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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1994年，美国正举办着一个第三世界的纪录片节，其中设有“关注中国”的专题，放映中国的一些纪录片，此专题吸引了正在海外留学的张平杰。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纪录片的呢？带着好奇，张平杰询问了很多人，可惜反响不如人意。片子里，人物话还没有讲完，画外音就已响起，频繁出现的旁白带有太强主观性使纪录片显得虚假，这是当时中国纪录片的一个通病，在国外很犯忌。真实——纪录片的核心。其他第三世界的小国家，拍得虽然不好但真实，可是中国的呢？这对张平杰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张平杰，上海人，1985到1991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研究所《音乐艺术》编辑室工作，1991年离开上海留学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后定居美国纽约。1995到1996年，他和纽约大学几位研究生一起拍摄完成纪录片《新形象的确立》，作品获1997年旧金山国际纪录片节银苹果奖。然而获奖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一切又陷入迷茫。在娱乐日益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国内的纪录片往往处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境地。1996、1997年好几部中国纪录片在国外获了大奖，其中包括段景川的《八廊南街16号》，1996年获得了法国的“Drix dn Reel”奖，是中国纪录片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国际奖项。然而，这些荣誉在国内并未掀起波澜，很少有相关报道，在国外风光了一回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回到反应冷淡的国内，只好遗憾地把自己的作品压在了箱底。对于张平杰他们而言，再拍一部纪录片又要花费两年时间，完成后，又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明显有一种势单力薄的感觉。
“一部片子拍不响，在中国飞速发展越来越引起海外关注的大背景下，何不把中国最好的纪录片组织起来，专门做一个展映?”突然冒出的想法开始在张平杰脑中生根发芽。“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要有意义、有影响。”在这样的理念的支撑下，张平杰几人开始不断地筹备资金，在不停地寻找、碰壁、再联系的过程中，2000年终于有了眉目。2000年9月，纽约的非赢利组织——莱克基金会决定用一笔来自民间的基金设立一个独立的项目：REEL CHINA（中国影相）当代中国纪录片展播节，旨在把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纪录片推向世界，并促进海外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张平杰是总策划，他们迈出了理想的第一步。
第一届REEL CHINA：在“9·11”的恐怖中继续
2000年获得了莱克基金会的款项，资金到位，REEL CHINA就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当时国内拍纪录片比较有名的吴文光、蒋樾等推荐了不少片子。2001年10月2日，REEL CHINA开始了第一届的展映，但“未出师”却碰到了一些波折。当时刚好是“9·11”过后三个星期，整个纽约处在极度的恐慌之中，市民都没了方向，在这个受到重创而哀悼的时刻，纽约所有的娱乐都偃旗息鼓，REEL CHINA的展播能不能照常进行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两个礼拜的等待，纽约市政府终于批复：市长称，不要把纽约变成死城，以比较严肃的中国纪录片展映为主题的REEL CHINA得以继续。
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等多个城市的大学、图书馆，文化交流中心的荧屏上开始出现中国人的身影、声音，大量不同肤色的人群纷至沓来，百分之五六十非电影专业，包括比较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政治、心理学甚至医学和商学等等。对于对中国感兴趣或研究中国的海外人士来说，中国纪录片可以向他们全方位地展现动态的，连续的，包含很多信息量的当代中国画卷，比抽象的数字概念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2001年10月8日晚9时30分，美国时代华纳曼哈顿有线频道34台，为REEL CHINA纪录片节做了半个小时的现场直播“脱口秀”，使得REEL CHINA有了更广泛的影响。
