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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必须意识到—富有，意味着对社会具有更大的责任。“政治成熟”的中产阶级既是社会的稳定器，不偏激、不冒进；又是改革的推动者，以稳健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并愿意为社会正义分摊成本。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告诫人们：“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着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持久。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
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今，不少人都曾论证，只有在一个富庶的社会里，当很少有人生活在赤贫状态时，大众才可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自我节制以避免成为不负责任的煽动家的俘虏。”
与古希腊时期相比，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更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词汇。
在经济学家看来，中产阶级的规模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中产阶级意味着强劲的私人消费、充盈的财政收入和良好的公共服务；在社会学家眼中，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有恒产者有恒心”，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才是真正的“超稳定结构”；对政治学家而言，中产阶级不仅是成熟民主国家政治运作的中流砥柱，也是威权国家推动民主转型的先驱力量，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政治。
中国有“中产阶级”么？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先富”群体越来越引人瞩目。这一群体的上层是私营企业主和国企领导层；下层则是广大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普通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在学术研究中，“中产阶级”的界定一直颇多争议。有的强调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譬如职业、收入、教育、社会声望，有的强调主观的阶层认同，还有的强调生活方式，譬如消费、品位等。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通常用收入来界定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则倾向于用职业分类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划归中产阶级。
国家统计局以家庭年收入6万—50万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准。社会学者李培林、张翼则以中国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收入线作为参照基准，将高于平均收入2.5倍及以上的收入群体定义为“高收入者”，把低于平均收入线50%及以下的收入群体定义为“低收入层”；把低收入的上限到平均线之间者定义为“中低收入层”；把平均线以上到平均线的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层”，即“收入中产阶级”。
按收入标准划分的优点是简便、易于操作，缺点在于忽视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内在属性。譬如，外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和获得动迁补偿款的农民，可能在家庭财产方面旗鼓相当，但很难想像他们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可能毫无交集。我们不妨看看《时代周刊》为中产阶级绘制的“标准像”：书橱里至少有1张ECM唱片；支持民主；知道昂山素季和白南淮各自是干什么的；能粗略地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和量子力学。
考虑到单一经济标准的局限性，李培林、张翼主张用职业、收入和教育三项指标来界定中产阶级。据他们测算，比较宽泛地定义的中产阶级占社会成员的25.8%。其中三个维度都符合“中层”标准的“核心中产阶级”只占3.2%，符合其中两项“中层”标准的“半核心中产”占8.9%，仅仅符合一项“中层”标准的“边缘中产阶级”占13.7%。所以，如果将符合其中两项标准者认定为“中产”，则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大约占12.1%左右。
虽然近年来中国中产阶级在国际上表现抢眼，特别是由于日本和西方国家受经济危机困扰，消费能力下降，中国游客成了国际奢侈品市场的“新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得这一阶层成员的绝对数量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其消费潜力令友邦惊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严格说来，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依然是比较弱小的，在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重较低，大约在12%左右。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看法—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也仅占总人口的23%。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未真正崛起，中国的社会结构离橄榄型社会还很远，其实是一个“水蛇腰”结构。中产阶级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影响上都是“少数派”。
