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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9日,在上戏佛西楼举行了《狂飙》复排两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2017年5月,由上海戏剧学院、中国国家话剧院、静安区文化局共同打造的青春版话剧《狂飙》作为2017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开幕大戏在上戏实验剧院演出,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值《狂飙》复排演出两周年之际,举办这次研讨会来总结好的做法和模式,为日后创作演出、人才培养提供经验。
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狂飙》从2017年在上戏实验剧院首演,然后到国家大剧院、乌镇戏剧节、日本公立剧场、中国大戏院等演出,应该说在上海戏剧学院创作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为上戏人才培养开启了一个新的模式。上戏一直有请著名导演来上课、排戏的传统,但《狂飙》的合作是标志性的成果,开启了在校生演出走市场的模式。到现在为止上戏做过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建立很好的机制,《狂飙》实施得比较好,演出基本走市场。当然学校走市场的宗旨并不是票房,最重要的是促进创作团队,促进学生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演出,看看能不能经得住市场的检验。
《狂飙》除了培养人才模式、演出模式,最大的收获就是田沁鑫导演搬到了上海,田导与上戏合作紧密,上戏跟国话合作,共同建设上海青年话剧团。青年团从去年1月份就正式成立,聘请田沁鑫做艺术总监。正式以青年团名义出品的第一部作品《红白玫瑰》今年7月5日在中国大戏院首演。我特别感动的是,田导对上戏的关爱、对上戏人才的关爱。
田沁鑫(导演、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在上戏做《狂飙》,契机是国家话剧院周予援院长为了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决定复排这个戏。黄昌勇院长当时找我谈了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合作,希望面向观众做实践型教学,我很欢欣雀跃来上戏让学生走出校园真正接触到观众。如何把学生气、学院派的表演转变成社会能够接受的表演,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中国话剧110年之际,和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出品的《狂飙》是应运而生、生逢其时的。因为《狂飙》的男主人公是田汉,田汉是《国歌》的词作者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校歌》的词作者。《狂飙》写到一批中国早期话剧优秀的耕耘者、开拓者,有上海戏剧学院的老校长熊佛西和李叔同先生等,在戏里虽然是挂一漏万,但也表达了现在中国话剧的工作者对前辈们的尊敬之情。
这个戏由上戏表演系,基本上是15级的学生,通过考试进入到演出。为了赶这个演出,我身体有点疲惫,后来就住院了。但在我住院期间,非常高兴的是作品演到了国家话剧院的舞台,后来受邀乌镇戏剧节,再后来我们走出国门演到日本公立剧场,这是那个剧场20年来第一次演出中国话剧,给日本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到日本演出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有一种为国争光的感觉,日本观众说比日本戏剧要好看。中国人还是善于学习的,我们在新时代里面努力完成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日本工作人员说,中国舞台技术让他们很尊敬。我们这个戏是目前中国话剧舞台上第一个使用8台现场拍摄、及时剪辑、现场投放的半电影化的作品,所以在技术合成方面难度极其大。在破万难成大器的艰难中,我们还是把《狂飙》这出戏在中国话剧舞台以探索技术化的全新面貌呈现给观众。
这戏的主演是上戏的校友金世佳,一个非常勤奋非常好的演员,也是受观众欢迎的年轻明星。但就他个人目前的知名度构不成这出戏在上海、北京两地票房的售罄局面。这戏的成功演出是和上戏表演系这些年致力于表演教学改革创新分不开的,代表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教学成果,我也非常欣慰能和这样的表演系、表演系学生进行合作。
《狂飙》是一次新的尝试,是一次新的突破,就像改革一样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改革的步伐肯定不能停止,我非常拥护上戏的实践性教学、市场性拓展,我将继续和校方努力,我也希望这个戏能够成为青年话剧团的保留剧目,继续常演常新。
胡晓军(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必须要有信仰,是对艺术的信仰。与此同时,又要有思想,这个思想是对历史、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有鲜明的爱憎,这是创作的根本。
