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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师范学院历史系 湖南湘潭 411201）
【摘 要】 1921年的辛酉大旱给民国前期湖南社会造成了极大伤害，同时也引起了湖南荒政的根本性变革。在赈济旱灾过程中，官赈力弱，影响甚微；义赈异军突起，成为荒政的主力，并全面推动湖南荒政由传统向近代嬗变。
【关键词】 辛酉大旱，官赈，义赈，私赈，赈务评价
Research on the XinYou Drought(1921) and Relief Affairs in Hunan
Abstract: The XinYou Drought(1921) caused extreme damages to Hunan society in Early Minguo, and also stirred up fundamental changes in Hunan relief affairs. In the course of relief, the government relief made little achievement while the community relief became the main force and wholly propelled the Hunan relief forward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XinYou Drought(1921), the government relief, the community relief, the personal relief, relief evaluation
1921年辛酉大旱，湖南承灾地域之广，被灾时间之长，受灾人口之多，因灾死亡之众，天灾为害之深是民国前期最为深重的。从赈济这场大旱肇始，湖南赈务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突出表现为湖南赈务由传统全面向近代化过渡。本文旨在通过对辛酉大旱及其赈务进行研究，以凸现湖南赈务的这场变革，也为后世之灾荒赈济提供些许历史借鉴。
一、灾况分析
由于兵事不断，到辛酉大旱爆发前夕，湖南社会已羸弱不堪，“湘省连年兵燹，遍地疮痍……宝庆、新化、安化、衡阳、衡山、湘潭、湘乡、醴陵、长沙、宁乡、益阳、浏阳、湘阴、临湘、平江等县，或作战场，或遭杀掠，无不十室九空”[1]。与此同时，从6月份起，湖南湘江逞凶肆虐，沿岸各县和安化、汝城、溆浦及湘西部分地区遭受水灾。如湘乡，“县城以下二十余里，即见大水……入湘潭境，更为浩大，一望数十里，渺无涯际……据舟子云，此为民国以来所未曾见之大水”[2]。而湘西各属“灾情甚重，不惟秋收失望，且有开垦维艰之虞”[3]。因此，该年谷物普遍歉收，而赵恒惕、谭延 政府为裕军费仍向外运粮，乃至到1921年春，全省普遍发生了春荒，该年大旱初见端倪。
1921年全省春荒是这场大旱的前奏。据报载，全省春荒饥民达六七百万，其中仅保靖、永顺、龙山、桑植、永绥、古丈、安化、醴陵八县即有118万人，龙山、保靖、辰溪、沅陵一带饿死甚众[4](P.115)。以安化为例，“请照逃荒，数逾百万，因饥毙命者，亦层见迭出”[5]。而由于湖南政局更替频繁，政府无力也无暇顾及仓储，特别是“自民国六七年来，合南北军士数十万，坐食两三年，张敬尧又放出谷米百数十万石，以致全省盖藏悉空”[6]。这使得对减灾防灾有重要作用的仓储被严重破坏，广大灾民所受的创伤自然异常深重。
1921年春荒过后，夏秋时节奇旱数月，终于导致了全省性的辛酉大旱惨剧的发生。全省范围内，其中收获较多的三四成，少者一二成，更有诸多县份颗粒无收。如保靖“所有高田已成焦土全无收获……收入之谷，不过常驻年1/20”[7]。而新化“6至8月滴雨未下，连旱99天，一片赤地，收获不足四成，省华洋筹赈会之蒋炳焱《调查报告》称：行走五日，未见吃饭人家。……街头悬标卖儿童，斤价80元(纸币)”[8](P.26)。
从上年兵祸水灾到辛酉年的春荒，其间的因果传承极为紧凑，社会和人们根本没有喘息的间隙，乃至到辛酉大旱爆发前，社会和人们的御灾能力已近极限，因而，辛酉大旱给湖南社会和人们造成了空前伤害。
首先，这场大旱造成全省灾民遍地，大批逃亡、死亡。据华洋筹赈会统计，该年报旱灾达72县之多，占全省75县的96％。仅据已报告灾人数的近60县统计，全省灾民已达1000万人[9]，诸多地区呈现“郊原十里炊烟绝，只有饥鹰到处飞”的惨象。仅以怀化地区为例，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后，芷江饥民多以苦菜和观音土充饥，加之瘟疫流行，死者10余万人。沅陵出现人相食现象；晃县饿死3000余人；辰溪饿死12718人，外出逃荒29691人，卖儿卖女2166人；麻阳锦和、高村每天有20～30人饿死街头；靖州“每日赴粥厂领粥者5000余人，逃亡广西、贵州者数万人”[10]（p.82)。
其次，农业遭到巨大破坏。这种破坏最直接的表现是造成大片耕地荒芜。据县志记载，临澧自春荒以来，逃荒而无人耕种之田3400余亩，而慈利被旱之田而无人耕种者达6000余亩。同时，大旱造成农业收成急剧下降。麻阳常年收成488273石，本年则只收146744石，收获三成[11]；临湘常年收成1537500余石，本年仅收160000余石，收获仅一成[12]。因此，许多农村地区经济破产。
第三，这种饥荒导致了社会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失范。“人民卖子鬻女之风与日俱长……幼年男子，多被卖作优伶……女子则尽入娼寮，其幸者亦降为奴婢”[13]。晃县“粮米均无，小孩一名售洋一元，女孩一名售洋四元，弃之河间者触目皆是”[14]。诸多地区更是易子而食，情形殊为悲惨。