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因为这些企业数量最多，吸纳的就业人数也最多，它们的经营状况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走势，也会影响到中国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其次，社会分配体制是否公平，当前中国的内需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大大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而“中产社会”是以消费为引擎的，强劲的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提升消费的规模和质量。
业主维权与环境运动
虽然在学术文献中，中产阶级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群体；但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个体，中产阶级又都是一些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他们是公司白领、普通公务员、知识分子、律师、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体面的收入，有房有车，喜欢在星巴克喝咖啡，看进口原声电影，热爱旅游和购物，对奥特莱斯的名牌打折商品趋之若鹜。在文化批评者的眼中，中产阶级甚至是“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那么，这些平凡人如何汇聚成一股不同凡响的力量？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产阶级是通过业主维权和环境运动进入公众视野的。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刚刚步入中产的城市居民共享“业主”这样一个称号。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城镇居民中私有产权住房的比例已达到45.2%。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7.25平方米，比“五普”提高3.25平方米；自有房屋比例为57.9%。他们要求优美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区服务，并希望亲自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随着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因为环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关系到房产的商业价值。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业主们开始为保护小区的绿地、驱赶不受欢迎的物业公司、阻止“磁悬浮”从小区旁边经过，或者成立自治的业主委员会而采取集体行动，向基层政府、开发商或物业管理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些行动被学术界统称为“业主维权”。有学者提出，当下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中大量的业主集体维权行动事件，不但是基层社会成员自治力的体现，也是其“民主意识”觉醒的征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从长远来看是成立的，就当下的现实而言则有“拔高”之嫌。至少在现阶段，维权活动参与者的业主意识都要强于公民意识，其参与的首要动机是改善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是为了争取业主福利而不是行使民主权利。
2008年的厦门反PX运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就其本质而言，反PX运动并不是一场环境运动，而是“邻避政治”（NIMBY Politics），NIMBY即“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的缩写，也就是说，那些可能造成环境公害、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的公共设施（如机场、垃圾处理厂、变电站）不要建在我家附近，否则我就要出来抗争。对于厦门的中产阶级而言，重要的不是PX项目本身是否达到环境评估的要求，而是PX项目不能建在我的家门口，其本质是对业主福利的捍卫。最终的结果，PX项目落户漳州，因为那里没有组织起来的中产阶级。
值得肯定的是，厦门人创造性地发明了“集体散步”，用一种温和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而厦门市政府也采取了相对宽容克制的回应措施。这种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大连、宁波的反PX运动，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是中产阶级权利意识的拓展；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则是中产阶级的“PX恐慌”压倒了公共利益，毕竟整个中国是不可能抵制PX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PX进口国，而日本则是世界上最大的PX出口国—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PX”，而是如何让PX项目更安全。
2009年的“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从最初的区域环境维权逐步演变为全国范围内对垃圾处理方案的讨论，不再纠缠于选址的问题，而是质疑垃圾焚烧发电的合理性，主张先推行垃圾分类，然后再考虑垃圾发电的问题。业主们声称：“广州的环保问题被人为分割成几个小区域内的问题！……番禺被孤立甚至被对立了！番禺30万人抵制垃圾电厂的声音显得如此苍白而自私！……所以我们不是反对在番禺建垃圾电厂，而是反对在广州任何地方建电厂，反对已经建成的李坑电厂，反对以后要建的花都、萝岗电厂！”如此一来，这场运动就由社区维权转向了政策倡议，由“邻避政治”转向了环保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番禺的反垃圾焚烧运动要比厦门的反PX运动更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者对于社会运动的意义大于环境保护，因为它创造了“集体散步”这样一种理性的、温和的社会运动样式；而前者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大于社会运动，因为它超越了自私的地方狭隘主义（local parochialism），转向了更加具有公共利益取向的环境运动。
