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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瑞 让出来的人生
收了工，吃罢了饭，
老两口儿来到了台前，咱们两个来表演。
老婆子。
哎！老头子～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你爱说哪段说哪段！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他真喜欢……
这是相声名家王谦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中的经典片段，夸张的探戈舞步，诙谐的曲调，一声“老头子”、“老婆子”的亲切呼唤，让观众在忍俊不禁中感受到两位演员的默契。
作为捧哏演员，尤其是经常表演“一头沉”（逗哏演员台词较多）作品的捧哏演员，李增瑞老师在舞台上的语言一向比较少，这次采访让我能够有机会倾听他的讲述，和我们聊一聊“两个男人的金婚岁月”。
母亲藏起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提起“祥瑞组合”的缘分，还得从1960年的夏天说起。
李增瑞：那年我13岁，当时我小学还没毕业，上五年级。我是北京人，从小就喜欢相声，每次学校联欢的时候，我都和同学一起演出。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前门大栅栏那片儿当交謦，那年放暑假的时候，他父亲跟我说“曲艺团正招生呢，你还不报名去”。当时文艺青黄不接，所以文化艺术界在全国范围内准备招收一大批学员。我只参加了一次初试，就没信儿了。
记者：当时考曲艺团，是要进行好几次考试吗？
李增瑞：复试就有两次呢，可我这边就没消息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8月，8月19日，我才接到一份录取通知书。
记者：您只考了一次，就被老师看中直接录取了？
李增瑞：接到通知书，我和我母亲说，人家录取我了。这时候我母亲才拿出五封信来。
记者：啊？藏起来？！
李增瑞：我一看，通知我去复试的有两封，通知我去体检的有两封，还有一份录取通知书。我自己接到的那份录取通知书，已经是人家给我发出的第二份了。我妈她不乐意让我说相声，她想让我继续念书，想让我考大学。我当时考曲艺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相声，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家当时生活确实很困难。
我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们家姊妹六个，我上面有一个姐姐，男孩里面我最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我想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如果考上曲艺团，就能享受学徒工待遇，每月有16块钱生活费，每年还有25块钱的置装费。这样我起码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省下一些钱来给家里。学校的老师也不愿意让我考曲艺团，因为我的成绩在班里是拔尖儿的，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当时到学校开证明，老师不给我开，让我自己找校长。记得那是个礼拜六的下午，我在校长门前等了一个多钟头，才等到了校长，把证明开来。就这么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决定了我这一生的事业，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早恋”加“包办婚姻”
与此同时，另一个少年也从包头报考到了北京市益艺团学员班，他，就是在日后和李增瑞成为“黄金搭档”的王谦祥。
一个12岁，一个13岁，大家都开玩笑说，“祥瑞组合”的缘分是从“早恋”开始的，他俩都承认这一点，但同时总会补充一句，“我们共同爱上的，是相声”。两人当年的组合不但是“早恋”，而且绝对算得上是一桩“包办婚姻”，老师的一句话，成就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相声缘。
李增瑞：入学以后我们先到农村劳动了一个月，回来后开始上大课，从绕口令、打灯谜学起，我和谦祥一开始都有各自的搭档，那时我是逗哏演员。练了两三个月基本功以后，老师开始给我们分对儿。当时我们一共四个人，老师安排李金斗和王文友一对儿，又跟我们俩说：“你们两个，一对儿。”而且安排谦祥逗哏，我捧哏。
记者：当时的曲艺学员班是怎样学相声的呢？
