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社会主义”海军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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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制定我们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是不以某种方式需要加以考虑的。”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政治报告
  在这位派头十足的苏共中央总书记领导下,苏联综合国力达到顶峰,并以空前之规模卷入国际事务,军事力量甚有超越美国之势。
  
  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18年(1964年-1982年),这个时间长度仅次于斯大林(30年)。对于冷战时期的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显然更有资格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时代——一个基础并不牢靠、但却外表无比辉煌的时代。在这位派头十足的苏共中央总书记领导下,苏联综合国力达到顶峰,并以空前之规模卷入国际事务,军事力量甚有超越美国之势。
  以俄国人的传统,强大的国力最优先支持的永远是军事力量。苏联海军在这一时期的迅猛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该事件都绝非仅仅是个军事问题,其重大的战略影响和历史借鉴意义都已超越了“红色帝国”走向颠峰的表征。
  
  在远洋遏止“帝国主义入侵”
  
  1962年由前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军事战略》一书是苏联军事史上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该书在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为基本立论的基础上,认为“在现时代,要争取和平,首先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加强物质技术基础的条件下,始终不渝地增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解决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性任务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存在着战争的经济基础,而且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反动势力今后还会进行军事冒险和侵略。因此,我们的战略必须估计到,虽然维护和平的力量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壮大,但是帝国主义者挑起新的掠夺战争的危险性,侵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侵犯苏联的危险性仍然存在。”
  在这一点上,前苏联海军司令员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也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作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远洋核海军缔造者的戈氏认为,“海军作为国家的政治工具能在短时期内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所选定的海洋地区,以自身的存在威胁帝国主义敌人。”而自身力量的存在则应当以“建立和发展装备有核武器的远洋舰队作为我国海军新目标”,“把这支舰队变成能够在世界所有海洋里有效对抗敌人的强大海军,保障苏联的国家利益,击退来自海洋方向的敌人袭击的实际力量,才能确保苏联政治目标实现和对海洋区域世界性事件进程施加影响。”
  


  
  解决彼得大帝的“遗留问题”
  
  1971年,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六点和平纲领,并将“缓和”摆在“巩固和加强苏联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首位。”但这种“缓和”并不意味着两种社会制度间斗争的终结,而是服务于“保证世界的历史性转变。”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的革命性转变将导致“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和彻底地胜利。”在“世界革命”旗帜的掩盖下,苏联凭借经济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急剧膨胀,采取全球扩张战略,到处插手国际事务。此时的苏联远洋海军开始肩负“在海外协助传播共产主义学说及扩大苏联国家权势的双重使命。”
  苏联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国,濒临世界四大洋中除印度洋外的三大洋,拥有巨大的战略优势和战略资源。但苏联要发展海军,提升海上实力却有着诸多地理条件的天然局限。由于处于高纬度地区,大多数的海军基地长期处于复杂的冰冻状态,因此,舰艇机动和保持高度战斗准备都遇到极大困难。苏联重要海军基地的“所临海域相对封闭,出海口不畅,舰队活动受到极大限制。”
  此外,苏联四大舰队所处海域被陆地隔绝,互不相连,彼此孤立。在欧洲部分的三大舰队所在的海域北海、波罗的海和黑海,分别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所隔离,而远东的太平洋舰队又与这三支舰队被整个欧亚大陆所隔离。
  以上诸种地理条件的局限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苏联“帝国”争夺世界海洋霸权的“天生缺陷”。要想自由出入全球海域发挥作用,红海军必须在装备上有所突破,即改变过去大量建造近海轻型舰艇的传统,大力发展数量相对较少,但具备更强独立综合作战能力、在远洋对基地依赖较小的大型舰艇。在具体的舰队构成方面,突出了重型核潜艇与大型巡洋舰的舰队核心角色。
  “海军作为国家的政治工具能在短时期内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所选定的海洋地区,以自身的存在威胁帝国主义敌人。”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经济之迷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经济,特别是苏联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顺利完成,制止了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滑的趋势。苏联“八五计划”期间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4%,第九个五年计划年均增长速度仍达到6.4%。197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的80%以上,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85%。此时美国及西方在70年代却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一时期苏联国力的增强与西伯利亚地区大量油气田的开发有一定关系。因为恰好这个时期国际油价暴涨。据估计在1974-1984年间,苏联油气出口收入共达2700-3000亿美元。有些学者从消极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石油外汇收入掩盖了苏联经济体制的矛盾,它所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的。这种分析失之偏颇。因为石油产量和出口量的激增是客观事实,油价上涨则是有利机遇,并非巧取豪夺。再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单靠出口石油,其“缓和”烟雾弹使苏联在这一时期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而最重要的因素则应归于经济体制改革。从1965年开始,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了“新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进管理方法和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同时通过利润提成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当时在柯西金领导下工作的尼·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改革作了很高评价。他写道:“柯西金1965年的经济改革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仅在随后的5年,工业生产就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上一个五年计划共提高23%),消费品(“乙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终于同“甲类”产品相等。”从1968-1970年,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其中甲类产品增长8.6%。乙类增长8.4%。这在苏联工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实际上,与传统观点相反,所谓里根政府进入80年代后操纵国际油价暴跌也并非导致苏联衰落的重要因素,国内工业的高速增长,“发达社会主义”、福利社会所带来的生活用油激增(几乎家家都有汽车),大规模扩军占去大量军事用油。全球扩张时的“国际援助”增加,以及部分老油井的枯竭,这些因素导致苏联在80年代甚至已需要从国外进口石油。
  
