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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以一部《看不见的人》成名。这部小说以一个男性角色主导整个故事，小说中虽然有少数女性人物形象，但她们在小说中显然处于次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女性形象可有可无。相反，这些女性形象在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们是主人公“我”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正是在她们的关照下，“我”才能认清自己的处境，并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处世策略来摆脱困境，最终完成对自我身份的探索。
关键词：《看不見的人》 女性形象 引路人 走出困境
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是一部超越种族的独特小说。整个故事围绕着一个无名黑人青年“我”痛苦地接受自己的异化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我”经历了一系列不幸的遭遇，遇到了很多的困境。“我”努力地探索自己的身份，却没有得到多少认可，以至于“我”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这个名字刻画了“我”极度边缘化的感觉。起初，他认为身为黑人是他陷入困境的原因，但他很快就发现每个人，包括黑人和白人都一样生活在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混乱世界，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标准几乎没有了价值。“我”痛苦地从幻想中醒悟过来，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理想，住进了一个废弃的地下室。在那里“我”一直反思着自己的过去，努力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得意义，并理解这些经历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所以这部小说的主题一如族裔文学的母题：“一个非中心的个人，通过幻觉的流动和冲突，走向未揭示的中心。”a
这部小说中，一个男性角色主宰了整部小说的发展，虽然有几个女性人物，但显然她们在小说中处于次要地位，每个人物都着墨不多。如舞台上的白人舞女、曾照顾“我”的黑人妇女玛丽·蓝博、杰克的情人艾玛、勾引“我”的无名女人和信任“我”的西比尔。但如果重新审视《看不见的人》中的这些女性人物就会发现读者往往低估了这些女性角色的作用，读者应该消除对她们的刻板印象，寻找她们隐藏的人性真相，认识到作者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作用。实际上这些女性角色超越了她们在叙事中的重要性，是她们真正帮助“看不见的”主人公“我”走向自由。她们与“我”的接触迫使“我”认识到大家共同的困境。通过与她们的接触，“我”逐渐明白了自己生活的现状和方向，使“我”放弃了自己遥不可及的理想和虚荣。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女性人物的影响，“我”明白了接受生活中的矛盾，吸取必要的教训从而一步步走向了觉醒和自由。
一、白人舞女——唤醒“我”自由意识的启蒙者
“在中央，面对着我们，面对我们站着一个俏丽的金发女郎——身上一丝不挂……当我的目光缓缓扫过她的时候，我真想往她身上吐唾沫……我既想从这舞厅中溜走，或者钻到地下，同时又想走到她身边，用我的身子遮挡住她，不让她这样暴露在我和众人的眼前；我想抚摸她柔软的大腿，爱抚她，同时又想毁掉她；想爱怜她同时又想杀害她……”b这是主人公“我”与白人舞女第一次直接遭遇时的矛盾心理。看到裸体的女人，“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混乱的性反应，这是任何社会规范都无法调和的。“我”竭力控制自己的反应，结果导致情感冲突和强烈的困惑感。舞台上的女人不是普通女人，在黑人青年“我”的意识里，她代表着被禁止的白人女性。美国社会几个世纪的禁令禁止“我”去看她，但是“我”在生理的驱使下又不得不看。因此，“我”感到内疚，“我”无辜而害怕。这种矛盾的遭遇对于年轻的主人公“我”来说并非没有教训，当看到这位美丽的金发女郎时，“我”立刻意识到“我”渴望拥有她，但是又不能碰她，甚至不能看她一眼。她不仅是一个性禁忌，更重要的是，她是阻止无名黑人青年“我”获得自由的手段。事实上，几百年的时间白人统治者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来规训着黑人，而面对白种男人权威的凝视，“我”只能垂头丧气。c但小说中的白人舞女则是唤醒主人公“我”心理意识的一个媒介，使“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自由选择以及选择后所要承担的后果。更重要的是，她使“我”认识到自由的代价。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我”必须超越仅仅在性方面征服她的需要，摆脱禁锢自由的性禁忌和陈规观念，正是与金发舞女的遭遇使“我”真正意识到了自由的本质。
二、玛丽——追求自由路上的呵护人