我通过对上海地区多个公益组织的观察还发现，中产阶级（以青年白领为主）和在校大学生已经成为志愿者的主要来源。较之前途尚不明朗的在校学生，中产阶级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更有可能发展为长期志愿者乃至“终身志愿者”。这种公益形象也打破了人们将白领等同于“小资情怀”的刻板印象。
从业主到公民
正如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中产阶级不仅仅是有着小资情调、流连于酒吧、咖啡馆和画廊的消费者，而且是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尤其需要一个政治上成熟、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中产阶级。中华民族要走向韦伯意义上的“政治成熟”，首先需要实现中产阶级的“政治成熟”。中产阶级如何才能由私人领域的业主转向公共领域的公民？
我对上海中产阶级的研究或许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生动的注脚。
上海市的九亭镇位于城乡结合部，由于离市区较近，又开通了地铁，交通便利，近年来楼盘开发迅猛，吸引了大量中产阶级入住。九亭镇虽然隶属于松江区，但实际上更接近市区，而不是区政府所在地松江新城。市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成熟、完善的，而松江新城作为上海的卫星城，本身就是一座功能完整的中等城市。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九亭镇就成了市区与郊区之间的一块“洼地”，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设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2008年初，为解决“出行难”问题，九亭镇北面多个小区的热心业主（多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以业主论坛为平台，自发成立了“北九亭联席会议”，不断向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反映问题。2008年4月，“北九亭联席会议”的论坛版主和热心业主们联合签名向市政府发了《九亭镇居民致人民政府的求助信》。2008年7月，沈骏副市长在信访办会见了联席会议版主强先生、薛先生。2008年秋，薛先生又参加了由市长韩正主持的网民代表见面会，再次反映了九亭镇城乡结合部的管理问题。
2008年年底，华女士调到九亭镇任副镇长，分管社区事务。上任之初，她感觉压力不小，因为2006年A小区的“选举风波”在市里面“挂了号”，成了区里的“典型”；青年业主的“北九亭联席会议”更是让她头疼。为了及时了解业主的需求和动态，华镇长让居委会将各自小区业主论坛的网址和主要的版主信息上报给她，安排社区办两名工作人员每天关注网上动态，并要求居委会成员进入论坛，多与网民接触，提供信息，引导舆论；与此同时，她也开始邀请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2009年，在涉及公建配套等主要事项时，华镇长开始邀请相关的网民、版主，听取他们的意见，一周以内给予答复。此时这种见面会是不定期的，也没有固定的人员。经过一年的磨合，华镇长和70后、80后的网民代表逐渐打破隔阂，相互信任。
2010年，九亭镇的网民见面会步入正轨，定期举行，讨论的时间、主题和议事规则逐步成型，版主和网民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自发维持会议秩序，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内容不能重复，简明扼要。与此同时，见面会不再由社区办唱独角戏，华镇长只负责召集，根据会议主题邀请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与网民见面，现场答复。 2011年，镇政府不再被动地听网民讲，而是主动将政府未来的工作计划告知网民。每次开会之前，镇政府都会通过电话、短信和网络发布“召集令”，征集业主网民报名参加会议，每次人数控制在15?20人。九亭镇志愿者联合会的成员是每次会议的主力。沟通会议基本保持每月一次，遇特殊情况就两个月开一次。主题围绕九亭镇的卫生、治安、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服务。开会之前，社区办先通过居委会的网管员对社区论坛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了解网民关心的话题；而网民也会事先收集资料，酝酿想法。双方提前做好“功课”，在沟通会上进行讨论。以下是近两年网民见面会的议题：
2012年5月，“北九亭联席会议”的版主们富有智慧地将联席会议更名为“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显然是官方更能接受的名称，并打破“镇北”与“镇南”的藩篱，吸收一部分镇南地区的热心业主加入，成立代表性更加广泛的“九亭镇志愿者联合会”。4年间，志愿者联合会定期召开政府和网民圆桌会议，87条有效建议和意见中有63条得到解决。
做“政治成熟”的中产阶级
在上海市九亭镇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镇政府与青年网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除了得益于开明的领导华镇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产阶层的“政治成熟”。
志愿者联合会的成功之道在于，他们采取了具有妥协性和灵活性的结盟策略。志愿者联合会的版主们与镇政府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结盟关系：一是针对网上的激进言论，版主们坚决进行抵制。在九亭镇的业主论坛上，曾有一些网民为了物业管理的事情，要组织业主“集体散步”，约定了游行时间和路线。版主主动与华镇长联系，询问如何处理。华镇长让版主删帖，版主答应了，但表示要增加一个说明，解释删帖的原因，以避免网民的误解和谩骂。版主的说明在经过华镇长审核之后发布。武先生说：“我们在网络上与言论过激者进行斗争、辩论，有些ID在我们论坛上挑不起事，就只能跑到别的论坛去了。我们特别反感那些一味抱怨，却从不提建设性意见的人。”华镇长高度评价版主的工作：“版主们很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网上要有规矩，什么话不能说，碰到什么事情怎么处理。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网络才能做到风清气正。”
