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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的交流活动。而在这一过程中，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中亚粟特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连接了中亚和中原地区的交流和沟通，极大的丰富了这些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
【关键词】：丝绸之路；粟特商人；文化传播；贸易活动
一、丝绸之路与粟特商人
养蚕织绢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丝绸即是古代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物品，因此西方人将这一条中国同周边世界交流的通道称作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用来表示这条源源不断向西方输送中国丝织物的路线。”[1]
丝绸之路在张骞“凿空”西域后正式开通，但在此前的公元前5世纪，这条通道就已经形成。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这条通道“使南北始通于汉矣”，在张骞“凿空”以后，又“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与国外，外国由此信之”。丝绸之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丝绸之路指的是游牧民族迁来徙往的草原交通路线和通向中亚乃至欧洲的海上交通线；狭义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天山南北，再经过中亚、西亚，西行至地中海沿岸城市的陆上交通大道。我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都是狭义的。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源于胡商组成商队进行的长途贩运，其性质属于一种转运贸易。”[2]“胡商”是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地的异域商人，他们在中国古代的对外經济活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汉文文献中多将他们称为“商胡”或“胡商”，胡商来华，归因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人们的生活需要以及商业利益的诱惑。其中，粟特商人是最主要的力量。粟特人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擅长经商而著称。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商业活动与文化传播
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以自己广泛的商业联系和卓有成就的商业活动掌控了丝路贸易。《新唐书·康国传》载：“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3]在这条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上，粟特商人留下了很多足迹，他们将大量原产于异域的奇珍异物传入中原。在粟特商人的丝路贸易活动中，古信札中一共提到了四种商品，其中大麻纺织品和毛毡（毯）是粟特人销往内地的商品，丝绸和香料（麝香）则是粟特人在华购买欲送回撒马尔罕的商品。这四种商品实际上也是丝绸之路上往来商旅贩运的最主要商品。从中国收购的“成捆的丝绸”和“麝香”这两种商品，可以说是粟特人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的最主要目的，这些都属奢侈品，价格昂贵，利润高，在欧亚内陆进行长途贩运难度很大，如此长途跋涉的贩运，只有获利最大的商品才值得一运，而当时最具有吸引力的商品便是中国的丝绸和香料，这就为粟特人提供了很好的赚钱机会。
粟特人在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同时，也传播艺术和宗教。“从事商业要组成商队来进行，许多人组成一团来往于远隔之地。除运转商品外，伴随他们的文化也得到传播的机会。再有，以传播文化为目的之人，由于得到这些商人的援助，才能比较容易的从事这种艰难的旅行。他们的经商范围愈广，文化相互传播的范围也就愈大，他们的商业发达史也就是文化传播史。”[4]尤其是伴随商业活动，或者说在商业活动的带动和影响下进入中原进行传教的高僧。季羡林先生对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商人们积极出钱出物，供应僧伽。结果是佛教徒得到衣食之资，商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甚至物质上的好处，皆大欢喜，各得其所。”[5]在艺術方面，来自西域的乐舞、杂技、服饰等日渐传入中原。魏晋南北朝时，人们钟爱佛教乐舞，到了隋唐，胡服、胡乐则成为潮流。粟特地区的安国乐、康国乐、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在唐代也曾风行一时，无疑这也是粟特人商业活动的产物。在宗教方面，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也相继传入中国，使得中国的宗教进一步多元化。其中，祆教是粟特地区最为主要的宗教信仰，粟特人宗教派别众多，但是大多数都信仰祆教。祆教，又称作“拜火教”，特点是拜火、拜天、天葬，“祆”字从“示”从“天”，天神之意，以《阿维斯塔》为经典。祆教教义认为火是马兹达的儿子，是光明和善的代表，故其教徒必须建立火坛祭祀圣火，因而该教在中国被称为“拜火教”、“火教”。祆教作为粟特地区最为流行的宗教信仰，很早就传入西域。西域各地“祭祆神”、“拜火祠”的习俗，主要是受当地粟特人所信奉祆教的影响。最晚在南北朝时期，祆教即伴随粟特人入华而在中原地区传播。“河南安阳就曾出土过属于北齐时期的石阙一对，每侧各有戴口罩者手执香炉献祭，是早期祆教的遗物。”