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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被称作“新文学”，这一称谓一直被沿用下来。所谓“新文学”，从字面上讲即是用新语言、新的文学形式表达新的思想，具体言之，就是用现代白话写作，依靠现代媒介传播，表达“五四”以来确立的民主、科學的现代启蒙思想，以实现对传统的反叛（当然，这种反传统的真实性聚讼纷纭，依然值得讨论）和对现代思想文化的宣传，服务于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学。在这里，文学之“新”不管是从其社会文化功能，还是从其思想价值取向，又抑或是从文学内部而言，“新”之实质归结到一点，即是经验之“新”。正是新的社会历史经验，促动新的文学的产生和变化。可以说，新文学史就是一部不断面对、回应和生成的新经验史。对新经验的有效回应是文学的内在命运。而作为文学中最为敏感的文体，诗歌自然责无旁贷。新诗之“新”，同样内在地面临着对新经验的有效抵达与命名这一命运。对于诗歌而言，经验之“新”不仅体现在诗歌的个人化层面和时代经验之变化上，而且体现在二者之间的相互寻找、塑造与生成的关系上。这一点在汉语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得到生动的说明。
一、新经验与当代汉语诗歌的发生
对于汉语新诗而言，以诗歌流派进行命名颇为常见，诸如早期的象征诗派、现代派、格律派等。这些诗歌表面上是从诗歌美学内部来进行命名的，但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对新经验的美学回应。对西方现代诗歌美学横的移植也好，对古典诗歌传统纵的反思与继承也罢，都暗含着特定时期对新经验的思考与回应。这一点在1930年代的左翼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蒋光慈、胡也频、殷夫、蒲风、杨骚等为代表的左翼诗歌虽然在艺术上存在粗疏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新的革命经验的自觉书写，是历史经验推动下的产物。这一创作倾向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末。新经验一方面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源和艺术动能，但是从新经验到新的诗歌美学仍然存在一段距离，它需要一个有效的艺术生成过程。只有在这一层面，新经验才有意义，它必须通过充分而有效的形式化过程，才能作为一种美学经验存在，进而嵌入历史话语场域中。
这一点在当代诗歌中得到了自觉的反省与纠正。朦胧诗的兴起，正是体现了这种美学自觉。客观地看，朦胧诗并没有提供新的诗歌经验，也并非是对新经验的某种艺术生成。它更多地接续了“五四”时期确立的现代启蒙精神，通过重启西方现代诗歌美学对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当代诗歌进行反思与解构。如果说，“朦胧诗”的兴起真与某种新经验有关的话，那就是从革命经验向市场经验的转型。但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背景存在，并没有过多地在朦胧诗人的作品中得到直接的触及。相反，新时期以来，新经验对诗歌的推动与革新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第三代”诗歌作品中。新经验的产生，从外部条件来看首先是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的结果，它必然需要通过文学得到呈现。作为文学中最敏感的神经，诗歌必然能够准确捕捉到那幽微的时代气息，同时这一过程中也在丰富着诗歌话语的经验和想象空间。这是一个相互映照和打开的互动过程。就这一活动过程而言，可以从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女性经验、地方经验、日常经验和城市经验四种新经验的诗歌实践加以说明。1984年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发表，标志着女性诗歌的兴起。女性诗歌的兴起虽然与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遥相呼应，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社会历史转型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带来的时代经验的转换。历史地看，现代诗歌史中，远有冰心、陈衡哲、林徽因、陈敬容、郑敏等女性诗人，近有舒婷、傅天琳等女性诗人的创作，但是女性经验的书写并不明显，直到翟永明的《女人》组诗的出现才真正使女性经验写作在当代汉语诗坛成为一个诗学话题，并掀起了以翟永明、伊蕾、唐亚平、海男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歌思潮。这一思潮的兴起固然受到世界女权主义运动和伍尔、西苏等人的女性主义思想，以及美国自白派诗歌的影响，但更根本的原因仍然在于一种经验的觉醒和内在体验。女性的生理心理经验、两性欲望与死亡体验也许每个时代都有，但只有在当时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才可能转化为一种诗歌经验。翟永明的《独白》《黑房间》《迷途的女人》，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黑夜》《分居》等作品，正是通过对独特的女性经验的洞开，为当代汉语新诗提供了一种敏锐、幽微、细弱而精确的经验空间。
新时期以来的另一典型的经验形态即是地方经验的书写。古典式的地方经验侧重感物吟志，建立在一种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经验之上。而现代诗歌中早期的地方（乡土）经验书写则是对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乡土秩序凋零带来的文化阵痛经验的表达，例如鲁迅、沈从文的乡土写作。而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地方书写则是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个人现代体验与地方经验相互交织、角力的过程。例如在顾工、闻捷等人的地方书写中，塑造的是一种乐观的意识形态化的地方抒情，它更多服务于一种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抒情，因此其话语形态是一种政治抒情诗的抒情语调。而在昌耀的地方书写中，地方经验与诗歌话语之间的相互激发与生成要复杂得多。在早期的高原风情写生阶段，西部高原给昌耀的刺激是充满冲击力的奇观，这种异域景观的冲击使得他的诗歌来不及对其进行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上的停顿，而直接进入他的诗歌语言空间，其强劲的空间雕凿感、力量感与这一时期的地方经验密切相关，诸如《鹰·雪·牧人》《高车》《峨日朵雪峰之侧》等作品中那高古、拙朴、苍茫与空阔的空间经验和视觉线条均来自这一阶段地方经验对诗歌的激发。而随着地方经验和时代经验的积累与深化，地方经验转化为诗人的精神救赎空间，例如《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作品中个人经验与地方经验之间的精神融合。到了“青藏高原的形体”这组诗中，地方经验就上升为一种面对时代经验的精神隐喻空间。在这一流变中，昌耀诗歌的美学风貌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早期的苍古、劲健，逐渐古奥、滞涩；从一种生命的激情涌动，逐渐走向内心的焦虑与烘烤。在这一过程中，昌耀通过他的地方经验与语言实践的相互碰撞，为汉语新诗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西部高原。沈苇的地方经验书写提供的则是作为一个异乡人，如何有效处理两重文化身份之间的矛盾，进而成为当地人的美学经验。地方经验促使他用诗歌回答一种跨地域的文化分裂，例如《泥滋泉子》等。而潘维的地方书写则通过江南想象回应个体生命的文化危机和当代生存经验，通过地方历史时空的召唤，安放自身的当下生存和精神想象。