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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面临一场战争，一场没有硝烟却生死攸关的保卫战。从科幻灾难片《后天》到《2012》，从巴西罕见干旱致死大量鱼群到肯尼亚大象因高温干旱死亡，从威尼斯屡遭洪水侵蚀到越南泰国洪水围城……无论虚幻的影像，还是咄咄逼人的自然灾害，都让人们触感到了环境破坏下的危机痛楚。
在这个蔚蓝而广袤的星球中，没有任何人能独善其身，泱泱中国亦不例外。在国民生产总值逐年攀升、跃居世界第二的同时，我们正在为迅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惊艳，付出惨痛的环境代价：跻身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成为全球制造和使用最多破坏臭氧产品的国家；黄河断流、长江泛洪、淮河变黑、西北荒漠，华东、华南等地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对此，有专家陈言不讳，中国已进入“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近年来的血铅超标、植被损毁、洪水泛滥、舟曲泥石流、柴油入黄、兰州爆炸、大连污染、渗漏门、溃坝门、厦门PX、化工桶漂流、拉闸限电……诸多网络热词，似乎都在预示更大威胁的日益迫近。
诚然，我们的脚步从未停歇，科学发展成为举国指导方针，节能减排已位列政府建设重要目标，一次次环保风暴覆盖大江南北，然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当“十一五”规划中，CO2和SO2在 2005年基础上减少10%的目标提前宣告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节能目标顺利实现时，人们却发现节能减排已变成“拉闸限电”。面对利益的冲动，禁而不止、关而不停、闭而不倒等怪现象，在一些行业和地方仍时有抬头，也让国家问责备感尴尬与无奈。尤其是那些无视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律政策，肆意破坏土地、矿产、森林、水电等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案件，屡屡刺痛我们的眼睛。
正因为面对的这个敌人是如此强大，这个过程是如此漫长，所以才需要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勇气，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毅力。在我们的眼前，一块巨大的幕布徐徐开启，各方角色均已粉墨登场，这场演出的名字就是“环境保卫战”。
黑云压城：
环保防线全面告急
2007年6月，央视《中国法治报道》曾推出一期“长江行动”聚焦节能减排，探寻科学发展。在记者的镜头下，众多洗铜洗铁的矿厂和小作坊排出的污水，颜色如同水泥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入新桥河，进而流入长江。这些严重污染给当地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恶劣影响，庄稼叶子烂掉，减产一半以上，村民洗衣服则要跑到一两里外去洗。
“长江行动”记录的真实镜像，仅是当前严重环境污染的一个缩影。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首份中国环境政策报告书披露，中国有1/3的河段、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正遭受“严重污染”，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七大水系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文学家优美笔下的白洋淀，曾经如诗如画般的湿地，因为人为环境破坏，被专家认定为“一个失去自净和循环能力的死湖”；超过1.7万个城镇没有污水处理厂，每天有多达3亿人饮用遭到污染的水，每年有1.9亿人受到与水有关的疾病折磨；到2020年之前，空气污染会导致“60万城市人口过早死亡，每年发生2000万例呼吸系统疾病，550万例慢性支气管炎和健康受损病例”。
突发环境事件频现
有统计表明， 2010年前11个月，仅国家环境保护部接报的突发环境事件就达到了149起，其中重大环境事件4起，较大环境事件39起。由安全生产事故和交通事故引发的次生灾害事件有91起，占总数的61.1%；自然灾害导致及次生的突发环境事件达17起；铅、镉、铬等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严重血铅事件就有10起。
进入新世纪后，大体上每年都会发生一起标志性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或震惊一时，或遗患至今。
2002年，云南南盘江水污染事件。南盘江柴石滩以上河段上百吨鱼类死亡，下游柴石滩水库3亿多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
2003年，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事故。虽然现场没有人员伤亡，但同时引起的硫化氢污染大气事故，却导致中毒死亡234人，受伤600人，转移群众3万人。
2004年，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沱江62公里江段氨氮和亚硝酸盐污染，成都、资阳等5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百万人饮水中断26天，死鱼50万公斤，直接损失3亿元，生态恢复至少需要5年。
