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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迅推崇的“感悟式批评”，是一种理性关照下的感性阐发，它有别于西方“印象式批评”。这一点，在其作品《美的批评》中可见一斑。在他看来，文学批评即是一种审美，是一种融合了艺术气质和理性分析的综合。需要批评家从内部把握文本，从灵魂深处寻求发声。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的诗可谓是富含多彩艺术世界的典型代表，在志摩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美”的世界。王迅在《论徐志摩诗歌意象的空灵美》中从中国传统诗学的角度对志摩的诗进行了深刻剖析。我们可以通过王迅来感受到这样一个审美世界，这是一个构筑于中国诗学传统下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体现在王迅自身的审美刻度下，同时也体现在徐志摩的精神世界中。王迅在文中指出，徐志摩深受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其诗歌深受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英国湖畔诗人对于自然风物的清远超脱，对自然界神秘的讴歌，以及拜伦式的斗争激情的宣泄成了他诗艺世界的母体。”[1]同时王迅也指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淀：“他的许多诗融合了老庄美学思想的空灵意识。”[1]通过“‘诗感’空灵存在之因”、“空灵美感之源”、“‘单纯’的诗心”三个方面，王迅作了系统的分析，在传统诗学空灵意境的意外之音和象外之象中，道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魅力。同时，王迅又站在20世纪20年代白话诗的创作背景下对这位新月派旗手作了进一步的解说。在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发酵下孕育而生的徐志摩，用自己的诗情画意表现出与当时主流作家的些许不同，这种毕生不断地追求是一种理想的追寻，源自于性灵的自由。“正是由于诗人怀着一份赤城的诗心，从他的笔端流出的诗句才会那样流光溢彩，散发出真性灵的耀眼光芒。”[1]王迅用中国诗学来解读志摩，体现出批评回到传统诗学原点的指向。从文学发展的脉络来看，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戏剧，中国的传统诗学侧重于解读形式的艺术性，比如我们熟知的钟嵘的《诗品》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些作品不仅仅充满文学气息，同时也带有着浓厚的传统审美精神。传统的审美十分注重内在的体味，王迅的这种解读与李健吾式的审美批评一脉相承。从内视角去审视灵魂和观察文本，由内而外地体察作者作品，这不仅仅是要扮演一位批评家的角色，更要兼顾一位艺术家的职能。
文学的终极目标归结起来还是人自身人的本质是什么、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些文学母题是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人类精神和灵魂的追问，不仅仅是作家的追求同样也是批评家的目标，王迅通过对残雪和麦家以及莫言的解读，向我们展示他对了“人的文学”的探索。2014年《文艺研究》第4期上刊登了王迅长篇评论《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以麦家和残雪的小说为考察对象》。在文章开头王迅对于极限叙事这样解释：“首先是一个生命化的概念，它关乎人本身，包括创作主体的审美行为和作品中所探讨的人的某种生存本质。其次，极限叙事属于内向性写作。它指向文本内部，指向灵魂内部。第三，极限叙事在形式上追求极致化的审美表达，以洞穿和照亮终极事物为己任。”[2]这里提到了人的生存本质和灵魂本体，对“终极事物”的洞穿和照亮，对生命或者说是人类自身的追究，这种追究就变得有些哲学意味了。但是单从残雪这位作家的写作来看，哲学性确实必不可少。残雪致力于人的潜意识的深度开掘，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来自灵魂的“冥想”，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审美表达。在当代文坛，残雪的潜意识写作，是具有开创性的，以灵魂的研究作为新型文学类型，用想象去构筑灵魂的搏斗场，一次次圣战式的战斗，从人自身喷薄而出。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在水深火热之中进行激烈的厮杀，这种黑暗恰恰牵引出了灵魂的肆意舞蹈，随之而来的是沉寂被划破，灵魂暴露在阳光之下，一切便浮出水面。从灵魂出发，在一次次分裂和搏击中实现一种新的重建，这种艺术和哲学的思辨糅合就变成了一种作家的使命。王迅指出：“残雪的小说充满诗的美感，是由‘高度哲理性’与‘浓缩的诗情’深度化合而成的品种。”[3]将写作的意图归咎于哲学和灵性的高度，作品自身也就变得更充满魅力了。残雪在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氛围中进行着灵魂的抒写，在艺术的抽象世界对接审美的形式。这种源自于灵魂的刻画，深入到灵魂的写作，辩证地看待灵魂的升华和洗礼的形式，笔者姑且将它称之为“灵魂写作”。作家用灵魂为曲谱，奏响不一样的灵魂舞曲，每一个灵魂都不可幸免，在这里完成自己的修道。