李增瑞：那时我们学习的基本形式是以团代班，不是院校制。给我们任教的是王长友、谭伯儒两位先生，他们是我们的开蒙老师。我们这个学员班最大的教学特点，就是“一边学一边儿演”。当年的北京市曲艺团在大栅栏里头，学员班离前门小剧场也就有几十米远，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去那儿观摩老师们的演出。自己学习排练了新节目以后，也到那儿去演，去找舞台上的感觉，一点一点的摸索。台上演一遍，胜过台下练十遍。演完后老师会给我们指出哪儿演得好，哪儿演得不好。我们的学员班不单学相声，而且还有文化课，当时有语文、历史、政治、音乐四门课程。学员班还请京剧老师来教我们舞台形体的基本功，像什么“走边”、“起霸”、“趟马”，都要求我们去学。谭伯儒先生念过私塾，他总是提醒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还教我们描红模子，练毛笔字。
记者：您最初是逗哏演员，但是老师安排您做了捧哏。虽然喜欢相声的观众也都知道“三分逗，七分捧”，做一个好的捧哏演员并不简单。但毕竟是和以前的位置和作用不一样了，当时您心里愿意吗？
李增瑞：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后来长大了以后，我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们周围有一些逗哏的演员看不起捧哏的，捧哏演员很受气。我就总想，我不能是受气的弱者，所以我要学的东西比其他的捧哏演员要多一些。从1963年开始，我就学了快板，可以独立表演；一年后我又开始学弹三弦，在演出时可以给鼓曲演员伴奏。那年暑假，我还看了好些像《鼓诗词汇编》之类的书，学习曲艺作品的辙韵。我找来了一本书，叫《王贵与李香香》，自己练着用曲艺的十三道大辙把这个故事串起来，就这样私下里下功夫，一段一段地练着写。我是个捧哏演员，但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万一人家不要我的时候，我还能有饭吃。（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些学员虽然还没毕业，但是已经能独立演出了，并且有了喜欢我们的观众群。谦祥学习新东西特别快，除了说相声以外，他学着演山东柳琴腔，唱得很不错，他的身手别人更是比不了。表演唱、天津怏板，他都学得快。在艺术方面，他的综合素质非常好。
记者：您的综合素质也很好啊！
李增瑞：我只能算是“笨鸟先飞”吧！小时候练功，大家都笑话我，说我是“山西胳膊直隶腿，铁板桥的腰”，你就能想象我这肢体有多僵硬吧。我只能说是肯下功夫。 记者：“文革”开始的时候，您和谦祥老师还不到加岁吧？
李增瑞：对，我们也就是十八九岁。那时相声成了“四旧”，我们这些说相声的年轻人成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苗子”，都去了干校。当时团里的宣传队也会演一些拥军爱民题材的节目，但是相声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不能演了。那时候因为我写了一段山东快书叫《拥军井》，军宣队觉得这个节目不错。所以1970年军宣队搞文艺革命时，就把我调到了创作组。直到1973年，北京市曲艺团在《长江日报》上看到一个相声段子，叫《劳动号子》。这个作品是武汉曲艺团的胡必达先生创作的，所以团里派我和谦祥去武汉学习这个段子。这样，我和谦祥又重新开始合作。当时我们这个作品在曲艺团的演出中是“攒底”（即“大轴儿”，最后一个出场）的节目。
也许那是我俩今生最后一个节目
一个格调清新，说唱俱佳，逗得有声有色；一个朴实稳重，火候分寸严谨适度，捧得自然诙谐，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舞台上，王谦祥与李增瑞默契配合，相得益彰；舞台下，他们相互尊重，信任包容。
李增瑞：怎么形容我和谦祥的关系呢？我觉得就是……就是咱们有时说的“好得没的说了”。
记者：我记得曾经听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好朋友，不是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话，而是在一起时即使不说一句话，也不会觉得别扭”。您说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吗？
李增瑞：对，就是这个意思！小的时候在学员班，除了我们俩，还有李金斗、王文友，我们四个人住在一块儿。那间房也就大约有八九平方米，屋里有两套上下铺，很挤，但我们几个亲如兄弟。我们各自成家以后，我和谦祥两家住的也就离着二三十米远。后来团里给我们分配房子，两家就隔着一堵墙，连对方家睡觉打呼噜都能听见。谦祥他心灵手巧，小时候老师上课用的粉笔，他能给刻成一个个的小白塔；我这人比较笨，所以家里有什么不会干的活，我都找他。家里灯泡坏了，我就找他来给我安；需要用什么膨胀螺栓在墙上打个眼儿啦，我不会打，就让他来帮我弄。不是有句老话，叫“灵人是笨人的奴”嘛。
