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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扩大内需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且还是使得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稳定富强的长久之计。扩大内需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最优选择。当前中国扩大内需还存在收入与消费不协调、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较少、投资占比过高与城镇化不完全等问题，应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切人点，积极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优化投资的质量与效益、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实现内需扩大与民生改善的双赢。
〔关键词〕 扩大内需；民生；消费；投资；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91-0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其中出口的扩大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不景气，对中国出口造成了较大冲击。加上，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原来那种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安定稳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而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因此，扩大内需必须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中国扩大内需的现实意义
（一）扩大内需是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口的扩大支撑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通过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只是数量上的增长，没有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且当前中国仅依靠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而扩大内需则是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实际上，外需的不景气只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短期原因，而根本的、长期的原因在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过去，中国凭借着人口红利和土地要素红利，在国际贸易中具备了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低成本优势，但现在这两大红利却正在逐渐消失。一方面，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已经到达极限，劳动力也不再廉价，多地甚至出现了民工荒，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土地资源也不再无限供给，近年来中国建设用地紧张，土地价格飙升，使得中国的土地要素红利也逐渐消失。因此，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更多依靠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发展。
（二）扩大内需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有力引擎
当前，中国内需市场仍然是一块巨大的蛋糕，潜力无限，亟待进一步开发。内需的有效扩大能够支撑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无论是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还是信息化，都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与消费潜力。从需求群体上看，中国拥有13亿人口，消费与投资需求群体庞大，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巨大市场；从需求类别上看，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居民需求的差异也较大，市场需求呈现出多元且多級的特点；从消费能力上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民财富已经居于世界第二，居民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中国政府和居民都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从消费供给上看，近年来，中国重视内需的扩大，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建设，新兴服务带动新兴消费，新型消费经济正蓬勃发展。投资和消费是内需的组成部分，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驾重要马车。当前，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扩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扩大内需是改善中国民生的有力抓手
当前，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但是中国的民生问题，如就业、收入分配、养老、教育等问题却也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好民生问题，是当前摆在中国面前的一大课题。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相辅相成，民生的改善能够支撑内需的进一步扩大，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举，而扩大内需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又是改善民生的有力抓手。第一，扩大内需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内需更为重要的是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的题中之义则是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及福利水平，因此，扩大内需的同时也改善了民生。第二，扩大内需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通过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有利于盘活农村和中西部经济，提高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和东西部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第三，扩大内需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扩大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可以看到，近年来通过扩大内需，中国在铁路、公路特别是高铁等方面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也给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第四，扩大内需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通过扩大消费与投资，有利于激活市场经济，从而进一步刺激市场对用工需求的增加。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不仅仅只是短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且还是使得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稳定富强的长久之计。
二、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中国对扩大内需的认识有所深入，成效逐渐显露。但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制约着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中国是难以真正深层次地扩大内需的。姚景源研究员在评价中国扩大内需的成效时指出，中国在扩大内需方面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根本性的成就。[1]
（一）收入与消费不协调，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收入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紧密相关。当前中国居民消费不振最直接的原因，可以说，就是因为居民收入没有得到合理增长。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收入没有得到有效增长的前提下，扩大内需就是个“伪命题”。[2] 1.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财富居于世界第二，人均GDP和居民人均收入都实现了稳步增长。但是从增速上看，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却增长缓慢，远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如图1）。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41908元，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是1978年的18.5倍，折合约8.7%的年均增长率。而201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是1978年的12.3倍，年均增长仅约为7.4%；农村居民纯收入仅8896元，是1978年的14.8倍，年均增长约为8.0%。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却增长缓慢。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年增长率相差约0.7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年增长率相差约1.3个百分点，这就是民富与国富之间的差距。居民在创造世界第二的国民财富之后，并没有充分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GDP快速增长了，但居民收入却没有实现同步增长的增长，是“只长骨头不长肉”的。从这个角度看，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导致中国消费长期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直接影响了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