麦家热衷于对人的智力和心理极限进行探索，他一直在追问，这种极限到底有多深有多高。在麦家的心中，人也许可以创造奇迹战胜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对手，但是人最大的对手却是自己，如何战胜自己才是最难的命题。这也就和王迅所提出的中国传统诗学有一定的关系了。在中国的传统诗学中说到“悟”和“道”，这种悟道精神也与人类对自己的挖掘和自身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历练和追寻，不论是布道者还是苦行僧，在生存之下便是对自我的拷问。麦家的作品有一种高智商的城府，密码、间谍、情报似乎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因素，作者在多声部叙事下，用反虚构的手法试图给我们展现小说的真实性，随之而来的是逻辑的构筑和心理的洞察。王迅对麦家作品的叙事者形象进行了分析：“为了强化叙述的仿真效果，叙事者常常从后台走向前台，向读者说明其采访经历，或这出受访者的讲述可能偏离真实的倾向。”[4]这种断裂让人想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也是采用了这样的叙述者插入的方式，将作品置于读者和主人公面前，当作品和读者以及主人公距离被拉近的时候，我们反而不会再对故事的真实性抱有怀疑了。王迅在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至少可以说，麦家的审美尝试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气度，它不仅实现了对通常的文学雅俗界限的超越，更是对传统意义上故事性叙事的消解。”[4]从这里可以看到王迅所持的审美态度，这种审美的尺度不仅仅是先锋或者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性述说，更是一种带有感悟式的体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贯通。
莫言的作品带有东方魔幻色彩，通过夸张和变形来虚构人物，展现了现实和虚构边缘人的灵魂的挣扎，在内心的激烈辩论中进行一次次的选择一次次的挑战。不管是《蛙》当中的“姑姑”还是《酒国》中的侦查员丁钩儿，在近乎荒诞的事件中展现人的抉择，这不单单是生存的选择，更是是来自灵魂深处的选择，也许是痛苦的，但是却是不可避免的。王迅在解读《蛙》这部文本时提出“灵魂的深”这个说法，笔者认为这很好的诠释了莫言的作品中体现的深刻内蕴，在对精神和人性韧性的思考中进行超现实主义的编排，在精神领地进行深度掘进，这种精神和现实的叩问是深入的、刻骨的，是能够引起共鸣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蛙》之前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更多侧重在民族心理结构的发现，以及对苦难、人性的书写，而《蛙》则在精神的追问中作了更进一步的延伸，对经历苦难之后的灵魂状态进行深度开掘。”[5] 无论是民族心理开掘还是精神追问，这都是对人对人类的一种观照，作家创作可以是温情的也可以是痛诉的。王迅以自己的批评伦理对这些代表性的领头作家进行梳理和解读，他所遵循的美的批评的标准、精神的挖掘和人的书写，都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审美角度。 神话重述在当前的创作实践中可谓不少，但是神话重述不能仅仅是去阅读作家作品，在神话重述之外所要表现的原型形象以及文化意象是需要贯穿在整个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之中的。王迅从叙事本体论的视角对神话和小说的不同审美特征进行了考察，从而对“重述神话”进行了价值评估。王迅指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不是对神话的重述，但正是由于去历史化而具有神话的象征意味，成为关注人类生存处境的隐喻。”[6]那么神话的象征意味代表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价值指向，现当代的文学书写和借用，目的是什么呢？中国的传统神话中，神性是远远高出人性的，神话中充满了一些动物、植物、日月星辰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原始含义和象征意义也就成为作家创作的意象源泉，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体系也为后世的很多创作提供了素材。“尽管今天我们不必如古人那样把神话自觉地当做一种信仰，但我们还是需要神话[6]‘帮我们创造新的精神维度，让我们的目光超越急功近利的短视，克服妄自尊大的自私自利，去经历一种新的超验价值’[7]”这种带有诗学观念的体悟对于当前的生存境况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对传统的召唤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审视当下。神话在现代社会里作为一种媒介对人类精神活动和心智运作进行位置探索，在苏童、莫言等先锋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体现。王迅对中国作家所处的文化语境进行定位，并且对中国和西方的神话叙事过程进行了对比，他指出，与西方神话不同的是，中国神话有很多空白处，同时很多神话仅仅是表现为一种观念，这无疑给中国当下的作家神话重述带来了挑战。王迅从事编辑工作，可以说是直击写作现场的批评家，那么在这里他同样提到一个观点“在重返原始时代的精神之旅中，作家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抵达那个原生态的生活现场，也很难按照互渗律去体验神性去赋予人物以神性的色彩。”[6]王迅十分重视写作现场，神话重述中，作家重返的原生态的生活现场也就是写作得以进行的基础，在对传统神话的精神解读上需要的不仅仅是文本，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心态、价值观的回归。只有在这个框架下，神话重述才能深刻揭示当代人类生存的本质。神话在古代社会生活实践中带有的功利性和集体性的核心意义，也是现代作家在精神层面上难以一蹴而就的，那么这也就带来了作家把握人物时产生偏差的可能。神性的退位和精神的修剪体现的是，作家神话重述写作中主体意识的弱化，这是当代作家创作中普遍面临的困境。
