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在洪安镇的一个街口停了下来。小街是往上的一个缓坡，挡住了视线，一时看不到坡那边的景色。沿缓坡慢慢地向上走去，目光渐渐升高，坡顶一点点降了下来。于是渐次看到一些树梢，然后是山巅，是屋顶，是岸，最后才是那条酉水。
　　酉水还是那样不快不慢地流着，河上的篷船，还是那样静静地浮着。河沿上，乌黑瓦顶的木屋还在，“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吊脚楼还在。依然是当年那条渡船；被踩得变了形的踏板，被坐得磨出光泽来的船帮，仍旧是当年的模样。60多年，日复一日，酉水天天从这儿流过，渡船时时自两岸往返。世事轮回，周而复始，一切都没有改变。
　　抬头却见对岸立着一堵悬崖，崖壁上，阳光照出了两个红色繁体大字：“边——城”。峭崖高耸，笔立如削，岩缝中，这儿那儿，长出了一蓬蓬灌木杂草，把“边——城”二字的笔划遮了些去。靠下面一点的地方，还有几个小字，更被枝叶遮去大半。待得河风吹来，灌木摇动了，才确切地露出三个字来：“沈——从——文”。正是这堵悬崖，正是悬崖上刻着的这几个红字，提醒我们去认真丈量60多年来随这河水流去的许多时间。
　　放眼看去，沿河上下，再没有这样的悬崖了。它怎么刚巧立在这渡口，而不是立在别处呢？它怎么刚巧就有一方平展的石壁，来做题词刻字之用呢？它默默地立在那儿，就是为了等待沈从文来题字签名的吗？当年沈从文屯戍此地的时候，能预见到有朝一日会把自己的姓名留在这堵悬崖上吗？……这样想着，心中就不免升起了浓浓的沧桑之感，脑子里就不免反复掂量着那叫做“命运”的东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间隔着的，不过是一条白水。
　　《边城》开头就写得明白：“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词叫做白河。”
　　如今与我隔水相望的，就是那叫做茶峒的地方了。我们坐渡船过河去。
　　依旧是两岸间牵一条横缆，船上人手拉横缆，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只是那条横缆已不是用“废缆”做的了，它已换成了铁索。管渡船的，也依旧是已经到了祖父年龄的一位老汉；只是他脚边一个大红塑料水桶，却是当年没有的鲜艳颜色。船向对岸驶去，悬崖一点点移了过来。再看它时，头要仰得更高了。由于角度的关系，石壁上的那几个大字，已被灌木遮去大半。
　　船上没有翠翠，也没有那条黄狗。但是河边水埠头上，这里那里，几个年轻的女子正在浣衣；沿河的砂石路上，也有狗不时地走过。依旧是当年的舞台，依旧是当年的布景。只是再听不到号兵吹号的声音，也见不到赛完龙舟后众男人下水赶鸭子的热闹景象了。
　　酉水无声地流。零星驶过的篷船，不紧不慢地顺水而下。河水倒映着天光，水面鳞波一片。远山，近树，还有河湾处那被称作“三不管”的长滩：一切都叫人遐想。不禁忆起《边城》中的字句：“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期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这不就是唱给酉水的一曲水彩画般的“四季歌”么？
　　终于走进了茶峒的小街。街道是清洁的，清静的，清凉的；与那些闹市相比，甚至显得有些寥落。两旁的房屋当然是改建过的了，但格局并无大变。大多临街一个堂屋，敞开着，一览无余；老人和孩子，在日常的程序里做着各自该做的事情。这样继续往前走着，就以为自己是走进了一出旧戏：保不定前边过来的老者中，就有那个心善而固执的渡船佬；保不定与你擦肩而过的少女中，就有那个纯情而乖巧的船家女。直到街角那儿出现了一家卖杂物的小店，我的眼睛才改变了焦点。是那些五颜六色的当令家什，把我从遥远的年代拽回到了眼前。我有意要走出这段往事，便向店主要了只打火机。付了钱之后，年轻的店主用生硬的普通话问：还要烟吗？好烟。我摇了摇头，指指上衣口袋，说：有了。