第四，社会越轨行为不可遏止地大量出现，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社会益加动荡。早在春荒期间，醴陵、耒阳等地已是荒患紧逼，到处都有饥民坐食排饭。龙山“饥民铤而走险，聚集青壮，劫掠富豪，拦截商旅”[15]。武冈辛酉六月因严重缺粮，县城饥民暴动，搜缴了豪绅范兰泽、林乐安、张纯国等家存粮[16]。
当然，辛酉大旱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远非上述直接影响所能简单体现，其更为深远的是，由于诸多农村地区经济破产，严重影响湖南的商业以及工业中与农副产品密切相关的原料来源、商品市场等诸多方面，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关于此，本人另有专文，此处不再赘述。
二、赈务研究
对于此阶段这场空前绝后的特大旱灾，当时湖南的官方赈济和传统私赈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介入，但官赈势弱，私赈力微。不过，民间义赈却异军突起，成了赈济辛酉大旱的主要力量。
(一)官赈
辛酉大旱前，湖南社会的灾害救济虽然有了某些近代化的气息，但在整体上仍传承着清代传统荒政模式，官赈依旧是湖南荒政的主要力量。但由于民国前期湖南政治动荡不安，政权更替频繁，财政拮据，兵事不断，到辛酉大旱期间，官赈在荒政领域中的作用已大大降低。
急赈是传统荒政中必不可少的灾害赈济方式，急赈的数额多少、及时与否直接关系到灾民的生存乃至社会的安定，它也是保障其他赈济方式有效进行的基本前提。但在大旱期间，一方面，由于援鄂、自治等诸多原因，湖南已为北京政府怀恨，湘省被视为化外，不允许列为灾区，因此，通过官方从北京方面获得拨款希望甚微。另一方面，由于省财政拮据，加上兵事频繁，军费优先，用于赈灾之款寥寥可数。以华洋筹赈会所筹款项为例，严格意义上的省政当局所募款项仅有保路费8万余元和本省各征收机关带征收附加赈款3万余元，两项合计不及总额的8％，由此可见官赈之势微[17]。蠲缓历来是官赈的主要形式。依据1915年1月颁布的《勘报灾歉条例》，省政府在辛酉大旱期间进行了蠲缓，如依据报刊、县志反映，省政府将平江当年应征田赋蠲免五成，浏阳蠲免四成，并通令蠲免桃源十年以前田赋积欠。仅从官赈来看，由于急赈乏力，因而蠲缓对大多数灾民来说就如隔靴搔痒。所幸的是，由于辛酉大旱期间义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从整个湖南社会的荒政角度审视，蠲免仍不失一有效赈灾之举。
即便是卫生防疫方面，过去由官方独立操办这项事务的局面也被打破，社会的参与越来越强。以当时湖南卫生会为例，大旱期间，共进行演讲20次，听众3万余人，散发传单6种20万份，图画200张，报纸宣传50万字……并组织防疫处，办理医院隔离所各一处，检查所5处，征求暑期卫生演讲员千人，分向各县村演讲，普及50余县，听众10万余人，举行预防秋疫运动，演讲十余次，散发传单5万份[18]。因此，辛酉大旱前后，灾后的瘟疫防治也成了典型的官民合办性质。
另外，由官方供给经费的管辖的各慈善机构和团体在育婴、养老、慈幼、抚残、施医的同时，虽也直接介入灾害赈济，但影响甚微。
由上述可知，辛酉大旱期间，传统荒政中的绝对主力——官赈已是相当微弱，在赈务的多个环节之中已是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乃至于无力顾及。因此，官赈在传统荒政中的主体地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辛酉大旱中，官赈的功能更多地转变为参与和协助以华洋筹赈会为载体的义赈活动。
官方的参与和协助首先表现为在赈务中人力的投入。以华洋筹赈会为例，除了湖南军政长官赵恒惕、谭延 等人的直接参与外，其评议会则规定：“省城文武各行政机关各推一人，成灾县份每县由各该地方官绅推举一人。”其章程更是规定：“关于办事处被灾各县内运输及其他一切事故，得就近商请该管文武长官随时接洽保护，以防窒碍而利进行”[17](P.5～6、19～20、29～5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在人力方面的投入。
官赈的参与和协助另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挟政府之权威来保障各项赈济措施的实行。仅以米禁为例，一方面由政府各部门联合华洋筹赈会组成提充谷米公判委员会，另一方面，维护查禁谷米出省办法，使米禁事务进一步法规化，并分派人员至于各米禁点，严禁谷米出省。因此，米禁得以艰难维持。
综合上述，在赈济辛酉大旱的过程中，官方赈济已名符其实地沦为了湖南赈务的配角地位。对这场巨灾，官赈表现出明显的心力交瘁、鞭长莫及。
(二)义赈
义赈在民国前期湖南荒政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由民间自行组织机构，自行筹粮筹款，并自行向灾民施赈，具有浓厚的社会色彩。这种模式早在1918年就已出现，其主要载体为湖南义赈会。但对于辛酉大旱前的湖南来说，这种机构由于处于初创阶段，组织水平相对较低，对湖南赈务的贡献受到了自身很大的羁绊。
辛酉大旱之际，由于传统荒政中灾害救济的当然主体政府已无力顾及，这就对义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要求义赈尽快改善组织结构，拓宽筹赈视野，提升办赈水平，以适应湖南社会对重灾救济的需要。这样，以熊希龄为代表的已初步具备近代慈善思想的广大士绅顺应时代要求，凭借其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在吸取湖南义赈会及外省特别是1920年华北救灾的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湖南赈务由传统向近代的巨大飞跃。
