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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大家》《北京文学》《山花》《诗刊》等刊。曾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项奖项。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散文《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长篇小说《匈奴帝国》，散文集《沙漠之书》等。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现任职于四川省作协四川文学杂志社。
他坐在阴凉里，一棵大槐树投下的阴影，吸引了一堆人。我走过去，他说，献平回来了，去家里吧！我急忙上前，叫了他一声姐夫。说去看看妗子。一会儿有空去。这其实是典型的客套话。他也知道我现在不会去他们家了。我掏出香烟，给他点了一根，他抽了一口，抬起尖长而皱纹满满的脸，问我说，现在在哪儿上班？几个孩子了？我说，还在成都，还只有一个儿子。他说，能生再生一个吧！听了他这话，我尴尬地笑了一下，冲他点了点头，然后向他告别，转过身，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就跑出来了。
这村子是母亲娘家所在。可我一出生，就没见过姥姥姥爷。见得最多的是大舅大妗子二舅二妗子。再后来，我越长越大，大舅去世了，接着，大妗子也没了，再后来是二舅故去。现在剩下的，仅只二妗子和表哥表嫂及孙辈们。在亲戚不断去世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到了时间的残酷，生命的不堪一击和大地容纳的仁慈。这是人的宿命，也是万物之终极所在。因此，每次回南太行老家，我都要去看望上了年纪的亲戚。他们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
从我们村到母亲娘家，也只有五里地。我们的村子小，大都以姓氏为单位，三五十户地分散在各个山坳里。母亲娘家的村子处在群山之开阔处，因为聚居的人多，各种条件相对便利。说起我们的时候，一律不叫我们村的名字，统称山里头的。语气里面多的是鄙夷和不屑。这里的人家，一般轻易不会把闺女嫁给我们山里。多年后的现在，我也人到中年了，每次回家，便悄然发现，以前是我们村的闺女们往人家大村里跑，现在则也有大村的闺女们钻到我们山圪崂里来了。
2018年，我母亲也七十岁了，自从前几年张罗了一次生日之后，按照乡俗，既然过了一次，就得年年过，否则会对老人不好。这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中也包含了乡人的俗世经验。作为农村子弟，无论走到哪里，思想再解放，也不会忽视乡间的民俗和某种带有谶语性质的告诫。母亲的生日在夏天，我从成都返回。给她过了生日，又去母亲娘家看望二妗子。尽管只剩下妗子，又没有血缘关系，但她毕竟是舅舅的媳妇。从某种意义上讲，妗子就是舅舅。妗子的村子位于整个大村之北，一面崎岖不平的山地上，横七竖八的石头房子堆在上面，都已经陈旧不堪。村边临河的砂石地上，高高的一道拦河坝里面，散落着一绺崭新的新式楼房。
就在这个村子，某年冬天，雪下得都快掩住窗户了，一户人家门前披红挂绿，一看就知道要娶亲了。次日，两个闺女从不同家门，一同走进了这户人家。娶亲的人，就是大舅和二舅。亲兄弟两个同一天娶亲，这是不合规矩的。但姥姥姥爷因为穷，使得不合规矩的事也顺理成章。可没想到，新婚凌晨，大舅二舅同时娶的媳妇却双双去世了。多年后，听到这个消息，我震惊莫名。母亲只是解释说，可能是乱了规矩，出事了！这其中，也有一些诡异玄怪的意味。几年后，大舅与邻村一个寡妇结婚，二舅仍旧找了一个黄花闺女。人生的某些现象和际遇，很多时候充满玄异。而每个人起初的家庭基础，则从某种程度上成为左右其一生命运的杠杆。
二妗子依旧住在她和二舅结婚时候的房子里。见我来，很热情。招呼我去家里。又张罗着给我做饭。我婉拒了。我放下东西，站在屋地上，掏出一根香烟点着，就要落座，却发现，正墙上的玻璃镜框周边的缝隙里插满了照片。其中二舅的最多。年轻时候，二舅绝对是一个美男子，眼神周正，神情欣然，还一脸的骄傲和威严。至六十多岁，则显得老迈沧桑。二舅照片的一边，还有一张大舅的照片。都是黑白的。相比二舅，大舅的神情则显得悲苦一些，一个方脸男人，有几道抬头纹，大大的眼睛里装满忧虑，满脸都挂着某种人生的不痛快。我叹息一声，脑海里迅速涌现两位舅舅在世时的模样。
他哈哈笑着，老远就快步上来抱起我，用硬胡子扎我的脸，亲我。我叫舅舅。他也哈哈笑着答应。我依稀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山间，两道山岭之间，是层层叠叠的田地。近坡的地边，有很多的大柿子树，叶子大而青翠。我刚走到一块地边，一个头包白毛巾的男人，放下？头，咧着嘴，哈哈笑着快步走过来，再次抱起我。
我一直以为那个人是我姥爷，心里也把他当成了姥爷。有一次和母亲说起，母亲却告诉我那是大舅。她还说，那时候你姥姥姥爷死了。其中，你姥姥去山西逃荒时，到左权大南庄村时候，不小心被蛇咬了，全身黑肿，差点要了命。在山西待了几年，刚搬回来，你姥姥就没了。第二年，你姥爷也没了。
母亲这种概括性的告知，总使得我有一种晕眩感。即，一个人的脑袋在光阴之中尽力捕捉某些不确定影像的仓促和无力。对于生于1970年代以后的人来说，饥荒和逃荒乃至长辈们所说的苦难岁月和具体情境，完全是陌生的。这种无意的漠视，其实是对祖辈和父辈之苦难的不尊重，也使得我们在很多时候，被稍微宽裕的环境一点点腐化，逐渐成为“天下太平”“消费苦难”群体中的一员。母亲还说，她那时候才12岁，跟着大人往山西逃荒路上，在摩天岭，即今河北武安和山西左权的界山深沟里，看到了饿死在半路上的人，成群的乌鸦和黑老鹰蹲在树皮都被人剥光的树枝上，呱呱叫喊，甚至，还有一大堆的鹰和乌鸦，围着死人一口一口地啄。
尽管如此，除了乍感阴森之外，对于逃荒的具体场景，我还是没概念。脑子里的那些残續的影像也模模糊糊，摇晃不定。道听途说的苦难总是让人怀疑，因为我们不曾亲身领受。对苦难的遗忘乃至各种方式的消解，导致了苦难的无限重复。饥荒这类最为摧残人的肉身和精神的灾难，历史上从没断绝过。我们这代人，尽管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苦难，可是苦难从来就没放过我们。如战争、洪涝、地震，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故，尽管面积小，受难者相对较少，但依旧是人类的苦难。 和二妗子聊了一会儿，出门。那是一座上下院子，中间是一座石头楼房。从前，大舅就住在上面的房子里。每年过年，我们这些外甥子在大年初二必定去舅舅家拜年。大舅看到我们，还是哈哈大笑，脸上尽是喜悦。二舅则冷冰冰地，看到我们就当没看到。我们叫舅舅，他只是嗯一声，再不和我们多说一句话。母亲说，大舅生来脾气就好。二舅作为大队支书的时候，因为脾气暴躁，很多事情都没处理好，大舅就劝他，并且教他怎么做。但二舅的正直却是远近闻名。我在他们村读中学时候，我一说自己名字，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大舅二舅的外甥。从他们的言谈神情当中，我能感觉到，大舅、二舅在乡人心里还是有些分量的。在乡村，这种分量完全来自于人品，诸如处事的公道、为人的正派、对邻里乡亲的友善与帮助等等。