口耳相传，没有花一分钱的广告宣传，REEL CHINA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的电话和邮件，有赞誉，也有要求参与的请求。面对这样可称为“火爆”的场面，张平杰等人是没有预料到的。REEL CHINA有一个与一般展览不同的特色，它是在几个不同的地区同时开展，首轮是10－11月两个月，而后进入巡展，持续约一年，这样的形式使更多国家、地区的人接触到了中国的纪录片。
2004年10月，第二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确立了两年一届双年展的传统。2005年3月REEL CHINA开始了欧洲之行的第一站，在德国Karlsruhe艺术博物馆（ZKM）举行了为期四天的展播，2005年5月意大利罗马电影节邀请两部REEL CHINA的纪录片参加，2005年11月丹麦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节邀请REEL CHINA的六部纪录片参加。从2001年到2005年底，全美共有二十几所大学、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及文化中心参与了REEL CHINA的展映。
第三届REEL CHINA：“出口转内销”的热闹
走出明亮而拥挤的电梯，迎来的是一片有点昏暗的灯光，四面白墙，中间摆放着一些椅子，前方光亮的地方有一个架起的话筒，简约而现代。场内氛围热烈，不断有人进来，很多人来晚了没有座位，或站着，或坐在长条的矮木箱上，或席地而坐，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类似的表情：兴奋与期待。2006年11月2日晚7:00，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三楼举行了第三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奖作品颁奖仪式。
为给纪录片更好地定位，让更多的专家参与进来，从2006年开始REEL CHINA设立了三个奖项：大奖、评委会奖和新人奖。评委由美国圣地亚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影研究专家张英进教授，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电影与电视研究系、中国电影研究专家裴开瑞(ChrisBerry)教授,美国纪录片导演、三次艾美奖得主比尔·艾伦霍夫,中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纪录片研究专家吕新雨四位担任。评选时，四位评委分别在各地为候选纪录片以百分制打分并写出评语，而后交由双年展助理策展人王琦博士统计并综合出评语。这些参选的片子中有好几部已经在国外的电影节、纪录片节上获过奖，这次重新“洗牌”，跟“自家兄弟”再比上一回。
从创立初，REEL CHINA纪录片双年展一直是在国外推广中国最优秀的纪录片，把中国的东西拿到海外去交流。想不到国内却起了“嫉妒”之声。中国的纪录片怎么连自己人都没有眼福啊！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提出了“抗议”。考虑到上海跟纽约比较对口，地位影响相对平衡，上海三所大学期盼切切加上获奖导演都在中国，纽约莱克基金会同意了此次“出口转内销”的举措。
第三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奖作品颁奖仪式上，不乏上海各高校影视专业的老师、领导，在看了获奖作品《高三》后，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吃惊，想着“我一定要让同学去看看”。于是REEL CHINA在上海的展映，除复旦、同济、华师大、多伦现代美术馆外，又多了松江的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一阵地，吸引了大学城里各高校的学生。而作为策展人的张平杰也被拉到松江给学生作了一堂讲座。张平杰说，传媒专业的学生自己也在拍纪录片，所以他们特别想知道中国纪录片在海外圈子里的反馈，如何参加国际电影节，REEL CHINA选片的标准，哪些片子比较容易成功等等。
中国纪录片导演：寂寞并快乐着
每一届入围REEL CHINA的纪录片有25部左右，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关注当代的生活面貌、生活变迁，普通人在社会剧烈变革中的奋斗与沉浮。民工、打工妹、群众演员、流浪歌手、同性恋者、三陪女、残疾儿童、学生、三峡移民……镜头中的焦点是普通不过的百姓，包括小人物和被遗弃的边缘人群，这些人的追求、展望、苦闷，内心的冲突，与他人、环境的冲突以最鲜活的生活姿态清晰而真实地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变化所带来的人的复杂变化。这些片子海外放映的意义在于展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及个人变迁的历史画卷，而非一般意义的民俗上的交流。