[6]异域文化传入中原的同时，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也借助粟特商人的商业活动传入粟特地区，如敦煌壁画和中原的钱币文化。“在阿弗拉西阿勒（撒马尔罕郊外）北壁西侧的一幅唐妆仕女泛舟图中，一艘凤船上坐有十位女子，其中船首一红衫女子持杆，船尾一仕女撑浆，另有女乐二人，一人持筝（或琴），一人持一弹拨乐器，十名妇女的装束，都与敦煌、吐鲁番壁画中的唐代妇女形象非常近似。这显然是依据了从中国传过去的画样，其中女乐所持之筝（或琴），显然为中原乐器，在敦煌莫高窟初唐220窟及盛唐127窟壁画中也有发现，他们都明显具有唐代中原风格。”[7]这说明，这一绘画风格是从中原传入粟特地区的。中原文化对粟特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钱币文化。“形式上为汉制方孔圆钱，但铭文改铸粟特字母的粟特铜钱，就大量流行与粟特地区……在唐代，这里（碎叶城遗址）也是西突厥、突骑施活动的重要据点。此处出土了一批汉制方孔圆钱，但铭文一面为粟特字，一面为符标，不少学者定名为[突骑施钱]。”[8]
丝路贸易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的对外商业活动中，以粟特为主体的商队频繁往来于丝路沿线进行长途贩易，有力的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与发展，粟特商人在进行经商活动的同时，也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参与者，亦是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他们促进了中原与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
注释：
[1]薛小梅、王晓芬：《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接触》，丝绸之路，文化论坛，2014年第18期；
[2][5]李瑞哲：《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活动特点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第37卷第3期；
[3]欧阳修、宋祈：《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6244页；
[4]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第125页；
[6]冯敏：《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与祆教的在华传播——以固原史姓人墓地为中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
[8]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作者简介：哈玉蓉（1988—），女，汉族，宁夏青铜峡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关系史。
【摘要】：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的交流活动。而在这一过程中，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中亚粟特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连接了中亚和中原地区的交流和沟通，极大的丰富了这些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
【关键词】：丝绸之路；粟特商人；文化传播；贸易活动
一、丝绸之路与粟特商人
养蚕织绢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丝绸即是古代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物品，因此西方人将这一条中国同周边世界交流的通道称作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用来表示这条源源不断向西方输送中国丝织物的路线。”[1]
丝绸之路在张骞“凿空”西域后正式开通，但在此前的公元前5世纪，这条通道就已经形成。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这条通道“使南北始通于汉矣”，在张骞“凿空”以后，又“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与国外，外国由此信之”。丝绸之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丝绸之路指的是游牧民族迁来徙往的草原交通路线和通向中亚乃至欧洲的海上交通线；狭义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天山南北，再经过中亚、西亚，西行至地中海沿岸城市的陆上交通大道。我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都是狭义的。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源于胡商组成商队进行的长途贩运，其性质属于一种转运贸易。”[2]“胡商”是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地的异域商人，他们在中国古代的对外經济活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汉文文献中多将他们称为“商胡”或“胡商”，胡商来华，归因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人们的生活需要以及商业利益的诱惑。其中，粟特商人是最主要的力量。粟特人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擅长经商而著称。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商业活动与文化传播