玛丽·蓝博是艾里森在小说中着墨最多的女性人物。玛丽给黑人青年“我”提供了她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真正的民间智慧，帮助年轻的主人公“我”对抗非理性的未知世界。正是玛丽的出现，才使“我”摆脱了“让这个黑人男孩跑起来”的魔咒，精神境界有了很大的提升，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此外，玛丽·蓝博对自己经历的阐述对黑人青年“我”不断发展的身份探索有着重要的影响。她激励着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玛丽为他提供了话语和叙述的声音，她教会了他生活的道理。
在遇到黑人妇女玛丽之前，主人公“我”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我”虽然出生于贫困的黑人家庭，但从小立志成为不平凡的人。年轻的主人公因在家乡的一次白人集会上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而赢得了奖学金，并怀着成为另一个布克·华盛顿的希望上了大学。但是在大学里，他遇到了强烈的矛盾情绪。这一次的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白人舞女带给他的冲击，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校长派他陪同学院创始人之一的诺顿先生在校园里巡游。可是过分热心的主人公“我”没有控制诺顿巡游的路线，也没有给他看种族进步的证据，而是让诺顿偶然发现了特鲁布拉德和他的家人，他们是当地黑人社区耻辱的化身。特鲁布拉德告诉诺顿自己和他女儿乱伦的关系，结果诺顿晕倒了，并在休息的酒馆受到了众人的嘲弄。由于这次失误主人公被校长开除，从而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为了实现成为种族领袖的梦想，“我”去了北方的一家油漆厂工作，希望可以赚到足够的钱并在秋天回到学校。“我”在工作中的努力导致在一次事故中严重受伤而昏迷，经过医院的治疗终于恢复。在恢复意识后，“我”发现“我”的生活变得更加迷茫，正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我”遇到了玛丽·蓝博。
在小说《看不见的人》中，外表朴实又和蔼可亲的玛丽很像是南方种植园中的黑人母亲形象。她饱受生活的折磨而充满远见，有着明确的生活目标。正如自己所说，虽然她身在纽约却没有被其腐蚀。处于生活低谷中的黑人青年“我”视她为榜样，在身居玛丽家的那段时间里，“我”重构了自己生活中的事件，这些事件又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男主人公“我”与玛丽的遭遇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自由的本质和获得自由的课。这个老妇人对于获得自由有着强烈的愿望，并且付诸行动来实现。由于受到玛丽的影响，主人公“我”对周围事物有了新的认识。他明白必须致力于行动，从而实现自己的潜能。虽然在玛丽的影响下“我”加入了兄弟会，后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我”所愿。但无论如何，埃里森让这个年轻人以她为榜样，这构成了小说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促进小说情节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三、兄弟会里的女人——摆脱困境的镜子
在离开玛丽之后，黑人青年“我”加入了自认为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的兄弟会组织。加入兄弟会之后，“我”接受了兄弟会领导杰克的安排，把实现黑人的自由权利作为自己的理想。通过自己所擅长的演讲来号召人们，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拯救黑人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事业。但慢慢地“我”发现兄弟会只不过是一个激进组织，自己只是他们为达到别有用心目的的利用工具而已。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我”遇到了兄弟会里的三个女人——艾玛、无名女人和西比尔，在与她们的接触中“我”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决心摆脱困境继续追寻未来。
艾玛是“我”进入兄弟会后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她长着“冷漠而俊美的脸”，穿着时髦。当“我”和艾玛第一次相遇时，“我走了过去，内心不禁一阵惊悸，这种心理与其说是我同她擦肩而过所造成，倒不如说是我对此一切似曾经历过的熟悉感所引起”。当艾玛邀请“我”跳舞时，“我于是随着钢琴的弹奏声引着她走向舞池，一面将她搂向怀里，仿佛我每天晚上都跟她那样的女人一起跳舞似的”。与艾玛的接触是主人公“我”真正意义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白人女性第一次接近，在这个过程中“我”尽力抑制自己的紧张心理，显然这样的接触让主人公“我”想起了自己早年在舞台上面对白人裸体舞女的尴尬遭遇。而在与艾玛的交流中，“我”慢慢地克服了对于白人女性的种族焦虑。虽然此时的主人公并没有完全了解兄弟会和艾玛本人，但他可以开始用一种近乎平等的心态去认识自己，而这就是艾玛对“我”自己认识的间接影响。
无名女人是“我”在哈莱姆区演讲成功后获得的仰慕者。“她长得过于美丽，体态丰满，乌黑的头发中很不显眼地开始长出细细一节银丝。当她换了件红艳艳的主妇长裙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她是如此鲜艳夺目，我不禁打了个愣怔，连忙把眼睛转向别处。”无名女人以讨论妇女问题为借口，勾引“我”回家。虽然“我”对她的第一反应是热情和欲望，就像他遇到白人舞女和艾玛一样。在无名女人的诱惑下，“我”屈服于肉体的欲望，这其实是“我”对白人女性性禁忌的一种反抗，“我”从被白人设定的权利规训的性阉割中走了出来。