李健吾的批评模式，以及残雪对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的解读模式，对于王迅的批评有着极大的影响。李健吾坚持批评的本质是“人性的发现”，文学批评是对“人”的追寻。同时，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审美行为，王迅的文学批评一向贯彻的是从内视角的文本解读来诠释文学写作，进行文本分析。文学艺术既然是为了挖掘人性，那么必然就要深入灵魂，残雪的理论性文本中提到，一切纯文学都是在体现人自身的精神和肉体的相持不下的搏斗，这种人自身的修炼可以说是人灵魂升华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那么，王迅对于这种灵魂解读和文本分析是十分赞赏的。现代小说中，那些灵魂的城堡体现的是文学家的建筑艺术，那么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是把文学家为读者构筑的精神小庙更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看。灵魂的深入解读和叩问也是内视角审美的重要内容。王迅的文学批评，在贯彻李健吾的审美批评的同时，更是带有一种残雪式的灵魂突围。他以内视角的文本解读去沟通读者和作者，在审美和理性的化合中，将文学批评变成了艺术的灵魂的乐章。
（作者单位： ）
[1]王迅：《论徐志摩诗歌意境的空灵美》[J].《丽水学院学报》2006年2月，第28卷第1期。
[2]王迅：《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以麦家和残雪的小说为考察对象》，《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3]王迅：《艺术灵魂的突围表演残雪小说精神形态分析》[J]，《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2期。
[4]王迅：《论麦家小说的审美价值》[J]，《小说评论》2014年2月。
[5]王迅：《在颠覆中重建莫言审美意识的嬗变及其意义》[J]，《文艺报》2010年1月18日第002版。
[6]王迅：《历史化·神性退位·精神修剪关于“神话重述”的几点思考》[J]，《南方文坛》2011年1月。
[7]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66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的诗可谓是富含多彩艺术世界的典型代表，在志摩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美”的世界。王迅在《论徐志摩诗歌意象的空灵美》中从中国传统诗学的角度对志摩的诗进行了深刻剖析。我们可以通过王迅来感受到这样一个审美世界，这是一个构筑于中国诗学传统下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体现在王迅自身的审美刻度下，同时也体现在徐志摩的精神世界中。王迅在文中指出，徐志摩深受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其诗歌深受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英国湖畔诗人对于自然风物的清远超脱，对自然界神秘的讴歌，以及拜伦式的斗争激情的宣泄成了他诗艺世界的母体。”[1]同时王迅也指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淀：“他的许多诗融合了老庄美学思想的空灵意识。”[1]通过“‘诗感’空灵存在之因”、“空灵美感之源”、“‘单纯’的诗心”三个方面，王迅作了系统的分析，在传统诗学空灵意境的意外之音和象外之象中，道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魅力。同时，王迅又站在20世纪20年代白话诗的创作背景下对这位新月派旗手作了进一步的解说。在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发酵下孕育而生的徐志摩，用自己的诗情画意表现出与当时主流作家的些许不同，这种毕生不断地追求是一种理想的追寻，源自于性灵的自由。“正是由于诗人怀着一份赤城的诗心，从他的笔端流出的诗句才会那样流光溢彩，散发出真性灵的耀眼光芒。”[1]王迅用中国诗学来解读志摩，体现出批评回到传统诗学原点的指向。从文学发展的脉络来看，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戏剧，中国的传统诗学侧重于解读形式的艺术性，比如我们熟知的钟嵘的《诗品》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些作品不仅仅充满文学气息，同时也带有着浓厚的传统审美精神。传统的审美十分注重内在的体味，王迅的这种解读与李健吾式的审美批评一脉相承。从内视角去审视灵魂和观察文本，由内而外地体察作者作品，这不仅仅是要扮演一位批评家的角色，更要兼顾一位艺术家的职能。