二是共同向上级政府呼吁，争取政策倾斜或资源投放。譬如通往市区的公交线路超出了镇政府的能力范围，需要市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联合会可以发挥整合民意、代表民意的功能，从外部向上级政府施加适当的压力。2012年5月，志愿者联合会发起“一条路，一条线，齐签名，畅九亭镇”的签名活动，希望可以开辟九亭镇连接虹桥交通枢纽和地铁9号线的三条公交线。之前志愿者曾与镇政府协商此事，但镇政府感到为难，因为这是跨区的交通规划。当志愿者提出在线下组织签名活动，镇政府没有表示反对意见。签名活动得到15个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全力支持，物业公司在显著位置张贴活动海报，居委会周末在小区门口设摊，组织居民现场签名，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征集到5698个居民签名。一个月后，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对居民的建议给予了积极回应，公布了改善九亭镇交通状况的具体工作计划。
虽然网民见面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这种对话平台的非制度化特征，也蕴含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将来主政的领导对这种沟通方式不认可，见面会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志愿者联合会开始寻求进入体制内来直接参与政策的重大决策。
2011年，上海市基层人大换届选举，志愿者联合会积极宣传并参与了区、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以下是志愿者联合会写给居民的选举动员信《选个邻居当代表！登记选民了么？》。
各位九亭邻居：
想不想有连通9号线和2号线的公交？想不想小又挤的社区巴士优惠换乘？想不想肠梗阻的公路畅通无阻？……改善的机会来了！2011年11月16日，我们一起参加松江区和九亭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吧！我们希望：用我们的一张张选票在九亭选区选出代表居民利益的11位松江区人大代表和53位九亭人大代表，为我们说话，为我们争取权益！……去登记！去投票！选个邻居当代表！
这份热情洋溢的动员信大大激发了九亭居民尤其是中青年业主的参与积极性，“我们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不希望总是被代表”。一部分外地户籍的业主甚至专门回到老家办理选民资格转移手续，以获得九亭镇人大代表选举资格。当时北九亭地区一共有8位代表候选人，其中2位居委会干部，其余的候选人都是自主参选，版主强先生、容小姐和薛先生名列其中。最后，在网民和居委会的全力支持下，曾经被市长韩正接见的版主薛先生成功当选九亭镇人大代表。网民在业主论坛上兴奋地表示，这是“居民担任镇人大代表0的突破”！
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等阶层固化现象正在撕裂社会的肌体，从“郭美美事件”到“高富帅”、“屌丝”这样一些新词汇，都体现了由社会断裂所带来的心理扭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个成熟、壮大的中产阶级变得尤其重要。富人不炫富，穷人不仇富，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产阶级必须意识到：富有，意味着对社会具有更大的责任；在一个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里，做一个心安理得的精英是一种耻辱。
“政治成熟”的中产阶级既是社会的稳定器，坚持中道理性，不偏激、不冒进；又是改革的推动者，以积极的心态、稳健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并愿意为社会正义分摊成本。“政治成熟”的中产阶级，既相信规则的力量，致力于推动制度的变革；又相信道德的力量，不以“体制”作为个人责任的挡箭牌。他们是思想者，擅长自觉的反思和乐观的自嘲；他们更是行动派，积极面对生活、介入公共事务。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告诫人们：“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着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持久。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
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今，不少人都曾论证，只有在一个富庶的社会里，当很少有人生活在赤贫状态时，大众才可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自我节制以避免成为不负责任的煽动家的俘虏。”
与古希腊时期相比，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更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词汇。
在经济学家看来，中产阶级的规模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中产阶级意味着强劲的私人消费、充盈的财政收入和良好的公共服务；在社会学家眼中，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有恒产者有恒心”，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才是真正的“超稳定结构”；对政治学家而言，中产阶级不仅是成熟民主国家政治运作的中流砥柱，也是威权国家推动民主转型的先驱力量，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政治。
中国有“中产阶级”么？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先富”群体越来越引人瞩目。这一群体的上层是私营企业主和国企领导层；下层则是广大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普通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在学术研究中，“中产阶级”的界定一直颇多争议。有的强调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譬如职业、收入、教育、社会声望，有的强调主观的阶层认同，还有的强调生活方式，譬如消费、品位等。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通常用收入来界定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则倾向于用职业分类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划归中产阶级。
国家统计局以家庭年收入6万—50万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准。社会学者李培林、张翼则以中国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收入线作为参照基准，将高于平均收入2.5倍及以上的收入群体定义为“高收入者”，把低于平均收入线50%及以下的收入群体定义为“低收入层”；把低收入的上限到平均线之间者定义为“中低收入层”；把平均线以上到平均线的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层”，即“收入中产阶级”。