2.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虽然这已是十年来最低水平①，但仍超过国际“警戒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依然严峻。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见表1）。201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可支配总收入中仅占62%，比2000年降低了5.5%；而政府收入与企业收入占比则分别提高了5.0%和0.6%。另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前资本分配所得较多，而劳动分配所得较少，已经严重影响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增加与消费水平的提升。据统计，2012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仅45.6%，比1990年降低了7.8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在GDP中所占比重为25.7%，比1990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都高于50%，且呈上升趋势。[3] 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偏低，亟待进一步提升。根据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分配不均衡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会致使社会总消费量出现下降。当前，中国的消费需求疲软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个民生问题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较少，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中国居民储蓄高企，挤出了大量消费。据统计，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40万亿元，人均储蓄也已经超过3万元，中国不仅储蓄总额在世界上排名第一，而且人均储蓄额也位居世界前列。③追究中国储蓄率高企而消费率较低的原因，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先储蓄后消费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较少，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中国居民的税收负担很重，但跟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高税负并没有带来高福利，大部分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高福利。虽然中国的公共服务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与国际相比，中国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仍然偏低。如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社会民生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高收入国家甚至高达12%，而中国仅约为2%；世界各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约为6%，而中国仅为1%；世界各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6%，而中国却还不到4%，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
根据经济学原理，若收入是持久的，则居民可能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若收入是暂时的，则居民可能将大部分用于储蓄。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最重要、最主要的职能之一，较高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能够使得居民生活无后顾之忧，有利于改善民生，进而促进居民的消费。而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仍然较少，无法有效满足居民需求，导致居民倾向于多储蓄、少消费，为未来的高预期支出被动做准备。从中国的高储蓄来看，中国的居民收入似乎并不低，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假象，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收入，更难以有效转化为高消费。由于中国基本公共支出较少，使得居民不得不将收入中的一大部分储蓄起来，被动地购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住房、医疗、教育的“难”“贵”问题已经成为了压在人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仅降低了大部分居民的幸福感，而且挤出了居民大量的其他消费；养老问题的凸显也增加了居民未来的预期支出，从而影响了居民对当前消费的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民生問题之一，也是制约内需有效扩大的一大瓶颈。
（三）投资占比过高，挤占了消费的空间
扩大内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切实改善民生，进而扩大居民消费，而不应是盲目投资于重复建设。当前中国内需结构存在着消费占比明显偏低，而投资占比却明显偏高的问题，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不协调，影响了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从二十一世纪初至今，中国消费的贡献率基本都明显低于投资的贡献率。2013年中国消费贡献率为50%，同比下降幅度高达9.26%，而投资贡献率则超过54%，同比增长了15.74%；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国际上消费的贡献率平均高达75%，投资贡献率仅约为23%。可以看出，中国消费的贡献率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而投资的贡献率则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的消费与投资存在较大的不协调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都较快，且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而中国的消费不仅是最短的“木板”，而且还是最慢的“马车”（见图2）。中国投资占比过高背后还隐藏着投资结构的不均衡，中国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第二产业，房地产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国的支柱产业，而第三产业则投资增速慢、占比较低，导致中国低端工业产能过剩，购房消费挤出大量其他消费，而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而在消费中，政府消费又占据了较大份额，如2013年政府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占了27.4%，导致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被压低，居民消费率仅为34%，远低于美国69%的居民消费率水平，甚至比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水平还低十几个百分点。①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居民的消费需求被严重抑制了。本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最直接的表现则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但中国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倒置”问题，即牺牲居民消费去支撑高出口以及高经济增长水平。一方面，大量消费品被生产，另一方面，居民却无法扩大自身的消费。居民消费水平严重偏低是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城镇化不完全，制约了农民工消费潜力的释放
中国城镇化水平虽然实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但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另外，中国的城镇化是不完全的，是一种“伪城镇化”。城镇化的实质应该是人口的城镇，核心是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而中国的城镇化却存在着明显的“城镇地域化” 或“行政区划化”问题，即中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大量人口“被”城镇化，导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和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53.7%的城镇化率是根据中国常住人口计算出来的，如果按户籍人口算，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6%。这二者之间相差17.7%，而这17.7%的差距却意味着中国2.34亿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5]中国的户籍制度与福利待遇相挂钩，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却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如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就导致农民工在城镇缺乏归属感与安全感，不敢也不愿在城镇多消费。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能够使农民工通过市民化，拓宽收入渠道，提升消费意愿，进一步壮大城镇消费群体，使得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能够刺激城镇对住宅、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等方面建设的庞大投资需求。一般来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约为农村居民的3倍，如果农民工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的转变，那么将极大地拉动城镇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本来农民工群体是一个消费潜力巨大的群体，但受制于户籍制度，这样一个消费群体的庞大潜力被大大抑制了，这就是不完成城镇化带来的消费不足[4]。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内需扩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实现路径
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举。中国要想进一步扩大内需，根本在于解决民生问题、改善民生。中国应以改善民生为切人点，努力实现内需扩大与改善民生的双赢。针对当前扩大内需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内需的三条实现路径。
（一）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当前中国扩大内需更为重要的是扩大消费。中国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有效释放，能够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应增加有效消费需求和有效消费供给。
1.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从需求方面来看，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只有居民拥有合理的收入且无后顾之忧了，消费需求才可能真正旺盛起来。以农村市场为例，占全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约为8896元，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①再加上社会民生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远未被充分开发。