其实，大舅具备了乡贤的特征，但因为其没有相应的权力和财富，使得他的好，影响面小了一些。据大姨、母亲和小姨说，他们婚后，对她们尽心帮衬的，就是大舅。不论是起房盖屋，还是孩子们娶媳妇。我清楚记得，我们家修第一座新房的时候，大梁是大舅从外县买回来的，而且一天没吃一口饭。现在说起来，母亲都泪眼婆娑。我也觉得，大舅的好让我在他身上找到了姥爷的感觉。而现在，大舅住过的房子已经蛛网遍布，锁子都锈得找不到锁孔了。我上了中间的石阶，走到大舅门前。黑木板门紧闭着，上面的对联因为风吹日晒，早就模糊不清了。我从门缝里往里看了看，黑洞洞的，还有一股呛人的灰尘气息扑鼻而来。
从前，大舅就在这房子里，招待我们这些外甥。那时候，大妗子的脾气不好，又不是亲的，对我们这些外甥子多半不喜欢。大舅就极力地讨大妗子欢心。希望她能在我们来到家里时，给个好脸色。那时候，我不知道大舅的心病，只觉得，大妗子的脸色好起来的时候红成朱砂，冷起来就成了一锅冰，很多时候不愿意去大舅家。就在我当兵第三年冬天的一天，大舅却从房上摔到后巷道里，被人发现，已经没气了。时年69岁。大舅的死，对我来说，是人生第一次打击。我在家的时候，母亲一直让我没事去看望大舅，我怕大舅训斥我不争气，又不愿意看大妗子的脸色，每次都借故不去。
从二妗子家出来，再去小姨家。因为小姨和我母亲，乃至去世的大姨关系甚好。聊起天来，小姨告诉我。多年前，她在家里受了委屈，爹娘不在了，就去找大舅。大舅把她解劝一顿，她心里就好受了。大舅不在了，她心里有了疙瘩，没处说，就跑到姥姥姥爷的坟上自己哭一顿。小姨还告诉我，我母亲，我大姨都是这样。大舅没了，娘家也就没了。说起来很奇怪。大舅死之前，二舅因为房子分配问题，和大舅吵架，在院子里跳着脚指着大舅鼻子骂。大舅突然死去后，二舅嗷的一声，哭了个昏天黑地，一个月后，因为脑血栓而瘫痪在床，慢慢地神志不清。
我流下泪来，大姨、我娘和小姨去姥姥姥爷坟上哭，让我心疼，也忽然觉得了人生的沉重。一个人在世上有亲人，哪怕不帮忙，只是容纳和倾听自己的倾诉，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小姨还告诉我，我母亲没事就往二妗子那里跑。去得多了，二妗子和表哥表嫂就觉得厌烦。态度也不好。小姨就去劝我娘说，没事就不要往人家那跑了呗！我娘说，咋能不去，那是咱娘家。俺回去不是看她（指二妗子），是想咱爹娘和哥哥。三天不去，心里就猫抓一样难受。母亲三姐妹的这种做法，其实也在寻根。或者说，她们始终记得自己的来处，也始终以自己的来处为精神依归。我以前觉得，女人是无根的。可现在看来，每个人都能确切地记住自己的生身之地和生身之人，也都对这人和地，保持了原生般的纯粹情感。当父母和爱护自己的哥哥姐姐不在了，人生的空虚，是无以弥补的。
说着，小姨就抹眼泪。我劝了她几句。小姨红着眼睛叹息说，没法，人活到啥时候也是个死！爹娘永远在，那该是啥样的福气！我也叹息一声，对小姨说，去二妗子家时，我见到了玉平姐夫。叫我去家里。小姨说，玉平也是个好孩子，可是也真可怜啊！
所谓玉平姐夫，就是我开头提到的那个人。他是我大姨的女婿。我15岁时候，表姐嫁给了他。后来生了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儿子长到十七岁，学习成绩在学校拔头筹。村里人找他算个什么账目，那孩子一张口就说出结果，一点不差。村人都叫他小秀才。按照辈分，那孩子也叫我舅舅。因为大姨、小姨和我母亲姐妹关系一直很好。每年春节，表姐和玉平姐夫就带着孩子们去我们家拜年。见到我，那小子活泼伶俐，和我玩闹。说起话来口齿伶俐，脑袋一转就是一堆小主意。我也特别喜欢他。可是，2006年秋季，大姨带着表姐和几个孙子孙女去邻县帮四表哥收秋，路上三轮车翻了，表姐和她儿子当场去世，大姨头部严重受伤，其他几个不是断胳膊，就是断腿。如此巨大的悲剧，在南太行方圆百里以内的村庄，百年以来第一桩。我听到消息时，正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服役，那种震惊无以言表，整个人打哆嗦，语无伦次。几乎大喊着对母亲和小姨说，尽力救治大姨，花多少钱我出！
事实上，从我步出南太行的那一天起，我就应当预料到这样的情景：每一次回去，可能就会有一个人不见了。由熟悉的门楣转到了村外的荒野里。可是年少时候，根本不想这些事情。潜意识觉得，人应当是很坚韧的。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被时光机器榨干收割掉的。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从大舅的突然离去开始，我的亲人便先后开始了死亡之旅。
听到大舅的死讯，在沙漠，我哭了。但没有在宿舍，而是趁着冬天的月光，到围墙外的戈壁滩上狼一样吼叫了几声。不一会儿，眼泪和鼻涕，就结成了冰。躺在多人宿舍，我怎么也想不通，上次回家，大舅还好好地，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这里面，肯定蕴藏了某种秘密。而这个秘密的核心，也可以叫作命运，也可以称之为意外。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八、九十岁还健在，为什么一些人正值壮年就没了，还有更甚的，是无端的夭折和事故。就像中年的表姐和她少年的唯一的儿子。
2002年夏天，病了一年多的奶奶也走了。此前十年，爷爷在一个中午猝然离世。爷爷是我们家在我刚成年后离开的第一个。他是有学问的人，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多年后，他還能背诵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文章片段。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那些文字记得那么牢和长久。他只告诉我，家里的古书都被抄走了。后来每家每户都有了这些书。爷爷也是乐于为我讲故事的人。村庄的过去，乃至我们家族的源流，我的了解大都来自爷爷。可惜，他在中年时候患白内障眼睛失明。父亲哭得昏天黑地。我则一滴眼泪都没掉。不是我心里不悲伤，而是觉得，这好像是虚幻的，是梦境。 按照乡俗，人死之后，要停灵三天。我和父亲、母亲跪在爷爷的棺材面前。心里却想着，这个人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多年之后，我去姑姑家。姑姑说，我爷爷去世之前，在他们家住着。那是冬天。爷爷在院子里晒太阳。姑夫突然发现，爷爷的后脖筋不见了。当晚，他们家的狗和邻居的狗疯狂撕咬。姑夫起来看，除了狗叫，什么都没有。爷爷返回我们村后，邻居的狗也如此这般。在乡间，总有很多现象令人无法理解。这种带有原始意味的灵异事件，总是能够使得人想入非非。其实这也是文化，其中融合了人在蒙昧时期乃至对生命现象漫长观察中的体会发现，以及经验的总结提炼。