记者：大家都说“搭档如夫妻”，两口子过日子难免会有马勺碰着锅沿的，您和谦祥老师在工作生活中产生过矛盾分歧吗？
李增瑞：除了对待相声作品的表演，我们两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在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过矛盾。人和人之间相处吧，必须得相互包容，要替对方想，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对方。虽然我们工作在一起，住得也很近，两人相处的时间比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但我们都尊重彼此独立的生活空间，不能把人家的空间都占满了。我们都认为，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别猜忌，得把“信任”放在第一位。
记者：在表演方面产生分歧时，两住老师怎么处理呢？
李增瑞：对表演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今天按你的想法演，明天按我的想法演，看演出的效果，由观众来决定怎样演更好。
记者：合作50多年来，您和谦祥老师之间一定有好多难忘的事吧？
李增瑞：最难忘的，应该是1986年，谦祥跟我说，医生检查认为他有可能得了肝癌。他连他爱人都没告诉，只告诉了我。他当时还挺淡定的，可我听了这件事后好几宿没睡，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太大了。那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届全国相声大赛，我们参赛的作品是《训马专家》，“如果真的得的是肝癌的话，那有可能这是我们俩这辈子合作的最后一个作品了。”谦祥当时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那时候正是夏天，天气特别的热，我们反复地修改，反复地排练，可最后只拿到了一个优秀奖。这个成绩很不理想，但我们俩问心无愧，因为我们努力了。就在同一年，文化部举办了一个全国曲艺新曲目比赛，我们又以这个作品去参赛，这一次我们得的是二等奖。这让我们两个都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奖告诉我们，“真金不怕火炼”。更让人高兴的是，就在我们得奖以后，谦祥患肝癌的可能性也排除了。
记者：经历了这么多甘苦共尝的日子，您和谦祥老师有没有以一些特殊的方式庆祝自己的金婚呢？
李增瑞：没有。我们没有举行任何活动，我们两个都比较低调，总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们这辈子，可以说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对待每一个节目我们都是认真的。比如《方言外语》，这个节目很短，只有四五分钟的时长，但是我们创作排演了两年。我们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基本上是细水长流，但这水能流50多年，也确实是不容易。
拿吉他上台，我怕马季先生看见
王谦祥与李增瑞都是相声名家马季先生的高徒，在他俩合作30周年纪念演出时，马季先生曾给他们题了一幅字——“艺高德更高”，这是对弟子的殷殷厚望，也是对两位爱徒艺术及人品的极高评价。
记者：在您眼中，马季先生更像严师还是更像慈父呢？
李增瑞：我觉得他是良师益友。马季先生跟我们不管是说什么事情，哪怕是对我们的作品提出意见建议的时候，都是和我们商量着来，从来没有过居高临下，从来没有过训斥。马季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艺术的那种执着。在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方面，他是这一代人的楷模。比如当年我整理《学唱数来宝》，就是“棺材铺”、“一头大一头小”那段，那就是马季先生建议我做的。那是一个传统节目，当时我找到高凤山、王学义、李世明三位先生，搜集了关于这个作品的材料，把这些拿到马季先生面前，念给他听。“行，挺用功的！”他先是表扬我，“但是增瑞，我和你商量商量啊，你应该把这个作品里一些老的东西改成新的，让现在的观众能够接受，而且让他们感觉有一种新鲜感。改传统节目要用它的框架结构，用它的表现技巧，用它的艺术手法，但是在内容上，要有一点儿新的变化。”他一下子给我点出了这个节目应该怎么去改，该怎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我按照他所说的思路，把原来作品中的“剃头棚”之类的内容去掉，因为这些场景在咱们现在的生活中都已经消失了，观众很难产生共鸣。