这些地方经验都是伴随着新的时代和个体生存经验出现的，它提出了新的命题，要求当代诗歌作出有效的回应。在这种回应中，地方诗学话语逐渐形成、丰富。 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一个重大的转变是日常经验逐渐成为众多诗人关注的重点。所谓个人化写作，叙事性写作，均是通过对日常经验的关注实现的。在此之前，新诗长期以来更加侧重对文化经验、政治經验的处理，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的世俗经验获得了合法性。从诗歌史内部来看，通常将“第三代”诗歌作为对“朦胧诗”崇高的英雄叙事的反叛，实际上，它更是新经验促动的必然结果。日常经验之所以为一种新的时代经验就在于它长期被人忽视，无法进入诗歌处理的视野。当它重新获得合法性时必然要求诗歌进行有效的回应。面对这一新经验，“他们”文学社诗人的创作尤为典型。其代表诗人包括韩东、于坚、王寅、陆忆敏、丁当、小海等等。对他们而言，日常经验不仅指向一种对既往诗歌观念的反思，更是他们个体生存经验的当下内容。从这个意义上重审于坚的《尚义街六号》《0档案》等作品中生动的日常经验书写即可发现，新经验对诗歌语言与观念的生成作用以及诗歌对新经验美学潜能的美学开掘。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潮流的演变，它不仅是诗歌美学内部的话语演变，更包含着新经验的促动与对诗歌的提问。在一个时代现实瞬息万变，生存现场日益复杂的时代，经验到底是贫乏了还是丰富了，本雅明自然有其提问的立场，但是经验的贫乏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经验？而诗歌的内在命运正是对新经验的发掘、提问，在一种互动的磋商中相互形塑，彼此生成。针对其内在的互动过程和生成机制，我们可以通过对1990年代逐渐兴起的工人诗歌的观察进行细致辨析。
二、作为一种新经验的工人诗歌
工人诗歌，或者叫“打工诗歌”是19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诗歌创作现象。它是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打工潮的出现而出现的。这些诗歌大多在叙述打工生活中关于劳动、尊严、爱情、乡愁等经验展开的。这些经验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新经验。而围绕工人诗歌展开的批评也主要从文化政治和社会伦理层面展开。秦晓宇在为《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歌》写的序言中，谈到工人诗歌的价值时首先肯定其“为底层立言的意义和历史证词的价值”①，接着指出其启蒙价值。当然，他也强调了其文学价值，但这是一种以身份意识为基础的文学价值：“身份对于诗歌究竟是标签还是烙印，取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深刻的内在关系，取决于诗人的‘社会性自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创作活动，并由此形成基于身份的文学特质（当然身份本身亦为有待辨析之物）。”②这种强调“社会性自我”基础上的文学价值看重的依然是新的时代经验对于诗歌精神主体性的影响与塑造作用。张清华在谈到底层写作的见证、代言特征时指出，“最重要的还不是‘对苦难的拯救’，而是‘看见’。你不能要求对苦难的叙述者去消除苦难本身，他做不到，事实上‘悲剧’的意义也许从来就不是意味着对命运本身的拯救……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些作品的感人和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们是写作者通过自己的发现和书写来实现对劳动与劳动者价值的一种伦理的捍卫，并由此完成对自己心灵的净化和提升。”③所谓“看见”正是对新经验的美学见证。总体来看，工人诗歌对这一新经验的见证通过三种经验叙事来实现。
首先即是铁的经验。在这部诗选中，铁是一个重要意象，诸如《被铁消灭的铁》、《钢铁是生活结束的地方》（绳子）、《像铁那样生活》（殷常青）、《铁屑》（梦天岚）、《铁》（郑小琼）、《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许立志）等等。铁，在工人诗歌中具有原型意义。它既隐喻大工业生产带有的那种冰冷、残酷与坚硬的价值伦理，又暗示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性的异化，及其带来的人的心灵的麻木冷漠与孤独。唐欣的《工厂记忆》中写道：“机器比人坚强/我只是附在它身上的/一个什么小动物罢了//我不动声色 但内心忐忑不安/就像在密林深处/不知会撞上什么家伙”④。在此，机器取代了人，获得了存在的主体性，人物化为附属的存在，甚至降格为无名的动物。主体性的丧失必然带来生存的内在焦虑。“不知会撞上什么”所提示的正是工人由于主体性的丧失带来的漂泊感与紧张感。铁的经验以其坚硬锋利的物质形式，碾压这生命主体精神之“软”。物化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将机械动作内化为人的本能记忆：“现在我也能回厂里熟练地摁下旋钮/这已成为某种顽固的本能。”诗中最后一节更是用一种戏谑的口吻将这种主体性的丧失写到极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工厂炼成的”。曾经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塑造了光辉的革命主体精神形象的时代之问，被冰冷的工厂取代。这既是解构，又是反讽，见证了当下工人的基本生存境遇。
铁不仅是当代工人劳动对象的隐喻，而且不断地按照自身的语法塑造着工人自身，转换为工人生存的经验背景。
小小的铁，柔软的铁，风声吹着
雨水打着，铁露出一块生锈的胆怯与羞怯
去年的时光落着……像针孔里滴漏的时光
有多少铁还在夜间，露天仓库，机台上……它们
将要去哪里，又将去哪里？多少铁
在深夜自己询问，有什么在
沙沙地生锈，有谁在夜里
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
——郑小琼《铁》
在这里，铁构成人的肉身，铸成生活的面具，它在不断地变形、漂泊中慢慢生锈。铁一方面构成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生产逻辑，确立自身生产的标准化、统一化和整合性的秩序空间，这是现代性的经验空间；另一方面，一旦它渗透进个体生存肌体中就会失效、生锈，发生变异。铁与肉之间的矛盾造成人根本无法完全被铁的原则规训，扎根于它所许诺的现代城市乌托邦中。铁的生锈即是法则的失效，人的生命的萎靡，而个体生命只能陷入时间的渴望中。
“生活正像炉火在烧亮着，涌动着”
我外乡人的胆怯正在躯体里生锈
我，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和着手中的铁，那些沉默多年的铁
随时远离的铁，随时回来的铁，
在时间沙沙的流动中，锈着，眺望着 渴望像身边的铁窗户一样在这里扎根
——郑小琼《铁》
铁的命运无法摆脱，个体生命就只能在时间的催化中自我消蚀，或者与铁的生存做无望的贴身肉搏。而此时，血肉之躯唯有长出语言的芒刺，刺向一种绝望，“刺痛这柔软的时代”。语言之刺成了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武器。
我说着这些多刺的油腻的语言
铸铁——沉默的工人的语言
螺丝拧紧的语言。铁片的折痕与记忆
手茧一样的语言。凶猛的、哭泣的、不幸的
疼痛的、饥饿的语言。机台上轰鸣着的欠薪职业病
断指的语言。生活的底座的语言。在失业的暗处
钢筋潮湿的缝隙间。这些悲伤的语言
——郑小琼《语言》