新的一座坟头立起来了，在古老的坟地。爷爷坟头之后的巨大坟茔肯定是我们村先祖的，可除了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很多人都忘记了。相对于江浙粤闽一带，北方的汉族人本质上血统不够纯正，再加上边疆的战乱和朝廷的移民活动，使得很多人无从保存和记取自己的家族源流。说起来，笼而统之，其说不详。
奶奶走后，我一想，她和爷爷去世隔了整整十年。哦，十年。在这个数字面前，我脑袋一片空洞。好像这十年是一个吓人的怪兽，面目狰狞，令人胆寒。一年多后，我去给他们上坟。每一次，都事先买好两包香烟。插满他们的坟头。爷爷奶奶都是抽烟的。我想他们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嗜好还是无法改变的。袅袅青烟，升上空中，而烟嘴，则逐渐地归于地下。这一情景，让我觉得，人其实就像一根香烟。实体的部分是肉身和俗世的生活，而那些烟，就是灵魂。它们连接着天和地，往生和今世与来生，也连接着逝者与生者，祖先和后人。
冬天，北方的山野尤其空旷，到处都是枯焦。天更高了，地更广阔了。一个村子和一群坟茔在其中，还不如一座土包看得顺眼，富有趣味。每次回乡，我都震惊于某个人的去世。他们的倏然不见，让我觉得好像有刀子在我身上砍了一刀。大姨车祸脑子坏了，以前胖胖的人，几个月后瘦如干柴。直到她死去，仿佛不知道她的女儿，我的表姐和外孙子早就没了。一句都没提表姐娘俩。但大姨会记得我母亲和小姨。她两个妹妹一天不去，她就让表哥去喊我娘和小姨赶紧来，来得慢了，大姨就哭，就骂我娘和小姨不管她。
姐妹在这里体现的情义，超越了母子和母女。我感到奇怪。但也正常。一个人，最终所惦念的人，一定是她最信赖和最爱的。这令人安慰，也令人悲伤。老人们常说，临老了谁知道谁能指望得上？这句话里，充满了对自己临终的忧虑，也对子女表示怀疑。人说养儿防老，其实，很多时候未必。亲戚、姐妹和兄弟，有时候超越这种直系的传承。就在大姨去世前20年，她的第二个儿子，我的二表哥，在某个春天上吊自杀了。大姨哭得大小便失禁，也是我母亲和小姨陪着她度过那段时光。但令人惊异地是，大姨去世前一年，笃信基督教而导致精神分裂的大表哥从山坡上滚下来死了。再后来，大姨夫也在某个夜晚无疾而终。
大姨一家的命运，让我看到了某种极致的残酷性，即，灾难有时候不是分散性的，而是集束性的。表姐和她儿子的去世，致使本来就三代单传的玉平姐夫又没了儿子，回到了家族的传统当中。小姨告诉我，表姐和她儿子去世后，玉平姐夫又花钱买了一个别人家的男孩，用来传承香火。我想起玉平姐夫的样子，那种愁苦，那种人生的无奈与悲凉，全然写在了他五十多岁的脸上。他人本来就瘦小，现在基本上又缩了十几个厘米。走路的样子像是一个老太太，弓腰驼背。我看着他，心里是无边的疼。表姐还在的时候，每年春节到舅舅家拜年，我们都要再去他们家拜年。
自从没有了表姐和她儿子，再加上玉平姐夫与大姨家的三表哥闹得很僵，我和弟弟后来再也没有去过玉平姐夫家。在街上遇到，他和我打招呼，让去他家里，其实是乡间最常见的客套话。可是我每次都会喊他姐夫。看到他，想到惨死的表姐和他们的儿子，只觉得人生的残酷其实随时可见。只不过，我们常常顾及了更多的人，而对具体人的苦难视而不见，或者说是个体和个案。可是对于受难者来说，那些苦难就是他们的全部啊！幸好，玉平姐夫和表姐还有两个女儿，跟着玉平姐夫。这对于中年丧子的玉平姐夫来说，有亲生的两个闺女在身边，也可堪安慰。
大姨去世后第二年，我带着妻儿回去。还和小姨一起，去到了大姨坟前。在高高的山坡上，大姨和大姨夫埋在了一起。前面是他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寒风吹响的山冈，我想哭，可是也哭不出来。其实，大姨就像我姥姥一样，小的时候，我们家距离学校近，可我还是要跑到大姨家去吃住。大姨孩子们多，可一次都没嫌弃过我。每次我们家有事，大姨听到就跑来，陪着我娘。小姨也是。她们三姐妹的情义，让我看到了人间最好的情感，以及人生在某些时候的支持和安慰。
2009年，我父亲去世，凌晨回到家，虽然心里悲伤，可我还是哭不出来。直到下葬的时候，我才放声哭出来。为此，二妗子和小姨劝我说，要放开哭，让别人知道你孝顺。我低头答应，可还是哭不出来。父亲就要被转到坟地里去了，不知怎么了，我哭得鼻涕眼泪乱飞，堵在心里的一团硬疙瘩气球一样炸开。我哭苦命的父亲，受罪的父亲，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的父亲。
埋葬了父亲，一切都空了。尤其是我的身心，觉得自己好像孤立于风口的树，浑身上下都被一种莫名的寒冷所包围。以至于父亲去世将近十年后的现在，每次想起他，眼前就出现了瘦长脸、胡子花白、腰身严重失衡的老人，用那一双犹豫而又像是乞求的眼睛看着我。事实上，父亲还在的时候，我没有怎么爱戴他。尤其是小时候，父亲少言寡语，对什么事情都采取沉默或者躲避的方式来消解。他的老实使得母亲常常发火，骂他，甚至冲上来厮打他。父亲不吭声，打就打，骂就骂。然后不吃饭，就去地里干活。待我娶了媳妇，有了孩子，忽然发现，父亲很聪明，属于大智若愚的那种人。他和谁都不争。我记得，临去世前一个月，父亲说了一番话，让我觉得了这个外表看起来老实的人，其实早已经看透了人心和人性。父亲說，咱家人，就是太要强。本来就势单力薄，明知争不过别人，就不要争。即使争来了，也守不住。不如不争。少说话。让别人去争。他们争了，我们就会清净点。孩子大人就会活得自在点儿。父亲还说，过日子，不是争就能过得好，争来的，好的还好，坏的，迟早会全部丢了，还不如不争的，正经干来的那些牢靠。父亲这些话，颇有《道德经》的意味。其实他只会写阿拉伯数字和自己的名字。 由此看，父亲也懂得，生存和生活是一个智慧活儿，尤其是在依旧充满了原始暴力意识的乡村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得失、多少、强弱、众寡为基本衡量单位，并且以权和财为唯一方向和目标的。如对官的崇拜（其中又夹杂了功利主义的崇学意识）和对富起来那些人的天然性畏惧与敬拜心理。倘若势均力敌，他们会选择更弱的一方，进行各种必要和不必要的压榨和剥夺，借此来充实自己，在乡人面前提高自己的“声望”，并且用这样的方式来震慑其他乡里乡亲。
弱者丧失的不仅仅是生存的利益和尊严，还有他们精神的创痕。在乡间，外人三五日所能看到的，都是表象。因此，在很多时候，我反对美化乡村，并且认为那是极其不道德的。离开南太行故乡最初几年，我总是觉得唯有我们村庄的人相互压榨、强欺弱、多欺少、富欺穷等等，多年之后，我才忽然发现，天底下的人群都是同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唯有对同类施虐、施暴才能获得最高的满足感，也唯有在人群中树立自己“不是软茬”的公众形象，才能使得其他人望而生畏，处处让自己三分。