“作为一部出类拔萃而又有雄心抱负的随笔体纪录片，此片结合了日记体裁、采访和再现，以别具风格的形式同时呈现了个人心灵和社会问题……它有力地传达了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冲突与平衡。”“这不仅仅是个人史，也是对社会价值的一次审视……这部纪录片毫无疑问反映了中国社会——或更精确一点说，反映了上海——但它提出的问题是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面临的。”这是获得REEL CHINA大奖的《乡愁》的评语。
《乡愁》的导演舒浩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们家的老房子在大中里：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包括他在内的三代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成长。2002年的夏天，刚在美国获得MFA(Master of Fine Arts)学位的舒浩仑，重新回到了这里，听闻大中里要拆迁的消息，他带着摄影机重访并纪录了这个纯朴温暖、充塞着八十年代纯真记忆的石库门弄堂。
《乡愁》在小圈内的放映却在国内外引出不小的反响，各方的赞誉对于舒浩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而回帖上小学同学、“大中里”走出去至今仍在外地的“老三届”的“现身”，也是一份额外的惊喜。舒浩仑现在执教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书同时也搞独立创作。舒浩仑说，金钱对于纪录片导演是一个不小的诱惑，有时会面临独立创作还是去挣外快的两难选择，但他会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
2004年的一天，福建省武平县一中高三七班来了一张陌生的脸，他一进教室就对同学们说：我想拍一部反映中国年轻人成长的纪录片，以前没有中国人拍过，很偶然的机会我选择了你们班，我很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从那以后，高三七班除了新班主任外，还多了一位“浩哥”，他就是周浩，虽然当时36岁，整整大学生一辈。
香港导演张虹拍过一部纪录片《中学》，周浩看了觉得满有意思，联想到了中国的中学生以及很有中国特色的高考。同时，拍片已有四五年的他，一直认为在国内拍公共场所生活的导演特别少，而公共场所发生的事情最能够反映这个社会的原生态。于是周浩随一位朋友来到福建省高考上榜第一位的武平县一中。2004－2005年，周浩单人单机跟踪拍摄福建省武平县一中高三7班，记录了78位学生和一位老师一年的喜怒哀乐。此片取名为《高三》，曾获得香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此次获得REEL CHINA评委会奖。14年记者的经验积累，有利于周浩与学生打交道，更深地挖掘人物的内心。
周浩在电话里说：拍纪录片实际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你可以额外分享别人快乐，但不一定能分担别人的痛苦，它使人生体验厚重了很多。拍的片子获奖很快乐，但更快乐的是拍摄的过程。
黄伟凯的《飘》获得了REEL CHINA新人奖。《飘》的主角是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流浪歌手，在城市商业中心的过街隧道里以卖唱为生。黄伟凯告诉我，他并不纯粹要拍一个流浪歌手的故事。2005年，他30岁，他想拍一个关于30岁男人的故事，歌手杨年长他一个月，于是黄伟凯把摄像机对准了他，纪录了他的爱情、他的生活以及他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就这样黄伟凯用他的摄像机与那位歌手一起度过了30岁的1年。
我问黄伟凯，拍纪录片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他回答两个字：“过瘾”。你无法知道下一步会怎样，不知道结局，不可能预料未来，只是克服一些性格上喜好的倾向，客观地跟着片中的人物走，就像REEL CHINA的评语：“影片的结构令人深思：‘我们是如何到达此时此地的？’”
2002年黄伟凯成为自由职业者，全力投入纪录片的拍摄，以商业演出和小专题片贴补家用。黄伟凯说：“风光不风光可能是媒体的评价，纪录片对于自己而言是一种爱好，纪录片和故事片没有界限，只是游戏的规则不同而已。在中国纪录片的重视程度远比不上故事片，所以纪录片导演单单需要热情是不够的，持续这份理想需要一种意志和家人朋友的支持。”
REEL CHINA：在异国他乡，你能走多远？