一方面，要增加居民收入，特别要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使得居民有钱可花。收入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也是影响中国内需扩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应该加大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从制度层面上看：一要有底限，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工资水平，以保障民生、保障消费需求。韩国自1988年开始实行《最低工资法》，制造业工人工资涨幅最高达90%，有力地推动了消费的增长。二要有增长，韩国职工工资有着较为完善的增长机制，其将职工工资水平与上一年度经济增长水平、通货膨胀水平等相挂钩，基本实现国民收入增长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以及物价上涨水平相当，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比1970年的水平，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6]居民消费得以较快增长，2013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至51%。②中国应借鉴韩国经验，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物价上涨情况，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三要有权利。发达国家工会力量强大，工人权益受保障，居民呈现高消费状态。中国应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加大力度保障劳动者权利，释放工人消费潜力。2014年北京大学发布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2012年，中国顶端1%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超过全国总财产的1/3，而底端25%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仅约为全国总财产的1/100。[7]因此，除了要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之外，取缔隐性收入与灰色收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也至关重要。以税制改革为例，应该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以家庭为征税对象，实行综合征税，减轻家庭税收负担的同时，使税负也更加公平，这种做法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已经比较成熟與普遍。总的来说，既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使得居民无后顾之忧，有钱敢花。以社会民生保障为例，当前中国社会民生保障存在高度“碎片化”问题，社保缴费率高企，居世界第一，严重制约着民生的改善和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学者蔡昉提出，只要给20%的低收入群体增加一项社会民生保障，就能使其增加100亿元的消费支出。从美国经验来看，1933年受经济危机影响，美国私人消费仅4848亿美元；通过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案》，美国私人消费水平不断攀升；至今，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居民消费率最高的国家，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①可以看到社会民生保障这方面的空间很大。虽然中国社会民生保障方面已经实现了长足进步，但当前中国养老保险还未真正实现全覆盖，多保并存、保险待遇悬赏等问题也仍然存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之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缴满15年才能享受相应福利，否则就白缴费了，导致大部分农民工和城镇非从业居民被迫选择参加待遇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民生保障的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因此，要提高城乡低保水平，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的贯彻实施，建立健全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用制度红利来维护公平，刺激消费。从教育方面来看，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教育支出占据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大部分，较大程度上挤出了其他消费。发达国家基本都已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全覆盖，中国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重点发展的地位，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力度，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从医疗保障方面来看，应继续扩大和提高基本医保的覆盖面及保障标准，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让看病不再“难”、不再“贵”。从住房方面来看，住有所居是全体人民最大的梦想与最现实的需求。澳大利亚对没有能力买房的群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联合资助其买房或给其提供廉租房，中国应该借鉴澳大利亚的优秀经验，以改善人民福祉为根本目的，通过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完善住房价格调控机制等，打消居民买房巨额预期支出的后顾之忧，增加刺激居民的当前消费等措施。 2. 增加有效消费供给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有所提高，消费需求也不断升级，但由于国内消费供给的不足以及供给质量的欠缺，导致中国部分消费转向了国外，如奢侈品消费、奶粉消费、汽车消费等，如果这些境外都能转化为国内消费的话，对内需将起到极大的拉动作用。因此，构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不仅要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还要解决消费供给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李克强总理提出，服务业有效供给的增加、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中国巨大的内需潜力得以释放。应该完善服务、刺激消费，如加大力度促进服务于信息消费、绿色消费、老人消费、儿童消费市场的建立健全，充分挖掘市场消费需求潜力。以信息消费为例，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新型消费业态，信息消费具有巨大的潜力。到2014年第三季度为止，信息消费的规模已经达到1.9万亿元，同比增长18%，明显高于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目前全国行政村宽带的覆盖率高达92%，中国的网购市场已位居世界第二，②可以看出中国的服务经济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要优化消费环境。一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消费金融产品使提前消费成为可能，在发达国家中已经广受应用。以汽车消费为例，美国汽车消费中高达八九成都有使用消费贷款。据汽车之家网站的调查显示，中国超过90%的被访者表示会考虑使用汽车金融产品，只有不到4%的被访者不愿意使用金融产品，而中国目前只有12%的用户使用了汽车金融产品。③可以看到，金融产品的缺失，已经影响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的增长。因此，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用宽松的信贷条件来鼓励消费，促进居民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二要建立健全诚信服务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很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消费环境的优化，使得居民消费意愿和满意度都很高，从而呈现高消费的状态，而中国的消费环境则亟待进一步改善。以食品安全问题为例，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繁，从而大大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食品安全是民生之大计，韩国政府将食品安全问题列为四大恶之一，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中国必须重视市场监管的加强，严厉打击不法分子，营造良好的消費环境，努力提升消费的满意度与幸福感，从而增强居民消费的意愿。
（二）优化投资的质量与效益
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应该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投资质量的改进与效益的提升。从某种意思上来说，中国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误入歧途了，为了投资而投资，投资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化工业的低端，投资不仅对消费的贡献率不高，而且还造成了较大的浪费，实际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因此，要想扩大内需，必须从民生出发，切实优化投资的质量与效益。
1. 优化投资结构
优化投资结构既要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还要优化投资的区域结构。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一要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目前，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6%，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7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也有53%的水平，[5]中国成为了全球服务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可以看到，中国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多的欠账和很大的发展空间。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在服务业，因此，应该加大对服务业方面的投资，特别要加大对关系民生事业的投资，如对文化教育、娱乐休闲、医疗保健等的投资。二要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与优化方面的投资。首先，中国环境问题较为严峻，如雾霾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应加大对环境保护、节约能源、降低排耗方面的投资。其次，中国高精尖技术受制于人，产品附加值较低，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汽车主要依靠国外资本与技术，仅获得约三成的利润。因此，应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资。再次，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的低端，高端重化工业，如装备制造业投资不足。习近平主席曾明确提出，装备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脊梁。因此，应改造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等传统产业，加大对高端重化工业的投资。三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如加大对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等的投资；四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建立健全农业合作组织以及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加大对农业技术、农村基础设施、农村能源的投资等，以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规模。