我把它改成了“电影院”、“自选商场”、“歌厅”这些在现在人们平日里熟悉的地方，这样就和大家日常的生活贴近了。这个作品演出效果相当好，内外行对它的评价都不错，这都得益于马季先生给我指的路。再有一个，就是相声《戏与歌》。当时是1987年，那是一段“吉他相声”。一开始和马季先生一块儿演出时，我拿着吉他总是想方设法躲着他。 记者：是因为当时大家对这种表演形式存在争议吗？
李增瑞：对！1984年的时候，我们团里调来一位相声演员，会弹吉他，演出火得不得了。我当时的心态就是，绝对不能输！我就找来教材，自己琢磨，因为我会弹三弦，有弹拨乐器演奏的基础。学了大概有一年，当时手上被吉他弦勒得全是茧子。我们街坊有一个歌舞团演员，弹吉他的，一有不明白的我就去向人家请教。我们那时排演了一个节目叫《老放牛》，一开始是没有吉他的。这个节目的基础本身就很不错，把吉他弹唱加进去以后，演出效果大火。但是有很多人看不惯这种表演形式，觉得这不是相声。所以我怕让马季先生看见。但我没想到马季先生并不反对这种表演形式，“你不用躲着了，我知道你用吉他了，没事儿……”我这才知道，在我们创作这段相声之前，他就看过我们的《老放牛》，而且觉得那个节目不错。“只要吉他是为我们相声服务就行。相声作品要有贯穿始终的喜剧线，你这个节目有喜剧线、有包袱，是相声！”马季先生包容鼓励相声创作表演的创新，而且也让我们把握了相声创新的原则，我也更明白了为什么他创作的作品能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强者当示弱
在相声表演中，尤其是“一头沉”（逗哏演员台词较多）的相声作品中，捧哏演员的语言比较少。因此许多观众在观赏相声表演时，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聚焦在逗哏演员身上，但事实上，在相声表演中，捧哏演员的作用不可小觑。
李增瑞：捧哏的话不需要多，多了就让人觉得“碎”，但是你的每一句话一出来，都要让人记忆深刻。哪怕是“嗯”、“啊”、“这是”，都要求你出包袱，每一个节骨眼儿，每一字、每一句的分寸火候，都要求你能很好地把控。逗哏演员和捧哏演员两人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作为捧哏演员，你的能力差，你老是一个弱者，老靠人家逗哏演员来提着你，拽着你，时间长了，人家也会觉得你是个包袱，是个累赘。如果你有很强的能力，你的能力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那么对方自然会喜欢你。
记者：您和谦祥老师在台下的相处是更像“一头沉”呢，还是更像“子母哏”（逗哏和捧哏所承担的任务基本相同，如通过相互间争辩来组织包袱等）呢？
李增瑞：我和谦祥的性格其实都比较内向。打小的时候起，别人见到我们，就都不相信我们是说相声的，都以为我们是学生。
记者：这是不是从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相声表演艺术家们说的“相不游街”（不能把舞台艺术带到生活中去，不能在台下耍贫嘴）？
李增瑞：对！最初学相声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台上像猛虎，台下似绵羊”。我们都是内向型的人，而且谦祥的性格比我还要内向，我比他话多。但是如果是采访、做电视节目，我一般还是愿意让谦祥先说，我来做补充。
记者：曾经在电视里看过您和老伴一起参加《非常夫妻》节目的录制，在节目里我们看到，在家庭关系中，您的老伴在家里是绝对的“领导”，但您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者，因为您强调“男人要支撑家庭，对家庭负起责任”。从这点上看，您在舞台上的捧哏之道、舞台下与搭档的相处之道，是不是也和您在生活中的夫妻相处之道有共通的地方呢？
李增瑞：具体地说，还不太一样。但就你说的这点上，还真是有相似的地方。两个人在台上一起表演，即使是“一头沉”的作品，你的词少，你也有50%的责任。作为捧哏演员，你不能成为弱者，在家庭中也是一样。人一定要做强者，但要懂得“示弱”。“强者示弱”，这样才能达到一种平衡。
别把自己当根葱
李增瑞老师一家人居住在北京一处老旧的小区内，家中陈设朴素平凡，除了一些展示舞台风采的照片外，让人找不到一点“名家”的感觉。采访李增瑞老师，就像和一位谦逊平和的邻家长者畅谈。李老师及其家人的热情亲切，也让我觉得这次的采访就像是去邻居家串门一样轻松快乐。
记者：在我们普通观众看来，您和谦祥老师都是曲艺名家，是舞台上、电视里的明星。在以前的工作中，尽管没有和您像令天这么深入细致地聊，但我和您也曾经有过一些接触。您给我的感觉是特别谦和，好像……您从来就没拿自己当名人，从来没把自己当明星。