父亲去世后一年，姑夫也去世了。相对于父亲，姑夫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农民但一辈子不下地。虽家境一般，但在村里很有声望。我也知道，姑夫从内心是看不起我父亲母亲的。两家关系处得不好。我的原则是，大人之间的矛盾，我们做晚辈的一般不搀和进去。但叫我气恼的是，父亲去世后，姑夫只是来我家门口坐了一会儿，和其他人开了几个玩笑就走了。我父亲下葬时，他坐在家里，还要我和弟弟去请他。由此，我觉得姑夫做事有些过分。那种对逝者的不尊重，我父亲还是姑姑的亲哥哥。作为妹夫，悲伤不悲伤无所谓，但人前说话做事，让我觉得他的无趣乃至内心的冷酷。
内心有温度的人，是令人尊敬的。如对他人的帮助、理解和支持，物伤其类，对同类生命的消失的悲切。由此，我再一次确认，人和人的巨大分野就在于，是不是尊重他人生命，心里边是不是有他人的存在。可是，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生性就很冷酷的人，他们看起来在俗世中生活得如鱼得水，处处都是朋友，可是，他们的内心里却储满了冰雪与寒风。然而，按照民间的说法，人去世，生前的一切都将一笔勾销。爱恨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意义。再者，“死者为大”。我觉得这个传统尤其的好。
到2019年，我在外已經28年了。从18岁开始，一个人就开始了不断地出乡与返乡的人生长旅。于我而言，外，虽然有具体的地方，如从前的巴丹吉林沙漠军营和现在的成都市区。两者地貌地形和人文、风俗等等皆不相同。无论是在沙漠，还是在闹市，我感觉都很好。起码，我可以忍受并且逐渐地热爱，并且与它们融为一体，进而喜欢起它们的历史文化和人情风物。排斥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大地上的人群，无论在哪个地域，都是同胞。但相对而言，成都因其历史上多次移民，从而形成了较好的包容特性。而北方人群的领地意识还是比较强，很介意外来者的加入。这一点，大抵是游牧民族侵袭过多与杂交的结果。
对于故乡，具体说是太行山乡村，我命名并一再书写的南太行乡域，我总是不满多于满意。这些年来，一个在外的人，最渴望是看到故乡的逐渐开放，尤其是思想、思维和行事作为上，比如纠正窝里斗、欺弱怕强、媚官媚富的劣根性，因地制宜地做好新农村的建设。这里面，绝不仅仅是年平均收入、楼房遍地、道路硬化这些硬件的改变，重要的是人文，即乡村人的文明素养的提高。
或许有人会说，这需要一个过程。而我却觉得，我们都不做，再长的时间又有什么用呢？作为一个农民子弟，深山出生，尔后又多次迁徙，从西北到西南，其间消耗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现实生活的转变，还有年纪。因此，每次回乡，我都觉得悲伤，那种悲伤犹如整齐的铡刀，一次次把人像草木那样切割。一个，一个，一茬，一茬，永无穷尽，也丝毫不停歇。本来枝蔓绵长、丰茂的亲人之间成为黄土中人。除了坟头，再也不能见到他们，和他们说话了。
对于人类，时间就像切西瓜一样，今日一块，明日一瓣。宛若凌迟。具体到我，从祖父去世开始，家族和亲戚中人就开始凋零了。当我回去，原先柴烟弥散，清水满缸的房屋就成了哑巴，一把大锁子锁住了曾经主人的过往，也断绝了他们重回这个家的道路。凑巧的是，大姨、大姨夫和他们两个儿子的坟茔居然和姑夫的新坟距离很近，就在我们村去往邻县的路边。每次回去，我路过时候，即使炎炎夏日，也觉得凉意森森。脑子里不由映现他们的音容笑貌。想起他们和我的某些细节，均栩栩如生，感到亲切。看到他们的坟，却又感到恐惧、悲伤。因此，对剩下的几位亲戚，我格外看重，无论以前关系好坏，每次回到家，哪怕是仅隔了一个月，也都要再去看望他们。
人之老，其中也包括我。对于一个常年在外乡的人来说，父母就是自己的根，而且无法撼动，永世不变。而更绵长的根，则是祖父祖母以及他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一个人的来处那么遥远，其间多少次开枝散叶，最终才有了我和我们？常在一处生活的人不觉得这些有什么不好，或者有什么意义。对于我这样的，根在何处，就显得特别重要。一个人必须要时刻提醒自己，明确自己的根的方向。照实说，我一方面惊惧于时间对自己的消磨与摧残，另一方面惋惜亲人去得太快。这里面，一个自私的想法是，亲人在得越多，或者说他们活得越是长久，对于我来说，就是精神上的依靠。因为，潜意识里人都觉得，死亡最先拿走的，肯定是年岁最长的人。
对于南太行故乡，我之萦绕不散的情感，犹如森林里穿梭回荡的风声。可是，更令我感到忧虑的，却是关于故乡的另一些。前些年，就在两位舅舅和玉平姐夫的村子，一个光棍半夜嚎叫。听声音，是有人在打他。可是，因为他单身一人，虽然有人听到了，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直到次日凌晨，他被发现已经死在了自家的门槛上。远房后代出于家族情谊，出面将之收殓后，直接埋葬。还有一件事，傍晚时分，邻村一户人家的媳妇和18岁的女儿在家里吃饭，因为省电，而没开灯。一人突然闯入，抡起？头，将母女二人砸得脑浆都流出来了，成了植物人。抓了几个嫌疑人，但后来都又放了回来。至今仍是无头案。
这种无来由的伤害，暴力、血腥，且没有任何的惩罚，甚至连谁做的都不知道。所有的都是私下的猜测。这些事件的恶劣程度，已经超出了亿万人可以接受的范畴。如果是熟人之间的伤害和杀害，那更可怕。如果是陌生者施暴，他们又逃往哪里？他们的良知能够安宁吗？直到现在，每次回家，我都会听到一些奇怪的事件，如小孩的失踪、某个人不明就里的死亡、婚姻两家仇怨的杀戮和暗中算计、因为财产的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车祸之后的各种纠葛……每一个人群都是不平静的。就像我对故乡南太行的情感，那种愁怨与渴望，就像雾水一样，时时弥散、蒸腾，让我的内心和灵魂不得安宁。再者，我们这样的农村子弟，结婚一般都是在外地，外地的妻子，孩子也在外地出生和长大……等他们长大了之后，还会不会认同他父亲的根？会不会像他们父亲母亲这样，一次次地往返于自己的故乡呢？如果没有，这种断裂，可能是最大的悲剧吧。迁徙之后的人，或许，从一开始，他们的根，就被悬空了。
最深的乡愁莫过于此。即使在乡村，进城已经成为时尚，或说男方娶媳妇时，在城里有房，已经成为女方的硬性条件之一。即使没有能力进城的人，也不得不省吃俭用在城里买房。现在的村庄，余下的，都是老迈的父母辈儿的人了。到处都是荒草，以前热闹的院落，已经被灰尘和寂静攻陷。村庄和坟茔遥遥相望，在各自的地方，从形式上开始接近，也从精神上趋于一致。正如里尔克命名为《孤寂》的诗歌：“孤寂好似一场雨。/它迎着黄昏，从海上升起；/它从遥远偏僻的旷野飘来，/飘向它长久栖息的天空，/从天空才降临到城里。//孤寂的雨下个不停，/在深巷里昏暗的黎明，/当一无所获的身躯分离开来，/失望悲哀，各奔东西；/当彼此仇恨的人们/不得不睡在一起：这时孤寂如同江河，铺盖大地……”（杨武能译）。