首先，华洋筹赈会在湖南义赈会的基础上，将过去相对零星分散的个人赈济最大限度地汇集在一起，使湖南赈务的社会化趋向愈加明显。而社会化便是赈务近代化的基本特点之一，因此华洋筹赈会的成立将湖南荒政导入了一条正确而健康的发展之路。随着湖南赈务的社会化乃至国际化，赈务的近代化空前加深。
其次，华洋筹赈会的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于必要时得永久为湖南慈善机关，办理防灾筹赈事宜。”[17]这与传统荒政中赈务机构每每临时组织、仓促应付相比是一大进步，这也无疑顺应了民国前期湖南灾害频发这一社会特点。同时，华洋筹赈会组织机构日臻健全，规章制度不断完善，这从机构上为赈务近代化树立了典范。
更为重要的是，在赈务过程中，华洋筹赈会充分利用近代化的新型交通工具、新型通信工具和新型的传播媒介，凭借其宽阔的筹赈视野，灵活的筹赈手段，多样的施赈方法实现了荒政理念由传统向近代的跨越，在官赈乏力，个人私赈影响甚微的情况下，义赈领导着湖南赈务近代化的潮流，成为湖南赈务近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1.筹赈
筹赈历来是赈务难中之难。这早在1918年兵灾肆虐时湖南义赈会的赈务人员就已感悟至深：“筹赈之难莫于筹捐，其他施放，虽有难困，然得谨慎仁厚勤朴奋勇者为之，亦可以集事而少弊，若筹款不厚，虽有圣智亦无如何矣。”[19]所幸的是，在民国九年(1920年)华北五省的旱灾中初显身手的华洋义赈会，让湖南赈务人员大大地开拓了视野。由于实行华洋联合，募款680万元，由华洋义赈会经手放赈1700万元，救活灾民240万人[13]，华洋联合赈灾的优势充分显现。华洋筹赈会在筹赈活动中，由于中西联合，这既使查实放赈等事，因拟请外国人士而使人信实，少生误会，也为外国慈善机构的介入提供了便利，还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中央援鄂、自治等事件而对湘省产生的仇视心理，从而使筹赈活动取得巨大成功。
由上可见，华洋筹赈会仅收到美国救灾协会的路工赈款达568495元，占整个赈款的40％以上。而督办赈务处支配的赈款47万元，虽为官方赈资，但由于湘省援鄂、自治等事件的干扰，以常规途径取得困难重重，且希望甚微。为此，以熊希龄为代表的广大慈善人士以超凡的智慧和浓厚的桑梓之情，迫使北京方面在这场大旱面前不能坐以旁观。因此，北京方面的赈款47万元实际上是华洋筹赈会中熊希龄等人呕心沥血的结果。仅此两项款项，合计超过100万元，占整个赈款的70％以上，华洋合作救灾的优势表露无遗。与此同时，华洋筹赈会在筹款渠道上更趋多元化，其中仅乐界及经募、游艺会收入、米禁充罚三项获赈款10万余元。在赈粮的筹集方面也同样成绩喜人，据统计，华洋筹赈会共筹集高梁4116172斤，米8698石，谷24159石[17]。因此，仅从筹款这一角度来看，华洋筹赈会的水平已大大超过以往。
2.施赈
施赈是舒缓社会和灾民灾伤的主要环节，施赈水平之高低与荒政成效的大小密切相关，在辛酉大旱中，华洋筹赈会最大限度地克服传统荒政的不足，在施赈水平上明显胜出传统荒政一筹。
由上可见，华洋筹赈会仍予以急赈十分重要的地位，拨款达538978元，占全部赈款支出额的42％。而由华洋筹赈会自行采购、各处捐助、米禁提充，请领仓谷所得高梁4116172斤、米8696石、谷24159石，更是悉数支出。因此，辛酉大旱之际，由于赈款相对较丰，急赈也相对有力，义赈从而救众多灾民于生死之间，最大限度地舒缓了社会混乱，也为其他赈灾措施的进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工赈尽管古亦有之，但直到民国时期，随着救灾思想的近代化，工赈才被普遍重视，并被诸多赈务专家誉为“最具科学原则及最适于应用之救灾办法”[20]。华洋筹赈会成立后，赋予了这种荒政形式与急赈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过的。一方面华洋筹赈会专设工赈部，完善工赈组织和规章制度，另一方面，积极募集工赈资金，其中潭宝路工专款达579736元。到1928年潭宝公路竣工时，筑路全长172.82公里，且“路基平整坚实，远胜于当时之军路，而交通便利，营业发达，实开湘省筑路之先河”[21](p.25)，因而辛酉大旱期间，工赈“救日前之饥馑，便后日之交通，慈善公益，一举两得，询盛举也”[22]。仅就救灾民一项，按天津华洋义赈会的计算方法，则可活灾民236627人[23]。可见，工赈成为赈济辛酉大旱的一项极其重要的荒政措施。
米禁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赈济辅助措施，并具有浓厚的湖南地方色彩。尽管这项举措实乃权宜之计，且有阻断流通，遏制商品经济发展消极的一面，但在民国前期的湖南社会，由于大灾之年谷米出口多少直接关系到湖南赈务的成败，因此，从当时湖南具体的历史现实来考察，米禁政策不失为一项切合实际的救灾措施。从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所费的心力来看，米禁政策的重要性丝毫不比急赈和工赈逊色，这从1921—1922年的湖南《大公报》连篇累牍地报导米禁的进行及其所遇的各种困难就可见一斑。通过华洋筹赈会的不懈努力，“现在谷米之不甚荒缺，价值之渐次低落，较之去年此时涨至四元五六，实为意料不及”[24]，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民食紧缺局面。
