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转眼20多年过去了。在记忆的荧屏上，有许多往事俱已淡忘，惟有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彭真同志的一次并未谋面的交往，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诚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光明与阴暗同在的时期。一方面，通过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我党从政治上已基本肃清了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流毒，全党的工作重点亦已转移到经济建设的主航道上来。历经十年"浩劫"的人民共和国，犹如一艘升火待发的巨轮，正徐徐起锚，准备驶往希望的海洋；另一方面，由于林彪?"四人帮"残余组织和残余势力的存在，在当时的社会上，仍流传着一股怀疑?甚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他们打着"反饥饿?争人权?求民主"的旗号，利用"西单民主墙"以及所谓的"解冻会"?"民主讨论会"，肆意煽动民众闹事，冲击党政机关，妄图把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重新投入到动乱的深渊。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有些小青年也晕头转向，在思想上出现诸多迷惘与困惑。在他们看来，一向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变成了昨日黄花，不值一顾了，而每个毛孔都流淌着肮脏血腥的资本主义，却又似乎变成了他们心向往之的"伊甸园"。在生活方式上，有些小青年也刻意模仿西方，甚至把西方国家中颓废的"嬉皮士"，也当成他们崇拜的偶像。更有甚者，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有极少数人还做出一些有辱人格和国格的事体。难怪有人痛心疾首地把这些小青年称之为"垮掉的一代"，更有人把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出现的误区，称作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信仰危机"！
　　那时候，我在一家青年杂志社做编辑，对青年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自然更多一分关注。我所在的杂志社，还就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欲解决青年人的"信仰危机"，就必须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入手，通过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投身革命的典型事例，重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青年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为了突出地方刊物的地方特色，大家又一致同意，把山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作为我们刊物采访组稿的首选对象。并把实施这一计划的任务交由我完成。原因很简单，在编辑部，我也算得上是彭真同志的"半个老乡"。
　　作为一个临汾人，我与彭真同志的故里倒也相去不远，算起来也不过百里之遥。还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对家乡这位大人物的名字便耳熟能详，至为熟悉。及长，又常常从父辈们的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轶闻趣事。接受上述任务后，我自知少时的一些道听途说不足为凭，故又特地来到山西省图书馆，翻检查阅了许多有关彭真同志的党史资料。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渐渐在我的脑海中显现出来。


　　1902年10月12日，在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今属侯马市)一户穷苦的傅姓人家，迎来了一个刚刚降生的小男孩。虽然他的父辈们还不可能预知这个刚刚降生的小男孩会在尔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半个多世纪，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父辈们的世俗观念里，毕竟这个小男孩的出世，为他们傅氏家族香火的传续带来了希望。他们当时的兴奋与喜悦，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据彭真同志的外甥甘明阳讲："我舅舅的父辈们都是从山东逃难来到山西的，几经辗转，最后才落脚到曲沃县的侯马镇(今属侯马市)。"因系外乡逃荒而来，初始的傅氏家族在当地自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好在他的父辈们还有点木工手艺，为人又诚实勤恳，遂靠着给别人做点木工活，赖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
　　由于穷，也因为是外乡人，在日常生活中，傅氏家族自免不了要受当地一些富户的排挤与欺负。老哥们几个每聚到一起，常免不了要感慨系之地发一通不识字的苦衷。末了，老哥们几个都表示："就是再苦再累，砸锅卖铁?吃糠咽菜，也要设法合伙儿供一个孩子去读书。即使不图什么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起码也要图个免受他人的无端欺侮。"就这样，幼年的彭真，被父辈们送进了当地的一家私塾。塾师正式为他取了个学名--"傅懋公"。意在期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勤勉而有大作为的人。
　　同所有穷人家的孩子一样，少时的彭真就比一般孩子显得更懂事更成熟。每有余暇，他总是帮大人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营生。晚饭后，他又摇着纺车跟母亲学纺线。未几，他纺出的线儿便又细又匀，漂亮极了。为此常常得到母亲的夸奖。
　　小学毕业后，彭真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太原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又结识了以贺昌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子。
　　1923年暑期，在北京大学执教的山西籍青年教师高君宇，神秘地出现在省立一中的校园里。旋即，一个名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便在这所中学里神秘地诞生了。彭真与他的同窗好友贺昌，遂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骨干成员。是年秋，他俩又双双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位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便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全副身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壮丽事业。
　　晚年，彭真在忆及他的这段求学生活时曾对他的儿子傅洋说："如果讲学历，爸爸实际上只能算是一个高小毕业生。因为读中学后，我把大部分精力都用于革命活动，很少有机会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学业。"