这些沉痛的语言构成对现代性的铁的经验秩序最后的抵抗。“这些多刺的油腻的语言，它们所有的刺都张开着”，不仅“刺痛这柔软的时代”，而且也刺伤工人的精神情感世界。他们在不断的言说中咀嚼着自我的疼痛，同时也试图通过不断的言说重新命名这个冰冷的现实，“对世界说/而不是在抽屉里/对一只蟑螂命名//……请多一些/多一些谢湘南这样的诗人/不是从天空的乌云中/而是从大地的腹部/从那收工的人群/扛铁铲、执铁锤、衣冠不整的/男人中”（谢湘南《请多一些谢湘南这样的诗人》）。“对世界说”就是一种命名的冲动，一种对现代工业话语的质疑与反抗。但是面对异化带来的不适感，这种吁请显得声音细弱，他们只能在一次次对伤痛的凝视、诉说中讲述血的故事，通过获取怜悯与同情实现伦理上的正义性。面对肉体被伤害——“消失的手指，像一把枪没有了子弹/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阻挡任何阳光”（池沫树《断指的男孩在阳台看着自己的手指》），面对尊严横遭践踏——“一只只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的蚂蚁/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动的血/被城管追赶或者机台绞灭的血/沿途洒下失眠，疾病，下岗，自杀”（许立志《我谈到血》），当无望的控诉、怀疑、不满滋长的语言之刺逐渐被铁的现实抹平，剩下的唯有血的叙事。此时泪水的语言成为工人面对铁的经验的基本姿态和精神症候。
另一方面，铁的经验还体现在其用一种清晰、精确的经验伦理割裂了诗人与大地和故乡之间那种整体性的情感性的经验伦理，从而造成独特的现代乡愁经验。乡愁并非新的经验形式，但是当它进入时间的维度进行观照时就会具有新的经验内容。古典的乡愁来自时空阻隔带来的单向的情感渴望，而现代乡愁包含着“此时此地”的独特性。这一点在工人诗歌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对于当代工人而言，现代乡愁经验之所以是一种新经验并非是一种时空上的隔绝，而是精神时空上的分裂与矛盾——故乡的消逝与还乡的需求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乡愁成为铁的时代经验在工人精神情感领域的表现形式。他们始终在不断的还乡与还乡的不可能之间折返，从而使这种行动成为时代的生存寓言。有的人通过死亡在诗人的纸上还乡，“白白的骨灰，轻轻的白，坐着火车回家，它不关心米的白/荻花的白/母亲的白/霜降的白/那么大的白，埋住小小的白//就像母亲埋着小儿女”（郭金牛《纸上还乡》）；有的人在劳动的词语中回到故鄉，“我活在螺丝钉尖锐的词芒上/我站在扳手痛苦中心的句锋上/我不由自主被夹在钳子嚎叫的篇章//起承转合/乡愁的落日押在累与屈辱的韵脚里/我的思想漫游于未来”（程鹏《乡愁》）；而有的人却要找回那条失去的腿陪自己回乡（唐以洪《寻找那条陪我回乡的腿》），不管以哪种方式回乡，回乡对他们而言只能是一种梦想，一个动词，一个永远倒退的姿势：
从北京退到深圳，从东莞
退到杭州，从常熟退到宁波
从温州退到成都，退到泥土、草木
五谷里的香气，故乡依然
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继续退，从工地里退出来
从机器里退出来，从那滴泪水里
退出来，从四十岁退到三十岁
二十岁，十岁……故乡依然
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继续退，面朝未来
退到母亲的身体——那里
没有荣辱，没有贫穷贵贱之分
城乡之别。没有泪水，相遇的
都是亲人
——唐以洪《退着回到故乡》
之所以是“退回”，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是现代化生存的溃败者，面对铁的生活，他们只能通过对故乡的梦想获得安慰和精神的栖所；另一方面，“退”这一动作本身提示着个体生命与故乡之间的本体性关系。他们都来自那个共同的精神起点。故乡是他们精神情感的始源，同时也是溃败后最后的归宿，因为那里没有铁的法则中那种清晰的价值分别。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退”作为一种精神情感动作的内在悖论性：“退，继续退，面朝未来。”从时间的维度来说，“退”往往指向过去，指向落后，尤其在现代进化论的价值体系中，未来、前进代表着正义的价值。对于当代工人而言，他们虽然面朝未来，身体上却是朝向精神情感的过去的。这恰恰体现了当代工人生存的分裂感和无奈感。家庭伦理的正义性战胜了现代话语的正义性。但悲哀的是，即便这最后的情感皈依之地对工人而言也变成一种奢望。“退着回到故乡”也许只能成为一个梦想，因为无论这些工人从哪里退回，“故乡依然/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退回故乡的过程最终成为一个寻找故乡的过程，成为生命的漂泊。
不管是用刺的语言讲述的铁的经验，还是用泪的语言讲述的血的经验，又抑或是用梦的语言讲述家的故事，它们都构成了工人诗歌和新的时代经验之间的张力关系。但是对工人诗歌的讨论如若仅仅停留在新经验的内容层面，那么它很难超越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题材囿限。诗歌或者说文学具有伦理性功能，但是并不能止于此。也就是说，工人诗歌并不能仅仅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层面获得其经验和道德优势。这一点很多批评家在对工人诗歌进行反思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钱文亮在《伦理与诗歌伦理》一文中指出，“一种审美的角度，一种沉着的专业的态度，通过‘技巧’对思想、意识、感性、直觉和体验的‘辛勤咀嚼’，成就出经得起时间磨损的诗歌形式，和能够保持苦难的重量与质感的、具体的诗歌文本。他的道德价值也只有通过对诗歌艺术的忠实，通过艰苦的甚至是寂寞的诗歌劳作来体现。他的伦理态度、伦理价值关怀不应该表现在人云亦云的热情和具有轰动效应的题材上，而应该体现在遵循诗歌自身的逻辑”①。张桃洲在谈到诗歌与伦理的关系时亦指出，“诗歌有其自身的伦理，它自己的至高律令，那也许是语言或别的什么，但决不是强加给它的可疑的道德要求或外部现实。”②也就是说，诗歌必然要面对新的时代经验，但是最终要在诗歌本体的伦理中确证自身。这些看法在肯定新经验的历史正当性的同时，对诗歌的艺术本体维度提出了要求。如何将新经验与工人诗歌的美学自觉真正统一起来是工人诗歌面临的基本问题。在此，诗性正义似乎为工人诗歌在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某种尺度和参照。诗性正义是美国学者玛莎·努斯鲍姆在其代表作《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她认为，在政治经济功利主义时代，文学与情感通过畅想（fancy）拓展人的经验边界，进而矫正物化生存对人的过分压迫的价值。①“畅想”本身指涉的即是文学的美学要求。因此，诗性正义本身就包含着诗歌与经验两个层面的对话、融通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对于工人诗歌而言，必须明确和更有意义的是在面对新经验时如何找到新的语言可能。“问题不在于诗歌是否应该直面现实，而在于如何准确地处理现实的经验；当代诗歌的症结也不在于个人写作到了尽头，而在于如何既拓展个人经验的视野，又完整地保持了诗歌写作的维度。”②惟其如此，工人诗歌才能参与到当代汉语诗歌的话语体系中，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学实践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构。纵观汉语新诗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并非一个新话题，甚至教训惨痛，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工人诗歌的出现恰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挑战。 按照这一标准重新审视工人诗歌可以发现，虽然工人诗歌中存在大量苦难的简单化的展示和泪水的挥洒，但这并不妨碍其在诗歌美学上的潜能。在《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经验与技艺兼备的上乘之作。在这些作品中经验与技艺获得了某种正向的彼此成就，从而提供了一种坚实、充盈的诗歌景观。例如老井的《地心的蛙鸣》中，“漆黑的地心，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 深绿的鸣叫/几小时过后 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在一个有限而枯燥的经验空间中，穿越时空的超验想象使现实经验之疲顿获得诗意的平衡与纠正。绳子的《穿工装的兄弟》中，“你的眼里有着凝重的黑暗/在管线盘结的天空，铅云/弥留不散。来路在背后交错/那么多的植物迷失了季节”。主体性的经验通过“管线”这一意象的交错找到准确的“客观对应物”，而生存来路之交错又在植物的迷失中切入工人内在的精神状态。陈年喜的《炸裂志》中，“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中年体验，通过炸裂的岩石得到重组，这是劳动经验与个体生存内在经验的深度契合，获得了经验与形式的有效平衡。在这些作品中，独特的劳动经验通过诗人个人化的想象生成奇异、饱满的诗歌景观。新的经验在此不再是一种沉默的存在，而是构成其诗意生成充盈、坚实的肉身。诗人通过对个体生存经验的个人化想象与呈现使得新经验获得了新的美学形式。这是诗歌以“求真意志”（陈超语）为内驱力，对经验和语言的精确捕获和有效抵达。不管是新经验的强调，还是对诗的美学本体强调，归结到一点所要处理的即是诗歌与经验的辩证关系。新的生存经验需要通过诗歌澄明自身，个人化的语言实践通过对新的经验的有效开掘与处理创造自身，二者之间的互动创造出丰富而鲜活的诗学景观。当代汉语诗歌的每一次发展，归根结底，都在于对新的生存经验的有效回应。