  用潜艇威慑美国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是美苏实现有限缓和的时期,在这期间,美苏英在1968年7月1日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且美苏就举行限制战略武器展开了初次接 触。但美苏间的核军备竞赛并未减缓,反而愈演愈烈。美国在这一时期装备了“北极星”、“海神”潜射弹道导弹的六个核潜艇分舰队,并在继续大规模建造多用途核潜艇,增添新的航空母舰。
  相对于陆基和空中导弹系统,水下核导弹力量由于其高生存概率而拥有比陆基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更大的威慑效能。因此在苏联远洋海军的建设中,潜艇舰队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
  依据任务的不同,苏联主要发展了三种类型的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装备巡航导弹的攻击核潜艇和装备导弹一鱼雷武器的核动力、柴油动力潜艇。其中大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是重中之重。从第一艘携带16枚液体燃料导弹的667A型核潜艇建成服役(K-137“列宁主义者”号1967年12月30日下水),到1991年的24年间,苏联共建造了77艘战略核潜艇,包括34艘667A型、18艘667B型、4艘667BII型;14艘667BIIP型;7艘667BIIPM型,苏美间海上战略力量取得了大致平衡。
  
  新概念:“载机巡洋舰”和“饱和攻击”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远洋海军的巨大成就除了庞大的水下舰队外,水面战舰建设也取得长足进步,相继研制出莫斯科级反潜载机巡洋舰(1123型)、基辅级航空巡洋舰(1143型)、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1132型)、尼古拉耶夫级导弹巡洋舰(1134型)等大型水面战舰。其中莫斯科级反潜载机巡洋舰建有二艘,分别为“莫斯科”号(1967年12月下水)和“列宁格勒”号(1969年2月下水)。它们的建成表明,随着美国战略核潜艇的出现,苏联近海水域被封锁和美国一家独霸辽阔海洋的危险在大大增加,苏联必须建造载有卡-25型反潜直升机群的远程反潜防御舰只来应对。而基辅级航空巡洋舰,则是苏联在莫斯科级的基础上,追求更大制海权的一次尝试,其主要用途由单一反潜向综合对空防御、对舰攻击和反潜的多功能作战平台转变,成为用来掩护水下核舰队,同敌对集团作战舰群作战和显示核威慑的水面舰队的核心。
  在苏联海军向大型化、导弹化和核动力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配备P-700“花岗岩”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和S-300F区域防空导弹的基洛夫级(首舰“基洛夫”号1980年12月交付海军)和尼古拉耶夫级导弹巡洋舰等型舰艇扮演着水面“突击手”的角色,是形成对美海军航母编队远程密集打击的主体。由于苏联航母发展刚刚起步,无法与浩浩荡荡的美国航母战斗群抗衡。所以苏联确定了大力发展远洋战舰,并大规模发展与大型海基平台相配套的重型反舰导弹,实施“饱和攻击”对抗美国海军航空兵优势的思路。
  