　　没有在茶峒多呆。汽车从河的上游某处过了桥，这时候正在前边镇口等着。那么我们就这样与边城道别了。汽车驶离小镇时，不知哪处院子里的一只鸭子，忽然放肆地一阵大叫。
　　车到凤凰。举目四顾，满城的屋檐，都翘首向天；每一个檐角上，都塑着一只凤凰：整座小城，就像是要飞起来的样子。
　　没有飞起来的是沈从文的旧居，它依然沉稳地呆在长长的小巷深处，在石板路临近折弯的地方。小巷两侧，高高低低的，是青砖砌就的墙垣，挡住了市声的喧嚷。我们去到那儿的时候，一抹斜阳正照在门楣上，整个门脸儿一片褐红。那么这小小的院落，也就和许多“故居”大同小异：一些实物，一些图片，一些说明。总之是一个人的一生：幼年，童年，少年，青年，成年，老年；而终点则在正房的中央：那儿端放着的，是方方正正的一个骨灰盒。
　　我们只用了不过几十分钟的时间，就读完了旧屋主人几十年起起落落的一生。在那些展品和图示面前，我们总是步履匆忙。临了，在近出口处看到那个售书的专柜，我们的眼光才再次凝聚起来。玻璃柜台下面，是印刷精美的许多沈著图书。大大小小的开本，中式西式的装帧，平装本，精装本，插图本，套装本：难以尽述。如此的规模和场面，也是沈从文在孤寂岁月里怎么也没有料到的罢。闲聊中，女售货员告诉我们，旅游高峰的那个五月长假，七天之内，这儿每日游客逾万！卖得最火的，也还是那本《边城》。闻此我稍稍仰起了头，轻轻地舒出了一口长气。
　　就是这个沈从文，在写《边城》的时候，曾在“题记”中公然表示对当时流行风气的鄙夷，对那些他所谓的“理论家，批评家，聪明的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他多有不敬。然而很快他就为自己的孟浪付出了代价，当时代的重拳向他正面砸将下来的时候，他只有佝偻了身子，任满天雨雪凛然倾泻在自己头上。他断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从此与文学断绝了关联。那么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头，作为罪人的沈从文，在北京某座大楼的厕所里，一丝不苟地用手指甲一点点刮去瓷砖上的污渍的时候，他能想到自己会有重新挺直了身子的一天么。
　　接着我们从一座临时搭就的便桥跨过沅水，到对岸去。正逢放学时分，成群结队的中学生你推我挤地迎面向我们涌来。到了对岸的时候，河沿平缓的石级上，几个学画的女孩，正坐在那儿专注地向着落日写生。她们画中的远景，正就是我们要去的那座小山。小山绿树丛生，山麓的一小块平坦处，像是从天而降似的，一块巨大的五彩石直直地矗在那里，纹丝不动。这就是沈从文的墓了。有人告诉我们，墓址原选在山脚下一处更平阔的地方，然而那块五彩石却挣脱了绳索，从山顶砰然滚落，自行栽在此处，再难撼动。沈从文墓便因之有了传奇的意味。不必推敲此说的真伪，一个人生前既受到长期的痛诋，又获得迟到的殊荣；死后，还能被编成“传奇”流布：这样的生命，也就称得上圆满了。
　　五彩石上，镌就两行绿色的行书：“照我思索，能认识‘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这是沈从文留给后世的箴言么？那么墓石四周的兰草，便因了绿树的蔽荫而更加茂盛起来；据说，沈从文的一小撮骨灰，就这样零星地撒在这些兰草之中，而墓石下面，实际上空无一物。这又有什么呢？人生原就是在有无之间穿行，要的原就只是一种寄托，一种象征，又何必坐实了具体的方式。通往墓地的山路旁，立着黄永玉撰写的一块碑石，上写：“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一语作结，似欲与沈从文的箴言遥相呼应。蓦地联想起泰戈尔的诗句，正可作沈从文一生的某种诠释：“旅客要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天色渐暗，周围的草树已逐渐模糊起来。只有墓石面前不知是谁斜放着的一束黄花，还坚持着清晰的轮廓。从枝叶的间隙中望去，是沅水的点点波光，在一些屋檐的剪影之间凌乱地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