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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间并不十分宽敞的办公室，一排长长的书柜将一面墙壁占得满满当当，且大半截柜身已掩埋于层层堆积的书的海洋里；另两面墙壁的两扇窗户被堆放的书籍挡住了大部分光线；茶几和书桌上，高高低低摆放着各种书籍和文件——在这里，我们如约采访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情报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长著先生。此时的他，正担任着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负责该学科名词审定工作。
黄先生身兼数职，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规划评审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系列正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院图书馆馆长，曾担任两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曾被国家人事部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他成果丰硕，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及委托项目，撰写、主编著作10多部（含合著），论文及其他文章约200篇（其中在国外发表英、法文论文20余篇）。主要著述有《各国语言手册》《世界语言纵横谈》《世界语言的分类》《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诸语言：使用及分布格局的变化》《网络环境下的图书情报学科与实践的发展趋势》《中国图书情报网络化研究》等。
与黄先生相识，主要源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审定工作。尽管已逾古稀之年，且心脏安过三个支架，但这丝毫阻挡不了他对我国名词事业的满腔热情，也改变不了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黄先生说，他欣然接受我们的采访，一是发自内心对所从事的事业的喜欢，二是对于一项纯学术性的工作，他更能畅所欲言。在此之前，我虽与黄先生有过几次谋面，但都不曾有多少讨教的机会，如今得此良机，自是满怀期待，决不辜负这顿丰盛的学术盛宴了。
与学术之缘，与名词之情
众所周知，一个人取得学术成就或工作业绩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学习和工作经历，造就了一位对名词工作一往情深的语言学家和图书情报学家呢？
原来，黄先生一辈子与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自幼跟随在教授英语的父亲身边，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在不经意之中便学会了英语；高中二年级被保送入大学系统学习了俄语；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曾被派往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法语，由于对语言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向在法国长大的意大利舍友学习意大利语，向来自阿根廷的同学学习西班牙语，并自学了德语；他还曾被派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的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担任了四年的副主席——该机构是以法语、英语为第一、第二工作语言的。1984年是黄先生学术领域的一个分界点。如果说从大学毕业工作于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一直到1984年前，他只是耕耘于语言学领域；1984年，因工作需要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后，他所钻研的学术领域又多了一个——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两个领域看似不同，实则联系紧密，相通之处颇多，过去的语言学学术经历，与他目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译名及术语的标准化，黄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在海峡两岸首届语言学家会议上做了题为“从某些外语专名的汉译看海峡两岸语言使用的差异与统一”（经修改补充后以《从某些外语专名的汉译看海峡两岸语言使用的同与异》为题发表于《中国语文》1994第6期）的发言，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此外，还多次参与地名研究所的地名译写工作，对名词工作有着深厚的兴趣和直接的体验。
在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与辞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建立了挥之不去的深厚感情。他作为主要骨干之一参加过两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纂，现在又在第三版中主持“世界诸语言及文字”分支学科的编纂工作；还编纂过《社会科学新词典》《汉英新词语词典》；参加过10卷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和审定工作；翻译过《语言学词典》；现在又在编纂《世界语言大辞典》，这些都与名词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先生告诉我们，首先，百科全书词条更强调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完备性，在编写词条之前，会根据重要性、学术影响力等因素区分为特长条、长条、中条和短条。每个类别占一定的比例，且在篇幅上有较大差别。特长条要求知识体系完整、系统且详尽，可达两三万字，特长条、长条、中条和短条之间长短差别很大；而名词编写更强调名词命名和概念的准确性，用简洁的语言勾勒最基本的知识概念，提供高度浓缩的知识，不要求展开，因此长短差别不大。但是，往往字数要求越少，编写难度越大，名词定义的编写其实非常不易。其次，辞书工作更侧重于客观描写，并不区分何为正称何为异称，设主条和“参见”条；而名词工作更强调命名和概念的准确性，力图给概念一个“正名”，而以其他名称为“异名”。