  由于舰艇在使用时不受领空权、领土权的限制,因此远洋舰队对于保障不断扩展的苏联利益,以及在远离本土的海域充分展现国力和威望都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式大海军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海军实力大幅提升。到1979年,苏联海军战斗序列中的现役舰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63艘,巡航导弹核潜艇40艘,攻击核潜艇44艘,常规潜艇200艘;反潜航空巡洋舰4艘,导弹巡洋舰35艘;导弹驱逐舰71艘,护卫舰162艘,小型战斗舰艇940艘,两栖作战舰艇91艘,辅助船舶385艘,此外,海军航空兵拥有各型作战飞机1310架。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曾自豪地宣称:“在这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里,苏联的海军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因素,变成了一支能够抵抗来自海上各个方向的侵略和在世界海洋上完成重大战役和战略任务的力量。”
  与此同时,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也相应地增加。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海军相继举行由各大舰队参加,各军兵种协同行动的战略性演习,如“海洋-70”、“南方-72”、“海洋-75”、“西方-81”等。苏海军舰艇同时在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进行对抗演练。200余艘潜艇、水面战舰和辅助船只参加了“海洋-70”演习。120多艘舰艇参加了“海洋f4-75”演习。这些对抗演习包括反潜、反航母、封锁海上交通线、护航和两栖登陆等几乎所有海上作战科目。同时突出强调反航母、保护海基战略力量,封锁海上交通线、保障国家对外政策的实施。
  在苏联看来,正是由于舰艇在使用时具有很大灵活性,很好的侦察能力,不受领空权、领土权的限制。因此,远洋舰队对于保障不断扩展的苏联利益,以及在远离本土的海域充分展现国力和威望都具有重大意义。
  
  向全球海洋进军
  
  1963年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元帅命令“向海洋进军”,这是苏联海军扭转近海防御状态,向世界水域挺进的号角。苏海军开始逐步向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扩张渗透。
  地中海是苏联主要战略利益所在。1967年苏联组建地中海分舰队,其正常组成包括:8-10艘鱼雷攻击潜艇,2-3艘巡航导弹潜艇,2-4艘导弹巡洋舰,9-12艘驱逐舰、护卫舰,1-3艘扫雷舰,5-6艘电子侦察船及其他辅助船只。这支舰队的存在增加了苏联在东地中海的政治和军事选择权。在第一、二次中东战争中,苏联都向埃及的塞德港和亚历山大港派遣舰艇,打消了以色列进攻这些港口的企图。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特别是危机达到高潮的11月份,苏海军在地中海的舰只数目达到96艘之多,并一度与美国第6舰队形成剑拔弩张的对峙之势。
  苏联海军向加勒比海的部署开始于1969年7月。1970年5月,包括1艘导弹巡洋舰,1艘核潜艇,2艘常规潜艇和1艘后勤补给船在内的一支苏联特遣舰队再次进入加勒比海,随行工程人员旋即在古巴南部西恩富戈斯港修建战略潜艇补给基地。后在美国政府强烈抗议后,这一修建工程中止。尽管后来关于这项工程是否恢复的报告相互矛盾,但苏联舰队在加勒比海的游弋次数大幅增加是无疑的,仅从1970年6月-1972年1月,这样的远洋航行就多达5次。苏联海军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存在是继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对西半球水域的重新试探,反映了勃列日涅夫的一个重要判断:海军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承担支持苏联的政策和联合第三世界反美民族主义,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
  1968年苏联组建了印度洋分舰队。一般情况下,印度洋分舰队的舰艇数量保持在20艘,包括1艘导弹巡洋舰,2-3艘潜艇,5-6艘驱逐舰,1艘两栖登陆舰和其他支援舰船。1968年2月苏印签订一项秘密海军协定,由苏联向印度提供海军船只,来交换印度的几个海军基地使用权。双方就苏联使用印度洋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达成协议,并且印度允许苏联海军在维沙卡帕特南和安达曼港停泊,加油和维修。1971年8月,苏印签订了为期20年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条约》,为苏联以印度为基地在印度洋进一步扩张打下基础。此外,苏联也大力加强与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合作,严密控制西方经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北上波斯湾的咽喉要道。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海军在太平洋的战略重点在东南亚,并建立了一支以金兰湾和岘港为基地的特遣舰队。为了同驻扎在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美军对峙,同时从南部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苏联海军在1976年开始进驻金兰湾,并于1979年9月正式接管金兰湾。在鼎盛时期,苏在金兰湾停泊的战舰多达30艘,其中包括尼古拉耶夫级导弹巡洋舰,D级战略核潜艇,以及50余架图-16、图-142、图-95等型战略轰炸机和1万名官兵。正是因为金兰湾成为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的桥头堡,苏联太平洋舰队的立足点,一下子从海参崴向南推进了两千多海里,逼近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要冲——马六甲海峡。
  