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硝基苯精馏塔突然爆炸，造成5人死亡、1人失踪，近70人受伤。爆炸发生后，约100吨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此外，中方向俄罗斯道歉，提供援助以帮助应对污染。
2006年，湖南新墙河砷污染事件。河流上游3家化工厂的工业污水日常性排放，致使大量高浓度含砷废水流入河中，砷含量超标10倍左右，8万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和影响。
2007年，巢湖、滇池蓝藻爆发事件。安徽巢湖西半湖出现了区域在5平方公里左右的大面积蓝藻。江苏省无锡市城区的大批市民家中自来水水质突变，并伴有难闻的气味，无法正常饮用。无锡市民纷纷抢购超市内的纯净水，街头零售的桶装纯净水出现较大价格波动。
2008年，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阳宗海水质从Ⅱ类下降到劣Ⅴ类，饮用、水产品养殖等功能丧失，沿湖居民2.6万余人的饮用水源取水中断，造成公私财产直接经济损失900余万元。
2009年，江苏盐城水污染事件。标新化工公司排放生产氯代醚酮过程中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钾盐废水，造成盐城市城西和越河西水厂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和盐城市区自来水供水管网严重污染，市区20余万居民生活饮用水停水66小时40分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3.21万元。
2010年，福建汀江污染事件。紫金矿业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9100立方米的污水顺着排洪涵洞流入汀江，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3187.71万元人民币。
2011年，浙江新安江污染事件。杭州市辖区建德境内杭新景高速公路发生苯酚槽罐车泄漏事故，导致部分苯酚泄漏并随雨水流入新安江，部分水體受到污染。事故发生后，引发杭州市民恐慌，纷纷赶往超市抢购矿泉水。
屡教不改的污染大户
古希腊哲人认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这条颇为睿智的哲理在一些污染大户身上，却是无法生效的。
2010年7月3日，紫金矿业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外渗；13天后，紫金山铜矿再次渗漏，溢出污水约500立方米。
2010年7月16日，输油管道爆炸；10月24日，油库起火；7月16日，油管泄露；2011年8月29日，储油罐起火；11月22日，储油罐再次起火……短短的16个月时间，接连发生5次火灾，对当地环境污染造成严重破坏，引发市民强烈忧虑和不满。这种堪称“奇迹”的环境污染事件，始作俑者就是中石油大连分公司。
2011年，法国人以一部经典纪录片《海洋》，让人们品味了大自然的浑厚与醇美。这一年，人们在恐慌中见证了美国墨西哥湾漏油、日本9级大地震及核泄漏，也经历了渤海湾漏油事件的恐慌与愤怒。
6月份，康菲石油中国公司任作业者的蓬莱19—3油田B平台附近的海床出现原油渗漏，C平台发生小型井涌导致溢油发生，截至9月中旬，溢油事故导致3345桶原油及钻探泥浆泄漏，累计造成5500多平方公里海水污染，给渤海海洋生态和渔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再回看3年前的阳宗海砷污染案，至今令人扼腕痛惜。经鉴定，锦业公司是造成本次阳宗海水体砷污染的主要污染源。该公司违反国家防治环境污染的相关规定，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建设规范的生产废水收集、循环系统及工业固体废物堆场，使用砷含量超过国家行业标准的原料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砷部分通过地下水、磷石膏堆场外溢水和地表径流进入阳宗海，造成水体污染。因为多年来一直未达到环保标准，澄江环保部门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措施，仅罚款单就开列9次，却没有任何效果。
近年来多发的血铅事件，同样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在铅蓄电池企业上。2011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以整治重金属污染为重点展开，铅蓄电池企业整治被作为首要任务。有关部门甚至表示，要坚决做到“六个一律”，即对未经环境影响评价或达不到环评要求的，一律停止建设；对发生重大铅污染事件的，一律追究责任等。
然而，有关举措却难以抑制这些排污大户的逐利冲动。2011年3月，环境保护部对388家铅蓄电池企业督察发现，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不当、卫生防护距离不落实等问题大量存在。
与之相匹配的是，2011年上半年，浙江省台州市、德清县和广东省河源市相继发生3起因铅酸蓄电池厂污染导致的血铅超标事件。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上陶村658名村民中有172人检测出血铅超标，海久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及附近村民共检测出332人血铅超标，河源市紫金县临江工业区三威电池有限公司造成附近136名居民血铅超标，59人铅中毒。