李增瑞：我总觉得吧，这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谋生的手段不同而已。大家眼里所谓的明星、领袖人物也好，平时生活中咱们接触的医生、教师、售货员也罢，大家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谋生，本质就是两个字——“打工”。只是每个人打工的地方不一样，所做的事情不一样。比如说领袖人物，他们是在给十几亿人民打工，他们身上的担子比我们重得多，要把国家治理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那些贪官污吏，他们不好好打工，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只能落得锒铛入狱。人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自己把自己架起来，多累得慌。只有做常人，才能享受生活。
记者：您的女儿是我的同龄人，今天是第一次和她见面，她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的邻居、我的同学一样。
李增瑞：我这闺女可有意思了：当时她毕业的时候，本来找了一家很好的单位，面试的时候，人家就说了一句“放心吧，冲着你爸爸，我也把这个事情给你办好。”这孩子一回到家就和我说，“爸，这单位我不能去。人家是冲着您的面子，看中的不是我。我要靠自己！”直到现在，她妈想起这事儿来，有时还埋怨她，可我觉得我这闺女挺好。这孩子像我！
记者：您和谦祥老师的谦和低调，从某些程度上得益于恩师们的教导和言行的影响吧？
李增瑞：小时候，谭伯儒先生常说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影响我的一生。第一句是：“人，不管走到哪儿，干什么工作，要先有一个好人缘。有人缘就有饭缘，一定要做好人。”还有一句就是：“人要长能耐，不要长脾气。长能耐，能挣钱；长脾气，讨人嫌。”这两句话，都是告诉我们做人要谦虚谨慎，让我终身受益。
做师徒不如做朋友
在李增瑞老师60岁生日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首小诗，来表达自己与老搭档王谦祥的情谊：“年过六十发如银，相依相伴近五旬，说学逗唱闲扯淡，填空补白会捧哏。酸甜苦辣未尝尽，喜怒哀乐相依存，心如止水自然静，知足常乐养精神。”如今，只要王谦祥先生的身体情况还不错，李增瑞老师还会偶尔和他一起登台。青年相声演员付强有时也会邀请他合作演出。每天，他会像京城的许多居家老人一样，一大早儿就去周围的菜市场买菜，和老邻居们打着招呼，过着常人简单平静的生活，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最近，年近7旬的他还为《北京相声史话》撰写了一篇15000余字的关于谭伯儒先生的文章。和众多喜欢他的观众一样，我们也关心李老师是否带徒弟，是否将他在艺术方面的丰厚精神财富传给年轻一代。
李增瑞：年轻人上我这儿来的也有不少，也有人希望能够拜师。他们喜欢相声、喜欢我，我很高兴，也愿意认他们（作徒弟），但是我都会和他们讲好，我们的前提是，先做好朋友。师父、徒弟，这样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徒弟对师父是仰视，师父对徒弟是俯视，俯仰之间，便有了不平。不平则鸣，平则和。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都是因为心里的不平衡。而朋友之间是彼此平视的，我更希望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与年轻人相处。所谓“师道尊严”，确实应该有，但是“师道尊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要做出来的。作为老师，只有你做好了，弟子才能真正地尊重你。所谓师父徒弟，这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称呼，不需要非得让孩子们在我面前磕个头，用这样的方式来认可这种关系。
记者：这么说，您没有“摆知（举行拜师收徒仪式）收过徒吗？”
李增瑞：没有，从来没有。我觉得吧，做徒弟、做师父都不容易，不如做朋友。尤其是现在，为人师，你就要传道、授业、解惑。传道、解惑好办，但授业很难，人家孩子跟你学了以后，你怎么能让他吃上这碗饭，这点上现在不好办。如今如果想以说相声来谋生，做一个职业相声演员，说实话，确实很艰难。所以我总是跟孩子们说，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先在社会上有个立足之地，然后再来为相声做点事儿，这样你心里头踏实。可能在有些人看来，作为一个说相声的，我这是大逆不道。但我还是愿意让孩子们实际一点。他们能到我这里来，能学到一些实实在在的知识，能够感悟出一些东西，这就足够了。学过相声的人，无论能不能专业从事曲艺工作，在为人处世、与人交流方面，都会比同龄人更成熟。年轻人到我这里来，我希望他们把我当成忘年交……
