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经济》：针对中国当前严峻的水污染形势，继“区域限批”后，环保总局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那么在新环境经济政策的形势下，城市、县、开发园区下一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规划，以更小的资源代价，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呢？
　　武晓鹏：国家加大力度推进节能减排的政策，但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以山西省清徐县为例，15年前当地环境优美，但5年之后开始建设发展焦炭工业，最多时洗煤厂、焦炭厂多达500余家，甚至导致附近著名的晋祠景区的水资源也遭受破坏。可以说，十年前的清徐就是今天“区域限批”地区的状况。清徐县紧邻省会太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使城市投资竞争力不断下滑。由于山西是以煤炭为特色的主导经济省份，所以太原市政府着手整改保留了清徐县排名前5位的焦炭企业，强制更新了环保设备，这5家企业也加大了产业链条的延伸，向精细化工、粉煤灰回收加工等十多种产品发展。
　　《中国城市经济》：除了保留的，其余的企业的出路在哪里？
　　武晓鹏：排名第六的焦炭企业老板在政策扶持下投资了5000万进入肉牛养殖的循环经济领域。当地农民在县政府的引导下进行了“股田制”的改革，既可享受土地入股分红，又可以做饲养员、操作员、酒店服务员的工作。企业转型后获利也许不及采煤炼焦时代，但是它的可持续性成为了典范。排名第七的企业将多年积累的焦炭收益投入到了专门生产针对城市污水管道的纳米管材，现已销往海内外。而排名第八的企业则进入传统的纺织行业中的高端部分。在上述企业的成长阶段，政府在技术和市场上都给予了扶持。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仅是做“一刀切”的关停工作，更多地是一种服务职能的工作，包括帮助企业转型、安置就业等。这样才能改变过去抵触情况严重的状况，政府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还需要打开另一条路。
　　《中国城市经济》：您提到的这几种结构调整并不是单一的模式，一窝蜂地去搞循环经济，在高科技、传统产业中都各显身手。
　　武晓鹏：这里边有敢不敢做和能不能做的挑战，这些企业家的胆识和眼光让他们朝前迈出了一大步，也一改我们对山西煤老板的认识。当然，转型的过程是需要有比例、分阶段去推行的，至少在环境可允许的范围内尽快实现。
　　《中国城市经济》：目前，我国共有107家国家级开发区，其中54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曾出现过同一城市中的开发区与高新区互挖企业而上演“同城大战”的情况。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如何打造特定产业规律的开发园区，形成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投资环境呢？
　　武晓鹏：从发展的角度看，最终都会由市场自行解决，企业从最初选择园区的优惠政策，随着优惠的逐渐趋同和取消，企业就会考虑选择那些更具专业特色、针对自身行业服务水平更高的地区。
　　《中国城市经济》：就像老百姓买东西从开始捡便宜货到购买有品位、上档次的商品？
　　武晓鹏：没错，一味地在政策优惠上让步甚者导致了许多园区企业成为地产开发商的角色。其实，这一点并不是企业的初衷，正是因为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利润超过了公司自身产业的获益，“同城竞争”才导致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会选择专业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由此园区竞争升级到特色服务上了。例如，北京通州商务园，它靠近CBD，坐落于温榆河两岸，生态环境良好，低密度的一幢幢小楼隐密在树林之中。通州商务园的竞争优势首先是它的使用价值，即自然属性上满足了大公司总部的需求；其次它的社会属性就是服务于外包的特色。它的定位是很窄众的，只有窄众化的园区产业定位和功能定位才是有生命力的。
　　《中国城市经济》：您提到的“窄众化”具体怎样理解呢？
　　武晓鹏：就是市场细分，一旦进行特色化的细分之后，又是一片广阔的市场。还以通州商务园为例，它的定位精益求精，招商也有的放矢，并不是一味地吸纳各类不同层次的跨国企业总部。接下来就是为特色集群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形成一种小而全的专业化小生态。从管理园区客户的角度讲，会考虑吸引哪些企业来，也请一些企业走。
　　《中国城市经济》：这方面有点儿像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了？
　　武晓鹏：园区管委会对园区企业的管理就好像产品的项目管理，那些不具备市场竞争力或不再赢利的“产品”就需要退出了。企业在上升的阶段要扶持，在衰落的阶段要退出，这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
　　《中国城市经济》：北京市的多个不同园区未来发展应注意些什么呢？
　　武晓鹏：园区竞争从价格竞争上升到价值竞争。同时，进一步加强服务业的作用，第一、二、三次产业是过去传统的划分方式，但现在更多地出现了工业企业服务化的现象，比如说联想，首先是服务，其次是制造。国际上工业企业服务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中国城市经济》：现代服务业是如何集聚的，特别是工业企业服务化下的服务业又是怎样实现集聚的呢？
　　武晓鹏：服务业是一个范围很广、种类繁多的产业，每当一种行业发展到一定专业化的阶段时，就会产生相互之间的协同关系，可能是因为客户是同一的，也可能是服务的流程是同一的，总之有交叉，形成了服务于服务业的服务。当前，我国服务业分成了生产型和生活型，今后随着发展还会不断细分。产业就是在不断的裂化和聚合过程中找到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的。我从来没有说服务业就一定要集聚在一起，我提到了服务集群，这是在工业集群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形成了一种工业供求高端对接的需求，因此服务业就靠近过去了。在浙江很多地方的服装企业，即使没有园区，它们也都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在设计、研发、生产、展销方面集群的合作方式。
　　《中国城市经济》：这种集群形成后的诸如信息、法律等服务是由当地政府来做的么？
　　武晓鹏：不是，恰恰是行业自己解决的。
　　《中国城市经济》：这是政府服务不到位的表现吗？
　　武晓鹏：政府服务是很难及时、准确到位的，这种不到位正是缺少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第三方中介，这里特别强调“自发”，过去由政府来组织形成的协会服务也很难到位。所以，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反映了它们自身就是中介机构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