错综复杂的犯罪踪迹
环境污染刑事犯罪案件较为复杂，此类案件的发生通常为企业偷排或超标排污，而根源则往往在于有些地方政府纵容违法企业，环保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环境监管职责，乱作为或不作为，使违法排污行为有可趁之机。
沱江绵延600多公里，途经四川盆地的重要农业区。而毗河是位于它上游的支流。2004年2月底3月初，毗河、沱江两岸居民发现，江水变黄变臭，许多地方泛着白色泡沫，江面上还漂浮着大量的死鱼。
因为大量高浓度工业废水流进沱江，四川五个市区近百万市民陷入了无水可用的困境，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19亿元，这起事件也被国家环保总局列为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最大的一起水污染事故。
位于毗河流域青白江区的川化股份公司第二化肥厂就是这起污染事故的始作俑者。从川化排出的这种废水中氨氮浓度高达每升2000多毫克，最高时甚至达到了7600多毫克，超过国家标准每升60毫克的几十倍到一百多倍。经查发现，川化除了没有根据国务院环保局第13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在有关投料试生产前报环保部门审批外，还有严重的渎职失职行为。
早在当年2月16日，工人就发现技改项目的环保装置给料泵损坏。汇报从车间主任传达到两位副厂长再到川化股份的副经理、总经理，企业本来有6道环节可以制止事故蔓延，但是直到3月2日污染源被有关部门强制切断时，都没有作出应有反应，使得严重超标排污持续了近20天，演变成特大水污染事故。
四川省绿色环保公司环境污染案也是如此。在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能力的情况下，该公司却承揽到了九寨沟旅游环线垃圾处理项目的4个垃圾处理厂。原来，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原局长郭兴邦利用手中权力，向不具备条件的该公司颁发甲级《环境污染治理证书》、甲级《环境污染防治工程工艺设计证书》等资质证书，致使该公司取得了环境污染防治工程的設计、建设施工和环境影响评价资质。
因设计工艺错误、设备质量差、对地下水和地表水造成新污染、违规牟利以及达不到建设目的等问题，这个项目整体报废，设备类资产、房屋建筑物拆除处理造成的净损失达到1300余万元。
多有掣肘的司法执法
环境执法无疑是一块软肋。一方面是巨大的直接经济利益诱惑，一方面则是自然环境的代价，在现实生活中，天平很容易滑向前者。加之环保部门的人事权和财政权不独立，这种权力的天然缺陷使得环保执法部门缺乏应有震慑力，导致报而不查、查而不纠等现象多有。
2010年5月，安徽固镇县环保局副局长带领县环境监察大队到伊诺华公司检查，得知新扩建的盖胶密炼车间和仓库未经环评，锅炉由4吨改为10吨未经环保验收时，即要求企业抓紧补办环保相关手续。其后，6名环保局干部在一个月内又先后两次到该企业检查工作，结果被县委、县政府以影响招商为由，将他们集体停职。
有媒体报道，固镇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甚至说：“一个月去了三次，对于一个公司，这样确实影响了我们的发展环境这块”，“院以内的是人家的，院墙以外的是我们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服务”。环保执法部门的弱势可见一斑。
在江西省南昌市，艾溪湖从北到南，从绿到墨绿再到墨黑。南钢、氨厂、造纸厂所排废水乃至莲塘的生活污水也排入湖中，成为湖水主要污染源。由于艾溪湖的恶臭，附近居民不得不日夜关紧门窗。南昌市环保局曾向威远漂染厂、威胜漂染厂、华蓉漂染厂、宏达造纸厂、白兰针织漂染厂等6家企业下发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改造废水处理设施，并通过环保部门验收。集中整治中，一些排污不达标企业被断电断水，部分生产线设备也被拆除。然而非法排污企业总是榜上有名，年年喊关，年年照旧，轰轰烈烈的执法检查，最后变成了一个橡皮图章。何以使然，利益也。
湖南省郴州市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从2010年3月17日至22日，该市疾控中心和市儿童医院一共接待了285人检测，其中血铅超标人数为152人，血铅中毒人数45人，且中毒者均为14周岁以下儿童，污染来自当地的粗铅冶炼企业。从建厂到生产，该市环保部门一直在干预，并先后10次下发相关文件和处罚决定，责令停止生产，但直到2009年9月，当地爆发“血铅超标”事件后，郴州市环保局第11次出手，致函嘉禾县政府才依法彻底关闭了两家粗铅冶炼企业。
在司法审判上，也是如此。环境执法“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现象泛滥，司法介入环境资源保护的难度加大。从1998年到2002年的五年间，全国共发生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而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收到刑事追究的至多不超过25起。2003年至2009年间，因环境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每年也只有2起左右。
2007年江苏省无锡市环保部门立案处罚2000多个环境污染事故，却没有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2011年3月，浙江海久血铅超标案，9名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却没有一起有罪判决。
