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湖的刀光剑影中，杂耍的艺人似乎总是低人一等。他们背井离乡，身陷草莽，凭借一身本事，上刀山、下油海，飞个天，入个地也不在话下。在众多武侠等文学作品中，也会有他们的身影，只是他们身份低微，与戏子无异，身无长物，所依赖的本事，也不被看重，多被描述为“雕虫小技”，轻灵莫测的身法更是被视为“花拳绣腿”。
　　这些伶优在历史中当真是如此的不堪么？其实并不然，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贬低或者偏见，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最早的杂耍艺人都是选择一些外貌奇特，天生意向的底层人士充当，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另一方面杂耍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后才产生的，在讲究阶级地位的时代，游离于士农工商四民阶层之外，是属于下九流的人物，这本身就是不务正业的原罪。再加之，历史上无数的亡国之君，将亡国之罪或是推脱至宠妃，或是归咎于君王荒淫无度，所谓的酒池肉林深究起来，伶优还是要背这口锅，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就有深刻的分析。
　　武侠作品作为带有童话色彩的文学作品，也难免会凸显那些虚构的英雄人物，自然也不会将社会中再常见不过的伶人作为主角，他们或许有天下无双的技艺，然而终究只是谋生手段，与侠义、武道一途却是大相径庭，自然有着云泥之别。抛却侠义不谈，与一般人相比，或许伶人们生活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江湖。混迹其中，又怎会只有一些雕虫小技？
　　战国末期，当时的杂耍艺人多是以门客的身份寄居在达官显贵身边，战国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则是门客众多，“如通物之市，无所不有”。这些艺人并非只会声色犬马，他们所作所为如同本领高强的侠客一般，济人危困。史书记载，孟尝君到秦国出访，却遭秦王扣押，孟尝君遣会柔骨的门客从狗洞进入王宫盗得狐裘，行贿秦王宠妾，后来又靠口技艺人学鸡鸣，让秦国守城人开启城门，最终出逃。但即便是这样惊险且充满江湖况味的故事，却被后人称为鸡鸣狗盗，让人不胜唏嘘。
　　到了明清之后，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文化兴盛，加之封建理学到达顶峰，统治者们开始与杂耍等技艺划清界限，宫廷中的杂耍文化开始衰落，但杂耍艺人在民间开始扎根，成为草根江湖中的一抹亮色。走南闯北的经历，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出那些漂泊江湖的侠客，与侠客们以侠义之心笑傲江湖一般，这些艺人们凭借过硬的本事，敢常人之不敢，挑战极限。虽他们的本事多是归为“熟”一字，但浸染汗水与鲜血的这个字，却也能逗得观众瞠目结舌或者会心一笑，从此在纷繁的江湖中，获得自己的地位与尊重，这本身就是不亚于侠客的真本事。
　　相关链接
　　最为著名的三大杂耍技艺
　　击剑
　　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娱乐活动。
　　击剑，顾名思义就是击刺之术，若是按照武侠中的说法就是比试剑术。
　　《吴越春秋》中就曾记载越王向越女请教击剑，越女言之：“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而后，项庄舞剑定天下，公孙大娘舞剑动四方，都是对这项杂耍活动最好的注解。
　　秋千
　　“秋千者，千秋也。”引申有千秋万岁之义。千秋最早是男性用来军事训练的工具，后来成为闺中女子们最爱的娱乐活动。
　　唐朝宫中十分流行荡秋千，每逢清明寒食等节日，宫中尽竖秋千，宫女争相表演，以助宴饮之乐。张祜《千秋乐》就描绘这种盛况“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奏千秋。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赵解愁。”
　　斗蛐蛐
　　也即斗蟋蟀，亦称“秋兴”、“斗促织”，即用蟋蟀相斗取乐的娱乐活动。
　　斗蟋蟀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蟋蟀从原先的听其声，发展至今的观其斗。宋代朝野内外大兴斗蟋蟀之风，并将“万金之资付于一啄”，蟋蟀相斗，要挑重量与大小差不多的，用蒸熟后特制的日菣草或马尾鬃引斗，让它们互相较量，几经交锋，败的退却，胜的张翅长鸣。旧时城镇、集市，多有斗蟋蟀的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