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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类社会群体，一旦解决了温饱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标志社会分化的权力与财富的符号物。宝贝、珍宝一类脱离日常生活用品范围的高等奢侈物，开始成为整个群体之中最吸睛的东西，会得到普遍的艳羡、追求、谈论，成为全社会备受青睐的圣物。如果该社会群体发展到民族国家的规模，那么此类圣物就被称为“国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日渐发达，社会财富效应以惊人的数字在不断增长，国民对宝物和顶级奢侈品的关注度，也就随之水涨船高。像媒体上的各种“鉴宝”“寻宝”“挖宝”“拍宝”“说宝”“让国宝说话”一类栏目，热度一浪高过一浪，并积淀出一种累积和叠加效应。从南昌海昏侯墓发掘现场直播，到2021年春的三星堆新发现六大祭祀坑的现场直播，一个全民看宝和热议国宝的空前舆论大潮，已经足以堪称史上之最。
三星堆出土诸多文物中，最贵重的就是黄金器和玉器。铜器体量虽大，但和金玉相比，其价值略逊一筹。有《管子·轻重乙》篇所述先秦社会的圣物价值谱，可以引来作证：
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
末句话中，币，指货币，也就是钱。刀布，是齐国以铜为原料铸造的铜钱。管仲贵为齐国相国，他所标出的三类价值物货币谱系，可以构成一个划分为三个等级的金字塔结构：珠玉位于金字塔顶尖，黄金为中层，铜钱只能屈居下层，是为社会财富之基础也。用这个三分法价值观，再看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品类，则堪称古蜀国至高国宝者，应该不是黄金面具或黄金权杖金套之类与外来文化相关的金属物，而是用优质玉料打造出的玉礼器。我国的文玩收藏界流行一个说法，叫“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个尽人皆知的说法，应该是对两千多年前《管子》给出的圣物价值谱的千古回响吧。
如果从文化基因的溯源视角再审视，这样的至高国宝评选或筛选过程，绝不是哪个有权有势的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历史传承不断的文化传统所积淀形成的。黄金器一类文物，迄今所知在我国境内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标本是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金鼻环，属于四坝文化，其年代上限为距今3800年。相比之下，我国境内迄今出土的最早的玉礼器，是2018年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出土的一件白玉环，距今足足有10000年。紧随其后的，是2017年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畔发掘的小南山遗址玉礼器群，距今约9000年。换言之，在金、玉这两种被国人奉为至高价值物的对照中，玉的年轮要比金的年轮长久两三倍。哪一个堪为国宝的原生性文化基因？哪一个为次生或派生的？只要放在历史年谱中，便可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比较简便易行的判断顶级国宝的方式，不需要诉诸海量文物大数据的历史排比功夫，也不用去全国各地搜肠刮肚地寻觅各种考古资料的佐证，那就是诉诸我们最熟悉的符号载体汉字本身。你只要将“国宝”二字做出合并同类项的处理，答案自己就呈现出来了，那就是一个“玉”字。我国先秦社会流传最广的两个圣物，史书中称为“隋侯之珠”“和氏之璧”。这不是刚好吻合《管子》以珠玉为至高无上价值物的说法吗？到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帝国的至高国家宝物是由始皇帝嬴政钦定的，和始皇帝初创的“皇帝”这个符号称谓一样，具有举世无双的唯一性，那就是名满天下的传国玉玺。
始皇帝还责成秦丞相李斯，在传国玉玺上刻八个小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记住这八字真言，再去讀中国文学的第一小说《红楼梦》，就能从文化基因层面，去深度理解主人公贾宝玉及其通灵宝玉的玄幻性神话编码故事了。还有罗贯中《三国演义》所讲三国鼎立争霸之谜的谜底，其实也就非常微妙地潜藏在若隐若现的传国玉玺叙事母题里。秦汉时代以后的各个王朝，都要模仿因循玉玺制度，用这件代表唯一性的玉礼器来见证皇帝的至高统治权。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一共是2133年，华夏国家的至高国宝始终没有改变过，任由金银价值连城，也从来没有一次能够僭越传国玉玺。
如今的国民要想目睹历代皇权的标志物玉玺系列，最好的去处就是故宫博物院中的紫禁城珍宝馆。看完珍宝馆的各种玉玺，还可以去乾隆皇帝的乐寿堂观赏五千公斤重量的和田玉整雕的玉山子“大禹治水”。在这件罕见的巨大国宝面前，可以带入式地体验一下，这位200多年前的乾隆皇帝是如何追想四千年前大禹治水成功之际，会诸侯于涂山的盛况的。史书《左传》记述那次会盟的盛况，只留下六个字：“执玉帛者万国！”