风起于青萍之末。屡屡拉响的环境警笛，在留给人们深思的同时，也催促着一种更为有效的举措，拯救地球家园，拯救人类的未来。
在这个蔚蓝而广袤的星球中，没有任何人能独善其身，泱泱中国亦不例外。在国民生产总值逐年攀升、跃居世界第二的同时，我们正在为迅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惊艳，付出惨痛的环境代价：跻身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成为全球制造和使用最多破坏臭氧产品的国家；黄河断流、长江泛洪、淮河变黑、西北荒漠，华东、华南等地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对此，有专家陈言不讳，中国已进入“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近年来的血铅超标、植被损毁、洪水泛滥、舟曲泥石流、柴油入黄、兰州爆炸、大连污染、渗漏门、溃坝门、厦门PX、化工桶漂流、拉闸限电……诸多网络热词，似乎都在预示更大威胁的日益迫近。
诚然，我们的脚步从未停歇，科学发展成为举国指导方针，节能减排已位列政府建设重要目标，一次次环保风暴覆盖大江南北，然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当“十一五”规划中，CO2和SO2在 2005年基础上减少10%的目标提前宣告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节能目标顺利实现时，人们却发现节能减排已变成“拉闸限电”。面对利益的冲动，禁而不止、关而不停、闭而不倒等怪现象，在一些行业和地方仍时有抬头，也让国家问责备感尴尬与无奈。尤其是那些无视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律政策，肆意破坏土地、矿产、森林、水电等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案件，屡屡刺痛我们的眼睛。
正因为面对的这个敌人是如此强大，这个过程是如此漫长，所以才需要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勇气，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毅力。在我们的眼前，一块巨大的幕布徐徐开启，各方角色均已粉墨登场，这场演出的名字就是“环境保卫战”。
黑云压城：
环保防线全面告急
2007年6月，央视《中国法治报道》曾推出一期“长江行动”聚焦节能减排，探寻科学发展。在记者的镜头下，众多洗铜洗铁的矿厂和小作坊排出的污水，颜色如同水泥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入新桥河，进而流入长江。这些严重污染给当地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恶劣影响，庄稼叶子烂掉，减产一半以上，村民洗衣服则要跑到一两里外去洗。
“长江行动”记录的真实镜像，仅是当前严重环境污染的一个缩影。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首份中国环境政策报告书披露，中国有1/3的河段、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正遭受“严重污染”，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七大水系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文学家优美笔下的白洋淀，曾经如诗如画般的湿地，因为人为环境破坏，被专家认定为“一个失去自净和循环能力的死湖”；超过1.7万个城镇没有污水处理厂，每天有多达3亿人饮用遭到污染的水，每年有1.9亿人受到与水有关的疾病折磨；到2020年之前，空气污染会导致“60万城市人口过早死亡，每年发生2000万例呼吸系统疾病，550万例慢性支气管炎和健康受损病例”。
突发环境事件频现
有统计表明， 2010年前11个月，仅国家环境保护部接报的突发环境事件就达到了149起，其中重大环境事件4起，较大环境事件39起。由安全生产事故和交通事故引发的次生灾害事件有91起，占总数的61.1%；自然灾害导致及次生的突发环境事件达17起；铅、镉、铬等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严重血铅事件就有10起。
进入新世纪后，大体上每年都会发生一起标志性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或震惊一时，或遗患至今。
2002年，云南南盘江水污染事件。南盘江柴石滩以上河段上百吨鱼类死亡，下游柴石滩水库3亿多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
2003年，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事故。虽然现场没有人员伤亡，但同时引起的硫化氢污染大气事故，却导致中毒死亡234人，受伤600人，转移群众3万人。
2004年，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沱江62公里江段氨氮和亚硝酸盐污染，成都、资阳等5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百万人饮水中断26天，死鱼50万公斤，直接损失3亿元，生态恢复至少需要5年。