西比尔是“我”在兄弟会接触的第三个女人。在遇到西比尔时“我”在兄弟会的工作中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和困惑，甚至对兄弟会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就在这时，西比尔出现了。西比尔的丈夫是兄弟会的领导，但她对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并不感兴趣。她的生活富足却很空虚，对自己所处的现实很是不满。正如西比尔所说的：“男人把我们压得太厉害了，他们以为我们应该放弃种种做人的乐趣。”西比尔竭尽全力来诱惑“我”，相信年轻的“我”拥有某种性的魔力，可以恢复她的活力，幻想被一个黑人男性强奸可以让她从多年的现实牢笼中解脱出来。
从小说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西比尔并不是一个完全堕落的女人，“她的脸庞上有一股纯朴的、不受腐蚀的正气，这更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说明她既不是在捉弄我，也不是想侮辱我”。其实西比尔是一个脆弱而敏感的女人，她和同样被困在兄弟会的主人公“我”有着相似的遭遇。正是通过西比尔“我”意识到了就像她一样，自己只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傀儡。当“我”意识到他们同为被剥削的对象后，“我”迫使自己回归理性，他认识到如果自己顺从西比尔的意愿去行事只不过模仿了兄弟会的策略，对他人行使权利以获得自己的目的。
所以西比尔对于主人公“我”来说也是一个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她帮助年轻的主人公摆脱兄弟会对其虚假身份的欺骗，使“我”意识到隐形不一定是一种负担，而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资产，推动他走向自由。也正是西比尔驱散他错位的野心，重新唤醒他摇摇欲坠的责任感，使得他能够接受隐形人的身份继续前行。
四、结语
在兄弟会的工作失败后，“我”逃离了所处的困境，进入一个地下室。虽然与世隔绝，但“我”仍然充满信心。“我住的就是一个暖暖和和的洞。请记住：熊总是躲进洞里过冬，直到春天才像破壳而出的复活节雏鸡一样从洞里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在这个地下室里，“我”开始回顾自己的种种经历，同时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处境和身份。虽然从表面来看，“我”好像又回到了生活的起点，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其实不然，“我”经历了一个在思想上曲折上升的过程，此时的主人公“我”不再是那个天真幼稚，把希望寄托于别人的驯服个体。d
在文学意象和非洲传说中，地洞象征着通向希望的道路。作者有意安排主人公“我”的用意也在于此，“我”在地下室只是在等待时机重返社会，而重返社会的“我”必将更加坚强。 而在我走向最终的觉醒中，小说中几个主要的女性人物显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人妇玛丽是作为“种植园母亲”的形象出现的，她在“我”被社会抛弃而最绝望的时候给予“我”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援助，使“我”能够继续前行探索自己的人生。而小说中的另外几个女人，如裸体舞女、艾玛、无名女人、西比尔，她们虽然不像玛丽一样直接去帮助“我”，但她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白人女性，在与她们的接触中慢慢促进了“我”的意识觉醒，这种意识觉醒包括性意识、身份意识、社会意识，甚至超乎种族的作为个体的生存意识。
所以小说中出现的这些重要的女性形象并不是要加深讀者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是作为主人公“我”走出困境的引路人身份出现的。对于黑人青年“我”和这些女性人物来说，每个人都代表了对方的禁忌，通过直面对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处境，也正是在这样的相互关照下，“我”慢慢地、痛苦地从困境中完全解放出来，直到置身事外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a 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c 陈后亮：《“被注释是一种危险”：论〈看不见的人〉中的白人凝视与种族身份建构》，《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d 李栋杰：《看不见的权力规训 看得见的主体反抗 ——从福柯的权力理论看〈看不见的人〉》，齐齐哈尔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 拉尔夫·艾里森. 看不见的人[M]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 拉尔夫·艾里森. 看不见的人[M]. 仁绍曾，张德中，黄云鹤，殷维本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3] 陈后亮. “被注释是一种危险”：论《看不见的人》中的白人凝视与种族身份建构[J]. 外国文学评论，2018（4）：119-134.