责任编辑：姚娟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大家》《北京文学》《山花》《诗刊》等刊。曾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项奖项。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散文《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长篇小说《匈奴帝国》，散文集《沙漠之书》等。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现任职于四川省作协四川文学杂志社。
他坐在阴凉里，一棵大槐树投下的阴影，吸引了一堆人。我走过去，他说，献平回来了，去家里吧！我急忙上前，叫了他一声姐夫。说去看看妗子。一会儿有空去。这其实是典型的客套话。他也知道我现在不会去他们家了。我掏出香烟，给他点了一根，他抽了一口，抬起尖长而皱纹满满的脸，问我说，现在在哪儿上班？几个孩子了？我说，还在成都，还只有一个儿子。他说，能生再生一个吧！听了他这话，我尴尬地笑了一下，冲他点了点头，然后向他告别，转过身，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就跑出来了。
这村子是母亲娘家所在。可我一出生，就没见过姥姥姥爷。见得最多的是大舅大妗子二舅二妗子。再后来，我越长越大，大舅去世了，接着，大妗子也没了，再后来是二舅故去。现在剩下的，仅只二妗子和表哥表嫂及孙辈们。在亲戚不断去世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到了时间的残酷，生命的不堪一击和大地容纳的仁慈。这是人的宿命，也是万物之终极所在。因此，每次回南太行老家，我都要去看望上了年纪的亲戚。他们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
从我们村到母亲娘家，也只有五里地。我们的村子小，大都以姓氏为单位，三五十户地分散在各个山坳里。母亲娘家的村子处在群山之开阔处，因为聚居的人多，各种条件相对便利。说起我们的时候，一律不叫我们村的名字，统称山里头的。语气里面多的是鄙夷和不屑。这里的人家，一般轻易不会把闺女嫁给我们山里。多年后的现在，我也人到中年了，每次回家，便悄然发现，以前是我们村的闺女们往人家大村里跑，现在则也有大村的闺女们钻到我们山圪崂里来了。
2018年，我母亲也七十岁了，自从前几年张罗了一次生日之后，按照乡俗，既然过了一次，就得年年过，否则会对老人不好。这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中也包含了乡人的俗世经验。作为农村子弟，无论走到哪里，思想再解放，也不会忽视乡间的民俗和某种带有谶语性质的告诫。母亲的生日在夏天，我从成都返回。给她过了生日，又去母亲娘家看望二妗子。尽管只剩下妗子，又没有血缘关系，但她毕竟是舅舅的媳妇。从某种意义上讲，妗子就是舅舅。妗子的村子位于整个大村之北，一面崎岖不平的山地上，横七竖八的石头房子堆在上面，都已经陈旧不堪。村边临河的砂石地上，高高的一道拦河坝里面，散落着一绺崭新的新式楼房。
就在这个村子，某年冬天，雪下得都快掩住窗户了，一户人家门前披红挂绿，一看就知道要娶亲了。次日，两个闺女从不同家门，一同走进了这户人家。娶亲的人，就是大舅和二舅。亲兄弟两个同一天娶亲，这是不合规矩的。但姥姥姥爷因为穷，使得不合规矩的事也顺理成章。可没想到，新婚凌晨，大舅二舅同时娶的媳妇却双双去世了。多年后，听到这个消息，我震惊莫名。母亲只是解释说，可能是乱了规矩，出事了！这其中，也有一些诡异玄怪的意味。几年后，大舅与邻村一个寡妇结婚，二舅仍旧找了一个黄花闺女。人生的某些现象和际遇，很多时候充满玄异。而每个人起初的家庭基础，则从某种程度上成为左右其一生命运的杠杆。
二妗子依旧住在她和二舅结婚时候的房子里。见我来，很热情。招呼我去家里。又张罗着给我做饭。我婉拒了。我放下东西，站在屋地上，掏出一根香烟点着，就要落座，却发现，正墙上的玻璃镜框周边的缝隙里插满了照片。其中二舅的最多。年轻时候，二舅绝对是一个美男子，眼神周正，神情欣然，还一脸的骄傲和威严。至六十多岁，则显得老迈沧桑。二舅照片的一边，还有一张大舅的照片。都是黑白的。相比二舅，大舅的神情则显得悲苦一些，一个方脸男人，有几道抬头纹，大大的眼睛里装满忧虑，满脸都挂着某种人生的不痛快。我叹息一声，脑海里迅速涌现两位舅舅在世时的模样。
他哈哈笑着，老远就快步上来抱起我，用硬胡子扎我的脸，亲我。我叫舅舅。他也哈哈笑着答应。我依稀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山间，两道山岭之间，是层层叠叠的田地。近坡的地边，有很多的大柿子树，叶子大而青翠。我刚走到一块地边，一个头包白毛巾的男人，放下？头，咧着嘴，哈哈笑着快步走过来，再次抱起我。
我一直以为那个人是我姥爷，心里也把他当成了姥爷。有一次和母亲说起，母亲却告诉我那是大舅。她还说，那时候你姥姥姥爷死了。其中，你姥姥去山西逃荒时，到左权大南庄村时候，不小心被蛇咬了，全身黑肿，差点要了命。在山西待了几年，刚搬回来，你姥姥就没了。第二年，你姥爷也没了。
母亲这种概括性的告知，总使得我有一种晕眩感。即，一个人的脑袋在光阴之中尽力捕捉某些不确定影像的仓促和无力。对于生于1970年代以后的人来说，饥荒和逃荒乃至长辈们所说的苦难岁月和具体情境，完全是陌生的。这种无意的漠视，其实是对祖辈和父辈之苦难的不尊重，也使得我们在很多时候，被稍微宽裕的环境一点点腐化，逐渐成为“天下太平”“消费苦难”群体中的一员。母亲还说，她那时候才12岁，跟着大人往山西逃荒路上，在摩天岭，即今河北武安和山西左权的界山深沟里，看到了饿死在半路上的人，成群的乌鸦和黑老鹰蹲在树皮都被人剥光的树枝上，呱呱叫喊，甚至，还有一大堆的鹰和乌鸦，围着死人一口一口地啄。
尽管如此，除了乍感阴森之外，对于逃荒的具体场景，我还是没概念。脑子里的那些残續的影像也模模糊糊，摇晃不定。道听途说的苦难总是让人怀疑，因为我们不曾亲身领受。对苦难的遗忘乃至各种方式的消解，导致了苦难的无限重复。饥荒这类最为摧残人的肉身和精神的灾难，历史上从没断绝过。我们这代人，尽管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苦难，可是苦难从来就没放过我们。如战争、洪涝、地震，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故，尽管面积小，受难者相对较少，但依旧是人类的苦难。 和二妗子聊了一会儿，出门。那是一座上下院子，中间是一座石头楼房。从前，大舅就住在上面的房子里。每年过年，我们这些外甥子在大年初二必定去舅舅家拜年。大舅看到我们，还是哈哈大笑，脸上尽是喜悦。二舅则冷冰冰地，看到我们就当没看到。我们叫舅舅，他只是嗯一声，再不和我们多说一句话。母亲说，大舅生来脾气就好。二舅作为大队支书的时候，因为脾气暴躁，很多事情都没处理好，大舅就劝他，并且教他怎么做。但二舅的正直却是远近闻名。我在他们村读中学时候，我一说自己名字，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大舅二舅的外甥。从他们的言谈神情当中，我能感觉到，大舅、二舅在乡人心里还是有些分量的。在乡村，这种分量完全来自于人品，诸如处事的公道、为人的正派、对邻里乡亲的友善与帮助等等。