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硝基苯精馏塔突然爆炸，造成5人死亡、1人失踪，近70人受伤。爆炸发生后，约100吨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此外，中方向俄罗斯道歉，提供援助以帮助应对污染。
2006年，湖南新墙河砷污染事件。河流上游3家化工厂的工业污水日常性排放，致使大量高浓度含砷废水流入河中，砷含量超标10倍左右，8万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和影响。
2007年，巢湖、滇池蓝藻爆发事件。安徽巢湖西半湖出现了区域在5平方公里左右的大面积蓝藻。江苏省无锡市城区的大批市民家中自来水水质突变，并伴有难闻的气味，无法正常饮用。无锡市民纷纷抢购超市内的纯净水，街头零售的桶装纯净水出现较大价格波动。
2008年，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阳宗海水质从Ⅱ类下降到劣Ⅴ类，饮用、水产品养殖等功能丧失，沿湖居民2.6万余人的饮用水源取水中断，造成公私财产直接经济损失900余万元。
2009年，江苏盐城水污染事件。标新化工公司排放生产氯代醚酮过程中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钾盐废水，造成盐城市城西和越河西水厂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和盐城市区自来水供水管网严重污染，市区20余万居民生活饮用水停水66小时40分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3.21万元。
2010年，福建汀江污染事件。紫金矿业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9100立方米的污水顺着排洪涵洞流入汀江，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3187.71万元人民币。
2011年，浙江新安江污染事件。杭州市辖区建德境内杭新景高速公路发生苯酚槽罐车泄漏事故，导致部分苯酚泄漏并随雨水流入新安江，部分水體受到污染。事故发生后，引发杭州市民恐慌，纷纷赶往超市抢购矿泉水。
屡教不改的污染大户
古希腊哲人认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这条颇为睿智的哲理在一些污染大户身上，却是无法生效的。
2010年7月3日，紫金矿业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外渗；13天后，紫金山铜矿再次渗漏，溢出污水约500立方米。
2010年7月16日，输油管道爆炸；10月24日，油库起火；7月16日，油管泄露；2011年8月29日，储油罐起火；11月22日，储油罐再次起火……短短的16个月时间，接连发生5次火灾，对当地环境污染造成严重破坏，引发市民强烈忧虑和不满。这种堪称“奇迹”的环境污染事件，始作俑者就是中石油大连分公司。
2011年，法国人以一部经典纪录片《海洋》，让人们品味了大自然的浑厚与醇美。这一年，人们在恐慌中见证了美国墨西哥湾漏油、日本9级大地震及核泄漏，也经历了渤海湾漏油事件的恐慌与愤怒。
6月份，康菲石油中国公司任作业者的蓬莱19—3油田B平台附近的海床出现原油渗漏，C平台发生小型井涌导致溢油发生，截至9月中旬，溢油事故导致3345桶原油及钻探泥浆泄漏，累计造成5500多平方公里海水污染，给渤海海洋生态和渔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再回看3年前的阳宗海砷污染案，至今令人扼腕痛惜。经鉴定，锦业公司是造成本次阳宗海水体砷污染的主要污染源。该公司违反国家防治环境污染的相关规定，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建设规范的生产废水收集、循环系统及工业固体废物堆场，使用砷含量超过国家行业标准的原料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砷部分通过地下水、磷石膏堆场外溢水和地表径流进入阳宗海，造成水体污染。因为多年来一直未达到环保标准，澄江环保部门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措施，仅罚款单就开列9次，却没有任何效果。
近年来多发的血铅事件，同样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在铅蓄电池企业上。2011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以整治重金属污染为重点展开，铅蓄电池企业整治被作为首要任务。有关部门甚至表示，要坚决做到“六个一律”，即对未经环境影响评价或达不到环评要求的，一律停止建设；对发生重大铅污染事件的，一律追究责任等。
然而，有关举措却难以抑制这些排污大户的逐利冲动。2011年3月，环境保护部对388家铅蓄电池企业督察发现，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不当、卫生防护距离不落实等问题大量存在。
与之相匹配的是，2011年上半年，浙江省台州市、德清县和广东省河源市相继发生3起因铅酸蓄电池厂污染导致的血铅超标事件。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上陶村658名村民中有172人检测出血铅超标，海久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及附近村民共检测出332人血铅超标，河源市紫金县临江工业区三威电池有限公司造成附近136名居民血铅超标，59人铅中毒。
错综复杂的犯罪踪迹
环境污染刑事犯罪案件较为复杂，此类案件的发生通常为企业偷排或超标排污，而根源则往往在于有些地方政府纵容违法企业，环保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环境监管职责，乱作为或不作为，使违法排污行为有可趁之机。