《上海戏剧》杂志是田汉戏剧奖的创办单位之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应该重温《国歌》的诞生过程,也就是作者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从小我的浪漫到无产者的大我的革命精神的探索,《狂飙》这样的戏很有意义。这部戏呈现出了作者内心的狂飙,使我心里产生了狂飙,那种不世俗的、超越现实、超越常规的想法和作为是怎么生成的,乃至于怎样变化的、怎样消失的。
这个戏创作手法新颖又有效,有效拉近了舞台上的演员和观众的物理空间,有效拉近了现代人物和当代人物心理。这样的做法,好处在于戏中戏的分割与串联显得更加自由、更加有层次。但我当时感觉好像不太习惯,这个感觉非常微妙,好不好要看具體的观众,这个是编导所追求的。《狂飙》成功不是因为呈现技术的创新而导致的,而是因为创作概念的创新才使得艺术手段创新。
上戏早就应该成立青年话剧团了。戏剧名家到大学里面去跟年轻学生打交道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和时间,但是可以推广自己的戏剧理念和创作手法。这个戏底子很好,特别适合青年,创作观手法点燃了年轻演员二度创作的热情。
杨绍林(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席):2001年《狂飙》演出时,我知道这部戏是有争议的。2017年演出也是有争论的,最大争论就是学生培养问题,当时看完就有老教师提出:“就这样演戏不把学生教混了吗?”从呈现形式上来讲,让学生更多了解不同创作方法,我觉得对学生进入社会、进入到真正工作是有帮助的。这部戏在呈现上使用了多媒体,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用8台摄像机进行了完美嫁接,这是只有在学院这种环境下才能完成的。
《狂飙》让我看到主创对待历史的敬畏之心,看到他们以真诚的态度拥抱现实、拥抱时代的精神。我们要对新的东西有一种包容、积极的态度。时代千变万化,我们千万不能以封闭、自以为是的态度来看待一个戏。 这个戏不能以一般的看戏方式来看,一般方式是用一个故事来讲一个人物的经历,这种样式太多了,《狂飙》换了一种方式,我觉得是聪明的做法。在这部戏里,我看到的是田汉的真挚、对时代的激情、博大的爱,无论他经历过几段感情,无论他处在哪个时代,让观众看到是像田汉这样激情四射的人物,然后跟着他们进入疯狂情境。无论是戏剧改革,还是时代革命,都是需要那种“疯狂的”投入的。没有那样一批人的“疯狂”,没有那种狂飙的精神,就不可能有那个时代巨大的变化,这种精神是永恒的。
《狂飙》主创是在用自己的行动、用对戏剧的追求来证明自己,这种精神和剧中人物的灵魂与当代是相通的。戏剧不是给答案,更多的是揭示问题、提出问题,让我们以理性的状态来看待现实、面对现实。这个戏通过田汉提出了很多问题,非常耐人寻味。戏剧的使命是什么?它应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清洁剂。这个戏完成了这个任务,从形式到内容。
毛时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当前我们一定要注意审美的代际叠加,就是几代人同时关注一种审美。还有更加重要的是审美的代际转移,现在的年轻人进剧场看戏和老一代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不注意这其中的差异和变化。新时代其实是文化新时代。《狂飙》比较早关注到这种审美代际转移,给我们看到一种前所未见新的呈现方式。然而2001年到现在,我们的戏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7年前轰动的作品在今天还能不能轰动?
田沁鑫最寶贵的就是她始终坚持与时间同行、与青春同行,每一部剧都能掀起观看的“狂飙”,这不容易。《狂飙》的理念、精神的动力在2001年演出的时候是超前的,但这次再看很多基本思想动力在今天略显落后,和这个时代有点脱节。一看就看出是20世纪90年代的思考。因为它在2001年的超前,在当时引起了抵抗性,在今天这种抵抗没有了,因为这个戏里所推崇的艺术人生价值、艺术观念已经被观众提出了。但是形式的呈现和2001年完全不一样,所以它仍然吸引了大批观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坦率地说,这个戏我看过多次,评论也写了两三篇,我觉得好像改了以后比原来往后倒退了,但奇怪的是每次演出现场都轰动,让年轻人热血沸腾,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
另一点,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像上戏这样的戏剧专业院校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以表演为中心。那么,第一,该演什么?《狂飙》就给我们提供思考:我们该演什么,对这个时代有思考的、思想上有一定棱角的作品。第二,该怎么演?是演那些老气横秋、四平八稳、孤芳自赏的作品,还是带有时代感的作品?新时代不仅是政治概念,同时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这批观众即将老去,新的观众即将进入剧场,所以必须面对现实再研究话剧的未来在哪里、表演的突破在哪里。