其实，大舅具备了乡贤的特征，但因为其没有相应的权力和财富，使得他的好，影响面小了一些。据大姨、母亲和小姨说，他们婚后，对她们尽心帮衬的，就是大舅。不论是起房盖屋，还是孩子们娶媳妇。我清楚记得，我们家修第一座新房的时候，大梁是大舅从外县买回来的，而且一天没吃一口饭。现在说起来，母亲都泪眼婆娑。我也觉得，大舅的好让我在他身上找到了姥爷的感觉。而现在，大舅住过的房子已经蛛网遍布，锁子都锈得找不到锁孔了。我上了中间的石阶，走到大舅门前。黑木板门紧闭着，上面的对联因为风吹日晒，早就模糊不清了。我从门缝里往里看了看，黑洞洞的，还有一股呛人的灰尘气息扑鼻而来。
从前，大舅就在这房子里，招待我们这些外甥。那时候，大妗子的脾气不好，又不是亲的，对我们这些外甥子多半不喜欢。大舅就极力地讨大妗子欢心。希望她能在我们来到家里时，给个好脸色。那时候，我不知道大舅的心病，只觉得，大妗子的脸色好起来的时候红成朱砂，冷起来就成了一锅冰，很多时候不愿意去大舅家。就在我当兵第三年冬天的一天，大舅却从房上摔到后巷道里，被人发现，已经没气了。时年69岁。大舅的死，对我来说，是人生第一次打击。我在家的时候，母亲一直让我没事去看望大舅，我怕大舅训斥我不争气，又不愿意看大妗子的脸色，每次都借故不去。
从二妗子家出来，再去小姨家。因为小姨和我母亲，乃至去世的大姨关系甚好。聊起天来，小姨告诉我。多年前，她在家里受了委屈，爹娘不在了，就去找大舅。大舅把她解劝一顿，她心里就好受了。大舅不在了，她心里有了疙瘩，没处说，就跑到姥姥姥爷的坟上自己哭一顿。小姨还告诉我，我母亲，我大姨都是这样。大舅没了，娘家也就没了。说起来很奇怪。大舅死之前，二舅因为房子分配问题，和大舅吵架，在院子里跳着脚指着大舅鼻子骂。大舅突然死去后，二舅嗷的一声，哭了个昏天黑地，一个月后，因为脑血栓而瘫痪在床，慢慢地神志不清。
我流下泪来，大姨、我娘和小姨去姥姥姥爷坟上哭，让我心疼，也忽然觉得了人生的沉重。一个人在世上有亲人，哪怕不帮忙，只是容纳和倾听自己的倾诉，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小姨还告诉我，我母亲没事就往二妗子那里跑。去得多了，二妗子和表哥表嫂就觉得厌烦。态度也不好。小姨就去劝我娘说，没事就不要往人家那跑了呗！我娘说，咋能不去，那是咱娘家。俺回去不是看她（指二妗子），是想咱爹娘和哥哥。三天不去，心里就猫抓一样难受。母亲三姐妹的这种做法，其实也在寻根。或者说，她们始终记得自己的来处，也始终以自己的来处为精神依归。我以前觉得，女人是无根的。可现在看来，每个人都能确切地记住自己的生身之地和生身之人，也都对这人和地，保持了原生般的纯粹情感。当父母和爱护自己的哥哥姐姐不在了，人生的空虚，是无以弥补的。
说着，小姨就抹眼泪。我劝了她几句。小姨红着眼睛叹息说，没法，人活到啥时候也是个死！爹娘永远在，那该是啥样的福气！我也叹息一声，对小姨说，去二妗子家时，我见到了玉平姐夫。叫我去家里。小姨说，玉平也是个好孩子，可是也真可怜啊！
所谓玉平姐夫，就是我开头提到的那个人。他是我大姨的女婿。我15岁时候，表姐嫁给了他。后来生了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儿子长到十七岁，学习成绩在学校拔头筹。村里人找他算个什么账目，那孩子一张口就说出结果，一点不差。村人都叫他小秀才。按照辈分，那孩子也叫我舅舅。因为大姨、小姨和我母亲姐妹关系一直很好。每年春节，表姐和玉平姐夫就带着孩子们去我们家拜年。见到我，那小子活泼伶俐，和我玩闹。说起话来口齿伶俐，脑袋一转就是一堆小主意。我也特别喜欢他。可是，2006年秋季，大姨带着表姐和几个孙子孙女去邻县帮四表哥收秋，路上三轮车翻了，表姐和她儿子当场去世，大姨头部严重受伤，其他几个不是断胳膊，就是断腿。如此巨大的悲剧，在南太行方圆百里以内的村庄，百年以来第一桩。我听到消息时，正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服役，那种震惊无以言表，整个人打哆嗦，语无伦次。几乎大喊着对母亲和小姨说，尽力救治大姨，花多少钱我出！
事实上，从我步出南太行的那一天起，我就应当预料到这样的情景：每一次回去，可能就会有一个人不见了。由熟悉的门楣转到了村外的荒野里。可是年少时候，根本不想这些事情。潜意识觉得，人应当是很坚韧的。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被时光机器榨干收割掉的。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从大舅的突然离去开始，我的亲人便先后开始了死亡之旅。
听到大舅的死讯，在沙漠，我哭了。但没有在宿舍，而是趁着冬天的月光，到围墙外的戈壁滩上狼一样吼叫了几声。不一会儿，眼泪和鼻涕，就结成了冰。躺在多人宿舍，我怎么也想不通，上次回家，大舅还好好地，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这里面，肯定蕴藏了某种秘密。而这个秘密的核心，也可以叫作命运，也可以称之为意外。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八、九十岁还健在，为什么一些人正值壮年就没了，还有更甚的，是无端的夭折和事故。就像中年的表姐和她少年的唯一的儿子。
2002年夏天，病了一年多的奶奶也走了。此前十年，爷爷在一个中午猝然离世。爷爷是我们家在我刚成年后离开的第一个。他是有学问的人，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多年后，他還能背诵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文章片段。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那些文字记得那么牢和长久。他只告诉我，家里的古书都被抄走了。后来每家每户都有了这些书。爷爷也是乐于为我讲故事的人。村庄的过去，乃至我们家族的源流，我的了解大都来自爷爷。可惜，他在中年时候患白内障眼睛失明。父亲哭得昏天黑地。我则一滴眼泪都没掉。不是我心里不悲伤，而是觉得，这好像是虚幻的，是梦境。 按照乡俗，人死之后，要停灵三天。我和父亲、母亲跪在爷爷的棺材面前。心里却想着，这个人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多年之后，我去姑姑家。姑姑说，我爷爷去世之前，在他们家住着。那是冬天。爷爷在院子里晒太阳。姑夫突然发现，爷爷的后脖筋不见了。当晚，他们家的狗和邻居的狗疯狂撕咬。姑夫起来看，除了狗叫，什么都没有。爷爷返回我们村后，邻居的狗也如此这般。在乡间，总有很多现象令人无法理解。这种带有原始意味的灵异事件，总是能够使得人想入非非。其实这也是文化，其中融合了人在蒙昧时期乃至对生命现象漫长观察中的体会发现，以及经验的总结提炼。