三、朝向诗歌与经验的还原
在一个本雅明所谓的经验贫乏的时代，如何通过语言拓展和激活个体生存的经验空间是当代汉语诗歌必然要面对的命运。在本雅明看来，现代社会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科技的机械复制性特征带来的整体性和强制性的现代话语对个体直接经验的削弱。而且“这种经验贫乏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人类经验的贫乏”①，本雅明将其称为一种新的无教养。在本雅明看来，真正的教养来自经验的学习与传承，它通过故事保持其内在的鲜活性、权威性和丰富性。而在現代语境下，这种经验形式逐渐萎缩、贫乏。贫乏带来的后果就是一种连续性和丰富性的丧失，个体生存在新的创造中追求一种透明的玻璃性的生存。正如他所言，“经验的贫乏将会把无教养的人引向何方？引向从头开始，重新开始：以少而为，以少而建构；不瞻前顾后"。② 现代性许诺的美好愿景正是这种建构性的结果。在这一许诺下，人们“对时代完全不抱幻想，同时又毫无保留地认同这一时代”。③曾经的经验的“灵韵”逐渐变得暗淡、消逝，人们更加热衷于在不断的创造中获取现实利益。“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④面对这一现状，艺术成为最后的救赎方式。诗人的命运正在于找回那消逝的经验世界。诗歌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不仅纠正了经验的贫乏带来的审美感知力的丧失，并且拓展了个人的经验世界，增强了对现实生存的介入能力和反思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工人诗歌不仅是新经验的显现，更是新经验的创造。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汉语诗歌，其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西方现代“纯诗”理论的影响下发展的，它强调审美性、艺术的自主性和个体独立性。但是当它成为一种共时性、权力性的艺术旨趣时，就会逐渐沦为一种抹去“生存在世的痕迹！”（布莱希特语）的美学，从而丧失对个体经验独特性的深度介入能力。而工人诗歌重新提醒我们，个体是如何经验当代生存，深入当代的，个人如何在经济功利主义的时代留下自己“生存在世的痕迹”。老井的《煤火》一诗中，描写了一次矿难中，工人被坍塌的煤块掩埋，“当人们扒出他时/他已变成了煤/煤也变成了他/二者实在难以分别”。劳动者与劳动对象通过死亡融为一体，死亡的经验与生存的经验相互切入，这一点通过“火”获得了更清晰的呈现形式。尸体火化之“火”与“只有精煤燃烧时才产生的熊熊烈火”交织在一起，构成生存与死亡之间的映照和互文关系。煤火是希望之火、创造之火、生命之火，是煤矿工人的生存梦想，同时它又承载着工人的死亡，映照出工人一生的生存形象。这种丰富的经验只有在煤矿工人的个体生命中才能体现，它们通过“燃烧出的火苗”留下“一个男人/弯腰刨煤时的形象与神态”，留下生存的痕迹。在这里，工人诗歌提供的不是控诉、怜悯的祈求和伦理道德上的召唤，而是经验的发掘与呈示，是经验的个人化在场。
工人诗歌对经验的处理，除了将个体的独特生存化作生命的镜像修辞，还表现为一种身体的知觉性体验和身体修辞，经验不仅是文化的记忆还是身体的记忆：“眼睛被切成一条条血丝/鞋子成为油海上的船，漂泊/在梦中机器还在鸣响/切割刀打磨的雪亮/从手腕到膝盖/我发觉自己被镀上镍/在一台彩电的后座里 长眠”（谢湘南《站在铜管切割机前》）。在这里，个人化的经验是通过梦与死的张力结构实现的。一方面，在工业生产的机台上，个人的身体被充分物化，眼睛、鞋子、手腕和膝盖不仅在劳动，同时也被机器生产着、加工着，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以致肉体生命“被镀上镍”，被加工成彩电后座的部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生命已然死去。如果工人诗歌的处理仅限于此，那么同样会陷入经验之贫乏，这只不过是对现代异化生存的再次群体性确认。而诗人显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在“死亡”的生存中，开掘出了“梦”的潜能。“鞋子成为油海上的船，漂泊/在梦中机器还在鸣响”，枯燥、封闭的现实生存并没有捆绑住诗人精神的步履，诗人在精神的漂泊中做着生命之梦，而恰恰是这梦，对那永恒的“长眠”构成某种纠正与唤醒，甚至当诗人仍然具有做梦的能力时，这鸣响的机器又何尝不构成诗人梦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机器轰鸣声中，那影影绰绰的梦影确证了个体生命经验的可能。 工人诗歌对新经验的个人性体验还表现为一种轻与重的生命体验。当人被充分物化以后，个体生命的内在重量逐渐被抽空，在透明的生存中，轻盈成为人的基本的生存感受。例如许立志的《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在这里，个人的命运在极为克制平静的叙述中通过一颗小小的螺丝进行说明。他人的命运被转化为个体生存的细节，生命之重被一颗轻轻的“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螺丝所承载。当人成为物的修辞时，生命的意义被最大化地抽空，生存经验的痕迹被逐渐擦去。而这种轻轻擦去的过程恰恰构成诗人对于时代生存最个人化的经验。诗人把一个人的屈辱、悲戚与寂寞，统统集中于个人经验的一颗螺丝钉上，轻与重的倒置构成对现代生存无声的反讽。对于当代工人而言，轻与重构成其经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功利主义给他们提供的是一种标准化的、透明的、抽空了意义，压缩了想象的轻盈的生存空间，在这里，一切都是围绕铁的秩序展開，生产着流水线上的产品，同时也生产着自己。这是经验贫乏带来的存在之轻；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诗歌在词语的梦想中洞见自身的生存图景，血和泪。时代生存在个人化的不断重识与本能逼视中露出被其日益抹去的经验之痕和存在之重。工人诗歌正是在朝向经验的不断还原中逼近自身，找回自身，辨识自身。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成为勘探的工具、认识的方式和确认自身经验的保证。
四、结语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生存经验，诗歌的使命就是以其敏锐的语言神经感知，并捕捉到其中隐藏的秘密。或者说，新经验本身就是诗歌的内在要求，不管是时代经验，还是个人经验都在诗歌中被赋予独特的面容。长期以来，对于诗歌的思考，人们似乎习惯了内部与外部、形式与内容等二分法，这似乎成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批评者的意识和无意识中。当我们跳出简单的观念之争，从整体上思考一首诗时，会发现每一首诗歌都暗含着独特的经验，而每一种经验都存在于那些独特的、个人化的诗歌形式中。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所谓的经验和形式都不是一种本质性的、确定的他者存在，它存在于无数诗歌作品的互文性表达中。女性经验、城市经验、地方经验、工人经验等这些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新经验不是因为其清晰的本质化的价值观念进入诗歌话语畛域的，而是作为不同的语言景观参与到当代汉语诗歌话语的构建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新经验的强调其实也包含着对新的诗歌表达的内在要求与呼唤。