另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的区域结构。中西部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与中西部基础设施不完善、消费市场秩序落后有着不可分割关系。因此，优化投资的区域结构也不可忽视。东部地区的投资量已经较多，进一步的投资应致力于质的提高，如注重提升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完善相关基础设施等。另外，要重视加大对中西部的投资，包括对中西部投资数量的增长以及投资质量与效益的优化。如给予中西部优惠的投资政策，鼓励、吸引多方投资；加快中西部产业转移承接方面的投资；增加对中西部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中西部环保节能方面的投资等。
2. 完善投融资机制
从制度方面，应完善投融资机制，以提高投资的质量与效益。一方面，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对扩大中国内需、改善民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约八成的融资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这不仅不利于资金的有效利用，而且还缺乏对技术创新的鼓励。应该学习美国优秀经验，充分利用市场本身的力量，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得企业融资主要依靠股票市场，政府融资主要依靠债券市场，进而鼓励创新，激活市场。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支持、鼓励力度，建立健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创新优化金融产品，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二要完善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营造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环境；三要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充分发挥市场对资金的配置作用等。
另一方面，要扩大民间投资。扩大民间投资不仅能够使得投资更加有效，而且还能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渠道，起到增加消费的作用。当前，民间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3年，民营企业数量已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82%，对GDP的贡献率高达60%。①虽然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支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相关政策，但是政策的落实效果并不显著，民间投资还是难以进入中国的重要投资领域，这就阻碍了民间投资活力与优势的发挥。追究民间投资捉襟见肘的深层次原因，关键在于民营经济根本没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和竞争地位。与国有企业这个“大儿子”相比，民营企业永远低人一等。因此，要想进一步扩大内需，必须扩大民间投资，通过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切实降低民间资本投资的门槛、放开民间投资的领域，赋予民营经济完整的法律地位和竞争地位。 （三）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李克强总理提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8]城镇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引擎之一，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与投资潜力。辜胜阻教授提出，城镇化仅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替代10万亿元的出口；如果按照当前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中国消费总水平将可以从10万亿元的水平上升到20万亿元的水平，可以维持年均20亿元的投资规模20年。②同时城镇化建设还对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正是扩大内需的应有之义。因此，应该把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核心，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然而户籍制度却严重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因此应该加快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有学者提出，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之间存在60多种不平等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是最不公平的制度，它将农民工排除在基本民生福利之外，使农民工无法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无法真正实现市民化。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2年中国农民工达2.6亿人，而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仅约为4543万人。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农民工是没有享受到城镇养老保险福利的。①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人数已经占全国总人数的17%左右②，他们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工作、生活没有保障，预期支出较大，导致这个庞大群体的消费潜在被扼杀在了摇篮中。城镇化建设应该以改善人民生活为根本，不应该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应该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根据城镇当地具体情况，实行差别化政策，合理有序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逐步适当放松大城市的落户条件。
另一方面，还应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改革，重视社会保障、就业、住房、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致力于改善民生，避免农民“被上楼”。带有明显歧视性质的暂住证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应加大力度建立健全居住证制度，将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居住时间联系起来，让没有城镇户籍的常住农民工也能逐步在城镇享受教育、就业、医疗、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应重视农村相关产权制度，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民享受到更多财产权利；应拿出土地收益中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的解决等。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城，解决好农民工的进城问题，是解决当前民生问题，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必经途径。
2. 优化城镇布局与功能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存在明显的地域化倾向，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2014年，东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2%，而中部、西部的城镇化率却分别只有49%和45%。[5]中国城镇化布局的不均衡，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影响了中西部地区内需的扩大。大城市应该在吸纳新增人口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大城市的吸纳能力也是有限的，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必然带来就业竞争的激烈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因此，中国城镇化的不能搞“摊大饼”，而应该致力于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功能的提升，以改善民生，吸引更多人口落户，进而促进地区均衡发展，进一步扩大内需。具体来看，一方面，要合理规划新型城镇化布局。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大大刺激当地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可以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西部地区，科学规划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模与布局，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尽快实现大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目标，刺激当地内需的扩大。同时，应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通过将城市发展要素，特别是先进技术与人才资源带入到农村，并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带动农村发展，实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挖掘农民的内需潜力。另一方面，要提升城镇功能。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应该致力于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对人需求满足程度的不断提升，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应该学习欧洲模式。以德国为例，德国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小城镇中，究其原因，在于德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交通等功能都与大城市基本处于同等水平，因此，大部分德国人更愿意居住在小城镇。中国应借鉴欧洲经验，注重中小城镇产业集聚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如通过发展当地产业，集聚就业人口，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近从业的积极性；不断完善中小城镇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优化当地医疗、教育、娱乐资源与服务；加大保障房与公租房建设力度，逐步解决住房问题等。
〔参考文献〕
[1] 冷兆松. 扩大内需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基点——扩大内需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研究述评[J]. 管理学刊，2013，26（3）：34-35.
[2] 寻找中国内需的源动力. [EB/OL].[2013-02-09]. http：//jingji.cntv.cn/20130209/ 102897.shtml.
[3] 贺叶玺. 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分配格局调整之对策建议[J].学术论坛，2013（5）：122-126.
[4] 常欣.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路径选择[EB/OL].[2013-10-10].http： //www.71.c n/2013/1010/738374.shtml.
[5]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
[2014-03-17].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4-03/
17/c_126276532.htm.
[6] 方辉. 韩国扩大内需的有关做法和启示[J]. 当代世界. 2013，（1）： 60-61.