新的一座坟头立起来了，在古老的坟地。爷爷坟头之后的巨大坟茔肯定是我们村先祖的，可除了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很多人都忘记了。相对于江浙粤闽一带，北方的汉族人本质上血统不够纯正，再加上边疆的战乱和朝廷的移民活动，使得很多人无从保存和记取自己的家族源流。说起来，笼而统之，其说不详。
奶奶走后，我一想，她和爷爷去世隔了整整十年。哦，十年。在这个数字面前，我脑袋一片空洞。好像这十年是一个吓人的怪兽，面目狰狞，令人胆寒。一年多后，我去给他们上坟。每一次，都事先买好两包香烟。插满他们的坟头。爷爷奶奶都是抽烟的。我想他们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嗜好还是无法改变的。袅袅青烟，升上空中，而烟嘴，则逐渐地归于地下。这一情景，让我觉得，人其实就像一根香烟。实体的部分是肉身和俗世的生活，而那些烟，就是灵魂。它们连接着天和地，往生和今世与来生，也连接着逝者与生者，祖先和后人。
冬天，北方的山野尤其空旷，到处都是枯焦。天更高了，地更广阔了。一个村子和一群坟茔在其中，还不如一座土包看得顺眼，富有趣味。每次回乡，我都震惊于某个人的去世。他们的倏然不见，让我觉得好像有刀子在我身上砍了一刀。大姨车祸脑子坏了，以前胖胖的人，几个月后瘦如干柴。直到她死去，仿佛不知道她的女儿，我的表姐和外孙子早就没了。一句都没提表姐娘俩。但大姨会记得我母亲和小姨。她两个妹妹一天不去，她就让表哥去喊我娘和小姨赶紧来，来得慢了，大姨就哭，就骂我娘和小姨不管她。
姐妹在这里体现的情义，超越了母子和母女。我感到奇怪。但也正常。一个人，最终所惦念的人，一定是她最信赖和最爱的。这令人安慰，也令人悲伤。老人们常说，临老了谁知道谁能指望得上？这句话里，充满了对自己临终的忧虑，也对子女表示怀疑。人说养儿防老，其实，很多时候未必。亲戚、姐妹和兄弟，有时候超越这种直系的传承。就在大姨去世前20年，她的第二个儿子，我的二表哥，在某个春天上吊自杀了。大姨哭得大小便失禁，也是我母亲和小姨陪着她度过那段时光。但令人惊异地是，大姨去世前一年，笃信基督教而导致精神分裂的大表哥从山坡上滚下来死了。再后来，大姨夫也在某个夜晚无疾而终。
大姨一家的命运，让我看到了某种极致的残酷性，即，灾难有时候不是分散性的，而是集束性的。表姐和她儿子的去世，致使本来就三代单传的玉平姐夫又没了儿子，回到了家族的传统当中。小姨告诉我，表姐和她儿子去世后，玉平姐夫又花钱买了一个别人家的男孩，用来传承香火。我想起玉平姐夫的样子，那种愁苦，那种人生的无奈与悲凉，全然写在了他五十多岁的脸上。他人本来就瘦小，现在基本上又缩了十几个厘米。走路的样子像是一个老太太，弓腰驼背。我看着他，心里是无边的疼。表姐还在的时候，每年春节到舅舅家拜年，我们都要再去他们家拜年。
自从没有了表姐和她儿子，再加上玉平姐夫与大姨家的三表哥闹得很僵，我和弟弟后来再也没有去过玉平姐夫家。在街上遇到，他和我打招呼，让去他家里，其实是乡间最常见的客套话。可是我每次都会喊他姐夫。看到他，想到惨死的表姐和他们的儿子，只觉得人生的残酷其实随时可见。只不过，我们常常顾及了更多的人，而对具体人的苦难视而不见，或者说是个体和个案。可是对于受难者来说，那些苦难就是他们的全部啊！幸好，玉平姐夫和表姐还有两个女儿，跟着玉平姐夫。这对于中年丧子的玉平姐夫来说，有亲生的两个闺女在身边，也可堪安慰。
大姨去世后第二年，我带着妻儿回去。还和小姨一起，去到了大姨坟前。在高高的山坡上，大姨和大姨夫埋在了一起。前面是他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寒风吹响的山冈，我想哭，可是也哭不出来。其实，大姨就像我姥姥一样，小的时候，我们家距离学校近，可我还是要跑到大姨家去吃住。大姨孩子们多，可一次都没嫌弃过我。每次我们家有事，大姨听到就跑来，陪着我娘。小姨也是。她们三姐妹的情义，让我看到了人间最好的情感，以及人生在某些时候的支持和安慰。
2009年，我父亲去世，凌晨回到家，虽然心里悲伤，可我还是哭不出来。直到下葬的时候，我才放声哭出来。为此，二妗子和小姨劝我说，要放开哭，让别人知道你孝顺。我低头答应，可还是哭不出来。父亲就要被转到坟地里去了，不知怎么了，我哭得鼻涕眼泪乱飞，堵在心里的一团硬疙瘩气球一样炸开。我哭苦命的父亲，受罪的父亲，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的父亲。
埋葬了父亲，一切都空了。尤其是我的身心，觉得自己好像孤立于风口的树，浑身上下都被一种莫名的寒冷所包围。以至于父亲去世将近十年后的现在，每次想起他，眼前就出现了瘦长脸、胡子花白、腰身严重失衡的老人，用那一双犹豫而又像是乞求的眼睛看着我。事实上，父亲还在的时候，我没有怎么爱戴他。尤其是小时候，父亲少言寡语，对什么事情都采取沉默或者躲避的方式来消解。他的老实使得母亲常常发火，骂他，甚至冲上来厮打他。父亲不吭声，打就打，骂就骂。然后不吃饭，就去地里干活。待我娶了媳妇，有了孩子，忽然发现，父亲很聪明，属于大智若愚的那种人。他和谁都不争。我记得，临去世前一个月，父亲说了一番话，让我觉得了这个外表看起来老实的人，其实早已经看透了人心和人性。父亲說，咱家人，就是太要强。本来就势单力薄，明知争不过别人，就不要争。即使争来了，也守不住。不如不争。少说话。让别人去争。他们争了，我们就会清净点。孩子大人就会活得自在点儿。父亲还说，过日子，不是争就能过得好，争来的，好的还好，坏的，迟早会全部丢了，还不如不争的，正经干来的那些牢靠。父亲这些话，颇有《道德经》的意味。其实他只会写阿拉伯数字和自己的名字。 由此看，父亲也懂得，生存和生活是一个智慧活儿，尤其是在依旧充满了原始暴力意识的乡村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得失、多少、强弱、众寡为基本衡量单位，并且以权和财为唯一方向和目标的。如对官的崇拜（其中又夹杂了功利主义的崇学意识）和对富起来那些人的天然性畏惧与敬拜心理。倘若势均力敌，他们会选择更弱的一方，进行各种必要和不必要的压榨和剥夺，借此来充实自己，在乡人面前提高自己的“声望”，并且用这样的方式来震慑其他乡里乡亲。
弱者丧失的不仅仅是生存的利益和尊严，还有他们精神的创痕。在乡间，外人三五日所能看到的，都是表象。因此，在很多时候，我反对美化乡村，并且认为那是极其不道德的。离开南太行故乡最初几年，我总是觉得唯有我们村庄的人相互压榨、强欺弱、多欺少、富欺穷等等，多年之后，我才忽然发现，天底下的人群都是同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唯有对同类施虐、施暴才能获得最高的满足感，也唯有在人群中树立自己“不是软茬”的公众形象，才能使得其他人望而生畏，处处让自己三分。