按收入标准划分的优点是简便、易于操作，缺点在于忽视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内在属性。譬如，外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和获得动迁补偿款的农民，可能在家庭财产方面旗鼓相当，但很难想像他们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可能毫无交集。我们不妨看看《时代周刊》为中产阶级绘制的“标准像”：书橱里至少有1张ECM唱片；支持民主；知道昂山素季和白南淮各自是干什么的；能粗略地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和量子力学。
考虑到单一经济标准的局限性，李培林、张翼主张用职业、收入和教育三项指标来界定中产阶级。据他们测算，比较宽泛地定义的中产阶级占社会成员的25.8%。其中三个维度都符合“中层”标准的“核心中产阶级”只占3.2%，符合其中两项“中层”标准的“半核心中产”占8.9%，仅仅符合一项“中层”标准的“边缘中产阶级”占13.7%。所以，如果将符合其中两项标准者认定为“中产”，则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大约占12.1%左右。
虽然近年来中国中产阶级在国际上表现抢眼，特别是由于日本和西方国家受经济危机困扰，消费能力下降，中国游客成了国际奢侈品市场的“新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得这一阶层成员的绝对数量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其消费潜力令友邦惊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严格说来，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依然是比较弱小的，在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重较低，大约在12%左右。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看法—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也仅占总人口的23%。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未真正崛起，中国的社会结构离橄榄型社会还很远，其实是一个“水蛇腰”结构。中产阶级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影响上都是“少数派”。
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因为这些企业数量最多，吸纳的就业人数也最多，它们的经营状况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走势，也会影响到中国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其次，社会分配体制是否公平，当前中国的内需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大大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而“中产社会”是以消费为引擎的，强劲的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提升消费的规模和质量。
业主维权与环境运动
虽然在学术文献中，中产阶级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群体；但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个体，中产阶级又都是一些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他们是公司白领、普通公务员、知识分子、律师、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体面的收入，有房有车，喜欢在星巴克喝咖啡，看进口原声电影，热爱旅游和购物，对奥特莱斯的名牌打折商品趋之若鹜。在文化批评者的眼中，中产阶级甚至是“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那么，这些平凡人如何汇聚成一股不同凡响的力量？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产阶级是通过业主维权和环境运动进入公众视野的。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刚刚步入中产的城市居民共享“业主”这样一个称号。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城镇居民中私有产权住房的比例已达到45.2%。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7.25平方米，比“五普”提高3.25平方米；自有房屋比例为57.9%。他们要求优美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区服务，并希望亲自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随着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因为环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关系到房产的商业价值。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业主们开始为保护小区的绿地、驱赶不受欢迎的物业公司、阻止“磁悬浮”从小区旁边经过，或者成立自治的业主委员会而采取集体行动，向基层政府、开发商或物业管理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些行动被学术界统称为“业主维权”。有学者提出，当下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中大量的业主集体维权行动事件，不但是基层社会成员自治力的体现，也是其“民主意识”觉醒的征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从长远来看是成立的，就当下的现实而言则有“拔高”之嫌。至少在现阶段，维权活动参与者的业主意识都要强于公民意识，其参与的首要动机是改善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是为了争取业主福利而不是行使民主权利。