[7] 张心怡. 北京大学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N]. 光明日报，2014-08-05，（13）.
[8] 李克強.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J].求是，2012（4）：3-10.
（责任编辑：柯平）
〔关键词〕 扩大内需；民生；消费；投资；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91-0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其中出口的扩大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不景气，对中国出口造成了较大冲击。加上，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原来那种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安定稳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而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因此，扩大内需必须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中国扩大内需的现实意义
（一）扩大内需是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口的扩大支撑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通过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只是数量上的增长，没有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且当前中国仅依靠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而扩大内需则是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实际上，外需的不景气只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短期原因，而根本的、长期的原因在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过去，中国凭借着人口红利和土地要素红利，在国际贸易中具备了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低成本优势，但现在这两大红利却正在逐渐消失。一方面，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已经到达极限，劳动力也不再廉价，多地甚至出现了民工荒，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土地资源也不再无限供给，近年来中国建设用地紧张，土地价格飙升，使得中国的土地要素红利也逐渐消失。因此，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更多依靠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发展。
（二）扩大内需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有力引擎
当前，中国内需市场仍然是一块巨大的蛋糕，潜力无限，亟待进一步开发。内需的有效扩大能够支撑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无论是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还是信息化，都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与消费潜力。从需求群体上看，中国拥有13亿人口，消费与投资需求群体庞大，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巨大市场；从需求类别上看，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居民需求的差异也较大，市场需求呈现出多元且多級的特点；从消费能力上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民财富已经居于世界第二，居民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中国政府和居民都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从消费供给上看，近年来，中国重视内需的扩大，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建设，新兴服务带动新兴消费，新型消费经济正蓬勃发展。投资和消费是内需的组成部分，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驾重要马车。当前，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扩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扩大内需是改善中国民生的有力抓手
当前，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但是中国的民生问题，如就业、收入分配、养老、教育等问题却也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好民生问题，是当前摆在中国面前的一大课题。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相辅相成，民生的改善能够支撑内需的进一步扩大，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举，而扩大内需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又是改善民生的有力抓手。第一，扩大内需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内需更为重要的是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的题中之义则是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及福利水平，因此，扩大内需的同时也改善了民生。第二，扩大内需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通过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有利于盘活农村和中西部经济，提高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和东西部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第三，扩大内需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扩大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可以看到，近年来通过扩大内需，中国在铁路、公路特别是高铁等方面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也给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第四，扩大内需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通过扩大消费与投资，有利于激活市场经济，从而进一步刺激市场对用工需求的增加。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不仅仅只是短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且还是使得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稳定富强的长久之计。
二、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中国对扩大内需的认识有所深入，成效逐渐显露。但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制约着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中国是难以真正深层次地扩大内需的。姚景源研究员在评价中国扩大内需的成效时指出，中国在扩大内需方面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根本性的成就。[1]
（一）收入与消费不协调，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收入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紧密相关。当前中国居民消费不振最直接的原因，可以说，就是因为居民收入没有得到合理增长。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收入没有得到有效增长的前提下，扩大内需就是个“伪命题”。[2] 1.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财富居于世界第二，人均GDP和居民人均收入都实现了稳步增长。但是从增速上看，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却增长缓慢，远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如图1）。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41908元，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是1978年的18.5倍，折合约8.7%的年均增长率。而201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是1978年的12.3倍，年均增长仅约为7.4%；农村居民纯收入仅8896元，是1978年的14.8倍，年均增长约为8.0%。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却增长缓慢。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年增长率相差约0.7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年增长率相差约1.3个百分点，这就是民富与国富之间的差距。居民在创造世界第二的国民财富之后，并没有充分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GDP快速增长了，但居民收入却没有实现同步增长的增长，是“只长骨头不长肉”的。从这个角度看，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导致中国消费长期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直接影响了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