黄先生认真地告诉我们，名词工作十分重要，名词变化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反映经济社会变化最及时的语言要素之一。学科的发展变化首先通过名词，尤其是新词表现出来。反映是否准确，关系到学科的发展是否顺利。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图书馆学名词工作顺利开展，分散在异地的专家们团结一致，干劲十足。他说，想起过去几年大家从无怨言、共同探讨的光景，至今仍感动不已。图书馆学情报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学科边界模糊，二三级学科又很多，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这丝毫阻挡不了这批优秀的专家对名词工作的满腔热情。来自国内16个图书馆情报机构的30多位名词审定委员，占了国内最优秀图情专家的绝大多数。就是这批专家，他们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极好的协作性，准确无误地落实了每一次的工作任务；他们多在一线担负学术领导工作，很好地保证了编写和审定质量；他们从不讨价还价，从委员会的建立，到屡次讨论和修改框架、分工和编写条目，竭尽全力，从不推脱，即使他人偶然的疏漏，他们也毫不介意，果断地领取额外分配的编写工作量；即使是在2012年酷暑难耐的桑拿天召开京津地区专家会议，他们也都竭尽全力，齐聚一堂，聆听黄先生的每一份安排。从黄先生随和而深情的讲述里，我们不禁感慨万千：专家们的执着与不懈，固然与他们的学术素养和工作作风息息相关，但又何尝不是因为黄先生深厚的学术感染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听到这里，我已深深懂得，数载的寒来暑往，名词工作早已深藏于他心底，那份挥之不去的厚重与深情，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情学科名词，看似易实则难
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工作看起来不难，实际做起来却很有难度。仅仅名词框架体系的编排，就历经多次讨论，几番调整。工作越深入，专家们就越深切地体会到，只有按分级的学科类目进行排列，才能有效地避免遗漏名词；只有对中外文献进行深入的调研，同一种文献至少由两个人看过，才能更客观地反映学科知识体系。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初选时，所收词条超过了5000，经反复征求意见后，确定了3600条；在撰写过程中又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增增减减，最终接近4000条。在类目安排方面，最初收录的名词虽按一、二级类目排列，但二级类目下未按学科体系编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各分支学科的收词量也很不平衡，后经反复修改和征求意见，提出了比较合理的新的名词框架体系，确定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图书情报工作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与研究、信息服务与用户、文献学等八个一级类目。其中，信息组织类所含条目最多，超过了1000条；其次是信息资源建设类，约800条；最少的是信息分析与研究，约200条；其他类目多在300～400条之间，基本上反映了学科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提起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工作最大的困难，黄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首先，图情学科体系庞杂，跨学科性明显，既与其他学科有交叉，也有学科内部的交叉，因此，学科边界较为模糊。其次，图书馆学是受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影响最大，从而变化也最大的学科之一，学科的名称和关键性概念的命名分歧很大，从而形成编写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难点甚至瓶颈。在确定学科体系和框架条目，特别是在撰写名词定义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虽然每天都在使用其中很多名词，但随意性比较大，不少都似是而非。”
他以常见的“情报”“信息”“情报学”“资讯学”“信息科学”为例，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认识，这类词经常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人们很少去琢磨哪个更合适。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学科名称的使用非常随意，因为学科的交叉和外来术语的多种译法，加剧了中文名称用法的多样化。这几个术语在学科内处于核心词的地位，他们作为基本名词构成的复合名词占据了图情学科名词的很大部分。‘情报’和‘信息’差异何在？与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如何对应？‘情报学’和‘信息科学’如何对应information science和information studies？学者们往往根据个人偏好和使用习惯进行选择，但却缺乏具有共识的选择标准。更麻烦的是，information既可指‘信息’又可指‘情报’；‘情报’既可指information又可指intelligence，如military intelligence、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等。这些复杂性经常造成我们讨论问题时术语选择上的困难。一个information science包含了‘情报学’‘信息（科）学’‘资讯学’等汉语名称的内容，不存在选择上的烦恼，而汉语在使用时却不得不细致区分他们的异同和语境。”对此，黄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似乎还没有一个学科像我们这个学科一样，围绕学科名称、定义和研究范围等发生如此多的争议。仅我们学科名称的说法有图书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学、图书情报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馆与情报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含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学，等等。赞同抑或反对其中任何一种说法的人，大约都能讲出一堆理由。”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黄主任带领课题组成员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并反复进行调查和研究，结合学科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不采取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的办法，既尊重学者们的使用倾向，又考虑国际使用趋势，并进行了必要引导。这一方案，得到专家们的普遍认同。于是，他们将那些关键性的甚至有可能影响全局的名词作为个案做重点研究，广泛查找中外文献特别是外文文献，反复比较研究并听取专家意见，以便做出最实际的判断。经过国内多个学科学者的反复讨论，参照国际上的使用倾向，他们认为应逐步引导学界把“XX信息”作为规范名，同时把“XX情报”和“XX资讯”作为“又称”或“曾称”，但“竞争情报”“战略情报”等已固定的名词仍作为规范用语；情报、信息和资讯的区分主要是看是否具有保密性、对抗性和竞争性。