2008年的厦门反PX运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就其本质而言，反PX运动并不是一场环境运动，而是“邻避政治”（NIMBY Politics），NIMBY即“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的缩写，也就是说，那些可能造成环境公害、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的公共设施（如机场、垃圾处理厂、变电站）不要建在我家附近，否则我就要出来抗争。对于厦门的中产阶级而言，重要的不是PX项目本身是否达到环境评估的要求，而是PX项目不能建在我的家门口，其本质是对业主福利的捍卫。最终的结果，PX项目落户漳州，因为那里没有组织起来的中产阶级。
值得肯定的是，厦门人创造性地发明了“集体散步”，用一种温和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而厦门市政府也采取了相对宽容克制的回应措施。这种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大连、宁波的反PX运动，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是中产阶级权利意识的拓展；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则是中产阶级的“PX恐慌”压倒了公共利益，毕竟整个中国是不可能抵制PX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PX进口国，而日本则是世界上最大的PX出口国—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PX”，而是如何让PX项目更安全。
2009年的“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从最初的区域环境维权逐步演变为全国范围内对垃圾处理方案的讨论，不再纠缠于选址的问题，而是质疑垃圾焚烧发电的合理性，主张先推行垃圾分类，然后再考虑垃圾发电的问题。业主们声称：“广州的环保问题被人为分割成几个小区域内的问题！……番禺被孤立甚至被对立了！番禺30万人抵制垃圾电厂的声音显得如此苍白而自私！……所以我们不是反对在番禺建垃圾电厂，而是反对在广州任何地方建电厂，反对已经建成的李坑电厂，反对以后要建的花都、萝岗电厂！”如此一来，这场运动就由社区维权转向了政策倡议，由“邻避政治”转向了环保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番禺的反垃圾焚烧运动要比厦门的反PX运动更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者对于社会运动的意义大于环境保护，因为它创造了“集体散步”这样一种理性的、温和的社会运动样式；而前者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大于社会运动，因为它超越了自私的地方狭隘主义（local parochialism），转向了更加具有公共利益取向的环境运动。
我通过对上海地区多个公益组织的观察还发现，中产阶级（以青年白领为主）和在校大学生已经成为志愿者的主要来源。较之前途尚不明朗的在校学生，中产阶级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更有可能发展为长期志愿者乃至“终身志愿者”。这种公益形象也打破了人们将白领等同于“小资情怀”的刻板印象。
从业主到公民
正如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中产阶级不仅仅是有着小资情调、流连于酒吧、咖啡馆和画廊的消费者，而且是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尤其需要一个政治上成熟、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中产阶级。中华民族要走向韦伯意义上的“政治成熟”，首先需要实现中产阶级的“政治成熟”。中产阶级如何才能由私人领域的业主转向公共领域的公民？
我对上海中产阶级的研究或许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生动的注脚。
上海市的九亭镇位于城乡结合部，由于离市区较近，又开通了地铁，交通便利，近年来楼盘开发迅猛，吸引了大量中产阶级入住。九亭镇虽然隶属于松江区，但实际上更接近市区，而不是区政府所在地松江新城。市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成熟、完善的，而松江新城作为上海的卫星城，本身就是一座功能完整的中等城市。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九亭镇就成了市区与郊区之间的一块“洼地”，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设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2008年初，为解决“出行难”问题，九亭镇北面多个小区的热心业主（多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以业主论坛为平台，自发成立了“北九亭联席会议”，不断向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反映问题。2008年4月，“北九亭联席会议”的论坛版主和热心业主们联合签名向市政府发了《九亭镇居民致人民政府的求助信》。2008年7月，沈骏副市长在信访办会见了联席会议版主强先生、薛先生。2008年秋，薛先生又参加了由市长韩正主持的网民代表见面会，再次反映了九亭镇城乡结合部的管理问题。
2008年年底，华女士调到九亭镇任副镇长，分管社区事务。上任之初，她感觉压力不小，因为2006年A小区的“选举风波”在市里面“挂了号”，成了区里的“典型”；青年业主的“北九亭联席会议”更是让她头疼。为了及时了解业主的需求和动态，华镇长让居委会将各自小区业主论坛的网址和主要的版主信息上报给她，安排社区办两名工作人员每天关注网上动态，并要求居委会成员进入论坛，多与网民接触，提供信息，引导舆论；与此同时，她也开始邀请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2009年，在涉及公建配套等主要事项时，华镇长开始邀请相关的网民、版主，听取他们的意见，一周以内给予答复。此时这种见面会是不定期的，也没有固定的人员。经过一年的磨合，华镇长和70后、80后的网民代表逐渐打破隔阂，相互信任。