20世纪90年代以前，海外关于中国的影像资料几乎都出于外国人之手，其中，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纪录下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的典型表情，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毕竟是外国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体验使他们无法深入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流于表面，成为浮光掠影。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拿起了摄影机，纪录下身边的人与事，成为改变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引起了世人的关注。REEL CHINA及时地构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海外研究中国纪录片的人士提供片子，联系采访导演，展开理论研讨，带动海外对中国纪录片的研究，对中国本身的研究。由于REEL CHINA拥有来自莱克基金会的独立款项，所以它保持了自己纯粹的学术性，而不必与其他娱乐文化争一时得宠以谋得生存。2006年3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中文版）海外学者评当代中国纪录片专集《另眼相看》。张平杰说：“我们不是要做产品，而是要留下完整的档案，补充中国影像史上的空白，让西方研究中国的文本以中国人拍的纪录片为标准。REEL CHINA要让更多的中国的纪录片进入西方图书馆这个领域，让很多人可以检索，方便了解中国。”
如今REEL CHINA已成为海外最大的当代中国纪录片展示中心，约百分之九十的优秀中国纪录片导演与REEL CHINA建立了联系。因为资金不多，负责的只有三人，工作繁忙的时候会有一些义工来帮忙。策展人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与国内导演保持紧密联系。选片时对还是半成品的作品，提一些意见，告诉导演剪切、声音、字母上的专业要求，参加国际比赛需要遵守的原则，避免少走弯路，让他们的片子更加符合国际的水准。美国是个很商业化的社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纪录片都很难进入影院。工作太累，想放松一下神经的市民有太多丰富的娱乐文化可以选择，需要深度思考的纪录片自然会被冷落。为此，REEL CHINA的展映把重点放在了大学，大学生积极写文章演讲，很重视自己的话语权，这些人更能影响社会，而REEL CHINA提供的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张平杰说，每届参加展映的国外学校会给各个专业的学生发邀请函以及调查表，然后把海外的反应反馈给中国的纪录片导演。
REEL CHINA从2001年开始至今举办三届，正慢慢地踏上轨道，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今后能走多远，资金仍是一大问题。莱克基金会提供的资金有限，大多用于海外的推广，今年11月份的上海之行已经超过预算。张平杰告诉我，他们想做的还有很多。中国纪录片导演一般比较贫困，作品进不了影院，电视台录用的机率也很小，即使用了得到的钱也非常少，一些导演片子拍了一半，没有钱再拍下去了。对此现象，REEL CHINA希望能帮助这些纪录片导演联系赞助。今年年初，美国旧金山有个基金会，专门资助美国以外拍纪录片的导演，他们主动与REEL CHINA联系，想了解中国导演是怎么拍片的，费用多少，周期多久，怎么运作，以便定下赞助金额，张平杰安排了基金会人员与中国导演通过电话交谈。
优秀的纪录片以真实为生命，对人表现出终极关怀、对人的生存处境提出深层思考，它的文化品位及其艺术感染力，决定了它代表的是一种精英文化。而大众倾向于娱乐的趣味使纪录片只能在坊间小范围流传，即使是传播文化的大多国内媒体也一味迎合大众口味，在颁奖现场回来的报道只是明星，漠视纪录片的存在。纪录片导演周浩告诉我：12月《三峡好人》在广州首映，虽有制片人周强，主演赵涛、韩三明出席，200位的小剧院，观众可能不超过50人，其中还包括记者。“贾樟柯电影”、“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中国首映”、“赵涛到场”这些元素的汇集，在强势的娱乐文化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广州纪录片大会，有些场次观众只有一两个人。而在近期举办的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观众排长队购票看通宵夜场纪录片，晚上10点到第二天9点，一个晚上看8部片子，门票是每位40欧元。
国外的普通纪录片的制片经费普遍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由很多基金会、企业资助，中国的纪录片制片经费一般在5到20万元左右，但资助者寥寥无几，导演们只好去国外寻找资金，不然就得自掏腰包。国外优秀纪录片的价格通常在每分钟85至115欧元，而中国的纪录片顶多卖到每分钟20至40欧元。资金匮乏、低收视率、入不敷出依旧是写在大部分中国纪录片导演脸上的凄凉与无奈。
但是，不管怎样，中国纪录片毕竟向前发展着。周浩在纪录片导演中应该是一个颇为幸运的人，他的拍摄获得了南方报业集团的资助。今年6月19日SMG纪实频道正式启动了首届“真实中国·导演计划”，为纪录片爱好者提供专业培训和拍摄支撑。张平杰告诉我，莱克基金会也准备设一个专门的基金，资助中国的纪录片导演拍片，目前正在筹备中。