[4] 李栋杰. 看不见的权力规训 看得见的主体反抗 ——从福柯的权力理论看《看不见的人》[D]. 齐齐哈尔大学，20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吕梁学院大学英语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PZX201914）
作 者： 李栋杰，吕梁学院外语系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宫雪芹，吕梁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语用认知。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看不見的人》 女性形象 引路人 走出困境
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是一部超越种族的独特小说。整个故事围绕着一个无名黑人青年“我”痛苦地接受自己的异化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我”经历了一系列不幸的遭遇，遇到了很多的困境。“我”努力地探索自己的身份，却没有得到多少认可，以至于“我”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这个名字刻画了“我”极度边缘化的感觉。起初，他认为身为黑人是他陷入困境的原因，但他很快就发现每个人，包括黑人和白人都一样生活在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混乱世界，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标准几乎没有了价值。“我”痛苦地从幻想中醒悟过来，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理想，住进了一个废弃的地下室。在那里“我”一直反思着自己的过去，努力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得意义，并理解这些经历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所以这部小说的主题一如族裔文学的母题：“一个非中心的个人，通过幻觉的流动和冲突，走向未揭示的中心。”a
这部小说中，一个男性角色主宰了整部小说的发展，虽然有几个女性人物，但显然她们在小说中处于次要地位，每个人物都着墨不多。如舞台上的白人舞女、曾照顾“我”的黑人妇女玛丽·蓝博、杰克的情人艾玛、勾引“我”的无名女人和信任“我”的西比尔。但如果重新审视《看不见的人》中的这些女性人物就会发现读者往往低估了这些女性角色的作用，读者应该消除对她们的刻板印象，寻找她们隐藏的人性真相，认识到作者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作用。实际上这些女性角色超越了她们在叙事中的重要性，是她们真正帮助“看不见的”主人公“我”走向自由。她们与“我”的接触迫使“我”认识到大家共同的困境。通过与她们的接触，“我”逐渐明白了自己生活的现状和方向，使“我”放弃了自己遥不可及的理想和虚荣。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女性人物的影响，“我”明白了接受生活中的矛盾，吸取必要的教训从而一步步走向了觉醒和自由。
一、白人舞女——唤醒“我”自由意识的启蒙者
“在中央，面对着我们，面对我们站着一个俏丽的金发女郎——身上一丝不挂……当我的目光缓缓扫过她的时候，我真想往她身上吐唾沫……我既想从这舞厅中溜走，或者钻到地下，同时又想走到她身边，用我的身子遮挡住她，不让她这样暴露在我和众人的眼前；我想抚摸她柔软的大腿，爱抚她，同时又想毁掉她；想爱怜她同时又想杀害她……”b这是主人公“我”与白人舞女第一次直接遭遇时的矛盾心理。看到裸体的女人，“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混乱的性反应，这是任何社会规范都无法调和的。“我”竭力控制自己的反应，结果导致情感冲突和强烈的困惑感。舞台上的女人不是普通女人，在黑人青年“我”的意识里，她代表着被禁止的白人女性。美国社会几个世纪的禁令禁止“我”去看她，但是“我”在生理的驱使下又不得不看。因此，“我”感到内疚，“我”无辜而害怕。这种矛盾的遭遇对于年轻的主人公“我”来说并非没有教训，当看到这位美丽的金发女郎时，“我”立刻意识到“我”渴望拥有她，但是又不能碰她，甚至不能看她一眼。她不仅是一个性禁忌，更重要的是，她是阻止无名黑人青年“我”获得自由的手段。事实上，几百年的时间白人统治者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来规训着黑人，而面对白种男人权威的凝视，“我”只能垂头丧气。c但小说中的白人舞女则是唤醒主人公“我”心理意识的一个媒介，使“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自由选择以及选择后所要承担的后果。更重要的是，她使“我”认识到自由的代价。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我”必须超越仅仅在性方面征服她的需要，摆脱禁锢自由的性禁忌和陈规观念，正是与金发舞女的遭遇使“我”真正意识到了自由的本质。
二、玛丽——追求自由路上的呵护人
玛丽·蓝博是艾里森在小说中着墨最多的女性人物。玛丽给黑人青年“我”提供了她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真正的民间智慧，帮助年轻的主人公“我”对抗非理性的未知世界。正是玛丽的出现，才使“我”摆脱了“让这个黑人男孩跑起来”的魔咒，精神境界有了很大的提升，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此外，玛丽·蓝博对自己经历的阐述对黑人青年“我”不断发展的身份探索有着重要的影响。她激励着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玛丽为他提供了话语和叙述的声音，她教会了他生活的道理。