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以自己广泛的商业联系和卓有成就的商业活动掌控了丝路贸易。《新唐书·康国传》载：“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3]在这条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上，粟特商人留下了很多足迹，他们将大量原产于异域的奇珍异物传入中原。在粟特商人的丝路贸易活动中，古信札中一共提到了四种商品，其中大麻纺织品和毛毡（毯）是粟特人销往内地的商品，丝绸和香料（麝香）则是粟特人在华购买欲送回撒马尔罕的商品。这四种商品实际上也是丝绸之路上往来商旅贩运的最主要商品。从中国收购的“成捆的丝绸”和“麝香”这两种商品，可以说是粟特人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的最主要目的，这些都属奢侈品，价格昂贵，利润高，在欧亚内陆进行长途贩运难度很大，如此长途跋涉的贩运，只有获利最大的商品才值得一运，而当时最具有吸引力的商品便是中国的丝绸和香料，这就为粟特人提供了很好的赚钱机会。
粟特人在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同时，也传播艺术和宗教。“从事商业要组成商队来进行，许多人组成一团来往于远隔之地。除运转商品外，伴随他们的文化也得到传播的机会。再有，以传播文化为目的之人，由于得到这些商人的援助，才能比较容易的从事这种艰难的旅行。他们的经商范围愈广，文化相互传播的范围也就愈大，他们的商业发达史也就是文化传播史。”[4]尤其是伴随商业活动，或者说在商业活动的带动和影响下进入中原进行传教的高僧。季羡林先生对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商人们积极出钱出物，供应僧伽。结果是佛教徒得到衣食之资，商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甚至物质上的好处，皆大欢喜，各得其所。”[5]在艺術方面，来自西域的乐舞、杂技、服饰等日渐传入中原。魏晋南北朝时，人们钟爱佛教乐舞，到了隋唐，胡服、胡乐则成为潮流。粟特地区的安国乐、康国乐、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在唐代也曾风行一时，无疑这也是粟特人商业活动的产物。在宗教方面，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也相继传入中国，使得中国的宗教进一步多元化。其中，祆教是粟特地区最为主要的宗教信仰，粟特人宗教派别众多，但是大多数都信仰祆教。祆教，又称作“拜火教”，特点是拜火、拜天、天葬，“祆”字从“示”从“天”，天神之意，以《阿维斯塔》为经典。祆教教义认为火是马兹达的儿子，是光明和善的代表，故其教徒必须建立火坛祭祀圣火，因而该教在中国被称为“拜火教”、“火教”。祆教作为粟特地区最为流行的宗教信仰，很早就传入西域。西域各地“祭祆神”、“拜火祠”的习俗，主要是受当地粟特人所信奉祆教的影响。最晚在南北朝时期，祆教即伴随粟特人入华而在中原地区传播。“河南安阳就曾出土过属于北齐时期的石阙一对，每侧各有戴口罩者手执香炉献祭，是早期祆教的遗物。”[6]异域文化传入中原的同时，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也借助粟特商人的商业活动传入粟特地区，如敦煌壁画和中原的钱币文化。“在阿弗拉西阿勒（撒马尔罕郊外）北壁西侧的一幅唐妆仕女泛舟图中，一艘凤船上坐有十位女子，其中船首一红衫女子持杆，船尾一仕女撑浆，另有女乐二人，一人持筝（或琴），一人持一弹拨乐器，十名妇女的装束，都与敦煌、吐鲁番壁画中的唐代妇女形象非常近似。这显然是依据了从中国传过去的画样，其中女乐所持之筝（或琴），显然为中原乐器，在敦煌莫高窟初唐220窟及盛唐127窟壁画中也有发现，他们都明显具有唐代中原风格。”[7]这说明，这一绘画风格是从中原传入粟特地区的。中原文化对粟特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钱币文化。“形式上为汉制方孔圆钱，但铭文改铸粟特字母的粟特铜钱，就大量流行与粟特地区……在唐代，这里（碎叶城遗址）也是西突厥、突骑施活动的重要据点。此处出土了一批汉制方孔圆钱，但铭文一面为粟特字，一面为符标，不少学者定名为[突骑施钱]。”[8]
丝路贸易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的对外商业活动中，以粟特为主体的商队频繁往来于丝路沿线进行长途贩易，有力的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与发展，粟特商人在进行经商活动的同时，也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参与者，亦是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他们促进了中原与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
注释：
[1]薛小梅、王晓芬：《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接触》，丝绸之路，文化论坛，2014年第18期；
[2][5]李瑞哲：《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活动特点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第37卷第3期；
[3]欧阳修、宋祈：《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6244页；
[4]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第125页；
[6]冯敏：《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与祆教的在华传播——以固原史姓人墓地为中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
[8]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作者简介：哈玉蓉（1988—），女，汉族，宁夏青铜峡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