除了资金，中国纪录片导演在技术上与国外的导演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不断开阔眼界，需要更多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希望REEL CHINA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与外国专家学习交流的机会。如何与国际更快更好地接轨，这是摆在REEL CHINA与中国纪录片导演面前的重要课题。
张平杰，上海人，1985到1991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研究所《音乐艺术》编辑室工作，1991年离开上海留学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后定居美国纽约。1995到1996年，他和纽约大学几位研究生一起拍摄完成纪录片《新形象的确立》，作品获1997年旧金山国际纪录片节银苹果奖。然而获奖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一切又陷入迷茫。在娱乐日益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国内的纪录片往往处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境地。1996、1997年好几部中国纪录片在国外获了大奖，其中包括段景川的《八廊南街16号》，1996年获得了法国的“Drix dn Reel”奖，是中国纪录片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国际奖项。然而，这些荣誉在国内并未掀起波澜，很少有相关报道，在国外风光了一回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回到反应冷淡的国内，只好遗憾地把自己的作品压在了箱底。对于张平杰他们而言，再拍一部纪录片又要花费两年时间，完成后，又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明显有一种势单力薄的感觉。
“一部片子拍不响，在中国飞速发展越来越引起海外关注的大背景下，何不把中国最好的纪录片组织起来，专门做一个展映?”突然冒出的想法开始在张平杰脑中生根发芽。“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要有意义、有影响。”在这样的理念的支撑下，张平杰几人开始不断地筹备资金，在不停地寻找、碰壁、再联系的过程中，2000年终于有了眉目。2000年9月，纽约的非赢利组织——莱克基金会决定用一笔来自民间的基金设立一个独立的项目：REEL CHINA（中国影相）当代中国纪录片展播节，旨在把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纪录片推向世界，并促进海外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张平杰是总策划，他们迈出了理想的第一步。
第一届REEL CHINA：在“9·11”的恐怖中继续
2000年获得了莱克基金会的款项，资金到位，REEL CHINA就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当时国内拍纪录片比较有名的吴文光、蒋樾等推荐了不少片子。2001年10月2日，REEL CHINA开始了第一届的展映，但“未出师”却碰到了一些波折。当时刚好是“9·11”过后三个星期，整个纽约处在极度的恐慌之中，市民都没了方向，在这个受到重创而哀悼的时刻，纽约所有的娱乐都偃旗息鼓，REEL CHINA的展播能不能照常进行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两个礼拜的等待，纽约市政府终于批复：市长称，不要把纽约变成死城，以比较严肃的中国纪录片展映为主题的REEL CHINA得以继续。
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等多个城市的大学、图书馆，文化交流中心的荧屏上开始出现中国人的身影、声音，大量不同肤色的人群纷至沓来，百分之五六十非电影专业，包括比较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政治、心理学甚至医学和商学等等。对于对中国感兴趣或研究中国的海外人士来说，中国纪录片可以向他们全方位地展现动态的，连续的，包含很多信息量的当代中国画卷，比抽象的数字概念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2001年10月8日晚9时30分，美国时代华纳曼哈顿有线频道34台，为REEL CHINA纪录片节做了半个小时的现场直播“脱口秀”，使得REEL CHINA有了更广泛的影响。
口耳相传，没有花一分钱的广告宣传，REEL CHINA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的电话和邮件，有赞誉，也有要求参与的请求。面对这样可称为“火爆”的场面，张平杰等人是没有预料到的。REEL CHINA有一个与一般展览不同的特色，它是在几个不同的地区同时开展，首轮是10－11月两个月，而后进入巡展，持续约一年，这样的形式使更多国家、地区的人接触到了中国的纪录片。