2.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虽然这已是十年来最低水平①，但仍超过国际“警戒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依然严峻。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见表1）。201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可支配总收入中仅占62%，比2000年降低了5.5%；而政府收入与企业收入占比则分别提高了5.0%和0.6%。另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前资本分配所得较多，而劳动分配所得较少，已经严重影响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增加与消费水平的提升。据统计，2012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仅45.6%，比1990年降低了7.8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在GDP中所占比重为25.7%，比1990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都高于50%，且呈上升趋势。[3] 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偏低，亟待进一步提升。根据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分配不均衡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会致使社会总消费量出现下降。当前，中国的消费需求疲软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个民生问题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较少，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中国居民储蓄高企，挤出了大量消费。据统计，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40万亿元，人均储蓄也已经超过3万元，中国不仅储蓄总额在世界上排名第一，而且人均储蓄额也位居世界前列。③追究中国储蓄率高企而消费率较低的原因，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先储蓄后消费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较少，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中国居民的税收负担很重，但跟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高税负并没有带来高福利，大部分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高福利。虽然中国的公共服务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与国际相比，中国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仍然偏低。如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社会民生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高收入国家甚至高达12%，而中国仅约为2%；世界各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约为6%，而中国仅为1%；世界各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6%，而中国却还不到4%，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
根据经济学原理，若收入是持久的，则居民可能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若收入是暂时的，则居民可能将大部分用于储蓄。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最重要、最主要的职能之一，较高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能够使得居民生活无后顾之忧，有利于改善民生，进而促进居民的消费。而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仍然较少，无法有效满足居民需求，导致居民倾向于多储蓄、少消费，为未来的高预期支出被动做准备。从中国的高储蓄来看，中国的居民收入似乎并不低，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假象，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收入，更难以有效转化为高消费。由于中国基本公共支出较少，使得居民不得不将收入中的一大部分储蓄起来，被动地购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住房、医疗、教育的“难”“贵”问题已经成为了压在人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仅降低了大部分居民的幸福感，而且挤出了居民大量的其他消费；养老问题的凸显也增加了居民未来的预期支出，从而影响了居民对当前消费的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民生問题之一，也是制约内需有效扩大的一大瓶颈。
（三）投资占比过高，挤占了消费的空间
扩大内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切实改善民生，进而扩大居民消费，而不应是盲目投资于重复建设。当前中国内需结构存在着消费占比明显偏低，而投资占比却明显偏高的问题，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不协调，影响了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从二十一世纪初至今，中国消费的贡献率基本都明显低于投资的贡献率。2013年中国消费贡献率为50%，同比下降幅度高达9.26%，而投资贡献率则超过54%，同比增长了15.74%；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国际上消费的贡献率平均高达75%，投资贡献率仅约为23%。可以看出，中国消费的贡献率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而投资的贡献率则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的消费与投资存在较大的不协调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都较快，且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而中国的消费不仅是最短的“木板”，而且还是最慢的“马车”（见图2）。中国投资占比过高背后还隐藏着投资结构的不均衡，中国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第二产业，房地产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国的支柱产业，而第三产业则投资增速慢、占比较低，导致中国低端工业产能过剩，购房消费挤出大量其他消费，而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而在消费中，政府消费又占据了较大份额，如2013年政府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占了27.4%，导致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被压低，居民消费率仅为34%，远低于美国69%的居民消费率水平，甚至比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水平还低十几个百分点。①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居民的消费需求被严重抑制了。本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最直接的表现则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但中国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倒置”问题，即牺牲居民消费去支撑高出口以及高经济增长水平。一方面，大量消费品被生产，另一方面，居民却无法扩大自身的消费。居民消费水平严重偏低是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城镇化不完全，制约了农民工消费潜力的释放
中国城镇化水平虽然实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但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另外，中国的城镇化是不完全的，是一种“伪城镇化”。城镇化的实质应该是人口的城镇，核心是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而中国的城镇化却存在着明显的“城镇地域化” 或“行政区划化”问题，即中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大量人口“被”城镇化，导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和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53.7%的城镇化率是根据中国常住人口计算出来的，如果按户籍人口算，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6%。这二者之间相差17.7%，而这17.7%的差距却意味着中国2.34亿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5]中国的户籍制度与福利待遇相挂钩，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却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如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就导致农民工在城镇缺乏归属感与安全感，不敢也不愿在城镇多消费。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能够使农民工通过市民化，拓宽收入渠道，提升消费意愿，进一步壮大城镇消费群体，使得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能够刺激城镇对住宅、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等方面建设的庞大投资需求。一般来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约为农村居民的3倍，如果农民工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的转变，那么将极大地拉动城镇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本来农民工群体是一个消费潜力巨大的群体，但受制于户籍制度，这样一个消费群体的庞大潜力被大大抑制了，这就是不完成城镇化带来的消费不足[4]。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内需扩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实现路径
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举。中国要想进一步扩大内需，根本在于解决民生问题、改善民生。中国应以改善民生为切人点，努力实现内需扩大与改善民生的双赢。针对当前扩大内需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内需的三条实现路径。
（一）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当前中国扩大内需更为重要的是扩大消费。中国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有效释放，能够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应增加有效消费需求和有效消费供给。
1.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从需求方面来看，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只有居民拥有合理的收入且无后顾之忧了，消费需求才可能真正旺盛起来。以农村市场为例，占全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约为8896元，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①再加上社会民生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远未被充分开发。