《狂飙》复排两周年的纪念给我们很多思考。我们必须要研究审美的代际叠加和代际的转移,而且现在代际转移速度比以前快。因为现代年轻人不但要会演还需要明星范,“小鲜肉”的出现有时代审美的某种潜在需求。我们要注意一些深刻的变化,艺术在保护传统的同时更要注意提供新的变化,这样才会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动力,像大海潮水一样,有的掀起了狂飙,有的持续推动。
(摄影/刘佳奇;整理/丽莎)
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狂飙》从2017年在上戏实验剧院首演,然后到国家大剧院、乌镇戏剧节、日本公立剧场、中国大戏院等演出,应该说在上海戏剧学院创作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为上戏人才培养开启了一个新的模式。上戏一直有请著名导演来上课、排戏的传统,但《狂飙》的合作是标志性的成果,开启了在校生演出走市场的模式。到现在为止上戏做过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建立很好的机制,《狂飙》实施得比较好,演出基本走市场。当然学校走市场的宗旨并不是票房,最重要的是促进创作团队,促进学生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演出,看看能不能经得住市场的检验。
《狂飙》除了培养人才模式、演出模式,最大的收获就是田沁鑫导演搬到了上海,田导与上戏合作紧密,上戏跟国话合作,共同建设上海青年话剧团。青年团从去年1月份就正式成立,聘请田沁鑫做艺术总监。正式以青年团名义出品的第一部作品《红白玫瑰》今年7月5日在中国大戏院首演。我特别感动的是,田导对上戏的关爱、对上戏人才的关爱。
田沁鑫(导演、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在上戏做《狂飙》,契机是国家话剧院周予援院长为了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决定复排这个戏。黄昌勇院长当时找我谈了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合作,希望面向观众做实践型教学,我很欢欣雀跃来上戏让学生走出校园真正接触到观众。如何把学生气、学院派的表演转变成社会能够接受的表演,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中国话剧110年之际,和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出品的《狂飙》是应运而生、生逢其时的。因为《狂飙》的男主人公是田汉,田汉是《国歌》的词作者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校歌》的词作者。《狂飙》写到一批中国早期话剧优秀的耕耘者、开拓者,有上海戏剧学院的老校长熊佛西和李叔同先生等,在戏里虽然是挂一漏万,但也表达了现在中国话剧的工作者对前辈们的尊敬之情。
这个戏由上戏表演系,基本上是15级的学生,通过考试进入到演出。为了赶这个演出,我身体有点疲惫,后来就住院了。但在我住院期间,非常高兴的是作品演到了国家话剧院的舞台,后来受邀乌镇戏剧节,再后来我们走出国门演到日本公立剧场,这是那个剧场20年来第一次演出中国话剧,给日本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到日本演出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有一种为国争光的感觉,日本观众说比日本戏剧要好看。中国人还是善于学习的,我们在新时代里面努力完成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日本工作人员说,中国舞台技术让他们很尊敬。我们这个戏是目前中国话剧舞台上第一个使用8台现场拍摄、及时剪辑、现场投放的半电影化的作品,所以在技术合成方面难度极其大。在破万难成大器的艰难中,我们还是把《狂飙》这出戏在中国话剧舞台以探索技术化的全新面貌呈现给观众。
这戏的主演是上戏的校友金世佳,一个非常勤奋非常好的演员,也是受观众欢迎的年轻明星。但就他个人目前的知名度构不成这出戏在上海、北京两地票房的售罄局面。这戏的成功演出是和上戏表演系这些年致力于表演教学改革创新分不开的,代表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教学成果,我也非常欣慰能和这样的表演系、表演系学生进行合作。
《狂飙》是一次新的尝试,是一次新的突破,就像改革一样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改革的步伐肯定不能停止,我非常拥护上戏的实践性教学、市场性拓展,我将继续和校方努力,我也希望这个戏能够成为青年话剧团的保留剧目,继续常演常新。
胡晓军(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必须要有信仰,是对艺术的信仰。与此同时,又要有思想,这个思想是对历史、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有鲜明的爱憎,这是创作的根本。
《上海戏剧》杂志是田汉戏剧奖的创办单位之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应该重温《国歌》的诞生过程,也就是作者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从小我的浪漫到无产者的大我的革命精神的探索,《狂飙》这样的戏很有意义。这部戏呈现出了作者内心的狂飙,使我心里产生了狂飙,那种不世俗的、超越现实、超越常规的想法和作为是怎么生成的,乃至于怎样变化的、怎样消失的。