华洋筹赈会正是凭借其大大超过以往的近代化了的灵活的运作方式，先进的赈灾理念汇集的强大赈力，活民无数，确立了其在湖南荒政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成为灾年之中广大灾民渡过困难的希望所在，乃至广大灾民反映“欲图救济之策……应为人们预谋生计，使之安居乐业，然此种希望，不能救诸政府，所恃惟华洋筹赈会耳”[25]。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华洋筹赈会的誉语并不过分。
(三)私赈
在传统荒政中，个人私赈历来是官赈的有力补充。在辛酉大旱前后，随着赈务的日益的近代化，城市中的私赈基本上为义赈机构或慈善团体所取代，从而使当时许多城市中私赈影响已微乎其微。但在赈务近代化程度不高的边远地区，一些当地士绅、巨贾、富户仍组织了诸多私赈活动，继续进行着这种规模较小、地域性强的个人义举。以湘西龙山为例，大旱期间，县中私赈颇为活跃。当时县城有汪辉衡、陶式吾、甘香山、黄敬庵、晏西园等人慷慨解囊，在黑伏宫设“平粜”站，限额向饥民出售220文一斤的平价米，稳定市场粮价。同时，在南岳宫办“粥厂”，向灾民发赈米，施财物。各镇也纷纷解囊，开仓救灾，茅坪的李雄伯、招头塞的符耀堂、辰旗的肖炳南、洗车河的陈公茂商号等，都就地发放救灾钱粮[15]。因此，尽管这种赈济模式水平滞后，影响较小，但对边远地区说，却是当时官赈和义赈的有效补充。
三、荒政评价
辛酉大旱期间，湖南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途，不少灾民为了生存，或聚众逃荒，或坐吃排饭，或占山为匪，社会面临着严重混乱。省政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财政拮据之际不得不适当介入灾害救济。诸多士绅出于对灾民的真切恻隐之心，大力投入赈灾救灾活动之中。尽管各自的救灾目的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救灾行为使双方以华洋筹赈会为主要合作平台适时地走到了一起。赈济过程中，尽管官赈势弱，私赈力微，但与义赈互补，开创出湖南赈务规模空前的社会化局面，三者最终汇集成为一股强大的赈力。在动荡纷乱的民国社会里，全面近代化了的湖南赈务得以救众多灾民水火之中，起到了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当然，这种赈务的近代化中又蕴含着大量的制约因素，特别是赈灾主体之一的政府的腐败更是将大量的赈力消弭于无形。大量的事实表明，灾荒的为害程度除了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本属性之外，与社会状况也息息相关。社会状况良好，则可化大灾为小害，甚至消弭灾害与无形之中，而政治腐败，社会无序，经济凋蔽，物质匮乏，防灾救灾措施不力等往往使小灾酿成大害。因此，民国前期特有的黑暗现实决定了在赈济过程中各项措施产生的实际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从筹赈来看，华洋筹赈会赈款虽获140多万，但由于湘省政府援鄂之役和自治事件使得筹赈方面的诸多潜能或不被发掘，或被无谓抵消，严重限制了赈款绝对数额的增加。因此，尽管华洋筹赈会所筹颇丰，但对于数量庞大的灾民来说，实乃杯水车薪。
从施赈来看，各地官府阻挠赈务的报导则比比皆是。“赈款不为县中公法团所挪用，便为各乡村豪强所侵蚀，不为各乡村豪强所侵蚀，便为一般平民所瓜分。三者必居基一，或兼而有之。绝无灾民独得实惠”[26](p.10)。“辰溪知事走谒不见，致函不覆，请团总派兵护送，亦不照行，人民只硬求放赈……至去年赈款多无着落，有着落亦卡留不发……尤以教民舞弊为多，故该处有官灾教灾之谣”[27]。由此可见贪官污吏破坏赈务之一斑。
工赈虽是一举两得的积极救灾方式，但在实际赈务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赈力被无谓消耗甚多。以潭宝路工为例，从工赈部来看，中西双方合作并不愉快，从实施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因获利甚微而消极处之。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赈的实际效果。
从米禁来看，虽专设谷米公判委员会，但事权并不统一，“多次开会，未足法定人数，以至各项要案积压甚多”[28]。而在米禁过程中，其“窒碍难行之处，所在多有……或假托军警名义以为护符，或贿赂厘稽局而任其漏网，遂致输出之源不塞，而查禁之术告穷”[29]。米禁委员索贿放行之舞弊骇闻也是迭见报端。军队更是米禁之最大破坏者，禁运期间，既有北军违禁运米，更有赣军在醴陵老关米禁点闯关抢米，强行挪移米禁地点，收缴执法枪支，甚至抓捕米禁人员之恶行。官员的懈怠，军队的破坏，终使米禁实效大打折扣。
蠲免虽不失为一良策，但在具体操作中，弊端极多，“蠲免者，不是地方挪用，便是留抵次年，且湘省田赋多由地主缴纳，故均于灾毫无收获”[26]。更有官僚无视民瘼，贪赃枉法，加重灾民负担之种种举措。因此，蠲免的效用也自然大大降低。
由上可见，各项施赈措施虽然在赈济辛酉大旱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腐朽的民国政治却使各项举措的效力大为削弱，诸多赈力被无谓消耗。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赈务的功能，必须厘清腐败政治。
【收稿日期】 2001年10月
【作者简介】郑自军，男，1971年生，苗族，湖南麻阳人，湘潭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 蔡世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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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大公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长沙，1935年12月。