新词的选择是图书馆学名词工作中的又一大难题。黄主任坦言：“这次图情学科的名词编写工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我觉得这项工作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选词、收词和基本概念的描写，准确勾勒出学科的基本面貌、发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从而对学科的基本名词起到规范作用。我们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开展工作的。这项工作的难点之一便是新词的选择，即把晚近时期以来对学科和事业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新词尽可能没有遗漏地选出来。这些词大概有这么几类：（1）学科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如学科馆员、图书馆业务外包、复合图书馆、信息安全、信息战略、信息公开、信息空间、信息焦虑等；（2）与其他学科交叉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如语义网络、信息经济学、语义网、网络计量学、知识计量学、信息伦理学等；（3）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引入图情学科后产生的，如数据挖掘、远程访问、开放获取、专家系统、可视化技术、射频识别技术、数字仓储等；（4）从国外图情学科或相邻学科吸收的新词和新概念，如信息高速公路、竞争情报、信息构建、长尾理论、电子商务、大数据等。这些新词和新概念约占全部条目的1/4至1/3，体现了图情学科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受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巨大影响而发生的飞速变化。无论是对传统的知识领域还是新的知识领域，我们都认真对待，尤其是对新词和新概念，我们尽量约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来写，努力准确体现学科的新发展。”
黄先生是这样一位学者：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临近采访结束之时，他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乃至各学科门类的名词工作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并分享了多年的名词工作体会。他说：“希望这次图书馆学名词编写工作的完成，不是这项工作的彻底结束，而是新词工作的开始。因为学科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像百科全书那样，每隔几年修订一次。名词是一个学科发展最及时的体现，只有不断修订补充的名词才是一汪活水，永远流淌在人们身边。”同时，他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及各名词分委员会：“首先，名词工作自始至终都须抓紧，因为审定专家均非专职人员，一鼓作气完成是最好的。稍一松懈，几个月就过去了，再想捡起从前的思路很费时间。其次，专家们大多是奋战在一线的学术带头人，不可能事事依靠他们来完成，所以组织一个高效率的课题组，由专家来指导课题组完成部分名词工作很重要。再次，分配任务时，先请高水平的专家写出样条，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最后，秘书处一定要有专人负责联络和条目登记，每个条目注明撰稿人、审稿人、参考文献等必要信息，而且最好注明收稿时间，以示负责和备考，也不致因条目数量多而发生差错。”黄先生的肺腑之言，句句落在我们心坎上，引起我们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审定工作累累硕果的无限期待；黄先生的字字珠玑，声声敲打着我们的心扉，激起我们对名词事业的强烈的使命感。我们坚信，在黄先生的主持和领导下，图书馆学名词工作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黄先生身兼数职，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规划评审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系列正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院图书馆馆长，曾担任两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曾被国家人事部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他成果丰硕，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及委托项目，撰写、主编著作10多部（含合著），论文及其他文章约200篇（其中在国外发表英、法文论文20余篇）。主要著述有《各国语言手册》《世界语言纵横谈》《世界语言的分类》《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诸语言：使用及分布格局的变化》《网络环境下的图书情报学科与实践的发展趋势》《中国图书情报网络化研究》等。
与黄先生相识，主要源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审定工作。尽管已逾古稀之年，且心脏安过三个支架，但这丝毫阻挡不了他对我国名词事业的满腔热情，也改变不了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黄先生说，他欣然接受我们的采访，一是发自内心对所从事的事业的喜欢，二是对于一项纯学术性的工作，他更能畅所欲言。在此之前，我虽与黄先生有过几次谋面，但都不曾有多少讨教的机会，如今得此良机，自是满怀期待，决不辜负这顿丰盛的学术盛宴了。
与学术之缘，与名词之情
众所周知，一个人取得学术成就或工作业绩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学习和工作经历，造就了一位对名词工作一往情深的语言学家和图书情报学家呢？
原来，黄先生一辈子与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自幼跟随在教授英语的父亲身边，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在不经意之中便学会了英语；高中二年级被保送入大学系统学习了俄语；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曾被派往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法语，由于对语言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向在法国长大的意大利舍友学习意大利语，向来自阿根廷的同学学习西班牙语，并自学了德语；他还曾被派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的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担任了四年的副主席——该机构是以法语、英语为第一、第二工作语言的。1984年是黄先生学术领域的一个分界点。如果说从大学毕业工作于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一直到1984年前，他只是耕耘于语言学领域；1984年，因工作需要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后，他所钻研的学术领域又多了一个——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两个领域看似不同，实则联系紧密，相通之处颇多，过去的语言学学术经历，与他目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译名及术语的标准化，黄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在海峡两岸首届语言学家会议上做了题为“从某些外语专名的汉译看海峡两岸语言使用的差异与统一”（经修改补充后以《从某些外语专名的汉译看海峡两岸语言使用的同与异》为题发表于《中国语文》1994第6期）的发言，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此外，还多次参与地名研究所的地名译写工作，对名词工作有着深厚的兴趣和直接的体验。