文学的终极目标归结起来还是人自身人的本质是什么、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些文学母题是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人类精神和灵魂的追问，不仅仅是作家的追求同样也是批评家的目标，王迅通过对残雪和麦家以及莫言的解读，向我们展示他对了“人的文学”的探索。2014年《文艺研究》第4期上刊登了王迅长篇评论《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以麦家和残雪的小说为考察对象》。在文章开头王迅对于极限叙事这样解释：“首先是一个生命化的概念，它关乎人本身，包括创作主体的审美行为和作品中所探讨的人的某种生存本质。其次，极限叙事属于内向性写作。它指向文本内部，指向灵魂内部。第三，极限叙事在形式上追求极致化的审美表达，以洞穿和照亮终极事物为己任。”[2]这里提到了人的生存本质和灵魂本体，对“终极事物”的洞穿和照亮，对生命或者说是人类自身的追究，这种追究就变得有些哲学意味了。但是单从残雪这位作家的写作来看，哲学性确实必不可少。残雪致力于人的潜意识的深度开掘，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来自灵魂的“冥想”，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审美表达。在当代文坛，残雪的潜意识写作，是具有开创性的，以灵魂的研究作为新型文学类型，用想象去构筑灵魂的搏斗场，一次次圣战式的战斗，从人自身喷薄而出。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在水深火热之中进行激烈的厮杀，这种黑暗恰恰牵引出了灵魂的肆意舞蹈，随之而来的是沉寂被划破，灵魂暴露在阳光之下，一切便浮出水面。从灵魂出发，在一次次分裂和搏击中实现一种新的重建，这种艺术和哲学的思辨糅合就变成了一种作家的使命。王迅指出：“残雪的小说充满诗的美感，是由‘高度哲理性’与‘浓缩的诗情’深度化合而成的品种。”[3]将写作的意图归咎于哲学和灵性的高度，作品自身也就变得更充满魅力了。残雪在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氛围中进行着灵魂的抒写，在艺术的抽象世界对接审美的形式。这种源自于灵魂的刻画，深入到灵魂的写作，辩证地看待灵魂的升华和洗礼的形式，笔者姑且将它称之为“灵魂写作”。作家用灵魂为曲谱，奏响不一样的灵魂舞曲，每一个灵魂都不可幸免，在这里完成自己的修道。
麦家热衷于对人的智力和心理极限进行探索，他一直在追问，这种极限到底有多深有多高。在麦家的心中，人也许可以创造奇迹战胜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对手，但是人最大的对手却是自己，如何战胜自己才是最难的命题。这也就和王迅所提出的中国传统诗学有一定的关系了。在中国的传统诗学中说到“悟”和“道”，这种悟道精神也与人类对自己的挖掘和自身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历练和追寻，不论是布道者还是苦行僧，在生存之下便是对自我的拷问。麦家的作品有一种高智商的城府，密码、间谍、情报似乎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因素，作者在多声部叙事下，用反虚构的手法试图给我们展现小说的真实性，随之而来的是逻辑的构筑和心理的洞察。王迅对麦家作品的叙事者形象进行了分析：“为了强化叙述的仿真效果，叙事者常常从后台走向前台，向读者说明其采访经历，或这出受访者的讲述可能偏离真实的倾向。”[4]这种断裂让人想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也是采用了这样的叙述者插入的方式，将作品置于读者和主人公面前，当作品和读者以及主人公距离被拉近的时候，我们反而不会再对故事的真实性抱有怀疑了。王迅在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至少可以说，麦家的审美尝试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气度，它不仅实现了对通常的文学雅俗界限的超越，更是对传统意义上故事性叙事的消解。”[4]从这里可以看到王迅所持的审美态度，这种审美的尺度不仅仅是先锋或者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性述说，更是一种带有感悟式的体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贯通。
莫言的作品带有东方魔幻色彩，通过夸张和变形来虚构人物，展现了现实和虚构边缘人的灵魂的挣扎，在内心的激烈辩论中进行一次次的选择一次次的挑战。不管是《蛙》当中的“姑姑”还是《酒国》中的侦查员丁钩儿，在近乎荒诞的事件中展现人的抉择，这不单单是生存的选择，更是是来自灵魂深处的选择，也许是痛苦的，但是却是不可避免的。王迅在解读《蛙》这部文本时提出“灵魂的深”这个说法，笔者认为这很好的诠释了莫言的作品中体现的深刻内蕴，在对精神和人性韧性的思考中进行超现实主义的编排，在精神领地进行深度掘进，这种精神和现实的叩问是深入的、刻骨的，是能够引起共鸣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蛙》之前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更多侧重在民族心理结构的发现，以及对苦难、人性的书写，而《蛙》则在精神的追问中作了更进一步的延伸，对经历苦难之后的灵魂状态进行深度开掘。”[5] 无论是民族心理开掘还是精神追问，这都是对人对人类的一种观照，作家创作可以是温情的也可以是痛诉的。王迅以自己的批评伦理对这些代表性的领头作家进行梳理和解读，他所遵循的美的批评的标准、精神的挖掘和人的书写，都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审美角度。 