[27]《大公报》(长沙)，1921年3月30日。
[28]《大公报》(长沙)，1922年4月4日。
[29]《大公报》(长沙)，1922年1月7日。
【摘 要】 1921年的辛酉大旱给民国前期湖南社会造成了极大伤害，同时也引起了湖南荒政的根本性变革。在赈济旱灾过程中，官赈力弱，影响甚微；义赈异军突起，成为荒政的主力，并全面推动湖南荒政由传统向近代嬗变。
【关键词】 辛酉大旱，官赈，义赈，私赈，赈务评价
Research on the XinYou Drought(1921) and Relief Affairs in Hunan
Abstract: The XinYou Drought(1921) caused extreme damages to Hunan society in Early Minguo, and also stirred up fundamental changes in Hunan relief affairs. In the course of relief, the government relief made little achievement while the community relief became the main force and wholly propelled the Hunan relief forward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XinYou Drought(1921), the government relief, the community relief, the personal relief, relief evaluation
1921年辛酉大旱，湖南承灾地域之广，被灾时间之长，受灾人口之多，因灾死亡之众，天灾为害之深是民国前期最为深重的。从赈济这场大旱肇始，湖南赈务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突出表现为湖南赈务由传统全面向近代化过渡。本文旨在通过对辛酉大旱及其赈务进行研究，以凸现湖南赈务的这场变革，也为后世之灾荒赈济提供些许历史借鉴。
一、灾况分析
由于兵事不断，到辛酉大旱爆发前夕，湖南社会已羸弱不堪，“湘省连年兵燹，遍地疮痍……宝庆、新化、安化、衡阳、衡山、湘潭、湘乡、醴陵、长沙、宁乡、益阳、浏阳、湘阴、临湘、平江等县，或作战场，或遭杀掠，无不十室九空”[1]。与此同时，从6月份起，湖南湘江逞凶肆虐，沿岸各县和安化、汝城、溆浦及湘西部分地区遭受水灾。如湘乡，“县城以下二十余里，即见大水……入湘潭境，更为浩大，一望数十里，渺无涯际……据舟子云，此为民国以来所未曾见之大水”[2]。而湘西各属“灾情甚重，不惟秋收失望，且有开垦维艰之虞”[3]。因此，该年谷物普遍歉收，而赵恒惕、谭延 政府为裕军费仍向外运粮，乃至到1921年春，全省普遍发生了春荒，该年大旱初见端倪。
1921年全省春荒是这场大旱的前奏。据报载，全省春荒饥民达六七百万，其中仅保靖、永顺、龙山、桑植、永绥、古丈、安化、醴陵八县即有118万人，龙山、保靖、辰溪、沅陵一带饿死甚众[4](P.115)。以安化为例，“请照逃荒，数逾百万，因饥毙命者，亦层见迭出”[5]。而由于湖南政局更替频繁，政府无力也无暇顾及仓储，特别是“自民国六七年来，合南北军士数十万，坐食两三年，张敬尧又放出谷米百数十万石，以致全省盖藏悉空”[6]。这使得对减灾防灾有重要作用的仓储被严重破坏，广大灾民所受的创伤自然异常深重。
1921年春荒过后，夏秋时节奇旱数月，终于导致了全省性的辛酉大旱惨剧的发生。全省范围内，其中收获较多的三四成，少者一二成，更有诸多县份颗粒无收。如保靖“所有高田已成焦土全无收获……收入之谷，不过常驻年1/20”[7]。而新化“6至8月滴雨未下，连旱99天，一片赤地，收获不足四成，省华洋筹赈会之蒋炳焱《调查报告》称：行走五日，未见吃饭人家。……街头悬标卖儿童，斤价80元(纸币)”[8](P.26)。
从上年兵祸水灾到辛酉年的春荒，其间的因果传承极为紧凑，社会和人们根本没有喘息的间隙，乃至到辛酉大旱爆发前，社会和人们的御灾能力已近极限，因而，辛酉大旱给湖南社会和人们造成了空前伤害。
首先，这场大旱造成全省灾民遍地，大批逃亡、死亡。据华洋筹赈会统计，该年报旱灾达72县之多，占全省75县的96％。仅据已报告灾人数的近60县统计，全省灾民已达1000万人[9]，诸多地区呈现“郊原十里炊烟绝，只有饥鹰到处飞”的惨象。仅以怀化地区为例，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后，芷江饥民多以苦菜和观音土充饥，加之瘟疫流行，死者10余万人。沅陵出现人相食现象；晃县饿死3000余人；辰溪饿死12718人，外出逃荒29691人，卖儿卖女2166人；麻阳锦和、高村每天有20～30人饿死街头；靖州“每日赴粥厂领粥者5000余人，逃亡广西、贵州者数万人”[10]（p.82)。
其次，农业遭到巨大破坏。这种破坏最直接的表现是造成大片耕地荒芜。据县志记载，临澧自春荒以来，逃荒而无人耕种之田3400余亩，而慈利被旱之田而无人耕种者达6000余亩。同时，大旱造成农业收成急剧下降。麻阳常年收成488273石，本年则只收146744石，收获三成[11]；临湘常年收成1537500余石，本年仅收160000余石，收获仅一成[12]。因此，许多农村地区经济破产。
第三，这种饥荒导致了社会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失范。“人民卖子鬻女之风与日俱长……幼年男子，多被卖作优伶……女子则尽入娼寮，其幸者亦降为奴婢”[13]。晃县“粮米均无，小孩一名售洋一元，女孩一名售洋四元，弃之河间者触目皆是”[14]。诸多地区更是易子而食，情形殊为悲惨。