一方面，要增加居民收入，特别要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使得居民有钱可花。收入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也是影响中国内需扩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应该加大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从制度层面上看：一要有底限，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工资水平，以保障民生、保障消费需求。韩国自1988年开始实行《最低工资法》，制造业工人工资涨幅最高达90%，有力地推动了消费的增长。二要有增长，韩国职工工资有着较为完善的增长机制，其将职工工资水平与上一年度经济增长水平、通货膨胀水平等相挂钩，基本实现国民收入增长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以及物价上涨水平相当，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比1970年的水平，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6]居民消费得以较快增长，2013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至51%。②中国应借鉴韩国经验，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物价上涨情况，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三要有权利。发达国家工会力量强大，工人权益受保障，居民呈现高消费状态。中国应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加大力度保障劳动者权利，释放工人消费潜力。2014年北京大学发布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2012年，中国顶端1%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超过全国总财产的1/3，而底端25%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仅约为全国总财产的1/100。[7]因此，除了要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之外，取缔隐性收入与灰色收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也至关重要。以税制改革为例，应该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以家庭为征税对象，实行综合征税，减轻家庭税收负担的同时，使税负也更加公平，这种做法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已经比较成熟與普遍。总的来说，既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使得居民无后顾之忧，有钱敢花。以社会民生保障为例，当前中国社会民生保障存在高度“碎片化”问题，社保缴费率高企，居世界第一，严重制约着民生的改善和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学者蔡昉提出，只要给20%的低收入群体增加一项社会民生保障，就能使其增加100亿元的消费支出。从美国经验来看，1933年受经济危机影响，美国私人消费仅4848亿美元；通过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案》，美国私人消费水平不断攀升；至今，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居民消费率最高的国家，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①可以看到社会民生保障这方面的空间很大。虽然中国社会民生保障方面已经实现了长足进步，但当前中国养老保险还未真正实现全覆盖，多保并存、保险待遇悬赏等问题也仍然存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之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缴满15年才能享受相应福利，否则就白缴费了，导致大部分农民工和城镇非从业居民被迫选择参加待遇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民生保障的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因此，要提高城乡低保水平，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的贯彻实施，建立健全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用制度红利来维护公平，刺激消费。从教育方面来看，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教育支出占据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大部分，较大程度上挤出了其他消费。发达国家基本都已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全覆盖，中国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重点发展的地位，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力度，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从医疗保障方面来看，应继续扩大和提高基本医保的覆盖面及保障标准，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让看病不再“难”、不再“贵”。从住房方面来看，住有所居是全体人民最大的梦想与最现实的需求。澳大利亚对没有能力买房的群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联合资助其买房或给其提供廉租房，中国应该借鉴澳大利亚的优秀经验，以改善人民福祉为根本目的，通过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完善住房价格调控机制等，打消居民买房巨额预期支出的后顾之忧，增加刺激居民的当前消费等措施。 2. 增加有效消费供给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有所提高，消费需求也不断升级，但由于国内消费供给的不足以及供给质量的欠缺，导致中国部分消费转向了国外，如奢侈品消费、奶粉消费、汽车消费等，如果这些境外都能转化为国内消费的话，对内需将起到极大的拉动作用。因此，构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不仅要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还要解决消费供给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李克强总理提出，服务业有效供给的增加、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中国巨大的内需潜力得以释放。应该完善服务、刺激消费，如加大力度促进服务于信息消费、绿色消费、老人消费、儿童消费市场的建立健全，充分挖掘市场消费需求潜力。以信息消费为例，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新型消费业态，信息消费具有巨大的潜力。到2014年第三季度为止，信息消费的规模已经达到1.9万亿元，同比增长18%，明显高于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目前全国行政村宽带的覆盖率高达92%，中国的网购市场已位居世界第二，②可以看出中国的服务经济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要优化消费环境。一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消费金融产品使提前消费成为可能，在发达国家中已经广受应用。以汽车消费为例，美国汽车消费中高达八九成都有使用消费贷款。据汽车之家网站的调查显示，中国超过90%的被访者表示会考虑使用汽车金融产品，只有不到4%的被访者不愿意使用金融产品，而中国目前只有12%的用户使用了汽车金融产品。③可以看到，金融产品的缺失，已经影响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的增长。因此，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用宽松的信贷条件来鼓励消费，促进居民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二要建立健全诚信服务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很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消费环境的优化，使得居民消费意愿和满意度都很高，从而呈现高消费的状态，而中国的消费环境则亟待进一步改善。以食品安全问题为例，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繁，从而大大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食品安全是民生之大计，韩国政府将食品安全问题列为四大恶之一，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中国必须重视市场监管的加强，严厉打击不法分子，营造良好的消費环境，努力提升消费的满意度与幸福感，从而增强居民消费的意愿。
（二）优化投资的质量与效益
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应该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投资质量的改进与效益的提升。从某种意思上来说，中国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误入歧途了，为了投资而投资，投资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化工业的低端，投资不仅对消费的贡献率不高，而且还造成了较大的浪费，实际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因此，要想扩大内需，必须从民生出发，切实优化投资的质量与效益。
1. 优化投资结构
优化投资结构既要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还要优化投资的区域结构。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一要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目前，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6%，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7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也有53%的水平，[5]中国成为了全球服务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可以看到，中国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多的欠账和很大的发展空间。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在服务业，因此，应该加大对服务业方面的投资，特别要加大对关系民生事业的投资，如对文化教育、娱乐休闲、医疗保健等的投资。二要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与优化方面的投资。首先，中国环境问题较为严峻，如雾霾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应加大对环境保护、节约能源、降低排耗方面的投资。其次，中国高精尖技术受制于人，产品附加值较低，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汽车主要依靠国外资本与技术，仅获得约三成的利润。因此，应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资。再次，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的低端，高端重化工业，如装备制造业投资不足。习近平主席曾明确提出，装备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脊梁。因此，应改造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等传统产业，加大对高端重化工业的投资。三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如加大对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等的投资；四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建立健全农业合作组织以及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加大对农业技术、农村基础设施、农村能源的投资等，以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规模。
另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的区域结构。中西部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与中西部基础设施不完善、消费市场秩序落后有着不可分割关系。因此，优化投资的区域结构也不可忽视。东部地区的投资量已经较多，进一步的投资应致力于质的提高，如注重提升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完善相关基础设施等。另外，要重视加大对中西部的投资，包括对中西部投资数量的增长以及投资质量与效益的优化。如给予中西部优惠的投资政策，鼓励、吸引多方投资；加快中西部产业转移承接方面的投资；增加对中西部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中西部环保节能方面的投资等。