作者简介：
景立鹏，河北巨鹿人，1987年4月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新诗研究、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多篇评论、作品发表于《诗刊》《诗探索》《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武陵学刊》《天津诗人》等刊物。曾获2015—2016《东渡》文学双年奖。
一、新经验与当代汉语诗歌的发生
对于汉语新诗而言，以诗歌流派进行命名颇为常见，诸如早期的象征诗派、现代派、格律派等。这些诗歌表面上是从诗歌美学内部来进行命名的，但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对新经验的美学回应。对西方现代诗歌美学横的移植也好，对古典诗歌传统纵的反思与继承也罢，都暗含着特定时期对新经验的思考与回应。这一点在1930年代的左翼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蒋光慈、胡也频、殷夫、蒲风、杨骚等为代表的左翼诗歌虽然在艺术上存在粗疏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新的革命经验的自觉书写，是历史经验推动下的产物。这一创作倾向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末。新经验一方面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源和艺术动能，但是从新经验到新的诗歌美学仍然存在一段距离，它需要一个有效的艺术生成过程。只有在这一层面，新经验才有意义，它必须通过充分而有效的形式化过程，才能作为一种美学经验存在，进而嵌入历史话语场域中。
这一点在当代诗歌中得到了自觉的反省与纠正。朦胧诗的兴起，正是体现了这种美学自觉。客观地看，朦胧诗并没有提供新的诗歌经验，也并非是对新经验的某种艺术生成。它更多地接续了“五四”时期确立的现代启蒙精神，通过重启西方现代诗歌美学对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当代诗歌进行反思与解构。如果说，“朦胧诗”的兴起真与某种新经验有关的话，那就是从革命经验向市场经验的转型。但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背景存在，并没有过多地在朦胧诗人的作品中得到直接的触及。相反，新时期以来，新经验对诗歌的推动与革新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第三代”诗歌作品中。新经验的产生，从外部条件来看首先是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的结果，它必然需要通过文学得到呈现。作为文学中最敏感的神经，诗歌必然能够准确捕捉到那幽微的时代气息，同时这一过程中也在丰富着诗歌话语的经验和想象空间。这是一个相互映照和打开的互动过程。就这一活动过程而言，可以从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女性经验、地方经验、日常经验和城市经验四种新经验的诗歌实践加以说明。1984年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发表，标志着女性诗歌的兴起。女性诗歌的兴起虽然与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遥相呼应，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社会历史转型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带来的时代经验的转换。历史地看，现代诗歌史中，远有冰心、陈衡哲、林徽因、陈敬容、郑敏等女性诗人，近有舒婷、傅天琳等女性诗人的创作，但是女性经验的书写并不明显，直到翟永明的《女人》组诗的出现才真正使女性经验写作在当代汉语诗坛成为一个诗学话题，并掀起了以翟永明、伊蕾、唐亚平、海男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歌思潮。这一思潮的兴起固然受到世界女权主义运动和伍尔、西苏等人的女性主义思想，以及美国自白派诗歌的影响，但更根本的原因仍然在于一种经验的觉醒和内在体验。女性的生理心理经验、两性欲望与死亡体验也许每个时代都有，但只有在当时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才可能转化为一种诗歌经验。翟永明的《独白》《黑房间》《迷途的女人》，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黑夜》《分居》等作品，正是通过对独特的女性经验的洞开，为当代汉语新诗提供了一种敏锐、幽微、细弱而精确的经验空间。
新时期以来的另一典型的经验形态即是地方经验的书写。古典式的地方经验侧重感物吟志，建立在一种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经验之上。而现代诗歌中早期的地方（乡土）经验书写则是对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乡土秩序凋零带来的文化阵痛经验的表达，例如鲁迅、沈从文的乡土写作。而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地方书写则是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个人现代体验与地方经验相互交织、角力的过程。例如在顾工、闻捷等人的地方书写中，塑造的是一种乐观的意识形态化的地方抒情，它更多服务于一种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抒情，因此其话语形态是一种政治抒情诗的抒情语调。而在昌耀的地方书写中，地方经验与诗歌话语之间的相互激发与生成要复杂得多。在早期的高原风情写生阶段，西部高原给昌耀的刺激是充满冲击力的奇观，这种异域景观的冲击使得他的诗歌来不及对其进行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上的停顿，而直接进入他的诗歌语言空间，其强劲的空间雕凿感、力量感与这一时期的地方经验密切相关，诸如《鹰·雪·牧人》《高车》《峨日朵雪峰之侧》等作品中那高古、拙朴、苍茫与空阔的空间经验和视觉线条均来自这一阶段地方经验对诗歌的激发。而随着地方经验和时代经验的积累与深化，地方经验转化为诗人的精神救赎空间，例如《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作品中个人经验与地方经验之间的精神融合。到了“青藏高原的形体”这组诗中，地方经验就上升为一种面对时代经验的精神隐喻空间。在这一流变中，昌耀诗歌的美学风貌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早期的苍古、劲健，逐渐古奥、滞涩；从一种生命的激情涌动，逐渐走向内心的焦虑与烘烤。在这一过程中，昌耀通过他的地方经验与语言实践的相互碰撞，为汉语新诗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西部高原。沈苇的地方经验书写提供的则是作为一个异乡人，如何有效处理两重文化身份之间的矛盾，进而成为当地人的美学经验。地方经验促使他用诗歌回答一种跨地域的文化分裂，例如《泥滋泉子》等。而潘维的地方书写则通过江南想象回应个体生命的文化危机和当代生存经验，通过地方历史时空的召唤，安放自身的当下生存和精神想象。这些地方经验都是伴随着新的时代和个体生存经验出现的，它提出了新的命题，要求当代诗歌作出有效的回应。在这种回应中，地方诗学话语逐渐形成、丰富。 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一个重大的转变是日常经验逐渐成为众多诗人关注的重点。所谓个人化写作，叙事性写作，均是通过对日常经验的关注实现的。在此之前，新诗长期以来更加侧重对文化经验、政治經验的处理，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的世俗经验获得了合法性。从诗歌史内部来看，通常将“第三代”诗歌作为对“朦胧诗”崇高的英雄叙事的反叛，实际上，它更是新经验促动的必然结果。日常经验之所以为一种新的时代经验就在于它长期被人忽视，无法进入诗歌处理的视野。当它重新获得合法性时必然要求诗歌进行有效的回应。面对这一新经验，“他们”文学社诗人的创作尤为典型。其代表诗人包括韩东、于坚、王寅、陆忆敏、丁当、小海等等。对他们而言，日常经验不仅指向一种对既往诗歌观念的反思，更是他们个体生存经验的当下内容。从这个意义上重审于坚的《尚义街六号》《0档案》等作品中生动的日常经验书写即可发现，新经验对诗歌语言与观念的生成作用以及诗歌对新经验美学潜能的美学开掘。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潮流的演变，它不仅是诗歌美学内部的话语演变，更包含着新经验的促动与对诗歌的提问。在一个时代现实瞬息万变，生存现场日益复杂的时代，经验到底是贫乏了还是丰富了，本雅明自然有其提问的立场，但是经验的贫乏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经验？而诗歌的内在命运正是对新经验的发掘、提问，在一种互动的磋商中相互形塑，彼此生成。针对其内在的互动过程和生成机制，我们可以通过对1990年代逐渐兴起的工人诗歌的观察进行细致辨析。