第四，社会越轨行为不可遏止地大量出现，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社会益加动荡。早在春荒期间，醴陵、耒阳等地已是荒患紧逼，到处都有饥民坐食排饭。龙山“饥民铤而走险，聚集青壮，劫掠富豪，拦截商旅”[15]。武冈辛酉六月因严重缺粮，县城饥民暴动，搜缴了豪绅范兰泽、林乐安、张纯国等家存粮[16]。
当然，辛酉大旱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远非上述直接影响所能简单体现，其更为深远的是，由于诸多农村地区经济破产，严重影响湖南的商业以及工业中与农副产品密切相关的原料来源、商品市场等诸多方面，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关于此，本人另有专文，此处不再赘述。
二、赈务研究
对于此阶段这场空前绝后的特大旱灾，当时湖南的官方赈济和传统私赈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介入，但官赈势弱，私赈力微。不过，民间义赈却异军突起，成了赈济辛酉大旱的主要力量。
(一)官赈
辛酉大旱前，湖南社会的灾害救济虽然有了某些近代化的气息，但在整体上仍传承着清代传统荒政模式，官赈依旧是湖南荒政的主要力量。但由于民国前期湖南政治动荡不安，政权更替频繁，财政拮据，兵事不断，到辛酉大旱期间，官赈在荒政领域中的作用已大大降低。
急赈是传统荒政中必不可少的灾害赈济方式，急赈的数额多少、及时与否直接关系到灾民的生存乃至社会的安定，它也是保障其他赈济方式有效进行的基本前提。但在大旱期间，一方面，由于援鄂、自治等诸多原因，湖南已为北京政府怀恨，湘省被视为化外，不允许列为灾区，因此，通过官方从北京方面获得拨款希望甚微。另一方面，由于省财政拮据，加上兵事频繁，军费优先，用于赈灾之款寥寥可数。以华洋筹赈会所筹款项为例，严格意义上的省政当局所募款项仅有保路费8万余元和本省各征收机关带征收附加赈款3万余元，两项合计不及总额的8％，由此可见官赈之势微[17]。蠲缓历来是官赈的主要形式。依据1915年1月颁布的《勘报灾歉条例》，省政府在辛酉大旱期间进行了蠲缓，如依据报刊、县志反映，省政府将平江当年应征田赋蠲免五成，浏阳蠲免四成，并通令蠲免桃源十年以前田赋积欠。仅从官赈来看，由于急赈乏力，因而蠲缓对大多数灾民来说就如隔靴搔痒。所幸的是，由于辛酉大旱期间义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从整个湖南社会的荒政角度审视，蠲免仍不失一有效赈灾之举。
即便是卫生防疫方面，过去由官方独立操办这项事务的局面也被打破，社会的参与越来越强。以当时湖南卫生会为例，大旱期间，共进行演讲20次，听众3万余人，散发传单6种20万份，图画200张，报纸宣传50万字……并组织防疫处，办理医院隔离所各一处，检查所5处，征求暑期卫生演讲员千人，分向各县村演讲，普及50余县，听众10万余人，举行预防秋疫运动，演讲十余次，散发传单5万份[18]。因此，辛酉大旱前后，灾后的瘟疫防治也成了典型的官民合办性质。
另外，由官方供给经费的管辖的各慈善机构和团体在育婴、养老、慈幼、抚残、施医的同时，虽也直接介入灾害赈济，但影响甚微。
由上述可知，辛酉大旱期间，传统荒政中的绝对主力——官赈已是相当微弱，在赈务的多个环节之中已是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乃至于无力顾及。因此，官赈在传统荒政中的主体地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辛酉大旱中，官赈的功能更多地转变为参与和协助以华洋筹赈会为载体的义赈活动。
官方的参与和协助首先表现为在赈务中人力的投入。以华洋筹赈会为例，除了湖南军政长官赵恒惕、谭延 等人的直接参与外，其评议会则规定：“省城文武各行政机关各推一人，成灾县份每县由各该地方官绅推举一人。”其章程更是规定：“关于办事处被灾各县内运输及其他一切事故，得就近商请该管文武长官随时接洽保护，以防窒碍而利进行”[17](P.5～6、19～20、29～5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在人力方面的投入。
官赈的参与和协助另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挟政府之权威来保障各项赈济措施的实行。仅以米禁为例，一方面由政府各部门联合华洋筹赈会组成提充谷米公判委员会，另一方面，维护查禁谷米出省办法，使米禁事务进一步法规化，并分派人员至于各米禁点，严禁谷米出省。因此，米禁得以艰难维持。
综合上述，在赈济辛酉大旱的过程中，官方赈济已名符其实地沦为了湖南赈务的配角地位。对这场巨灾，官赈表现出明显的心力交瘁、鞭长莫及。
(二)义赈
义赈在民国前期湖南荒政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由民间自行组织机构，自行筹粮筹款，并自行向灾民施赈，具有浓厚的社会色彩。这种模式早在1918年就已出现，其主要载体为湖南义赈会。但对于辛酉大旱前的湖南来说，这种机构由于处于初创阶段，组织水平相对较低，对湖南赈务的贡献受到了自身很大的羁绊。
辛酉大旱之际，由于传统荒政中灾害救济的当然主体政府已无力顾及，这就对义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要求义赈尽快改善组织结构，拓宽筹赈视野，提升办赈水平，以适应湖南社会对重灾救济的需要。这样，以熊希龄为代表的已初步具备近代慈善思想的广大士绅顺应时代要求，凭借其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在吸取湖南义赈会及外省特别是1920年华北救灾的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湖南赈务由传统向近代的巨大飞跃。