父亲去世后一年，姑夫也去世了。相对于父亲，姑夫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农民但一辈子不下地。虽家境一般，但在村里很有声望。我也知道，姑夫从内心是看不起我父亲母亲的。两家关系处得不好。我的原则是，大人之间的矛盾，我们做晚辈的一般不搀和进去。但叫我气恼的是，父亲去世后，姑夫只是来我家门口坐了一会儿，和其他人开了几个玩笑就走了。我父亲下葬时，他坐在家里，还要我和弟弟去请他。由此，我觉得姑夫做事有些过分。那种对逝者的不尊重，我父亲还是姑姑的亲哥哥。作为妹夫，悲伤不悲伤无所谓，但人前说话做事，让我觉得他的无趣乃至内心的冷酷。
内心有温度的人，是令人尊敬的。如对他人的帮助、理解和支持，物伤其类，对同类生命的消失的悲切。由此，我再一次确认，人和人的巨大分野就在于，是不是尊重他人生命，心里边是不是有他人的存在。可是，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生性就很冷酷的人，他们看起来在俗世中生活得如鱼得水，处处都是朋友，可是，他们的内心里却储满了冰雪与寒风。然而，按照民间的说法，人去世，生前的一切都将一笔勾销。爱恨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意义。再者，“死者为大”。我觉得这个传统尤其的好。
到2019年，我在外已經28年了。从18岁开始，一个人就开始了不断地出乡与返乡的人生长旅。于我而言，外，虽然有具体的地方，如从前的巴丹吉林沙漠军营和现在的成都市区。两者地貌地形和人文、风俗等等皆不相同。无论是在沙漠，还是在闹市，我感觉都很好。起码，我可以忍受并且逐渐地热爱，并且与它们融为一体，进而喜欢起它们的历史文化和人情风物。排斥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大地上的人群，无论在哪个地域，都是同胞。但相对而言，成都因其历史上多次移民，从而形成了较好的包容特性。而北方人群的领地意识还是比较强，很介意外来者的加入。这一点，大抵是游牧民族侵袭过多与杂交的结果。
对于故乡，具体说是太行山乡村，我命名并一再书写的南太行乡域，我总是不满多于满意。这些年来，一个在外的人，最渴望是看到故乡的逐渐开放，尤其是思想、思维和行事作为上，比如纠正窝里斗、欺弱怕强、媚官媚富的劣根性，因地制宜地做好新农村的建设。这里面，绝不仅仅是年平均收入、楼房遍地、道路硬化这些硬件的改变，重要的是人文，即乡村人的文明素养的提高。
或许有人会说，这需要一个过程。而我却觉得，我们都不做，再长的时间又有什么用呢？作为一个农民子弟，深山出生，尔后又多次迁徙，从西北到西南，其间消耗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现实生活的转变，还有年纪。因此，每次回乡，我都觉得悲伤，那种悲伤犹如整齐的铡刀，一次次把人像草木那样切割。一个，一个，一茬，一茬，永无穷尽，也丝毫不停歇。本来枝蔓绵长、丰茂的亲人之间成为黄土中人。除了坟头，再也不能见到他们，和他们说话了。
对于人类，时间就像切西瓜一样，今日一块，明日一瓣。宛若凌迟。具体到我，从祖父去世开始，家族和亲戚中人就开始凋零了。当我回去，原先柴烟弥散，清水满缸的房屋就成了哑巴，一把大锁子锁住了曾经主人的过往，也断绝了他们重回这个家的道路。凑巧的是，大姨、大姨夫和他们两个儿子的坟茔居然和姑夫的新坟距离很近，就在我们村去往邻县的路边。每次回去，我路过时候，即使炎炎夏日，也觉得凉意森森。脑子里不由映现他们的音容笑貌。想起他们和我的某些细节，均栩栩如生，感到亲切。看到他们的坟，却又感到恐惧、悲伤。因此，对剩下的几位亲戚，我格外看重，无论以前关系好坏，每次回到家，哪怕是仅隔了一个月，也都要再去看望他们。
人之老，其中也包括我。对于一个常年在外乡的人来说，父母就是自己的根，而且无法撼动，永世不变。而更绵长的根，则是祖父祖母以及他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一个人的来处那么遥远，其间多少次开枝散叶，最终才有了我和我们？常在一处生活的人不觉得这些有什么不好，或者有什么意义。对于我这样的，根在何处，就显得特别重要。一个人必须要时刻提醒自己，明确自己的根的方向。照实说，我一方面惊惧于时间对自己的消磨与摧残，另一方面惋惜亲人去得太快。这里面，一个自私的想法是，亲人在得越多，或者说他们活得越是长久，对于我来说，就是精神上的依靠。因为，潜意识里人都觉得，死亡最先拿走的，肯定是年岁最长的人。
对于南太行故乡，我之萦绕不散的情感，犹如森林里穿梭回荡的风声。可是，更令我感到忧虑的，却是关于故乡的另一些。前些年，就在两位舅舅和玉平姐夫的村子，一个光棍半夜嚎叫。听声音，是有人在打他。可是，因为他单身一人，虽然有人听到了，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直到次日凌晨，他被发现已经死在了自家的门槛上。远房后代出于家族情谊，出面将之收殓后，直接埋葬。还有一件事，傍晚时分，邻村一户人家的媳妇和18岁的女儿在家里吃饭，因为省电，而没开灯。一人突然闯入，抡起？头，将母女二人砸得脑浆都流出来了，成了植物人。抓了几个嫌疑人，但后来都又放了回来。至今仍是无头案。
这种无来由的伤害，暴力、血腥，且没有任何的惩罚，甚至连谁做的都不知道。所有的都是私下的猜测。这些事件的恶劣程度，已经超出了亿万人可以接受的范畴。如果是熟人之间的伤害和杀害，那更可怕。如果是陌生者施暴，他们又逃往哪里？他们的良知能够安宁吗？直到现在，每次回家，我都会听到一些奇怪的事件，如小孩的失踪、某个人不明就里的死亡、婚姻两家仇怨的杀戮和暗中算计、因为财产的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车祸之后的各种纠葛……每一个人群都是不平静的。就像我对故乡南太行的情感，那种愁怨与渴望，就像雾水一样，时时弥散、蒸腾，让我的内心和灵魂不得安宁。再者，我们这样的农村子弟，结婚一般都是在外地，外地的妻子，孩子也在外地出生和长大……等他们长大了之后，还会不会认同他父亲的根？会不会像他们父亲母亲这样，一次次地往返于自己的故乡呢？如果没有，这种断裂，可能是最大的悲剧吧。迁徙之后的人，或许，从一开始，他们的根，就被悬空了。
最深的乡愁莫过于此。即使在乡村，进城已经成为时尚，或说男方娶媳妇时，在城里有房，已经成为女方的硬性条件之一。即使没有能力进城的人，也不得不省吃俭用在城里买房。现在的村庄，余下的，都是老迈的父母辈儿的人了。到处都是荒草，以前热闹的院落，已经被灰尘和寂静攻陷。村庄和坟茔遥遥相望，在各自的地方，从形式上开始接近，也从精神上趋于一致。正如里尔克命名为《孤寂》的诗歌：“孤寂好似一场雨。/它迎着黄昏，从海上升起；/它从遥远偏僻的旷野飘来，/飘向它长久栖息的天空，/从天空才降临到城里。//孤寂的雨下个不停，/在深巷里昏暗的黎明，/当一无所获的身躯分离开来，/失望悲哀，各奔东西；/当彼此仇恨的人们/不得不睡在一起：这时孤寂如同江河，铺盖大地……”（杨武能译）。
责任编辑：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