2004年10月，第二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确立了两年一届双年展的传统。2005年3月REEL CHINA开始了欧洲之行的第一站，在德国Karlsruhe艺术博物馆（ZKM）举行了为期四天的展播，2005年5月意大利罗马电影节邀请两部REEL CHINA的纪录片参加，2005年11月丹麦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节邀请REEL CHINA的六部纪录片参加。从2001年到2005年底，全美共有二十几所大学、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及文化中心参与了REEL CHINA的展映。
第三届REEL CHINA：“出口转内销”的热闹
走出明亮而拥挤的电梯，迎来的是一片有点昏暗的灯光，四面白墙，中间摆放着一些椅子，前方光亮的地方有一个架起的话筒，简约而现代。场内氛围热烈，不断有人进来，很多人来晚了没有座位，或站着，或坐在长条的矮木箱上，或席地而坐，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类似的表情：兴奋与期待。2006年11月2日晚7:00，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三楼举行了第三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奖作品颁奖仪式。
为给纪录片更好地定位，让更多的专家参与进来，从2006年开始REEL CHINA设立了三个奖项：大奖、评委会奖和新人奖。评委由美国圣地亚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影研究专家张英进教授，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电影与电视研究系、中国电影研究专家裴开瑞(ChrisBerry)教授,美国纪录片导演、三次艾美奖得主比尔·艾伦霍夫,中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纪录片研究专家吕新雨四位担任。评选时，四位评委分别在各地为候选纪录片以百分制打分并写出评语，而后交由双年展助理策展人王琦博士统计并综合出评语。这些参选的片子中有好几部已经在国外的电影节、纪录片节上获过奖，这次重新“洗牌”，跟“自家兄弟”再比上一回。
从创立初，REEL CHINA纪录片双年展一直是在国外推广中国最优秀的纪录片，把中国的东西拿到海外去交流。想不到国内却起了“嫉妒”之声。中国的纪录片怎么连自己人都没有眼福啊！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提出了“抗议”。考虑到上海跟纽约比较对口，地位影响相对平衡，上海三所大学期盼切切加上获奖导演都在中国，纽约莱克基金会同意了此次“出口转内销”的举措。
第三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奖作品颁奖仪式上，不乏上海各高校影视专业的老师、领导，在看了获奖作品《高三》后，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吃惊，想着“我一定要让同学去看看”。于是REEL CHINA在上海的展映，除复旦、同济、华师大、多伦现代美术馆外，又多了松江的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一阵地，吸引了大学城里各高校的学生。而作为策展人的张平杰也被拉到松江给学生作了一堂讲座。张平杰说，传媒专业的学生自己也在拍纪录片，所以他们特别想知道中国纪录片在海外圈子里的反馈，如何参加国际电影节，REEL CHINA选片的标准，哪些片子比较容易成功等等。
中国纪录片导演：寂寞并快乐着
每一届入围REEL CHINA的纪录片有25部左右，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关注当代的生活面貌、生活变迁，普通人在社会剧烈变革中的奋斗与沉浮。民工、打工妹、群众演员、流浪歌手、同性恋者、三陪女、残疾儿童、学生、三峡移民……镜头中的焦点是普通不过的百姓，包括小人物和被遗弃的边缘人群，这些人的追求、展望、苦闷，内心的冲突，与他人、环境的冲突以最鲜活的生活姿态清晰而真实地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变化所带来的人的复杂变化。这些片子海外放映的意义在于展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及个人变迁的历史画卷，而非一般意义的民俗上的交流。
“作为一部出类拔萃而又有雄心抱负的随笔体纪录片，此片结合了日记体裁、采访和再现，以别具风格的形式同时呈现了个人心灵和社会问题……它有力地传达了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冲突与平衡。”“这不仅仅是个人史，也是对社会价值的一次审视……这部纪录片毫无疑问反映了中国社会——或更精确一点说，反映了上海——但它提出的问题是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面临的。”这是获得REEL CHINA大奖的《乡愁》的评语。