首先，华洋筹赈会在湖南义赈会的基础上，将过去相对零星分散的个人赈济最大限度地汇集在一起，使湖南赈务的社会化趋向愈加明显。而社会化便是赈务近代化的基本特点之一，因此华洋筹赈会的成立将湖南荒政导入了一条正确而健康的发展之路。随着湖南赈务的社会化乃至国际化，赈务的近代化空前加深。
其次，华洋筹赈会的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于必要时得永久为湖南慈善机关，办理防灾筹赈事宜。”[17]这与传统荒政中赈务机构每每临时组织、仓促应付相比是一大进步，这也无疑顺应了民国前期湖南灾害频发这一社会特点。同时，华洋筹赈会组织机构日臻健全，规章制度不断完善，这从机构上为赈务近代化树立了典范。
更为重要的是，在赈务过程中，华洋筹赈会充分利用近代化的新型交通工具、新型通信工具和新型的传播媒介，凭借其宽阔的筹赈视野，灵活的筹赈手段，多样的施赈方法实现了荒政理念由传统向近代的跨越，在官赈乏力，个人私赈影响甚微的情况下，义赈领导着湖南赈务近代化的潮流，成为湖南赈务近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1.筹赈
筹赈历来是赈务难中之难。这早在1918年兵灾肆虐时湖南义赈会的赈务人员就已感悟至深：“筹赈之难莫于筹捐，其他施放，虽有难困，然得谨慎仁厚勤朴奋勇者为之，亦可以集事而少弊，若筹款不厚，虽有圣智亦无如何矣。”[19]所幸的是，在民国九年(1920年)华北五省的旱灾中初显身手的华洋义赈会，让湖南赈务人员大大地开拓了视野。由于实行华洋联合，募款680万元，由华洋义赈会经手放赈1700万元，救活灾民240万人[13]，华洋联合赈灾的优势充分显现。华洋筹赈会在筹赈活动中，由于中西联合，这既使查实放赈等事，因拟请外国人士而使人信实，少生误会，也为外国慈善机构的介入提供了便利，还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中央援鄂、自治等事件而对湘省产生的仇视心理，从而使筹赈活动取得巨大成功。
由上可见，华洋筹赈会仅收到美国救灾协会的路工赈款达568495元，占整个赈款的40％以上。而督办赈务处支配的赈款47万元，虽为官方赈资，但由于湘省援鄂、自治等事件的干扰，以常规途径取得困难重重，且希望甚微。为此，以熊希龄为代表的广大慈善人士以超凡的智慧和浓厚的桑梓之情，迫使北京方面在这场大旱面前不能坐以旁观。因此，北京方面的赈款47万元实际上是华洋筹赈会中熊希龄等人呕心沥血的结果。仅此两项款项，合计超过100万元，占整个赈款的70％以上，华洋合作救灾的优势表露无遗。与此同时，华洋筹赈会在筹款渠道上更趋多元化，其中仅乐界及经募、游艺会收入、米禁充罚三项获赈款10万余元。在赈粮的筹集方面也同样成绩喜人，据统计，华洋筹赈会共筹集高梁4116172斤，米8698石，谷24159石[17]。因此，仅从筹款这一角度来看，华洋筹赈会的水平已大大超过以往。
2.施赈
施赈是舒缓社会和灾民灾伤的主要环节，施赈水平之高低与荒政成效的大小密切相关，在辛酉大旱中，华洋筹赈会最大限度地克服传统荒政的不足，在施赈水平上明显胜出传统荒政一筹。
由上可见，华洋筹赈会仍予以急赈十分重要的地位，拨款达538978元，占全部赈款支出额的42％。而由华洋筹赈会自行采购、各处捐助、米禁提充，请领仓谷所得高梁4116172斤、米8696石、谷24159石，更是悉数支出。因此，辛酉大旱之际，由于赈款相对较丰，急赈也相对有力，义赈从而救众多灾民于生死之间，最大限度地舒缓了社会混乱，也为其他赈灾措施的进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工赈尽管古亦有之，但直到民国时期，随着救灾思想的近代化，工赈才被普遍重视，并被诸多赈务专家誉为“最具科学原则及最适于应用之救灾办法”[20]。华洋筹赈会成立后，赋予了这种荒政形式与急赈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过的。一方面华洋筹赈会专设工赈部，完善工赈组织和规章制度，另一方面，积极募集工赈资金，其中潭宝路工专款达579736元。到1928年潭宝公路竣工时，筑路全长172.82公里，且“路基平整坚实，远胜于当时之军路，而交通便利，营业发达，实开湘省筑路之先河”[21](p.25)，因而辛酉大旱期间，工赈“救日前之饥馑，便后日之交通，慈善公益，一举两得，询盛举也”[22]。仅就救灾民一项，按天津华洋义赈会的计算方法，则可活灾民236627人[23]。可见，工赈成为赈济辛酉大旱的一项极其重要的荒政措施。
米禁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赈济辅助措施，并具有浓厚的湖南地方色彩。尽管这项举措实乃权宜之计，且有阻断流通，遏制商品经济发展消极的一面，但在民国前期的湖南社会，由于大灾之年谷米出口多少直接关系到湖南赈务的成败，因此，从当时湖南具体的历史现实来考察，米禁政策不失为一项切合实际的救灾措施。从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所费的心力来看，米禁政策的重要性丝毫不比急赈和工赈逊色，这从1921—1922年的湖南《大公报》连篇累牍地报导米禁的进行及其所遇的各种困难就可见一斑。通过华洋筹赈会的不懈努力，“现在谷米之不甚荒缺，价值之渐次低落，较之去年此时涨至四元五六，实为意料不及”[24]，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民食紧缺局面。