在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与辞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建立了挥之不去的深厚感情。他作为主要骨干之一参加过两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纂，现在又在第三版中主持“世界诸语言及文字”分支学科的编纂工作；还编纂过《社会科学新词典》《汉英新词语词典》；参加过10卷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和审定工作；翻译过《语言学词典》；现在又在编纂《世界语言大辞典》，这些都与名词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先生告诉我们，首先，百科全书词条更强调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完备性，在编写词条之前，会根据重要性、学术影响力等因素区分为特长条、长条、中条和短条。每个类别占一定的比例，且在篇幅上有较大差别。特长条要求知识体系完整、系统且详尽，可达两三万字，特长条、长条、中条和短条之间长短差别很大；而名词编写更强调名词命名和概念的准确性，用简洁的语言勾勒最基本的知识概念，提供高度浓缩的知识，不要求展开，因此长短差别不大。但是，往往字数要求越少，编写难度越大，名词定义的编写其实非常不易。其次，辞书工作更侧重于客观描写，并不区分何为正称何为异称，设主条和“参见”条；而名词工作更强调命名和概念的准确性，力图给概念一个“正名”，而以其他名称为“异名”。
黄先生认真地告诉我们，名词工作十分重要，名词变化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反映经济社会变化最及时的语言要素之一。学科的发展变化首先通过名词，尤其是新词表现出来。反映是否准确，关系到学科的发展是否顺利。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图书馆学名词工作顺利开展，分散在异地的专家们团结一致，干劲十足。他说，想起过去几年大家从无怨言、共同探讨的光景，至今仍感动不已。图书馆学情报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学科边界模糊，二三级学科又很多，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这丝毫阻挡不了这批优秀的专家对名词工作的满腔热情。来自国内16个图书馆情报机构的30多位名词审定委员，占了国内最优秀图情专家的绝大多数。就是这批专家，他们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极好的协作性，准确无误地落实了每一次的工作任务；他们多在一线担负学术领导工作，很好地保证了编写和审定质量；他们从不讨价还价，从委员会的建立，到屡次讨论和修改框架、分工和编写条目，竭尽全力，从不推脱，即使他人偶然的疏漏，他们也毫不介意，果断地领取额外分配的编写工作量；即使是在2012年酷暑难耐的桑拿天召开京津地区专家会议，他们也都竭尽全力，齐聚一堂，聆听黄先生的每一份安排。从黄先生随和而深情的讲述里，我们不禁感慨万千：专家们的执着与不懈，固然与他们的学术素养和工作作风息息相关，但又何尝不是因为黄先生深厚的学术感染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听到这里，我已深深懂得，数载的寒来暑往，名词工作早已深藏于他心底，那份挥之不去的厚重与深情，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情学科名词，看似易实则难
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工作看起来不难，实际做起来却很有难度。仅仅名词框架体系的编排，就历经多次讨论，几番调整。工作越深入，专家们就越深切地体会到，只有按分级的学科类目进行排列，才能有效地避免遗漏名词；只有对中外文献进行深入的调研，同一种文献至少由两个人看过，才能更客观地反映学科知识体系。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初选时，所收词条超过了5000，经反复征求意见后，确定了3600条；在撰写过程中又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增增减减，最终接近4000条。在类目安排方面，最初收录的名词虽按一、二级类目排列，但二级类目下未按学科体系编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各分支学科的收词量也很不平衡，后经反复修改和征求意见，提出了比较合理的新的名词框架体系，确定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图书情报工作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与研究、信息服务与用户、文献学等八个一级类目。其中，信息组织类所含条目最多，超过了1000条；其次是信息资源建设类，约800条；最少的是信息分析与研究，约200条；其他类目多在300～400条之间，基本上反映了学科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提起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工作最大的困难，黄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首先，图情学科体系庞杂，跨学科性明显，既与其他学科有交叉，也有学科内部的交叉，因此，学科边界较为模糊。其次，图书馆学是受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影响最大，从而变化也最大的学科之一，学科的名称和关键性概念的命名分歧很大，从而形成编写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难点甚至瓶颈。在确定学科体系和框架条目，特别是在撰写名词定义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虽然每天都在使用其中很多名词，但随意性比较大，不少都似是而非。”