收了工，吃罢了饭，
老两口儿来到了台前，咱们两个来表演。
老婆子。
哎！老头子～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你爱说哪段说哪段！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他真喜欢……
这是相声名家王谦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中的经典片段，夸张的探戈舞步，诙谐的曲调，一声“老头子”、“老婆子”的亲切呼唤，让观众在忍俊不禁中感受到两位演员的默契。
作为捧哏演员，尤其是经常表演“一头沉”（逗哏演员台词较多）作品的捧哏演员，李增瑞老师在舞台上的语言一向比较少，这次采访让我能够有机会倾听他的讲述，和我们聊一聊“两个男人的金婚岁月”。
母亲藏起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提起“祥瑞组合”的缘分，还得从1960年的夏天说起。
李增瑞：那年我13岁，当时我小学还没毕业，上五年级。我是北京人，从小就喜欢相声，每次学校联欢的时候，我都和同学一起演出。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前门大栅栏那片儿当交謦，那年放暑假的时候，他父亲跟我说“曲艺团正招生呢，你还不报名去”。当时文艺青黄不接，所以文化艺术界在全国范围内准备招收一大批学员。我只参加了一次初试，就没信儿了。
记者：当时考曲艺团，是要进行好几次考试吗？
李增瑞：复试就有两次呢，可我这边就没消息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8月，8月19日，我才接到一份录取通知书。
记者：您只考了一次，就被老师看中直接录取了？
李增瑞：接到通知书，我和我母亲说，人家录取我了。这时候我母亲才拿出五封信来。
记者：啊？藏起来？！
李增瑞：我一看，通知我去复试的有两封，通知我去体检的有两封，还有一份录取通知书。我自己接到的那份录取通知书，已经是人家给我发出的第二份了。我妈她不乐意让我说相声，她想让我继续念书，想让我考大学。我当时考曲艺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相声，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家当时生活确实很困难。
我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们家姊妹六个，我上面有一个姐姐，男孩里面我最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我想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如果考上曲艺团，就能享受学徒工待遇，每月有16块钱生活费，每年还有25块钱的置装费。这样我起码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省下一些钱来给家里。学校的老师也不愿意让我考曲艺团，因为我的成绩在班里是拔尖儿的，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当时到学校开证明，老师不给我开，让我自己找校长。记得那是个礼拜六的下午，我在校长门前等了一个多钟头，才等到了校长，把证明开来。就这么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决定了我这一生的事业，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早恋”加“包办婚姻”
与此同时，另一个少年也从包头报考到了北京市益艺团学员班，他，就是在日后和李增瑞成为“黄金搭档”的王谦祥。
一个12岁，一个13岁，大家都开玩笑说，“祥瑞组合”的缘分是从“早恋”开始的，他俩都承认这一点，但同时总会补充一句，“我们共同爱上的，是相声”。两人当年的组合不但是“早恋”，而且绝对算得上是一桩“包办婚姻”，老师的一句话，成就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相声缘。
李增瑞：入学以后我们先到农村劳动了一个月，回来后开始上大课，从绕口令、打灯谜学起，我和谦祥一开始都有各自的搭档，那时我是逗哏演员。练了两三个月基本功以后，老师开始给我们分对儿。当时我们一共四个人，老师安排李金斗和王文友一对儿，又跟我们俩说：“你们两个，一对儿。”而且安排谦祥逗哏，我捧哏。
记者：当时的曲艺学员班是怎样学相声的呢？