二、作为一种新经验的工人诗歌
工人诗歌，或者叫“打工诗歌”是19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诗歌创作现象。它是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打工潮的出现而出现的。这些诗歌大多在叙述打工生活中关于劳动、尊严、爱情、乡愁等经验展开的。这些经验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新经验。而围绕工人诗歌展开的批评也主要从文化政治和社会伦理层面展开。秦晓宇在为《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歌》写的序言中，谈到工人诗歌的价值时首先肯定其“为底层立言的意义和历史证词的价值”①，接着指出其启蒙价值。当然，他也强调了其文学价值，但这是一种以身份意识为基础的文学价值：“身份对于诗歌究竟是标签还是烙印，取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深刻的内在关系，取决于诗人的‘社会性自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创作活动，并由此形成基于身份的文学特质（当然身份本身亦为有待辨析之物）。”②这种强调“社会性自我”基础上的文学价值看重的依然是新的时代经验对于诗歌精神主体性的影响与塑造作用。张清华在谈到底层写作的见证、代言特征时指出，“最重要的还不是‘对苦难的拯救’，而是‘看见’。你不能要求对苦难的叙述者去消除苦难本身，他做不到，事实上‘悲剧’的意义也许从来就不是意味着对命运本身的拯救……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些作品的感人和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们是写作者通过自己的发现和书写来实现对劳动与劳动者价值的一种伦理的捍卫，并由此完成对自己心灵的净化和提升。”③所谓“看见”正是对新经验的美学见证。总体来看，工人诗歌对这一新经验的见证通过三种经验叙事来实现。
首先即是铁的经验。在这部诗选中，铁是一个重要意象，诸如《被铁消灭的铁》、《钢铁是生活结束的地方》（绳子）、《像铁那样生活》（殷常青）、《铁屑》（梦天岚）、《铁》（郑小琼）、《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许立志）等等。铁，在工人诗歌中具有原型意义。它既隐喻大工业生产带有的那种冰冷、残酷与坚硬的价值伦理，又暗示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性的异化，及其带来的人的心灵的麻木冷漠与孤独。唐欣的《工厂记忆》中写道：“机器比人坚强/我只是附在它身上的/一个什么小动物罢了//我不动声色 但内心忐忑不安/就像在密林深处/不知会撞上什么家伙”④。在此，机器取代了人，获得了存在的主体性，人物化为附属的存在，甚至降格为无名的动物。主体性的丧失必然带来生存的内在焦虑。“不知会撞上什么”所提示的正是工人由于主体性的丧失带来的漂泊感与紧张感。铁的经验以其坚硬锋利的物质形式，碾压这生命主体精神之“软”。物化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将机械动作内化为人的本能记忆：“现在我也能回厂里熟练地摁下旋钮/这已成为某种顽固的本能。”诗中最后一节更是用一种戏谑的口吻将这种主体性的丧失写到极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工厂炼成的”。曾经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塑造了光辉的革命主体精神形象的时代之问，被冰冷的工厂取代。这既是解构，又是反讽，见证了当下工人的基本生存境遇。
铁不仅是当代工人劳动对象的隐喻，而且不断地按照自身的语法塑造着工人自身，转换为工人生存的经验背景。
小小的铁，柔软的铁，风声吹着
雨水打着，铁露出一块生锈的胆怯与羞怯
去年的时光落着……像针孔里滴漏的时光
有多少铁还在夜间，露天仓库，机台上……它们
将要去哪里，又将去哪里？多少铁
在深夜自己询问，有什么在
沙沙地生锈，有谁在夜里
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
——郑小琼《铁》
在这里，铁构成人的肉身，铸成生活的面具，它在不断地变形、漂泊中慢慢生锈。铁一方面构成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生产逻辑，确立自身生产的标准化、统一化和整合性的秩序空间，这是现代性的经验空间；另一方面，一旦它渗透进个体生存肌体中就会失效、生锈，发生变异。铁与肉之间的矛盾造成人根本无法完全被铁的原则规训，扎根于它所许诺的现代城市乌托邦中。铁的生锈即是法则的失效，人的生命的萎靡，而个体生命只能陷入时间的渴望中。
“生活正像炉火在烧亮着，涌动着”
我外乡人的胆怯正在躯体里生锈
我，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和着手中的铁，那些沉默多年的铁
随时远离的铁，随时回来的铁，
在时间沙沙的流动中，锈着，眺望着 渴望像身边的铁窗户一样在这里扎根
——郑小琼《铁》
铁的命运无法摆脱，个体生命就只能在时间的催化中自我消蚀，或者与铁的生存做无望的贴身肉搏。而此时，血肉之躯唯有长出语言的芒刺，刺向一种绝望，“刺痛这柔软的时代”。语言之刺成了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武器。
我说着这些多刺的油腻的语言
铸铁——沉默的工人的语言
螺丝拧紧的语言。铁片的折痕与记忆
手茧一样的语言。凶猛的、哭泣的、不幸的
疼痛的、饥饿的语言。机台上轰鸣着的欠薪职业病
断指的语言。生活的底座的语言。在失业的暗处
钢筋潮湿的缝隙间。这些悲伤的语言
——郑小琼《语言》
这些沉痛的语言构成对现代性的铁的经验秩序最后的抵抗。“这些多刺的油腻的语言，它们所有的刺都张开着”，不仅“刺痛这柔软的时代”，而且也刺伤工人的精神情感世界。他们在不断的言说中咀嚼着自我的疼痛，同时也试图通过不断的言说重新命名这个冰冷的现实，“对世界说/而不是在抽屉里/对一只蟑螂命名//……请多一些/多一些谢湘南这样的诗人/不是从天空的乌云中/而是从大地的腹部/从那收工的人群/扛铁铲、执铁锤、衣冠不整的/男人中”（谢湘南《请多一些谢湘南这样的诗人》）。“对世界说”就是一种命名的冲动，一种对现代工业话语的质疑与反抗。但是面对异化带来的不适感，这种吁请显得声音细弱，他们只能在一次次对伤痛的凝视、诉说中讲述血的故事，通过获取怜悯与同情实现伦理上的正义性。面对肉体被伤害——“消失的手指，像一把枪没有了子弹/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阻挡任何阳光”（池沫树《断指的男孩在阳台看着自己的手指》），面对尊严横遭践踏——“一只只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的蚂蚁/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动的血/被城管追赶或者机台绞灭的血/沿途洒下失眠，疾病，下岗，自杀”（许立志《我谈到血》），当无望的控诉、怀疑、不满滋长的语言之刺逐渐被铁的现实抹平，剩下的唯有血的叙事。此时泪水的语言成为工人面对铁的经验的基本姿态和精神症候。