神话重述在当前的创作实践中可谓不少，但是神话重述不能仅仅是去阅读作家作品，在神话重述之外所要表现的原型形象以及文化意象是需要贯穿在整个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之中的。王迅从叙事本体论的视角对神话和小说的不同审美特征进行了考察，从而对“重述神话”进行了价值评估。王迅指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不是对神话的重述，但正是由于去历史化而具有神话的象征意味，成为关注人类生存处境的隐喻。”[6]那么神话的象征意味代表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价值指向，现当代的文学书写和借用，目的是什么呢？中国的传统神话中，神性是远远高出人性的，神话中充满了一些动物、植物、日月星辰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原始含义和象征意义也就成为作家创作的意象源泉，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体系也为后世的很多创作提供了素材。“尽管今天我们不必如古人那样把神话自觉地当做一种信仰，但我们还是需要神话[6]‘帮我们创造新的精神维度，让我们的目光超越急功近利的短视，克服妄自尊大的自私自利，去经历一种新的超验价值’[7]”这种带有诗学观念的体悟对于当前的生存境况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对传统的召唤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审视当下。神话在现代社会里作为一种媒介对人类精神活动和心智运作进行位置探索，在苏童、莫言等先锋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体现。王迅对中国作家所处的文化语境进行定位，并且对中国和西方的神话叙事过程进行了对比，他指出，与西方神话不同的是，中国神话有很多空白处，同时很多神话仅仅是表现为一种观念，这无疑给中国当下的作家神话重述带来了挑战。王迅从事编辑工作，可以说是直击写作现场的批评家，那么在这里他同样提到一个观点“在重返原始时代的精神之旅中，作家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抵达那个原生态的生活现场，也很难按照互渗律去体验神性去赋予人物以神性的色彩。”[6]王迅十分重视写作现场，神话重述中，作家重返的原生态的生活现场也就是写作得以进行的基础，在对传统神话的精神解读上需要的不仅仅是文本，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心态、价值观的回归。只有在这个框架下，神话重述才能深刻揭示当代人类生存的本质。神话在古代社会生活实践中带有的功利性和集体性的核心意义，也是现代作家在精神层面上难以一蹴而就的，那么这也就带来了作家把握人物时产生偏差的可能。神性的退位和精神的修剪体现的是，作家神话重述写作中主体意识的弱化，这是当代作家创作中普遍面临的困境。
李健吾的批评模式，以及残雪对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的解读模式，对于王迅的批评有着极大的影响。李健吾坚持批评的本质是“人性的发现”，文学批评是对“人”的追寻。同时，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审美行为，王迅的文学批评一向贯彻的是从内视角的文本解读来诠释文学写作，进行文本分析。文学艺术既然是为了挖掘人性，那么必然就要深入灵魂，残雪的理论性文本中提到，一切纯文学都是在体现人自身的精神和肉体的相持不下的搏斗，这种人自身的修炼可以说是人灵魂升华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那么，王迅对于这种灵魂解读和文本分析是十分赞赏的。现代小说中，那些灵魂的城堡体现的是文学家的建筑艺术，那么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是把文学家为读者构筑的精神小庙更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看。灵魂的深入解读和叩问也是内视角审美的重要内容。王迅的文学批评，在贯彻李健吾的审美批评的同时，更是带有一种残雪式的灵魂突围。他以内视角的文本解读去沟通读者和作者，在审美和理性的化合中，将文学批评变成了艺术的灵魂的乐章。
（作者单位： ）
[1]王迅：《论徐志摩诗歌意境的空灵美》[J].《丽水学院学报》2006年2月，第28卷第1期。
[2]王迅：《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以麦家和残雪的小说为考察对象》，《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3]王迅：《艺术灵魂的突围表演残雪小说精神形态分析》[J]，《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2期。
[4]王迅：《论麦家小说的审美价值》[J]，《小说评论》2014年2月。
[5]王迅：《在颠覆中重建莫言审美意识的嬗变及其意义》[J]，《文艺报》2010年1月18日第002版。
[6]王迅：《历史化·神性退位·精神修剪关于“神话重述”的几点思考》[J]，《南方文坛》2011年1月。
[7]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66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