李增瑞：那时我们学习的基本形式是以团代班，不是院校制。给我们任教的是王长友、谭伯儒两位先生，他们是我们的开蒙老师。我们这个学员班最大的教学特点，就是“一边学一边儿演”。当年的北京市曲艺团在大栅栏里头，学员班离前门小剧场也就有几十米远，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去那儿观摩老师们的演出。自己学习排练了新节目以后，也到那儿去演，去找舞台上的感觉，一点一点的摸索。台上演一遍，胜过台下练十遍。演完后老师会给我们指出哪儿演得好，哪儿演得不好。我们的学员班不单学相声，而且还有文化课，当时有语文、历史、政治、音乐四门课程。学员班还请京剧老师来教我们舞台形体的基本功，像什么“走边”、“起霸”、“趟马”，都要求我们去学。谭伯儒先生念过私塾，他总是提醒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还教我们描红模子，练毛笔字。
记者：您最初是逗哏演员，但是老师安排您做了捧哏。虽然喜欢相声的观众也都知道“三分逗，七分捧”，做一个好的捧哏演员并不简单。但毕竟是和以前的位置和作用不一样了，当时您心里愿意吗？
李增瑞：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后来长大了以后，我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们周围有一些逗哏的演员看不起捧哏的，捧哏演员很受气。我就总想，我不能是受气的弱者，所以我要学的东西比其他的捧哏演员要多一些。从1963年开始，我就学了快板，可以独立表演；一年后我又开始学弹三弦，在演出时可以给鼓曲演员伴奏。那年暑假，我还看了好些像《鼓诗词汇编》之类的书，学习曲艺作品的辙韵。我找来了一本书，叫《王贵与李香香》，自己练着用曲艺的十三道大辙把这个故事串起来，就这样私下里下功夫，一段一段地练着写。我是个捧哏演员，但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万一人家不要我的时候，我还能有饭吃。（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些学员虽然还没毕业，但是已经能独立演出了，并且有了喜欢我们的观众群。谦祥学习新东西特别快，除了说相声以外，他学着演山东柳琴腔，唱得很不错，他的身手别人更是比不了。表演唱、天津怏板，他都学得快。在艺术方面，他的综合素质非常好。
记者：您的综合素质也很好啊！
李增瑞：我只能算是“笨鸟先飞”吧！小时候练功，大家都笑话我，说我是“山西胳膊直隶腿，铁板桥的腰”，你就能想象我这肢体有多僵硬吧。我只能说是肯下功夫。 记者：“文革”开始的时候，您和谦祥老师还不到加岁吧？
李增瑞：对，我们也就是十八九岁。那时相声成了“四旧”，我们这些说相声的年轻人成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苗子”，都去了干校。当时团里的宣传队也会演一些拥军爱民题材的节目，但是相声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不能演了。那时候因为我写了一段山东快书叫《拥军井》，军宣队觉得这个节目不错。所以1970年军宣队搞文艺革命时，就把我调到了创作组。直到1973年，北京市曲艺团在《长江日报》上看到一个相声段子，叫《劳动号子》。这个作品是武汉曲艺团的胡必达先生创作的，所以团里派我和谦祥去武汉学习这个段子。这样，我和谦祥又重新开始合作。当时我们这个作品在曲艺团的演出中是“攒底”（即“大轴儿”，最后一个出场）的节目。
也许那是我俩今生最后一个节目
一个格调清新，说唱俱佳，逗得有声有色；一个朴实稳重，火候分寸严谨适度，捧得自然诙谐，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舞台上，王谦祥与李增瑞默契配合，相得益彰；舞台下，他们相互尊重，信任包容。
李增瑞：怎么形容我和谦祥的关系呢？我觉得就是……就是咱们有时说的“好得没的说了”。
记者：我记得曾经听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好朋友，不是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话，而是在一起时即使不说一句话，也不会觉得别扭”。您说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吗？
李增瑞：对，就是这个意思！小的时候在学员班，除了我们俩，还有李金斗、王文友，我们四个人住在一块儿。那间房也就大约有八九平方米，屋里有两套上下铺，很挤，但我们几个亲如兄弟。我们各自成家以后，我和谦祥两家住的也就离着二三十米远。后来团里给我们分配房子，两家就隔着一堵墙，连对方家睡觉打呼噜都能听见。谦祥他心灵手巧，小时候老师上课用的粉笔，他能给刻成一个个的小白塔；我这人比较笨，所以家里有什么不会干的活，我都找他。家里灯泡坏了，我就找他来给我安；需要用什么膨胀螺栓在墙上打个眼儿啦，我不会打，就让他来帮我弄。不是有句老话，叫“灵人是笨人的奴”嘛。
