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教育的电影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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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家国情怀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诸多主旋律电影中被反复表达,成为大国崛起背景中的重要底色。本文主要以2019年国庆档期上映的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为例,探討了家国情怀在电影中所内含的当代教育价值和功能显现。
  【关键词】 家国情怀;电影教育;《我和我的祖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8-0059-02
  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内在源动力,是民族团结的核心凝聚力,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华民族能够在千锤百炼中取得今天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了中国文化中处处渗透或隐含的这种家国情怀的历史血脉。电影作为影像时代的媒介典型,特别是一些典型的主旋律影片,在讲述精彩中国故事的同时,为人类建构了丰富而立体的家国情怀记忆。可以说,电影提供的具象视听感知经验在媒介本体意义上建立了其与教育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在与电影故事和电影人物的认同中吸取积极价值,于无意识下建立关联,从情感深处实现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而献礼影片更是有着相对明确的价值观,并且“影片传播的意识、理念刺激了观众的心理认知,加深观众对民族历史和现实境遇的印象与记忆,以进一步强化对国家的认同”,如此观众便可以清晰地接收到影片传递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与深厚的民族国家精神。
  一、《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小我”设置与家国情怀
  2019年国庆档期上映的《我的我的祖国》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影片,由陈凯歌担任总导演,集结了管虎、张一白、徐峥、薛晓路、宁浩、文牧野这六位在业界驰声走誉的年轻导演们共同完成了影片创作。在“我和我的祖国”这一核心议题的总体构思下,他们分别执导了题为《前夜》(管虎)《相遇》 (张一白)《夺冠》(徐峥)《回归》(薛晓路)《北京你好》(宁浩)《白昼流星》(陈凯歌)与《护航》(文牧野)这七部短片。为了突出“吾国吾民”的主题,影片片名从刚开始的《我的祖国》,经过多轮商讨改为了《我和我的祖国》。总制片人黄建新解释道:“因为这是观众自我的确认,观众一念‘我’,他们潜意识里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代入感和亲近感。”于是,“我”与“祖国”之间的紧密相连成了七个故事建构的核心指南。每个小故事在线性时间上选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70年过程中所经历的光辉时刻作为发生的背景,包括1949年开国大典、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成功、1984年女排三年冠、1997年香港回归、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6年神州11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和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每个故事独立成行,独立讲述,共同点则是片中主角毫无例外的都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小人物”形象。
  影片开头,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银幕之上,配上王菲对经典红色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独特而个性的演绎,极具时代特征的表达方式通过电影语言的强调于第一秒就深入人心。五星红旗作为国之象征,乃是“国家血脉的定义与内涵所在,是全体人民意志凝聚的国家的代表和标志。”《前夜》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开国大典的前夜,时任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的林治远,作为开国大典旗杆自动升降装置的设计者,为了排除升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隐患,在升旗仪式的前夜与同事一起历经曲折完善了升旗装置。影片中的林治远工作认真负责,采用笨拙有效的方式反复测试升旗装置,当他发现升旗装置上端的阻断球可能存在问题时,便想尽办法排除万难重新制作了一个阻断球,并最终克服多年的“恐高症”爬山旗杆重新焊接了阻断球装置。林治远用忠诚之心实践了一个普通工程师对于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到了《回归》,国旗再次成为故事的“主角”。可以说,国旗不仅是一个故事元素,更代表了国家的精神象征和政治权威。强大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愿望,需要一种仪式化的方式来呈现,只为了让“祖国”能够在每一位国人心中冉冉升起。为了能够实现1997年7月1号0时0点0秒准时在香港土地上升起中国国旗,一位生活在香港的普通修表师傅用自己娴熟的钟表技艺实践着自己对回归祖国的深情厚谊与热切期盼。在祖国统一大业的宏大历史语境之下,一秒钟的时间不仅仅只是一次“滴答之声”,更是我们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尊严树立与威严释放。借助五星国旗的意象,电影带领观众进入了多元时空维度,用影像本体的特性升华了这壮美时刻。“红色电影的魂在于它的图腾价值,它创造的那一份历史的仪式感是影片须臾不容缺失的背景色”,电影教育的力量正是发生在观众对于艺术形象的认知与肯定之中。