他以常见的“情报”“信息”“情报学”“资讯学”“信息科学”为例，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认识，这类词经常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人们很少去琢磨哪个更合适。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学科名称的使用非常随意，因为学科的交叉和外来术语的多种译法，加剧了中文名称用法的多样化。这几个术语在学科内处于核心词的地位，他们作为基本名词构成的复合名词占据了图情学科名词的很大部分。‘情报’和‘信息’差异何在？与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如何对应？‘情报学’和‘信息科学’如何对应information science和information studies？学者们往往根据个人偏好和使用习惯进行选择，但却缺乏具有共识的选择标准。更麻烦的是，information既可指‘信息’又可指‘情报’；‘情报’既可指information又可指intelligence，如military intelligence、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等。这些复杂性经常造成我们讨论问题时术语选择上的困难。一个information science包含了‘情报学’‘信息（科）学’‘资讯学’等汉语名称的内容，不存在选择上的烦恼，而汉语在使用时却不得不细致区分他们的异同和语境。”对此，黄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似乎还没有一个学科像我们这个学科一样，围绕学科名称、定义和研究范围等发生如此多的争议。仅我们学科名称的说法有图书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学、图书情报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馆与情报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含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学，等等。赞同抑或反对其中任何一种说法的人，大约都能讲出一堆理由。”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黄主任带领课题组成员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并反复进行调查和研究，结合学科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不采取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的办法，既尊重学者们的使用倾向，又考虑国际使用趋势，并进行了必要引导。这一方案，得到专家们的普遍认同。于是，他们将那些关键性的甚至有可能影响全局的名词作为个案做重点研究，广泛查找中外文献特别是外文文献，反复比较研究并听取专家意见，以便做出最实际的判断。经过国内多个学科学者的反复讨论，参照国际上的使用倾向，他们认为应逐步引导学界把“XX信息”作为规范名，同时把“XX情报”和“XX资讯”作为“又称”或“曾称”，但“竞争情报”“战略情报”等已固定的名词仍作为规范用语；情报、信息和资讯的区分主要是看是否具有保密性、对抗性和竞争性。
新词的选择是图书馆学名词工作中的又一大难题。黄主任坦言：“这次图情学科的名词编写工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我觉得这项工作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选词、收词和基本概念的描写，准确勾勒出学科的基本面貌、发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从而对学科的基本名词起到规范作用。我们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开展工作的。这项工作的难点之一便是新词的选择，即把晚近时期以来对学科和事业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新词尽可能没有遗漏地选出来。这些词大概有这么几类：（1）学科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如学科馆员、图书馆业务外包、复合图书馆、信息安全、信息战略、信息公开、信息空间、信息焦虑等；（2）与其他学科交叉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如语义网络、信息经济学、语义网、网络计量学、知识计量学、信息伦理学等；（3）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引入图情学科后产生的，如数据挖掘、远程访问、开放获取、专家系统、可视化技术、射频识别技术、数字仓储等；（4）从国外图情学科或相邻学科吸收的新词和新概念，如信息高速公路、竞争情报、信息构建、长尾理论、电子商务、大数据等。这些新词和新概念约占全部条目的1/4至1/3，体现了图情学科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受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巨大影响而发生的飞速变化。无论是对传统的知识领域还是新的知识领域，我们都认真对待，尤其是对新词和新概念，我们尽量约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来写，努力准确体现学科的新发展。”
黄先生是这样一位学者：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临近采访结束之时，他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乃至各学科门类的名词工作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并分享了多年的名词工作体会。他说：“希望这次图书馆学名词编写工作的完成，不是这项工作的彻底结束，而是新词工作的开始。因为学科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像百科全书那样，每隔几年修订一次。名词是一个学科发展最及时的体现，只有不断修订补充的名词才是一汪活水，永远流淌在人们身边。”同时，他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及各名词分委员会：“首先，名词工作自始至终都须抓紧，因为审定专家均非专职人员，一鼓作气完成是最好的。稍一松懈，几个月就过去了，再想捡起从前的思路很费时间。其次，专家们大多是奋战在一线的学术带头人，不可能事事依靠他们来完成，所以组织一个高效率的课题组，由专家来指导课题组完成部分名词工作很重要。再次，分配任务时，先请高水平的专家写出样条，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最后，秘书处一定要有专人负责联络和条目登记，每个条目注明撰稿人、审稿人、参考文献等必要信息，而且最好注明收稿时间，以示负责和备考，也不致因条目数量多而发生差错。”黄先生的肺腑之言，句句落在我们心坎上，引起我们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审定工作累累硕果的无限期待；黄先生的字字珠玑，声声敲打着我们的心扉，激起我们对名词事业的强烈的使命感。我们坚信，在黄先生的主持和领导下，图书馆学名词工作将取得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