《乡愁》的导演舒浩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们家的老房子在大中里：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包括他在内的三代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成长。2002年的夏天，刚在美国获得MFA(Master of Fine Arts)学位的舒浩仑，重新回到了这里，听闻大中里要拆迁的消息，他带着摄影机重访并纪录了这个纯朴温暖、充塞着八十年代纯真记忆的石库门弄堂。
《乡愁》在小圈内的放映却在国内外引出不小的反响，各方的赞誉对于舒浩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而回帖上小学同学、“大中里”走出去至今仍在外地的“老三届”的“现身”，也是一份额外的惊喜。舒浩仑现在执教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书同时也搞独立创作。舒浩仑说，金钱对于纪录片导演是一个不小的诱惑，有时会面临独立创作还是去挣外快的两难选择，但他会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
2004年的一天，福建省武平县一中高三七班来了一张陌生的脸，他一进教室就对同学们说：我想拍一部反映中国年轻人成长的纪录片，以前没有中国人拍过，很偶然的机会我选择了你们班，我很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从那以后，高三七班除了新班主任外，还多了一位“浩哥”，他就是周浩，虽然当时36岁，整整大学生一辈。
香港导演张虹拍过一部纪录片《中学》，周浩看了觉得满有意思，联想到了中国的中学生以及很有中国特色的高考。同时，拍片已有四五年的他，一直认为在国内拍公共场所生活的导演特别少，而公共场所发生的事情最能够反映这个社会的原生态。于是周浩随一位朋友来到福建省高考上榜第一位的武平县一中。2004－2005年，周浩单人单机跟踪拍摄福建省武平县一中高三7班，记录了78位学生和一位老师一年的喜怒哀乐。此片取名为《高三》，曾获得香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此次获得REEL CHINA评委会奖。14年记者的经验积累，有利于周浩与学生打交道，更深地挖掘人物的内心。
周浩在电话里说：拍纪录片实际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你可以额外分享别人快乐，但不一定能分担别人的痛苦，它使人生体验厚重了很多。拍的片子获奖很快乐，但更快乐的是拍摄的过程。
黄伟凯的《飘》获得了REEL CHINA新人奖。《飘》的主角是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流浪歌手，在城市商业中心的过街隧道里以卖唱为生。黄伟凯告诉我，他并不纯粹要拍一个流浪歌手的故事。2005年，他30岁，他想拍一个关于30岁男人的故事，歌手杨年长他一个月，于是黄伟凯把摄像机对准了他，纪录了他的爱情、他的生活以及他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就这样黄伟凯用他的摄像机与那位歌手一起度过了30岁的1年。
我问黄伟凯，拍纪录片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他回答两个字：“过瘾”。你无法知道下一步会怎样，不知道结局，不可能预料未来，只是克服一些性格上喜好的倾向，客观地跟着片中的人物走，就像REEL CHINA的评语：“影片的结构令人深思：‘我们是如何到达此时此地的？’”
2002年黄伟凯成为自由职业者，全力投入纪录片的拍摄，以商业演出和小专题片贴补家用。黄伟凯说：“风光不风光可能是媒体的评价，纪录片对于自己而言是一种爱好，纪录片和故事片没有界限，只是游戏的规则不同而已。在中国纪录片的重视程度远比不上故事片，所以纪录片导演单单需要热情是不够的，持续这份理想需要一种意志和家人朋友的支持。”
REEL CHINA：在异国他乡，你能走多远？
20世纪90年代以前，海外关于中国的影像资料几乎都出于外国人之手，其中，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纪录下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的典型表情，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毕竟是外国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体验使他们无法深入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流于表面，成为浮光掠影。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拿起了摄影机，纪录下身边的人与事，成为改变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引起了世人的关注。REEL CHINA及时地构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海外研究中国纪录片的人士提供片子，联系采访导演，展开理论研讨，带动海外对中国纪录片的研究，对中国本身的研究。由于REEL CHINA拥有来自莱克基金会的独立款项，所以它保持了自己纯粹的学术性，而不必与其他娱乐文化争一时得宠以谋得生存。2006年3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中文版）海外学者评当代中国纪录片专集《另眼相看》。张平杰说：“我们不是要做产品，而是要留下完整的档案，补充中国影像史上的空白，让西方研究中国的文本以中国人拍的纪录片为标准。REEL CHINA要让更多的中国的纪录片进入西方图书馆这个领域，让很多人可以检索，方便了解中国。”