  张一白执导的《相遇》选取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工程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高远作为一名普通研发人员,他不仅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同时在艰苦卓绝的危难时刻果断舍弃了自己的健康,最终促成原子弹爆发这一伟大工程的圆满实践。《夺冠》中的小学生冬冬同样放弃了与最好同学的最后告别机会,只为了能够让街坊邻居们能够共同见证中国女排在赛场上的光辉时刻。《北京你好》则巧妙地将发生在2008年的中国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两大历史事件编织在同一个故事之中,一位叫张北京的北京出租车司机有幸得到了一张奥运会入场券,他却转送给了一个来自汶川灾区的孩子,而这个孩子从汶川来到北京,只为能现场摸一下父亲参与制作的奥运体育馆中的栏杆。《白昼流星》描写了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两个少年,在一位老知青的影响下最终长大成人的故事。《护航》的故事发生在2015年9月3日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在队里表现最优秀的女飞行员在万般委屈之下克服失落情绪,以“非主角”的身份协助队友完美执行了表演任务,演绎了中国女飞行员英姿飒爽的独特柔情。《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七个小故事都秉持故事主角为普通人物的设定,他们有性格上的缺点,有内心的挣扎与冲突,而正是这样一个个鲜活并不完美的“我”构成了祖国的生动与精彩,也同样构成了个体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命运关联与历史画卷,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我和我的祖国》中的视听设计与艺术理想
  《我和我的祖国》不仅在剧作上精心设计,在视听语言的表达上同样精益求精。每一副展开的画面都是一副祖国山河的绝妙瞬间,是家与国的情感跃动,是人民与祖国的血脉相连。王丹戎在谈到《护航》结尾时的声音设计时说:“我们依然不要忘记主题—— ‘我’和‘我的祖国’,要回到人物身上,回到每一个‘我’身上,回到电影主题上来,我尝试通过声像调节,将小号solo的前奏置于观众席上方,这样的做法,音乐的起点是给吕潇然的,让音乐如同从天边飘来,逐渐将观众包围在声场之中,把观众罩在‘我和我的祖国’的情绪里,感同身受。”很显然,声音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手段,同时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在电影史上,对于声音出现是制约了电影的表现,还是丰富了电影的表现,曾经争论不休。时至今日,声音在电影中的发展,不管在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功不可没的成就。王丹戎在访谈的最后总结了声音能够带给观众的影响力:“我认为声音要给观众震撼,需要观众的听感出发,考虑观众的感受。影片中关注的小人物,其实就是我们自己,通过影片我们感受到了我和祖国之间的关系。我希望通过声音,给观众带来感动和震撼,通过声音唤醒时代记忆。”
  黄建新以同样的视角在访谈中对这一情感渊源如此阐释到:“ 《我和我的祖国》表现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们实在地做着一件件具体的事,做着为社会添砖加瓦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但是做好事的时候就显现出伟大的本质。”影片呈现的是历史的瞬间,讲述的是一个个小我的故事,塑造的却是一个强大而有力的中国形象以及祖国精神。国家与个人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得以共同成长。在《白昼流星》的最后,李叔对两位少年说:“孩子们,那是你们的星星,快追!”充满诗意的语言,在广袤无垠的天地间回荡,孩子们向着希望策马奔腾,他们奔向的是国家的富强和未来的理想。
  可以说,《我和我的祖国》开创了献礼电影讲述的新方式,同时也在观众层面为红色题材电影打开了新的局面。电影里的故事既精彩又世俗,观众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银幕形象,如镜中之我。电影中的每个普通人都在努力执行自己的社会职责,以期忠于国家的使命。在电影故事的特定情境中,观众深切体悟与祖国的患难与共,在保有理智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情感。教育的意义,亦由此而来。艺术教育正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实践艺术本体建构的感知方式,从而实现启迪智慧和心灵的目的。电影教育作为艺术门类教育中最具有操作性的艺术形式,在数字化时代其当代性意义更加凸显。对于年轻观众而言,他们自小生活在影像世界里,在不知不觉中与视听媒介形成了亲密关系,也因此形成了现代人类的思考方式。电影作为视听媒介的典型于“无声处”影响着现代人类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同时建构他们的思想世界。献礼电影作为家国情怀输出的重要题材类型,在与观众的沟通中不断调整叙事策略和影像表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近现代观众的视野。
  参开文献:
  [1]李小华,覃亚林.论主旋律影片家国情怀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逻辑[J].现代传播,2018,(7):95-99.
  [2]黃建新.历史瞬间的全民记忆与情感碰撞——与黄建新谈《我和我的祖国》和《决胜时刻》[J].电影艺术,2019,(06):69-76.
  [3]赵军.红色电影是我党我军历史的电影[N].中国电影报.2019.
  [4]王丹戎.用声音唤起时代记忆——《我和我的祖国》声音创作团队访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11):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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