  赶超与衰落的悖论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对外战略逐渐从积极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公开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这是苏联国势日趋强盛,领导人心理日渐自信的表现。此时的苏联军政领导层坚持“帝国”政治思维方式,在“世界革命”旗帜的掩盖下,以图实现“红色帝国”的野心。占据我们这个星球表面三分之二的海洋“自然”成为苏联的扩张重点区域。
  苏联之所以把全面夺取对美军事优势作为内政外交的第一要务,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军事战略的理论基础,而勃列日涅夫僵化地套用“帝国主义”,“总危机”教条,超越社会发展现实,肓目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则标志苏联海上扩张的政治准备完成。
  在苏共二十四大(1977年)上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完整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并将它写进了1977年修订的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1977年已经建成了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不可捍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军事力量强大无比,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苏联必须成为“世界革命浪潮”的中流硫柱,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
  


  苏联海军向远洋化、大型化、导弹化,核动化方向的发展正是由这种扩张倾向决定的。但苏联远洋扩张的背后却是争霸斗争所带来的国家实力衰落,社会发展的全面停滞,和危机因素的暗中积聚。远洋海军的发展使苏联具备了提升国家海上威力的物质基础,但强烈的扩张欲望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的结构性紧张,则决定了它自身无法调和战略目标与国家经济发展的矛盾,注定要走向衰落。
  正是因为金兰湾成为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的桥头堡,苏联太平洋舰队的立足点,一下子从海参崴向南推进了两千多海里,逼近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要冲——马六甲海峡。
  
  1973年:苏地中海分舰队VS美第6舰队
  
  1973年的10月“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与此同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舰队也在地中海上演了一场超级海上对峙。其紧张程度一度使美国当时的参联会主席托马斯·莫尔海军上将悲观地担忧“如果战争爆发,我们有可能会损失所有在东地中海的舰队!”
  当时在地中海的美苏海军力量对比美军占优,舰只数量为57比4B。苏联海军在无力与美海军第6舰队全面抗衡的不利态势下,先声夺人,针锋相对,力求在气势上压倒美海军,使美军官兵对己方的优势和强大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1973年10月,莫斯科命令东地中海苏军舰只举行大规模打航母演习。此次演习的密度与操演方式令美军极为恐惧,因为苏军海上作战群直接将美国航母编队作为瞄准目标。演习后期,苏军舰只增至96艘,首次齐射即可让第6舰队的3个作战编队各摊13枚反舰导弹。面对苏军这种“同归于尽”的战法,五角大楼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苏军巧妙地分化瓦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迅速增强己方在地中海的力量。冷战时期,北约国家西班牙,土耳其牢牢控制着地中海的两大关键咽喉———直布罗陀海峡和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海峡,苏联海军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向地中海增兵十分困难,直到1967年前苏海军在地中海还只保持着象征性兵力。战争爆发后,土耳其为表示对美国亲以政策的抗议和支持穆斯林兄弟,同意苏联飞机使用其领空向叙利亚和埃及空运补给。苏联立即抓住选一特殊有利政治形势,迫使土同意苏联军舰自由通过海峡,黑海舰队战舰得以驰援地中海分舰队。
  最关键的是,苏联海军早已在实质上,而不是在形式上做好了以劣胜优、以死相拼击沉美军航母的物质准备。早在1973年2月,苏海军已向新闻界全盘托出了其“打航母”战法。时任地中海分舰队参谋长的萨莫诺夫少将将其概括为“首战齐射法”,“苏军攻击舰艇编队将使用所有的舰载武器——导弹、火箭、火炮、鱼雷——向来犯的航母和舰载机开火,原因很简单,等到空袭之后什么也剩不下了,我们搞的就是自杀式进攻”。根据这种硬碰硬的交战逻辑,无论是美第6舰队还是苏地中海分舰队,除了抢先发起攻击外,别无选择。最后事态的发展是苏联海军占据了主动,对峙以美海军编队由克里特岛向南撤退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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