在遇到黑人妇女玛丽之前，主人公“我”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我”虽然出生于贫困的黑人家庭，但从小立志成为不平凡的人。年轻的主人公因在家乡的一次白人集会上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而赢得了奖学金，并怀着成为另一个布克·华盛顿的希望上了大学。但是在大学里，他遇到了强烈的矛盾情绪。这一次的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白人舞女带给他的冲击，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校长派他陪同学院创始人之一的诺顿先生在校园里巡游。可是过分热心的主人公“我”没有控制诺顿巡游的路线，也没有给他看种族进步的证据，而是让诺顿偶然发现了特鲁布拉德和他的家人，他们是当地黑人社区耻辱的化身。特鲁布拉德告诉诺顿自己和他女儿乱伦的关系，结果诺顿晕倒了，并在休息的酒馆受到了众人的嘲弄。由于这次失误主人公被校长开除，从而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为了实现成为种族领袖的梦想，“我”去了北方的一家油漆厂工作，希望可以赚到足够的钱并在秋天回到学校。“我”在工作中的努力导致在一次事故中严重受伤而昏迷，经过医院的治疗终于恢复。在恢复意识后，“我”发现“我”的生活变得更加迷茫，正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我”遇到了玛丽·蓝博。
在小说《看不见的人》中，外表朴实又和蔼可亲的玛丽很像是南方种植园中的黑人母亲形象。她饱受生活的折磨而充满远见，有着明确的生活目标。正如自己所说，虽然她身在纽约却没有被其腐蚀。处于生活低谷中的黑人青年“我”视她为榜样，在身居玛丽家的那段时间里，“我”重构了自己生活中的事件，这些事件又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男主人公“我”与玛丽的遭遇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自由的本质和获得自由的课。这个老妇人对于获得自由有着强烈的愿望，并且付诸行动来实现。由于受到玛丽的影响，主人公“我”对周围事物有了新的认识。他明白必须致力于行动，从而实现自己的潜能。虽然在玛丽的影响下“我”加入了兄弟会，后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我”所愿。但无论如何，埃里森让这个年轻人以她为榜样，这构成了小说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促进小说情节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三、兄弟会里的女人——摆脱困境的镜子
在离开玛丽之后，黑人青年“我”加入了自认为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的兄弟会组织。加入兄弟会之后，“我”接受了兄弟会领导杰克的安排，把实现黑人的自由权利作为自己的理想。通过自己所擅长的演讲来号召人们，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拯救黑人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事业。但慢慢地“我”发现兄弟会只不过是一个激进组织，自己只是他们为达到别有用心目的的利用工具而已。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我”遇到了兄弟会里的三个女人——艾玛、无名女人和西比尔，在与她们的接触中“我”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决心摆脱困境继续追寻未来。
艾玛是“我”进入兄弟会后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她长着“冷漠而俊美的脸”，穿着时髦。当“我”和艾玛第一次相遇时，“我走了过去，内心不禁一阵惊悸，这种心理与其说是我同她擦肩而过所造成，倒不如说是我对此一切似曾经历过的熟悉感所引起”。当艾玛邀请“我”跳舞时，“我于是随着钢琴的弹奏声引着她走向舞池，一面将她搂向怀里，仿佛我每天晚上都跟她那样的女人一起跳舞似的”。与艾玛的接触是主人公“我”真正意义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白人女性第一次接近，在这个过程中“我”尽力抑制自己的紧张心理，显然这样的接触让主人公“我”想起了自己早年在舞台上面对白人裸体舞女的尴尬遭遇。而在与艾玛的交流中，“我”慢慢地克服了对于白人女性的种族焦虑。虽然此时的主人公并没有完全了解兄弟会和艾玛本人，但他可以开始用一种近乎平等的心态去认识自己，而这就是艾玛对“我”自己认识的间接影响。
无名女人是“我”在哈莱姆区演讲成功后获得的仰慕者。“她长得过于美丽，体态丰满，乌黑的头发中很不显眼地开始长出细细一节银丝。当她换了件红艳艳的主妇长裙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她是如此鲜艳夺目，我不禁打了个愣怔，连忙把眼睛转向别处。”无名女人以讨论妇女问题为借口，勾引“我”回家。虽然“我”对她的第一反应是热情和欲望，就像他遇到白人舞女和艾玛一样。在无名女人的诱惑下，“我”屈服于肉体的欲望，这其实是“我”对白人女性性禁忌的一种反抗，“我”从被白人设定的权利规训的性阉割中走了出来。
西比尔是“我”在兄弟会接触的第三个女人。在遇到西比尔时“我”在兄弟会的工作中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和困惑，甚至对兄弟会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就在这时，西比尔出现了。西比尔的丈夫是兄弟会的领导，但她对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并不感兴趣。她的生活富足却很空虚，对自己所处的现实很是不满。正如西比尔所说的：“男人把我们压得太厉害了，他们以为我们应该放弃种种做人的乐趣。”西比尔竭尽全力来诱惑“我”，相信年轻的“我”拥有某种性的魔力，可以恢复她的活力，幻想被一个黑人男性强奸可以让她从多年的现实牢笼中解脱出来。