2. 完善投融资机制
从制度方面，应完善投融资机制，以提高投资的质量与效益。一方面，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对扩大中国内需、改善民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约八成的融资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这不仅不利于资金的有效利用，而且还缺乏对技术创新的鼓励。应该学习美国优秀经验，充分利用市场本身的力量，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得企业融资主要依靠股票市场，政府融资主要依靠债券市场，进而鼓励创新，激活市场。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支持、鼓励力度，建立健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创新优化金融产品，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二要完善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营造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环境；三要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充分发挥市场对资金的配置作用等。
另一方面，要扩大民间投资。扩大民间投资不仅能够使得投资更加有效，而且还能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渠道，起到增加消费的作用。当前，民间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3年，民营企业数量已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82%，对GDP的贡献率高达60%。①虽然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支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相关政策，但是政策的落实效果并不显著，民间投资还是难以进入中国的重要投资领域，这就阻碍了民间投资活力与优势的发挥。追究民间投资捉襟见肘的深层次原因，关键在于民营经济根本没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和竞争地位。与国有企业这个“大儿子”相比，民营企业永远低人一等。因此，要想进一步扩大内需，必须扩大民间投资，通过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切实降低民间资本投资的门槛、放开民间投资的领域，赋予民营经济完整的法律地位和竞争地位。 （三）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李克强总理提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8]城镇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引擎之一，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与投资潜力。辜胜阻教授提出，城镇化仅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替代10万亿元的出口；如果按照当前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中国消费总水平将可以从10万亿元的水平上升到20万亿元的水平，可以维持年均20亿元的投资规模20年。②同时城镇化建设还对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正是扩大内需的应有之义。因此，应该把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核心，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然而户籍制度却严重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因此应该加快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有学者提出，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之间存在60多种不平等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是最不公平的制度，它将农民工排除在基本民生福利之外，使农民工无法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无法真正实现市民化。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2年中国农民工达2.6亿人，而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仅约为4543万人。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农民工是没有享受到城镇养老保险福利的。①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人数已经占全国总人数的17%左右②，他们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工作、生活没有保障，预期支出较大，导致这个庞大群体的消费潜在被扼杀在了摇篮中。城镇化建设应该以改善人民生活为根本，不应该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应该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根据城镇当地具体情况，实行差别化政策，合理有序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逐步适当放松大城市的落户条件。
另一方面，还应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改革，重视社会保障、就业、住房、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致力于改善民生，避免农民“被上楼”。带有明显歧视性质的暂住证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应加大力度建立健全居住证制度，将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居住时间联系起来，让没有城镇户籍的常住农民工也能逐步在城镇享受教育、就业、医疗、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应重视农村相关产权制度，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民享受到更多财产权利；应拿出土地收益中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的解决等。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城，解决好农民工的进城问题，是解决当前民生问题，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必经途径。
2. 优化城镇布局与功能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存在明显的地域化倾向，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2014年，东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2%，而中部、西部的城镇化率却分别只有49%和45%。[5]中国城镇化布局的不均衡，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影响了中西部地区内需的扩大。大城市应该在吸纳新增人口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大城市的吸纳能力也是有限的，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必然带来就业竞争的激烈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因此，中国城镇化的不能搞“摊大饼”，而应该致力于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功能的提升，以改善民生，吸引更多人口落户，进而促进地区均衡发展，进一步扩大内需。具体来看，一方面，要合理规划新型城镇化布局。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大大刺激当地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可以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西部地区，科学规划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模与布局，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尽快实现大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目标，刺激当地内需的扩大。同时，应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通过将城市发展要素，特别是先进技术与人才资源带入到农村，并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带动农村发展，实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挖掘农民的内需潜力。另一方面，要提升城镇功能。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应该致力于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对人需求满足程度的不断提升，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应该学习欧洲模式。以德国为例，德国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小城镇中，究其原因，在于德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交通等功能都与大城市基本处于同等水平，因此，大部分德国人更愿意居住在小城镇。中国应借鉴欧洲经验，注重中小城镇产业集聚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如通过发展当地产业，集聚就业人口，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近从业的积极性；不断完善中小城镇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优化当地医疗、教育、娱乐资源与服务；加大保障房与公租房建设力度，逐步解决住房问题等。
〔参考文献〕
[1] 冷兆松. 扩大内需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基点——扩大内需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研究述评[J]. 管理学刊，2013，26（3）：34-35.
[2] 寻找中国内需的源动力. [EB/OL].[2013-02-09]. http：//jingji.cntv.cn/20130209/ 102897.shtml.
[3] 贺叶玺. 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分配格局调整之对策建议[J].学术论坛，2013（5）：122-126.
[4] 常欣.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路径选择[EB/OL].[2013-10-10].http： //www.71.c n/2013/1010/738374.shtml.
[5]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
[2014-03-17].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4-03/
17/c_126276532.htm.
[6] 方辉. 韩国扩大内需的有关做法和启示[J]. 当代世界. 2013，（1）： 60-61.
[7] 张心怡. 北京大学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N]. 光明日报，2014-08-05，（13）.
[8] 李克強.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J].求是，2012（4）：3-10.
（责任编辑：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