如今REEL CHINA已成为海外最大的当代中国纪录片展示中心，约百分之九十的优秀中国纪录片导演与REEL CHINA建立了联系。因为资金不多，负责的只有三人，工作繁忙的时候会有一些义工来帮忙。策展人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与国内导演保持紧密联系。选片时对还是半成品的作品，提一些意见，告诉导演剪切、声音、字母上的专业要求，参加国际比赛需要遵守的原则，避免少走弯路，让他们的片子更加符合国际的水准。美国是个很商业化的社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纪录片都很难进入影院。工作太累，想放松一下神经的市民有太多丰富的娱乐文化可以选择，需要深度思考的纪录片自然会被冷落。为此，REEL CHINA的展映把重点放在了大学，大学生积极写文章演讲，很重视自己的话语权，这些人更能影响社会，而REEL CHINA提供的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张平杰说，每届参加展映的国外学校会给各个专业的学生发邀请函以及调查表，然后把海外的反应反馈给中国的纪录片导演。
REEL CHINA从2001年开始至今举办三届，正慢慢地踏上轨道，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今后能走多远，资金仍是一大问题。莱克基金会提供的资金有限，大多用于海外的推广，今年11月份的上海之行已经超过预算。张平杰告诉我，他们想做的还有很多。中国纪录片导演一般比较贫困，作品进不了影院，电视台录用的机率也很小，即使用了得到的钱也非常少，一些导演片子拍了一半，没有钱再拍下去了。对此现象，REEL CHINA希望能帮助这些纪录片导演联系赞助。今年年初，美国旧金山有个基金会，专门资助美国以外拍纪录片的导演，他们主动与REEL CHINA联系，想了解中国导演是怎么拍片的，费用多少，周期多久，怎么运作，以便定下赞助金额，张平杰安排了基金会人员与中国导演通过电话交谈。
优秀的纪录片以真实为生命，对人表现出终极关怀、对人的生存处境提出深层思考，它的文化品位及其艺术感染力，决定了它代表的是一种精英文化。而大众倾向于娱乐的趣味使纪录片只能在坊间小范围流传，即使是传播文化的大多国内媒体也一味迎合大众口味，在颁奖现场回来的报道只是明星，漠视纪录片的存在。纪录片导演周浩告诉我：12月《三峡好人》在广州首映，虽有制片人周强，主演赵涛、韩三明出席，200位的小剧院，观众可能不超过50人，其中还包括记者。“贾樟柯电影”、“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中国首映”、“赵涛到场”这些元素的汇集，在强势的娱乐文化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广州纪录片大会，有些场次观众只有一两个人。而在近期举办的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观众排长队购票看通宵夜场纪录片，晚上10点到第二天9点，一个晚上看8部片子，门票是每位40欧元。
国外的普通纪录片的制片经费普遍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由很多基金会、企业资助，中国的纪录片制片经费一般在5到20万元左右，但资助者寥寥无几，导演们只好去国外寻找资金，不然就得自掏腰包。国外优秀纪录片的价格通常在每分钟85至115欧元，而中国的纪录片顶多卖到每分钟20至40欧元。资金匮乏、低收视率、入不敷出依旧是写在大部分中国纪录片导演脸上的凄凉与无奈。
但是，不管怎样，中国纪录片毕竟向前发展着。周浩在纪录片导演中应该是一个颇为幸运的人，他的拍摄获得了南方报业集团的资助。今年6月19日SMG纪实频道正式启动了首届“真实中国·导演计划”，为纪录片爱好者提供专业培训和拍摄支撑。张平杰告诉我，莱克基金会也准备设一个专门的基金，资助中国的纪录片导演拍片，目前正在筹备中。
除了资金，中国纪录片导演在技术上与国外的导演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不断开阔眼界，需要更多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希望REEL CHINA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与外国专家学习交流的机会。如何与国际更快更好地接轨，这是摆在REEL CHINA与中国纪录片导演面前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