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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故乡”是文人墨客寄托情怀，寄托相思和思念的地方。它是游子的港湾。可是对于“现代主义文学之父”弗兰茨·卡夫卡来说，故乡是追寻，是他惺惺念念之地，是他可望而不可及之所。
【关键词】：卡夫卡;追寻;故乡
弗兰茨·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生不逢时”的他和这座城市一样，深受着二战的影响。布拉格坐落于欧洲和斯拉夫的交汇点，在这里，你能找到各个国家和时代的影子，德国的，法国的、罗马的、巴洛克的，东方和西方在这里冲撞杂糅，看似它属于两者，实际上，它不属于任何一方，始终处于游离状态。这也如卡夫卡，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即不被犹太人接受，也不被捷克人接受，他的一生都是游离和悖论的状态，就像《在法的门前》的乡下人一样，专门为乡下人而设的“法门”，却不让他进入。近在咫尺的城堡却是土地测量员不可企及的。卡夫卡与这座城市无法沟通，集体与个体的冲突，让他像流浪汉一样被这个社会抛弃。
作为家中的长子，“望子成龙”、“子承父业”是其父赫尔曼·卡夫卡对儿子的期许，可“俄狄浦斯”的咒语时刻萦绕在卡夫卡与父亲之间。他与父亲之间只存在审判与被审判，强者与弱者的对立关系。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就写到“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胖、又强、又宽”，在父亲的面前，卡夫卡感到一种莫名的耻辱，并且这种耻辱一直延续着。父子的矛盾关系，让卡夫卡有着刻骨铭心的痛。他是多么渴望父亲用温和的语调与他交谈;多么希望父亲可以支持他的理想，看到他的优点，这一切都深深的埋藏在卡夫卡的心中。《判决》《变形记》《审判》《城堡》都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表现出父子冲突与对立。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卡夫卡在表现矛盾的同时，更想寻找到一种解决或缓和父子冲突的办法，虽然他没有找到（或许他找到了却没有实行），可他并没有气馁，而是一直试图在寻找着希望之光。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卡夫卡担起了养家的责任，虽不至于像格里高尔·萨姆沙那样，但却与他心中所想背道而驰，尽管他对这份工作恪尽职守，可对他来说，只是坐在办公室，也会让他窒息。在1911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到“我身上的一切都为文学创作而准备着，这么一种工作不啻是一种神仙般的消解和一种真正的生命活力，而在办公室里，我却为了一件讨厌的公文，不得不从有能力獲得此幸福的躯体上割下一块肉来。”视写作为自己唯一存在方式的卡夫卡，在现实和梦想的冲突中，变得更加焦虑，饥饿的艺术家为艺术而献身是卡夫卡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他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进行疯狂的创作，他不想这仅有的一些时间也被婚姻羁绊，因此他放弃了结婚。
现实的不可改变性，让他选择用写作的方式来寻找故乡。他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那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那里风光旖旎。卡夫卡一生从未踏足过中国，他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接受是从译本开始的，可以说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影响了卡夫卡。这就存在异化、“他者”、不确定的现象，西方人的视野看中国，带有主观性，又具有偏见性，“他者”的形象是根据自己的思维模式架构的，因此具有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非真实性，是虚构的中国。卡夫卡也是用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来接受译本，因此，对于卡夫卡，中国只是一个意象，一个元素。在其作品中的展现，只为证明自己的困境和自己的求索。他在给第一个未婚妻的信中曾引用袁枚的诗歌，并附上自己对该诗歌的理解，意在表明爱情是他渴望的，而婚姻如坟墓一般，它会遏制卡夫卡的思想和自由，会牵绊卡夫卡的时间。《一道圣旨》虽然描述的是中国的使者，为传达皇帝的御旨，奋力突破重围，如西绪弗斯，尽管没有结局，有的只是过程和抗争，同时，这也是卡夫卡所追求的。所以，他临终时嘱咐好友布罗德将其作品全部烧毁，因为他享受到了表达内心感受和境遇的过程，结果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中国意象是他表达情感的一个寄托物。二战后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侵占，中国人则无家可归。卡夫卡，一个身份特殊，追求独特性的艺术家被这座城市抛弃，二者在心理和境况上达到一种契合。卡夫卡塑造中国的一切事物，旨在表明一个孤独的人，用他全部的热情拥抱孤独，去努力寻找精神的港湾。
无论是卡夫卡想要逃离布拉格，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有一个栖息之所，能在一个平等、自由的世外桃源，放飞自己的梦想，不再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卡夫卡在荒诞中寻找希望，在孤独中坚守，他的一生只为证明他自己。正如他所言“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一个专属于这只鸟的笼子和专属于这个笼子的鸟。
参考文献：