另一方面，铁的经验还体现在其用一种清晰、精确的经验伦理割裂了诗人与大地和故乡之间那种整体性的情感性的经验伦理，从而造成独特的现代乡愁经验。乡愁并非新的经验形式，但是当它进入时间的维度进行观照时就会具有新的经验内容。古典的乡愁来自时空阻隔带来的单向的情感渴望，而现代乡愁包含着“此时此地”的独特性。这一点在工人诗歌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对于当代工人而言，现代乡愁经验之所以是一种新经验并非是一种时空上的隔绝，而是精神时空上的分裂与矛盾——故乡的消逝与还乡的需求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乡愁成为铁的时代经验在工人精神情感领域的表现形式。他们始终在不断的还乡与还乡的不可能之间折返，从而使这种行动成为时代的生存寓言。有的人通过死亡在诗人的纸上还乡，“白白的骨灰，轻轻的白，坐着火车回家，它不关心米的白/荻花的白/母亲的白/霜降的白/那么大的白，埋住小小的白//就像母亲埋着小儿女”（郭金牛《纸上还乡》）；有的人在劳动的词语中回到故鄉，“我活在螺丝钉尖锐的词芒上/我站在扳手痛苦中心的句锋上/我不由自主被夹在钳子嚎叫的篇章//起承转合/乡愁的落日押在累与屈辱的韵脚里/我的思想漫游于未来”（程鹏《乡愁》）；而有的人却要找回那条失去的腿陪自己回乡（唐以洪《寻找那条陪我回乡的腿》），不管以哪种方式回乡，回乡对他们而言只能是一种梦想，一个动词，一个永远倒退的姿势：
从北京退到深圳，从东莞
退到杭州，从常熟退到宁波
从温州退到成都，退到泥土、草木
五谷里的香气，故乡依然
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继续退，从工地里退出来
从机器里退出来，从那滴泪水里
退出来，从四十岁退到三十岁
二十岁，十岁……故乡依然
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继续退，面朝未来
退到母亲的身体——那里
没有荣辱，没有贫穷贵贱之分
城乡之别。没有泪水，相遇的
都是亲人
——唐以洪《退着回到故乡》
之所以是“退回”，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是现代化生存的溃败者，面对铁的生活，他们只能通过对故乡的梦想获得安慰和精神的栖所；另一方面，“退”这一动作本身提示着个体生命与故乡之间的本体性关系。他们都来自那个共同的精神起点。故乡是他们精神情感的始源，同时也是溃败后最后的归宿，因为那里没有铁的法则中那种清晰的价值分别。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退”作为一种精神情感动作的内在悖论性：“退，继续退，面朝未来。”从时间的维度来说，“退”往往指向过去，指向落后，尤其在现代进化论的价值体系中，未来、前进代表着正义的价值。对于当代工人而言，他们虽然面朝未来，身体上却是朝向精神情感的过去的。这恰恰体现了当代工人生存的分裂感和无奈感。家庭伦理的正义性战胜了现代话语的正义性。但悲哀的是，即便这最后的情感皈依之地对工人而言也变成一种奢望。“退着回到故乡”也许只能成为一个梦想，因为无论这些工人从哪里退回，“故乡依然/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退回故乡的过程最终成为一个寻找故乡的过程，成为生命的漂泊。
不管是用刺的语言讲述的铁的经验，还是用泪的语言讲述的血的经验，又抑或是用梦的语言讲述家的故事，它们都构成了工人诗歌和新的时代经验之间的张力关系。但是对工人诗歌的讨论如若仅仅停留在新经验的内容层面，那么它很难超越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题材囿限。诗歌或者说文学具有伦理性功能，但是并不能止于此。也就是说，工人诗歌并不能仅仅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层面获得其经验和道德优势。这一点很多批评家在对工人诗歌进行反思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钱文亮在《伦理与诗歌伦理》一文中指出，“一种审美的角度，一种沉着的专业的态度，通过‘技巧’对思想、意识、感性、直觉和体验的‘辛勤咀嚼’，成就出经得起时间磨损的诗歌形式，和能够保持苦难的重量与质感的、具体的诗歌文本。他的道德价值也只有通过对诗歌艺术的忠实，通过艰苦的甚至是寂寞的诗歌劳作来体现。他的伦理态度、伦理价值关怀不应该表现在人云亦云的热情和具有轰动效应的题材上，而应该体现在遵循诗歌自身的逻辑”①。张桃洲在谈到诗歌与伦理的关系时亦指出，“诗歌有其自身的伦理，它自己的至高律令，那也许是语言或别的什么，但决不是强加给它的可疑的道德要求或外部现实。”②也就是说，诗歌必然要面对新的时代经验，但是最终要在诗歌本体的伦理中确证自身。这些看法在肯定新经验的历史正当性的同时，对诗歌的艺术本体维度提出了要求。如何将新经验与工人诗歌的美学自觉真正统一起来是工人诗歌面临的基本问题。在此，诗性正义似乎为工人诗歌在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某种尺度和参照。诗性正义是美国学者玛莎·努斯鲍姆在其代表作《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她认为，在政治经济功利主义时代，文学与情感通过畅想（fancy）拓展人的经验边界，进而矫正物化生存对人的过分压迫的价值。①“畅想”本身指涉的即是文学的美学要求。因此，诗性正义本身就包含着诗歌与经验两个层面的对话、融通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对于工人诗歌而言，必须明确和更有意义的是在面对新经验时如何找到新的语言可能。“问题不在于诗歌是否应该直面现实，而在于如何准确地处理现实的经验；当代诗歌的症结也不在于个人写作到了尽头，而在于如何既拓展个人经验的视野，又完整地保持了诗歌写作的维度。”②惟其如此，工人诗歌才能参与到当代汉语诗歌的话语体系中，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学实践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构。纵观汉语新诗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并非一个新话题，甚至教训惨痛，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工人诗歌的出现恰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挑战。 按照这一标准重新审视工人诗歌可以发现，虽然工人诗歌中存在大量苦难的简单化的展示和泪水的挥洒，但这并不妨碍其在诗歌美学上的潜能。在《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经验与技艺兼备的上乘之作。在这些作品中经验与技艺获得了某种正向的彼此成就，从而提供了一种坚实、充盈的诗歌景观。例如老井的《地心的蛙鸣》中，“漆黑的地心，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 深绿的鸣叫/几小时过后 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在一个有限而枯燥的经验空间中，穿越时空的超验想象使现实经验之疲顿获得诗意的平衡与纠正。绳子的《穿工装的兄弟》中，“你的眼里有着凝重的黑暗/在管线盘结的天空，铅云/弥留不散。来路在背后交错/那么多的植物迷失了季节”。主体性的经验通过“管线”这一意象的交错找到准确的“客观对应物”，而生存来路之交错又在植物的迷失中切入工人内在的精神状态。陈年喜的《炸裂志》中，“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中年体验，通过炸裂的岩石得到重组，这是劳动经验与个体生存内在经验的深度契合，获得了经验与形式的有效平衡。在这些作品中，独特的劳动经验通过诗人个人化的想象生成奇异、饱满的诗歌景观。新的经验在此不再是一种沉默的存在，而是构成其诗意生成充盈、坚实的肉身。诗人通过对个体生存经验的个人化想象与呈现使得新经验获得了新的美学形式。这是诗歌以“求真意志”（陈超语）为内驱力，对经验和语言的精确捕获和有效抵达。不管是新经验的强调，还是对诗的美学本体强调，归结到一点所要处理的即是诗歌与经验的辩证关系。新的生存经验需要通过诗歌澄明自身，个人化的语言实践通过对新的经验的有效开掘与处理创造自身，二者之间的互动创造出丰富而鲜活的诗学景观。当代汉语诗歌的每一次发展，归根结底，都在于对新的生存经验的有效回应。