从小说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西比尔并不是一个完全堕落的女人，“她的脸庞上有一股纯朴的、不受腐蚀的正气，这更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说明她既不是在捉弄我，也不是想侮辱我”。其实西比尔是一个脆弱而敏感的女人，她和同样被困在兄弟会的主人公“我”有着相似的遭遇。正是通过西比尔“我”意识到了就像她一样，自己只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傀儡。当“我”意识到他们同为被剥削的对象后，“我”迫使自己回归理性，他认识到如果自己顺从西比尔的意愿去行事只不过模仿了兄弟会的策略，对他人行使权利以获得自己的目的。
所以西比尔对于主人公“我”来说也是一个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她帮助年轻的主人公摆脱兄弟会对其虚假身份的欺骗，使“我”意识到隐形不一定是一种负担，而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资产，推动他走向自由。也正是西比尔驱散他错位的野心，重新唤醒他摇摇欲坠的责任感，使得他能够接受隐形人的身份继续前行。
四、结语
在兄弟会的工作失败后，“我”逃离了所处的困境，进入一个地下室。虽然与世隔绝，但“我”仍然充满信心。“我住的就是一个暖暖和和的洞。请记住：熊总是躲进洞里过冬，直到春天才像破壳而出的复活节雏鸡一样从洞里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在这个地下室里，“我”开始回顾自己的种种经历，同时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处境和身份。虽然从表面来看，“我”好像又回到了生活的起点，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其实不然，“我”经历了一个在思想上曲折上升的过程，此时的主人公“我”不再是那个天真幼稚，把希望寄托于别人的驯服个体。d
在文学意象和非洲传说中，地洞象征着通向希望的道路。作者有意安排主人公“我”的用意也在于此，“我”在地下室只是在等待时机重返社会，而重返社会的“我”必将更加坚强。 而在我走向最终的觉醒中，小说中几个主要的女性人物显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人妇玛丽是作为“种植园母亲”的形象出现的，她在“我”被社会抛弃而最绝望的时候给予“我”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援助，使“我”能够继续前行探索自己的人生。而小说中的另外几个女人，如裸体舞女、艾玛、无名女人、西比尔，她们虽然不像玛丽一样直接去帮助“我”，但她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白人女性，在与她们的接触中慢慢促进了“我”的意识觉醒，这种意识觉醒包括性意识、身份意识、社会意识，甚至超乎种族的作为个体的生存意识。
所以小说中出现的这些重要的女性形象并不是要加深讀者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是作为主人公“我”走出困境的引路人身份出现的。对于黑人青年“我”和这些女性人物来说，每个人都代表了对方的禁忌，通过直面对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处境，也正是在这样的相互关照下，“我”慢慢地、痛苦地从困境中完全解放出来，直到置身事外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a 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c 陈后亮：《“被注释是一种危险”：论〈看不见的人〉中的白人凝视与种族身份建构》，《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d 李栋杰：《看不见的权力规训 看得见的主体反抗 ——从福柯的权力理论看〈看不见的人〉》，齐齐哈尔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 拉尔夫·艾里森. 看不见的人[M]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 拉尔夫·艾里森. 看不见的人[M]. 仁绍曾，张德中，黄云鹤，殷维本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3] 陈后亮. “被注释是一种危险”：论《看不见的人》中的白人凝视与种族身份建构[J]. 外国文学评论，2018（4）：119-134.
[4] 李栋杰. 看不见的权力规训 看得见的主体反抗 ——从福柯的权力理论看《看不见的人》[D]. 齐齐哈尔大学，20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吕梁学院大学英语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PZX201914）
作 者： 李栋杰，吕梁学院外语系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宫雪芹，吕梁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语用认知。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