这个戏创作手法新颖又有效,有效拉近了舞台上的演员和观众的物理空间,有效拉近了现代人物和当代人物心理。这样的做法,好处在于戏中戏的分割与串联显得更加自由、更加有层次。但我当时感觉好像不太习惯,这个感觉非常微妙,好不好要看具體的观众,这个是编导所追求的。《狂飙》成功不是因为呈现技术的创新而导致的,而是因为创作概念的创新才使得艺术手段创新。
上戏早就应该成立青年话剧团了。戏剧名家到大学里面去跟年轻学生打交道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和时间,但是可以推广自己的戏剧理念和创作手法。这个戏底子很好,特别适合青年,创作观手法点燃了年轻演员二度创作的热情。
杨绍林(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席):2001年《狂飙》演出时,我知道这部戏是有争议的。2017年演出也是有争论的,最大争论就是学生培养问题,当时看完就有老教师提出:“就这样演戏不把学生教混了吗?”从呈现形式上来讲,让学生更多了解不同创作方法,我觉得对学生进入社会、进入到真正工作是有帮助的。这部戏在呈现上使用了多媒体,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用8台摄像机进行了完美嫁接,这是只有在学院这种环境下才能完成的。
《狂飙》让我看到主创对待历史的敬畏之心,看到他们以真诚的态度拥抱现实、拥抱时代的精神。我们要对新的东西有一种包容、积极的态度。时代千变万化,我们千万不能以封闭、自以为是的态度来看待一个戏。 这个戏不能以一般的看戏方式来看,一般方式是用一个故事来讲一个人物的经历,这种样式太多了,《狂飙》换了一种方式,我觉得是聪明的做法。在这部戏里,我看到的是田汉的真挚、对时代的激情、博大的爱,无论他经历过几段感情,无论他处在哪个时代,让观众看到是像田汉这样激情四射的人物,然后跟着他们进入疯狂情境。无论是戏剧改革,还是时代革命,都是需要那种“疯狂的”投入的。没有那样一批人的“疯狂”,没有那种狂飙的精神,就不可能有那个时代巨大的变化,这种精神是永恒的。
《狂飙》主创是在用自己的行动、用对戏剧的追求来证明自己,这种精神和剧中人物的灵魂与当代是相通的。戏剧不是给答案,更多的是揭示问题、提出问题,让我们以理性的状态来看待现实、面对现实。这个戏通过田汉提出了很多问题,非常耐人寻味。戏剧的使命是什么?它应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清洁剂。这个戏完成了这个任务,从形式到内容。
毛时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当前我们一定要注意审美的代际叠加,就是几代人同时关注一种审美。还有更加重要的是审美的代际转移,现在的年轻人进剧场看戏和老一代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不注意这其中的差异和变化。新时代其实是文化新时代。《狂飙》比较早关注到这种审美代际转移,给我们看到一种前所未见新的呈现方式。然而2001年到现在,我们的戏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7年前轰动的作品在今天还能不能轰动?
田沁鑫最寶贵的就是她始终坚持与时间同行、与青春同行,每一部剧都能掀起观看的“狂飙”,这不容易。《狂飙》的理念、精神的动力在2001年演出的时候是超前的,但这次再看很多基本思想动力在今天略显落后,和这个时代有点脱节。一看就看出是20世纪90年代的思考。因为它在2001年的超前,在当时引起了抵抗性,在今天这种抵抗没有了,因为这个戏里所推崇的艺术人生价值、艺术观念已经被观众提出了。但是形式的呈现和2001年完全不一样,所以它仍然吸引了大批观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坦率地说,这个戏我看过多次,评论也写了两三篇,我觉得好像改了以后比原来往后倒退了,但奇怪的是每次演出现场都轰动,让年轻人热血沸腾,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
另一点,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像上戏这样的戏剧专业院校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以表演为中心。那么,第一,该演什么?《狂飙》就给我们提供思考:我们该演什么,对这个时代有思考的、思想上有一定棱角的作品。第二,该怎么演?是演那些老气横秋、四平八稳、孤芳自赏的作品,还是带有时代感的作品?新时代不仅是政治概念,同时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这批观众即将老去,新的观众即将进入剧场,所以必须面对现实再研究话剧的未来在哪里、表演的突破在哪里。
《狂飙》复排两周年的纪念给我们很多思考。我们必须要研究审美的代际叠加和代际的转移,而且现在代际转移速度比以前快。因为现代年轻人不但要会演还需要明星范,“小鲜肉”的出现有时代审美的某种潜在需求。我们要注意一些深刻的变化,艺术在保护传统的同时更要注意提供新的变化,这样才会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动力,像大海潮水一样,有的掀起了狂飙,有的持续推动。
(摄影/刘佳奇;整理/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