20多年，冯仑做企业的价值观就是守正出奇。说到底，就是依法做生意，依规做生意，跟政府良性互动，不走灰色地带，也不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冯仑坚信，生活中遇到再多的挫折都不要放弃，好人和坏人的回报，如果从经济学上讲，福利曲线特别不一样，坏人的回报很快，比如偷东西、打劫，一下子钱就到你口袋了，但做坏事不能重复，因为容易被抓；打工赚钱很慢，创业也是，赚钱链条很长，钱要经过很多环节才能装进口袋，但可以重复，可以持续，累加起来，20年打工、创业赚的钱肯定比打劫多，而且还被人尊敬。
作为企业家，冯仑认为把握好“三性”很重要，就是批评性、建设性、专业性。他认为，我们表达意见是一种批评，但我们还是强调要把这个戏演下去，这叫建设性。咱们把观众做好，你别在看戏的时候乱喊乱叫，这不合适。有问题解决问题，椅子不舒服咱修椅子，墙面不好咱补墙，这叫专业性。
冯仑的言谈不乏批评性，如，他说“国五条”这个政策感觉有点儿像应景，应“两会”的景。每年“两会”前都打压房地产，已经成为一个周期——“两会”前纷纷表态，纷纷打压，比谁打压得猛。“两会”以后，（房价）五六月松弛，八九月抬头，10月份达到一个小高潮。到下次“两会”前又打压……十年如一日。
再如，政府规定，个人出售自有住房要征收20%个
人所得税，为了避税，一些售房者绞尽脑汁，奇招迭出。对此，冯仑秉承了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贯作风——他说，政府征收那20%，好像没生活在地球上似的。当你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微观的反应。也就是说，当你制定20%的税赋时，你应该能想到别人会闹离婚。
制度选人与系统有效
凭借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冯仑认为民营企业的选人机制，最好能够逐步变成让制度选人，让业绩证明人，让价值观凝聚人，让事业激励人。在事业传承上，企业家面对的不应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所有人。
公司的中级管理者和高管也都应该用制度来选。他举例说，在美国政府观看拉登被击毙的电视直播画面里，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坐在正中间的位置——这反映了美国的制度授权清楚，中间的位置留给主要责任人。
冯仑进一步说，奥巴马在竞选前也就相当于中国一科级干部，通过一年半的全美演讲，竞选成总统。这个过程就是制度选人，就是根据第三方规则在透明环境下进行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进入和胜出的机会。
冯仑同时指出，制度选人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公司也应如此，如果是相对集权的体制，一个人说了算（即所谓拍板快），虽然决策成本低，但这必然造成后期的执行成本高。因为你一下子拍板了，底下人都没理解，大家没有参与讨论，执行的时候经常会阳奉阴违。结果，纠错的成本极高。
冯仑的结论是，从公司治理来说，一定要避免把创办者、大股东变成集权制度下的神，避免放纵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家执行的时候东倒西歪、最后自尝苦果的悲剧。应该建立一种好的治理结构——将决策的成本适当提高，虽然时间可能会拖长一点儿，但所有的决策都能有效执行，即使有缺陷，在执行过程中也会被提出来及时修正。这种决策和执行方式的好处在于，虽然整个过程可能小错不断，但基本上大错不犯，这不失为系统有效的方法，最终总可以积小胜为大胜。
保持心灵自由
曾经有人问冯仑，这么多年办企业怎么还有时间写书、做立体城市，哪来那么大动力和时间精力，甚至还能提出些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冯仑在博客中回答：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儿童能触摸到真实，就因为没有成人思维模式的束缚。做企业，也需要保持心灵自由，如此，就可以不断打破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以及一些成见带来的壁垒，可以想得很开阔，能够对人生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
对于冯仑来说，所谓的精力旺盛其实就是少睡觉、多做事。他写《理想丰满》就是从睡眠里挤出时间完成的，那段时间公司事情特别多，还有立体城市的推动和各种议程安排，他大概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断断续续写了8个月。
心灵自由是一种人生态度，少睡觉是一种体力活儿，但这两个选择都基于他想要把人生有限的时间价值最大化。
冯仑希望自己做的是对社会、对个人人生有增量的事情。所谓有增量，比如说赚钱，同样多赚一块钱，如果说要选择在台湾做还是在河南、山西做，那他则选择台湾，所以他们在台湾投了一个小项目，叫“台北2011”。这样，两岸经贸往来，作为大陆第一个投资台湾的地产项目，他会对台湾的了解越来越深，对他人生有增量，对台湾和大陆的经贸合作、两岸投资都是有增量的。他说，虽然可能万通的生意做得不是全球最大的，赚钱不是最多的，但每件事都是对全球、对社会、对个人有增量的，这就是他的选择。
冯仑常对别人说，一个人如果心灵自由了，那他几乎就成了神的邻居，会变得开阔，有历史感，纵深感，有思辨。这样，看问题就能不仅仅局限于看见、看到、看清，还能够看透、看破、看穿。顺带的，也享受了思考的乐趣。
“无时间，无角色，无是非，无金钱，你就变成了一个淡定哥。”冯仑正一步步向自己梦想中的“淡定哥”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