[1]卡夫卡著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 黎奇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关键词】：卡夫卡;追寻;故乡
弗兰茨·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生不逢时”的他和这座城市一样，深受着二战的影响。布拉格坐落于欧洲和斯拉夫的交汇点，在这里，你能找到各个国家和时代的影子，德国的，法国的、罗马的、巴洛克的，东方和西方在这里冲撞杂糅，看似它属于两者，实际上，它不属于任何一方，始终处于游离状态。这也如卡夫卡，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即不被犹太人接受，也不被捷克人接受，他的一生都是游离和悖论的状态，就像《在法的门前》的乡下人一样，专门为乡下人而设的“法门”，却不让他进入。近在咫尺的城堡却是土地测量员不可企及的。卡夫卡与这座城市无法沟通，集体与个体的冲突，让他像流浪汉一样被这个社会抛弃。
作为家中的长子，“望子成龙”、“子承父业”是其父赫尔曼·卡夫卡对儿子的期许，可“俄狄浦斯”的咒语时刻萦绕在卡夫卡与父亲之间。他与父亲之间只存在审判与被审判，强者与弱者的对立关系。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就写到“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胖、又强、又宽”，在父亲的面前，卡夫卡感到一种莫名的耻辱，并且这种耻辱一直延续着。父子的矛盾关系，让卡夫卡有着刻骨铭心的痛。他是多么渴望父亲用温和的语调与他交谈;多么希望父亲可以支持他的理想，看到他的优点，这一切都深深的埋藏在卡夫卡的心中。《判决》《变形记》《审判》《城堡》都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表现出父子冲突与对立。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卡夫卡在表现矛盾的同时，更想寻找到一种解决或缓和父子冲突的办法，虽然他没有找到（或许他找到了却没有实行），可他并没有气馁，而是一直试图在寻找着希望之光。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卡夫卡担起了养家的责任，虽不至于像格里高尔·萨姆沙那样，但却与他心中所想背道而驰，尽管他对这份工作恪尽职守，可对他来说，只是坐在办公室，也会让他窒息。在1911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到“我身上的一切都为文学创作而准备着，这么一种工作不啻是一种神仙般的消解和一种真正的生命活力，而在办公室里，我却为了一件讨厌的公文，不得不从有能力獲得此幸福的躯体上割下一块肉来。”视写作为自己唯一存在方式的卡夫卡，在现实和梦想的冲突中，变得更加焦虑，饥饿的艺术家为艺术而献身是卡夫卡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他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进行疯狂的创作，他不想这仅有的一些时间也被婚姻羁绊，因此他放弃了结婚。
现实的不可改变性，让他选择用写作的方式来寻找故乡。他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那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那里风光旖旎。卡夫卡一生从未踏足过中国，他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接受是从译本开始的，可以说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影响了卡夫卡。这就存在异化、“他者”、不确定的现象，西方人的视野看中国，带有主观性，又具有偏见性，“他者”的形象是根据自己的思维模式架构的，因此具有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非真实性，是虚构的中国。卡夫卡也是用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来接受译本，因此，对于卡夫卡，中国只是一个意象，一个元素。在其作品中的展现，只为证明自己的困境和自己的求索。他在给第一个未婚妻的信中曾引用袁枚的诗歌，并附上自己对该诗歌的理解，意在表明爱情是他渴望的，而婚姻如坟墓一般，它会遏制卡夫卡的思想和自由，会牵绊卡夫卡的时间。《一道圣旨》虽然描述的是中国的使者，为传达皇帝的御旨，奋力突破重围，如西绪弗斯，尽管没有结局，有的只是过程和抗争，同时，这也是卡夫卡所追求的。所以，他临终时嘱咐好友布罗德将其作品全部烧毁，因为他享受到了表达内心感受和境遇的过程，结果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中国意象是他表达情感的一个寄托物。二战后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侵占，中国人则无家可归。卡夫卡，一个身份特殊，追求独特性的艺术家被这座城市抛弃，二者在心理和境况上达到一种契合。卡夫卡塑造中国的一切事物，旨在表明一个孤独的人，用他全部的热情拥抱孤独，去努力寻找精神的港湾。
无论是卡夫卡想要逃离布拉格，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有一个栖息之所，能在一个平等、自由的世外桃源，放飞自己的梦想，不再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卡夫卡在荒诞中寻找希望，在孤独中坚守，他的一生只为证明他自己。正如他所言“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一个专属于这只鸟的笼子和专属于这个笼子的鸟。
参考文献：
[1]卡夫卡著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 黎奇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