2010年，九亭镇的网民见面会步入正轨，定期举行，讨论的时间、主题和议事规则逐步成型，版主和网民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自发维持会议秩序，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内容不能重复，简明扼要。与此同时，见面会不再由社区办唱独角戏，华镇长只负责召集，根据会议主题邀请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与网民见面，现场答复。 2011年，镇政府不再被动地听网民讲，而是主动将政府未来的工作计划告知网民。每次开会之前，镇政府都会通过电话、短信和网络发布“召集令”，征集业主网民报名参加会议，每次人数控制在15?20人。九亭镇志愿者联合会的成员是每次会议的主力。沟通会议基本保持每月一次，遇特殊情况就两个月开一次。主题围绕九亭镇的卫生、治安、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服务。开会之前，社区办先通过居委会的网管员对社区论坛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了解网民关心的话题；而网民也会事先收集资料，酝酿想法。双方提前做好“功课”，在沟通会上进行讨论。以下是近两年网民见面会的议题：
2012年5月，“北九亭联席会议”的版主们富有智慧地将联席会议更名为“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显然是官方更能接受的名称，并打破“镇北”与“镇南”的藩篱，吸收一部分镇南地区的热心业主加入，成立代表性更加广泛的“九亭镇志愿者联合会”。4年间，志愿者联合会定期召开政府和网民圆桌会议，87条有效建议和意见中有63条得到解决。
做“政治成熟”的中产阶级
在上海市九亭镇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镇政府与青年网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除了得益于开明的领导华镇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产阶层的“政治成熟”。
志愿者联合会的成功之道在于，他们采取了具有妥协性和灵活性的结盟策略。志愿者联合会的版主们与镇政府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结盟关系：一是针对网上的激进言论，版主们坚决进行抵制。在九亭镇的业主论坛上，曾有一些网民为了物业管理的事情，要组织业主“集体散步”，约定了游行时间和路线。版主主动与华镇长联系，询问如何处理。华镇长让版主删帖，版主答应了，但表示要增加一个说明，解释删帖的原因，以避免网民的误解和谩骂。版主的说明在经过华镇长审核之后发布。武先生说：“我们在网络上与言论过激者进行斗争、辩论，有些ID在我们论坛上挑不起事，就只能跑到别的论坛去了。我们特别反感那些一味抱怨，却从不提建设性意见的人。”华镇长高度评价版主的工作：“版主们很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网上要有规矩，什么话不能说，碰到什么事情怎么处理。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网络才能做到风清气正。”
二是共同向上级政府呼吁，争取政策倾斜或资源投放。譬如通往市区的公交线路超出了镇政府的能力范围，需要市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联合会可以发挥整合民意、代表民意的功能，从外部向上级政府施加适当的压力。2012年5月，志愿者联合会发起“一条路，一条线，齐签名，畅九亭镇”的签名活动，希望可以开辟九亭镇连接虹桥交通枢纽和地铁9号线的三条公交线。之前志愿者曾与镇政府协商此事，但镇政府感到为难，因为这是跨区的交通规划。当志愿者提出在线下组织签名活动，镇政府没有表示反对意见。签名活动得到15个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全力支持，物业公司在显著位置张贴活动海报，居委会周末在小区门口设摊，组织居民现场签名，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征集到5698个居民签名。一个月后，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对居民的建议给予了积极回应，公布了改善九亭镇交通状况的具体工作计划。
虽然网民见面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这种对话平台的非制度化特征，也蕴含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将来主政的领导对这种沟通方式不认可，见面会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志愿者联合会开始寻求进入体制内来直接参与政策的重大决策。
2011年，上海市基层人大换届选举，志愿者联合会积极宣传并参与了区、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以下是志愿者联合会写给居民的选举动员信《选个邻居当代表！登记选民了么？》。
各位九亭邻居：
想不想有连通9号线和2号线的公交？想不想小又挤的社区巴士优惠换乘？想不想肠梗阻的公路畅通无阻？……改善的机会来了！2011年11月16日，我们一起参加松江区和九亭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吧！我们希望：用我们的一张张选票在九亭选区选出代表居民利益的11位松江区人大代表和53位九亭人大代表，为我们说话，为我们争取权益！……去登记！去投票！选个邻居当代表！
这份热情洋溢的动员信大大激发了九亭居民尤其是中青年业主的参与积极性，“我们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不希望总是被代表”。一部分外地户籍的业主甚至专门回到老家办理选民资格转移手续，以获得九亭镇人大代表选举资格。当时北九亭地区一共有8位代表候选人，其中2位居委会干部，其余的候选人都是自主参选，版主强先生、容小姐和薛先生名列其中。最后，在网民和居委会的全力支持下，曾经被市长韩正接见的版主薛先生成功当选九亭镇人大代表。网民在业主论坛上兴奋地表示，这是“居民担任镇人大代表0的突破”！
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等阶层固化现象正在撕裂社会的肌体，从“郭美美事件”到“高富帅”、“屌丝”这样一些新词汇，都体现了由社会断裂所带来的心理扭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个成熟、壮大的中产阶级变得尤其重要。富人不炫富，穷人不仇富，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产阶级必须意识到：富有，意味着对社会具有更大的责任；在一个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里，做一个心安理得的精英是一种耻辱。
“政治成熟”的中产阶级既是社会的稳定器，坚持中道理性，不偏激、不冒进；又是改革的推动者，以积极的心态、稳健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并愿意为社会正义分摊成本。“政治成熟”的中产阶级，既相信规则的力量，致力于推动制度的变革；又相信道德的力量，不以“体制”作为个人责任的挡箭牌。他们是思想者，擅长自觉的反思和乐观的自嘲；他们更是行动派，积极面对生活、介入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