华洋筹赈会正是凭借其大大超过以往的近代化了的灵活的运作方式，先进的赈灾理念汇集的强大赈力，活民无数，确立了其在湖南荒政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成为灾年之中广大灾民渡过困难的希望所在，乃至广大灾民反映“欲图救济之策……应为人们预谋生计，使之安居乐业，然此种希望，不能救诸政府，所恃惟华洋筹赈会耳”[25]。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华洋筹赈会的誉语并不过分。
(三)私赈
在传统荒政中，个人私赈历来是官赈的有力补充。在辛酉大旱前后，随着赈务的日益的近代化，城市中的私赈基本上为义赈机构或慈善团体所取代，从而使当时许多城市中私赈影响已微乎其微。但在赈务近代化程度不高的边远地区，一些当地士绅、巨贾、富户仍组织了诸多私赈活动，继续进行着这种规模较小、地域性强的个人义举。以湘西龙山为例，大旱期间，县中私赈颇为活跃。当时县城有汪辉衡、陶式吾、甘香山、黄敬庵、晏西园等人慷慨解囊，在黑伏宫设“平粜”站，限额向饥民出售220文一斤的平价米，稳定市场粮价。同时，在南岳宫办“粥厂”，向灾民发赈米，施财物。各镇也纷纷解囊，开仓救灾，茅坪的李雄伯、招头塞的符耀堂、辰旗的肖炳南、洗车河的陈公茂商号等，都就地发放救灾钱粮[15]。因此，尽管这种赈济模式水平滞后，影响较小，但对边远地区说，却是当时官赈和义赈的有效补充。
三、荒政评价
辛酉大旱期间，湖南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途，不少灾民为了生存，或聚众逃荒，或坐吃排饭，或占山为匪，社会面临着严重混乱。省政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财政拮据之际不得不适当介入灾害救济。诸多士绅出于对灾民的真切恻隐之心，大力投入赈灾救灾活动之中。尽管各自的救灾目的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救灾行为使双方以华洋筹赈会为主要合作平台适时地走到了一起。赈济过程中，尽管官赈势弱，私赈力微，但与义赈互补，开创出湖南赈务规模空前的社会化局面，三者最终汇集成为一股强大的赈力。在动荡纷乱的民国社会里，全面近代化了的湖南赈务得以救众多灾民水火之中，起到了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当然，这种赈务的近代化中又蕴含着大量的制约因素，特别是赈灾主体之一的政府的腐败更是将大量的赈力消弭于无形。大量的事实表明，灾荒的为害程度除了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本属性之外，与社会状况也息息相关。社会状况良好，则可化大灾为小害，甚至消弭灾害与无形之中，而政治腐败，社会无序，经济凋蔽，物质匮乏，防灾救灾措施不力等往往使小灾酿成大害。因此，民国前期特有的黑暗现实决定了在赈济过程中各项措施产生的实际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从筹赈来看，华洋筹赈会赈款虽获140多万，但由于湘省政府援鄂之役和自治事件使得筹赈方面的诸多潜能或不被发掘，或被无谓抵消，严重限制了赈款绝对数额的增加。因此，尽管华洋筹赈会所筹颇丰，但对于数量庞大的灾民来说，实乃杯水车薪。
从施赈来看，各地官府阻挠赈务的报导则比比皆是。“赈款不为县中公法团所挪用，便为各乡村豪强所侵蚀，不为各乡村豪强所侵蚀，便为一般平民所瓜分。三者必居基一，或兼而有之。绝无灾民独得实惠”[26](p.10)。“辰溪知事走谒不见，致函不覆，请团总派兵护送，亦不照行，人民只硬求放赈……至去年赈款多无着落，有着落亦卡留不发……尤以教民舞弊为多，故该处有官灾教灾之谣”[27]。由此可见贪官污吏破坏赈务之一斑。
工赈虽是一举两得的积极救灾方式，但在实际赈务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赈力被无谓消耗甚多。以潭宝路工为例，从工赈部来看，中西双方合作并不愉快，从实施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因获利甚微而消极处之。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赈的实际效果。
从米禁来看，虽专设谷米公判委员会，但事权并不统一，“多次开会，未足法定人数，以至各项要案积压甚多”[28]。而在米禁过程中，其“窒碍难行之处，所在多有……或假托军警名义以为护符，或贿赂厘稽局而任其漏网，遂致输出之源不塞，而查禁之术告穷”[29]。米禁委员索贿放行之舞弊骇闻也是迭见报端。军队更是米禁之最大破坏者，禁运期间，既有北军违禁运米，更有赣军在醴陵老关米禁点闯关抢米，强行挪移米禁地点，收缴执法枪支，甚至抓捕米禁人员之恶行。官员的懈怠，军队的破坏，终使米禁实效大打折扣。
蠲免虽不失为一良策，但在具体操作中，弊端极多，“蠲免者，不是地方挪用，便是留抵次年，且湘省田赋多由地主缴纳，故均于灾毫无收获”[26]。更有官僚无视民瘼，贪赃枉法，加重灾民负担之种种举措。因此，蠲免的效用也自然大大降低。
由上可见，各项施赈措施虽然在赈济辛酉大旱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腐朽的民国政治却使各项举措的效力大为削弱，诸多赈力被无谓消耗。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赈务的功能，必须厘清腐败政治。
【收稿日期】 2001年10月
【作者简介】郑自军，男，1971年生，苗族，湖南麻阳人，湘潭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 蔡世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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