从4000年前夏朝建国的天下美玉大聚会之盛况，到秦始皇统一时选中至尊权力符号物传国玉玺，再到乾隆不惜工本地从新疆叶城运回巨大和田玉籽料，制成大禹治水山子，一部“玉成中国”的四千年国史，已经可以历历在目一般得到全过程的想见。从这个整体的华夏文明大背景中，再去观看三星堆的宝物，或许多少能有一些“内行看门道”的体悟，不至于被金光灿灿迷人眼的金面具所迷惑。要知道，类似的玉人面，早在五千年前的北方红山文化和山东大汶口文化就已经出现了。三星堆出土的金璋形器和铜璧铜瑗，无疑也都是用新兴的冶金材料对更加古老的玉璋、玉璧和玉瑗的拷贝而已。玉礼器为文化传统的原生编码，金属器为次生编码的情况，在三星堆文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日渐发达，社会财富效应以惊人的数字在不断增长，国民对宝物和顶级奢侈品的关注度，也就随之水涨船高。像媒体上的各种“鉴宝”“寻宝”“挖宝”“拍宝”“说宝”“让国宝说话”一类栏目，热度一浪高过一浪，并积淀出一种累积和叠加效应。从南昌海昏侯墓发掘现场直播，到2021年春的三星堆新发现六大祭祀坑的现场直播，一个全民看宝和热议国宝的空前舆论大潮，已经足以堪称史上之最。
三星堆出土诸多文物中，最贵重的就是黄金器和玉器。铜器体量虽大，但和金玉相比，其价值略逊一筹。有《管子·轻重乙》篇所述先秦社会的圣物价值谱，可以引来作证：
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
末句话中，币，指货币，也就是钱。刀布，是齐国以铜为原料铸造的铜钱。管仲贵为齐国相国，他所标出的三类价值物货币谱系，可以构成一个划分为三个等级的金字塔结构：珠玉位于金字塔顶尖，黄金为中层，铜钱只能屈居下层，是为社会财富之基础也。用这个三分法价值观，再看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品类，则堪称古蜀国至高国宝者，应该不是黄金面具或黄金权杖金套之类与外来文化相关的金属物，而是用优质玉料打造出的玉礼器。我国的文玩收藏界流行一个说法，叫“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个尽人皆知的说法，应该是对两千多年前《管子》给出的圣物价值谱的千古回响吧。
如果从文化基因的溯源视角再审视，这样的至高国宝评选或筛选过程，绝不是哪个有权有势的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历史传承不断的文化传统所积淀形成的。黄金器一类文物，迄今所知在我国境内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标本是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金鼻环，属于四坝文化，其年代上限为距今3800年。相比之下，我国境内迄今出土的最早的玉礼器，是2018年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出土的一件白玉环，距今足足有10000年。紧随其后的，是2017年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畔发掘的小南山遗址玉礼器群，距今约9000年。换言之，在金、玉这两种被国人奉为至高价值物的对照中，玉的年轮要比金的年轮长久两三倍。哪一个堪为国宝的原生性文化基因？哪一个为次生或派生的？只要放在历史年谱中，便可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比较简便易行的判断顶级国宝的方式，不需要诉诸海量文物大数据的历史排比功夫，也不用去全国各地搜肠刮肚地寻觅各种考古资料的佐证，那就是诉诸我们最熟悉的符号载体汉字本身。你只要将“国宝”二字做出合并同类项的处理，答案自己就呈现出来了，那就是一个“玉”字。我国先秦社会流传最广的两个圣物，史书中称为“隋侯之珠”“和氏之璧”。这不是刚好吻合《管子》以珠玉为至高无上价值物的说法吗？到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帝国的至高国家宝物是由始皇帝嬴政钦定的，和始皇帝初创的“皇帝”这个符号称谓一样，具有举世无双的唯一性，那就是名满天下的传国玉玺。
始皇帝还责成秦丞相李斯，在传国玉玺上刻八个小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记住这八字真言，再去讀中国文学的第一小说《红楼梦》，就能从文化基因层面，去深度理解主人公贾宝玉及其通灵宝玉的玄幻性神话编码故事了。还有罗贯中《三国演义》所讲三国鼎立争霸之谜的谜底，其实也就非常微妙地潜藏在若隐若现的传国玉玺叙事母题里。秦汉时代以后的各个王朝，都要模仿因循玉玺制度，用这件代表唯一性的玉礼器来见证皇帝的至高统治权。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一共是2133年，华夏国家的至高国宝始终没有改变过，任由金银价值连城，也从来没有一次能够僭越传国玉玺。
如今的国民要想目睹历代皇权的标志物玉玺系列，最好的去处就是故宫博物院中的紫禁城珍宝馆。看完珍宝馆的各种玉玺，还可以去乾隆皇帝的乐寿堂观赏五千公斤重量的和田玉整雕的玉山子“大禹治水”。在这件罕见的巨大国宝面前，可以带入式地体验一下，这位200多年前的乾隆皇帝是如何追想四千年前大禹治水成功之际，会诸侯于涂山的盛况的。史书《左传》记述那次会盟的盛况，只留下六个字：“执玉帛者万国！”
从4000年前夏朝建国的天下美玉大聚会之盛况，到秦始皇统一时选中至尊权力符号物传国玉玺，再到乾隆不惜工本地从新疆叶城运回巨大和田玉籽料，制成大禹治水山子，一部“玉成中国”的四千年国史，已经可以历历在目一般得到全过程的想见。从这个整体的华夏文明大背景中，再去观看三星堆的宝物，或许多少能有一些“内行看门道”的体悟，不至于被金光灿灿迷人眼的金面具所迷惑。要知道，类似的玉人面，早在五千年前的北方红山文化和山东大汶口文化就已经出现了。三星堆出土的金璋形器和铜璧铜瑗，无疑也都是用新兴的冶金材料对更加古老的玉璋、玉璧和玉瑗的拷贝而已。玉礼器为文化传统的原生编码，金属器为次生编码的情况，在三星堆文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