三、朝向诗歌与经验的还原
在一个本雅明所谓的经验贫乏的时代，如何通过语言拓展和激活个体生存的经验空间是当代汉语诗歌必然要面对的命运。在本雅明看来，现代社会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科技的机械复制性特征带来的整体性和强制性的现代话语对个体直接经验的削弱。而且“这种经验贫乏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人类经验的贫乏”①，本雅明将其称为一种新的无教养。在本雅明看来，真正的教养来自经验的学习与传承，它通过故事保持其内在的鲜活性、权威性和丰富性。而在現代语境下，这种经验形式逐渐萎缩、贫乏。贫乏带来的后果就是一种连续性和丰富性的丧失，个体生存在新的创造中追求一种透明的玻璃性的生存。正如他所言，“经验的贫乏将会把无教养的人引向何方？引向从头开始，重新开始：以少而为，以少而建构；不瞻前顾后"。② 现代性许诺的美好愿景正是这种建构性的结果。在这一许诺下，人们“对时代完全不抱幻想，同时又毫无保留地认同这一时代”。③曾经的经验的“灵韵”逐渐变得暗淡、消逝，人们更加热衷于在不断的创造中获取现实利益。“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④面对这一现状，艺术成为最后的救赎方式。诗人的命运正在于找回那消逝的经验世界。诗歌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不仅纠正了经验的贫乏带来的审美感知力的丧失，并且拓展了个人的经验世界，增强了对现实生存的介入能力和反思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工人诗歌不仅是新经验的显现，更是新经验的创造。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汉语诗歌，其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西方现代“纯诗”理论的影响下发展的，它强调审美性、艺术的自主性和个体独立性。但是当它成为一种共时性、权力性的艺术旨趣时，就会逐渐沦为一种抹去“生存在世的痕迹！”（布莱希特语）的美学，从而丧失对个体经验独特性的深度介入能力。而工人诗歌重新提醒我们，个体是如何经验当代生存，深入当代的，个人如何在经济功利主义的时代留下自己“生存在世的痕迹”。老井的《煤火》一诗中，描写了一次矿难中，工人被坍塌的煤块掩埋，“当人们扒出他时/他已变成了煤/煤也变成了他/二者实在难以分别”。劳动者与劳动对象通过死亡融为一体，死亡的经验与生存的经验相互切入，这一点通过“火”获得了更清晰的呈现形式。尸体火化之“火”与“只有精煤燃烧时才产生的熊熊烈火”交织在一起，构成生存与死亡之间的映照和互文关系。煤火是希望之火、创造之火、生命之火，是煤矿工人的生存梦想，同时它又承载着工人的死亡，映照出工人一生的生存形象。这种丰富的经验只有在煤矿工人的个体生命中才能体现，它们通过“燃烧出的火苗”留下“一个男人/弯腰刨煤时的形象与神态”，留下生存的痕迹。在这里，工人诗歌提供的不是控诉、怜悯的祈求和伦理道德上的召唤，而是经验的发掘与呈示，是经验的个人化在场。
工人诗歌对经验的处理，除了将个体的独特生存化作生命的镜像修辞，还表现为一种身体的知觉性体验和身体修辞，经验不仅是文化的记忆还是身体的记忆：“眼睛被切成一条条血丝/鞋子成为油海上的船，漂泊/在梦中机器还在鸣响/切割刀打磨的雪亮/从手腕到膝盖/我发觉自己被镀上镍/在一台彩电的后座里 长眠”（谢湘南《站在铜管切割机前》）。在这里，个人化的经验是通过梦与死的张力结构实现的。一方面，在工业生产的机台上，个人的身体被充分物化，眼睛、鞋子、手腕和膝盖不仅在劳动，同时也被机器生产着、加工着，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以致肉体生命“被镀上镍”，被加工成彩电后座的部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生命已然死去。如果工人诗歌的处理仅限于此，那么同样会陷入经验之贫乏，这只不过是对现代异化生存的再次群体性确认。而诗人显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在“死亡”的生存中，开掘出了“梦”的潜能。“鞋子成为油海上的船，漂泊/在梦中机器还在鸣响”，枯燥、封闭的现实生存并没有捆绑住诗人精神的步履，诗人在精神的漂泊中做着生命之梦，而恰恰是这梦，对那永恒的“长眠”构成某种纠正与唤醒，甚至当诗人仍然具有做梦的能力时，这鸣响的机器又何尝不构成诗人梦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机器轰鸣声中，那影影绰绰的梦影确证了个体生命经验的可能。 工人诗歌对新经验的个人性体验还表现为一种轻与重的生命体验。当人被充分物化以后，个体生命的内在重量逐渐被抽空，在透明的生存中，轻盈成为人的基本的生存感受。例如许立志的《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在这里，个人的命运在极为克制平静的叙述中通过一颗小小的螺丝进行说明。他人的命运被转化为个体生存的细节，生命之重被一颗轻轻的“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螺丝所承载。当人成为物的修辞时，生命的意义被最大化地抽空，生存经验的痕迹被逐渐擦去。而这种轻轻擦去的过程恰恰构成诗人对于时代生存最个人化的经验。诗人把一个人的屈辱、悲戚与寂寞，统统集中于个人经验的一颗螺丝钉上，轻与重的倒置构成对现代生存无声的反讽。对于当代工人而言，轻与重构成其经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功利主义给他们提供的是一种标准化的、透明的、抽空了意义，压缩了想象的轻盈的生存空间，在这里，一切都是围绕铁的秩序展開，生产着流水线上的产品，同时也生产着自己。这是经验贫乏带来的存在之轻；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诗歌在词语的梦想中洞见自身的生存图景，血和泪。时代生存在个人化的不断重识与本能逼视中露出被其日益抹去的经验之痕和存在之重。工人诗歌正是在朝向经验的不断还原中逼近自身，找回自身，辨识自身。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成为勘探的工具、认识的方式和确认自身经验的保证。
四、结语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生存经验，诗歌的使命就是以其敏锐的语言神经感知，并捕捉到其中隐藏的秘密。或者说，新经验本身就是诗歌的内在要求，不管是时代经验，还是个人经验都在诗歌中被赋予独特的面容。长期以来，对于诗歌的思考，人们似乎习惯了内部与外部、形式与内容等二分法，这似乎成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批评者的意识和无意识中。当我们跳出简单的观念之争，从整体上思考一首诗时，会发现每一首诗歌都暗含着独特的经验，而每一种经验都存在于那些独特的、个人化的诗歌形式中。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所谓的经验和形式都不是一种本质性的、确定的他者存在，它存在于无数诗歌作品的互文性表达中。女性经验、城市经验、地方经验、工人经验等这些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新经验不是因为其清晰的本质化的价值观念进入诗歌话语畛域的，而是作为不同的语言景观参与到当代汉语诗歌话语的构建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新经验的强调其实也包含着对新的诗歌表达的内在要求与呼唤。
作者简介：
景立鹏，河北巨鹿人，1987年4月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新诗研究、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多篇评论、作品发表于《诗刊》《诗探索》《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武陵学刊》《天津诗人》等刊物。曾获2015—2016《东渡》文学双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