沱江绵延600多公里，途经四川盆地的重要农业区。而毗河是位于它上游的支流。2004年2月底3月初，毗河、沱江两岸居民发现，江水变黄变臭，许多地方泛着白色泡沫，江面上还漂浮着大量的死鱼。
因为大量高浓度工业废水流进沱江，四川五个市区近百万市民陷入了无水可用的困境，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19亿元，这起事件也被国家环保总局列为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最大的一起水污染事故。
位于毗河流域青白江区的川化股份公司第二化肥厂就是这起污染事故的始作俑者。从川化排出的这种废水中氨氮浓度高达每升2000多毫克，最高时甚至达到了7600多毫克，超过国家标准每升60毫克的几十倍到一百多倍。经查发现，川化除了没有根据国务院环保局第13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在有关投料试生产前报环保部门审批外，还有严重的渎职失职行为。
早在当年2月16日，工人就发现技改项目的环保装置给料泵损坏。汇报从车间主任传达到两位副厂长再到川化股份的副经理、总经理，企业本来有6道环节可以制止事故蔓延，但是直到3月2日污染源被有关部门强制切断时，都没有作出应有反应，使得严重超标排污持续了近20天，演变成特大水污染事故。
四川省绿色环保公司环境污染案也是如此。在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能力的情况下，该公司却承揽到了九寨沟旅游环线垃圾处理项目的4个垃圾处理厂。原来，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原局长郭兴邦利用手中权力，向不具备条件的该公司颁发甲级《环境污染治理证书》、甲级《环境污染防治工程工艺设计证书》等资质证书，致使该公司取得了环境污染防治工程的設计、建设施工和环境影响评价资质。
因设计工艺错误、设备质量差、对地下水和地表水造成新污染、违规牟利以及达不到建设目的等问题，这个项目整体报废，设备类资产、房屋建筑物拆除处理造成的净损失达到1300余万元。
多有掣肘的司法执法
环境执法无疑是一块软肋。一方面是巨大的直接经济利益诱惑，一方面则是自然环境的代价，在现实生活中，天平很容易滑向前者。加之环保部门的人事权和财政权不独立，这种权力的天然缺陷使得环保执法部门缺乏应有震慑力，导致报而不查、查而不纠等现象多有。
2010年5月，安徽固镇县环保局副局长带领县环境监察大队到伊诺华公司检查，得知新扩建的盖胶密炼车间和仓库未经环评，锅炉由4吨改为10吨未经环保验收时，即要求企业抓紧补办环保相关手续。其后，6名环保局干部在一个月内又先后两次到该企业检查工作，结果被县委、县政府以影响招商为由，将他们集体停职。
有媒体报道，固镇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甚至说：“一个月去了三次，对于一个公司，这样确实影响了我们的发展环境这块”，“院以内的是人家的，院墙以外的是我们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服务”。环保执法部门的弱势可见一斑。
在江西省南昌市，艾溪湖从北到南，从绿到墨绿再到墨黑。南钢、氨厂、造纸厂所排废水乃至莲塘的生活污水也排入湖中，成为湖水主要污染源。由于艾溪湖的恶臭，附近居民不得不日夜关紧门窗。南昌市环保局曾向威远漂染厂、威胜漂染厂、华蓉漂染厂、宏达造纸厂、白兰针织漂染厂等6家企业下发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改造废水处理设施，并通过环保部门验收。集中整治中，一些排污不达标企业被断电断水，部分生产线设备也被拆除。然而非法排污企业总是榜上有名，年年喊关，年年照旧，轰轰烈烈的执法检查，最后变成了一个橡皮图章。何以使然，利益也。
湖南省郴州市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从2010年3月17日至22日，该市疾控中心和市儿童医院一共接待了285人检测，其中血铅超标人数为152人，血铅中毒人数45人，且中毒者均为14周岁以下儿童，污染来自当地的粗铅冶炼企业。从建厂到生产，该市环保部门一直在干预，并先后10次下发相关文件和处罚决定，责令停止生产，但直到2009年9月，当地爆发“血铅超标”事件后，郴州市环保局第11次出手，致函嘉禾县政府才依法彻底关闭了两家粗铅冶炼企业。
在司法审判上，也是如此。环境执法“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现象泛滥，司法介入环境资源保护的难度加大。从1998年到2002年的五年间，全国共发生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而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收到刑事追究的至多不超过25起。2003年至2009年间，因环境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每年也只有2起左右。
2007年江苏省无锡市环保部门立案处罚2000多个环境污染事故，却没有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2011年3月，浙江海久血铅超标案，9名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却没有一起有罪判决。
风起于青萍之末。屡屡拉响的环境警笛，在留给人们深思的同时，也催促着一种更为有效的举措，拯救地球家园，拯救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