　　1924年之后，这位尚未完成初中学业的共产党人，便由太原而石家庄，又由天津而唐山，辗转从事革命活动。其间，他历任中共太原支部书记?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等，直至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人，从没有停止过一天革命活动。即使在铁窗中，彭真同志也丝毫没有向敌人低下高昂的头，或者停止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同敌人进行有效的斗争。
　　彭真同志在革命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及其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不正是对年轻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的最具体?最生动的教材吗？"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深信，从彭真同志的革命实践中，年轻的一代将会获取无穷的教益和力量。我对自己圆满完成此项采访组稿计划的信心大大增强了。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或者采访过如此高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为了让彭真同志对我们的采访组稿计划在精神上有所准备，我特地起草了一封致彭真同志的约稿信。信中，我首先介绍了一下我们刊物的简况及其可观的发行量，以及青年读者对我们刊物所表现出来的热烈反映；接着，我又介绍了一下当代青年于历史转折时期在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迷惘与困惑，以及他们渴盼摆脱"信仰危机"的强烈欲望；信末，我又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口号，以家乡800万团员青年代表的身份，吁请他接受家乡青年刊物的采访或约稿。并表示"以您的身份或影响，您的文章，哪怕是片言只语，也会对激励?教育家乡青年产生深刻的影响"。信尾，我又强人所难地附加了一句："我们深信，作为山西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尊敬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是绝不会拒绝我们的吁请，让家乡的800万团员青年失望的！"
　　我自信，由我起草的这封言词恳切?情意殷殷的约稿信，只要能为彭真同志所过目，他就绝不会无动于衷。为表示敬重，我还特请书法家陈笃孝同志以一丝不苟的楷书，认认真真地将这封信誊写了一遍。
　　这封约稿信发出的第二天，我便搭乘南下的列车前往临汾，希望能从时任临汾地区建筑公司经理兼党总支书记的甘明阳同志那里，获取一点同彭真同志直接取得联系的可靠信息。
　　甘明阳同志得悉我的来意后，向我一一介绍了工作在彭真同志身边的秘书?卫士长等人的简况。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在京工作的他的堂兄甘明秀同志的所在单位与联系电话。他对我说，"只要你能找到我的堂兄甘明秀，再通过他与我舅舅的秘书岳祥同志取得联系，你采访约稿的事情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了。"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简直有点胜券在握?欢呼雀跃了。
　　进京之后，我首先找到了位于西交民巷的最高人民法院，并与在该院刑庭工作的甘明秀同志取得了联系。甘明秀同志很快就从彭真同志的秘书岳祥那里得到了回音。对方说："彭真同志目前仍在香山，日夜兼程地忙碌着《宪法》的修改工作，短期内根本无暇分身接受你们的采访或完成你们的约稿。《宪法》修订完后，彭委员长还要主持《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法通则》的制定工作。你们想，在日理万机中，他哪里还有余暇去考虑别的事情？"
　　听了岳祥同志的这番话，我原本充满热望的心，一下子冷却了。但我仍不死心。在离京之前，我又特地从"荣宝斋"买来了纸笔，以工工整整的楷书，再次给彭真同志发了一封约稿函。我想，即使彭真同志不能亲自接受我的采访，题题字?题题词总是可能的吧！寄出这封约稿函的当天，我即打道回府，踏上了折返太原的旅途。
　　至此，拟议中的对彭真同志的采访组稿计划，不得不暂且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青年杂志社的领导在听了我的汇报后，似乎对这次毫无结果的采访组稿计划，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意外。也许在他们看来，以一家小小的地方青年刊物，却要去采访像彭真同志这样高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其计划原本就有点不切实际，而失败自然也属于意料之中的事情。
　　一切又按部就班地恢复了编辑部原有的平静，平静得似乎完全忘记了我曾为此而进行的左右折冲。
　　但彭真同志并没有忘记一年多之前，由我代表青年杂志社?代表山西800万青年所寄给他的那两封约稿信。也许那两封以毛笔楷书的约稿信仍静静地躺在他的案头，让他时时感到有一种"却之不恭"的负疚感。为了清偿这笔文债，这位委员长不知思考过多少遍，又动手写过多少遍。他委实觉得他"应该写"，而且"也想写"，可是，每每"提起笔来，又觉得没有多少话可写"。因为，在他青年时代"如获至宝的新思想"，而今"早已成为党团员的常识或政治生活准则了"。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与思考，彭真同志终于成竹在胸，把他早年投身革命的实践体会，概括地归纳为三条(见影印件)，然后欣然命笔，一气呵成，书写了整整三大页稿纸，寄给了当时我所在的青年杂志社。
　　1983年1月末的一天，我所在的青年杂志社领导，突然接到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称："有一份中央发来的重要文件，请你社马上派人来取。"
　　这个突兀其来的消息，不免让青年杂志社的领导感到有几分纳闷。到底是中央哪个部门?哪一位领导，给我们发来机要文件呢？
　　及至杂志社领导看到了彭真同志的这封亲笔信，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彭真委员长为我们一年多之前所发出的那两封约稿信的回复。捧着委员长的这封亲笔信，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位年过8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正为清偿了家乡青年的这笔文债而表现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似乎从自己的坐椅上站起来，作了一个扩胸动作，舒展了一下他那高大的身躯，然后重又陷入了新的思考。在他的面前，改革开放中的人民共和国，又向这位委员长提出多少法制方面的新课题，等待着他制定新的法规，去应对?去约束?去规范日益走向活跃?日益走向繁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当年亲自致信青年杂志社的彭真委员长，而今已于五年前谢世作古，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生前，我虽无缘亲睹其面，亲聆其教，但他对年轻一代所表现出的关怀与热忱，不是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田里吗？值此彭真同志诞辰百年之际，权借此文，聊寄我对他老人家的深切哀思与悼念。
　　彭真同志永垂不朽！
　　(责编征敏)
　　(题图为彭真和夫人张洁清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