记者：大家都说“搭档如夫妻”，两口子过日子难免会有马勺碰着锅沿的，您和谦祥老师在工作生活中产生过矛盾分歧吗？
李增瑞：除了对待相声作品的表演，我们两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在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过矛盾。人和人之间相处吧，必须得相互包容，要替对方想，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对方。虽然我们工作在一起，住得也很近，两人相处的时间比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但我们都尊重彼此独立的生活空间，不能把人家的空间都占满了。我们都认为，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别猜忌，得把“信任”放在第一位。
记者：在表演方面产生分歧时，两住老师怎么处理呢？
李增瑞：对表演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今天按你的想法演，明天按我的想法演，看演出的效果，由观众来决定怎样演更好。
记者：合作50多年来，您和谦祥老师之间一定有好多难忘的事吧？
李增瑞：最难忘的，应该是1986年，谦祥跟我说，医生检查认为他有可能得了肝癌。他连他爱人都没告诉，只告诉了我。他当时还挺淡定的，可我听了这件事后好几宿没睡，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太大了。那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届全国相声大赛，我们参赛的作品是《训马专家》，“如果真的得的是肝癌的话，那有可能这是我们俩这辈子合作的最后一个作品了。”谦祥当时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那时候正是夏天，天气特别的热，我们反复地修改，反复地排练，可最后只拿到了一个优秀奖。这个成绩很不理想，但我们俩问心无愧，因为我们努力了。就在同一年，文化部举办了一个全国曲艺新曲目比赛，我们又以这个作品去参赛，这一次我们得的是二等奖。这让我们两个都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奖告诉我们，“真金不怕火炼”。更让人高兴的是，就在我们得奖以后，谦祥患肝癌的可能性也排除了。
记者：经历了这么多甘苦共尝的日子，您和谦祥老师有没有以一些特殊的方式庆祝自己的金婚呢？
李增瑞：没有。我们没有举行任何活动，我们两个都比较低调，总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们这辈子，可以说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对待每一个节目我们都是认真的。比如《方言外语》，这个节目很短，只有四五分钟的时长，但是我们创作排演了两年。我们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基本上是细水长流，但这水能流50多年，也确实是不容易。
拿吉他上台，我怕马季先生看见
王谦祥与李增瑞都是相声名家马季先生的高徒，在他俩合作30周年纪念演出时，马季先生曾给他们题了一幅字——“艺高德更高”，这是对弟子的殷殷厚望，也是对两位爱徒艺术及人品的极高评价。
记者：在您眼中，马季先生更像严师还是更像慈父呢？
李增瑞：我觉得他是良师益友。马季先生跟我们不管是说什么事情，哪怕是对我们的作品提出意见建议的时候，都是和我们商量着来，从来没有过居高临下，从来没有过训斥。马季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艺术的那种执着。在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方面，他是这一代人的楷模。比如当年我整理《学唱数来宝》，就是“棺材铺”、“一头大一头小”那段，那就是马季先生建议我做的。那是一个传统节目，当时我找到高凤山、王学义、李世明三位先生，搜集了关于这个作品的材料，把这些拿到马季先生面前，念给他听。“行，挺用功的！”他先是表扬我，“但是增瑞，我和你商量商量啊，你应该把这个作品里一些老的东西改成新的，让现在的观众能够接受，而且让他们感觉有一种新鲜感。改传统节目要用它的框架结构，用它的表现技巧，用它的艺术手法，但是在内容上，要有一点儿新的变化。”他一下子给我点出了这个节目应该怎么去改，该怎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我按照他所说的思路，把原来作品中的“剃头棚”之类的内容去掉，因为这些场景在咱们现在的生活中都已经消失了，观众很难产生共鸣。
我把它改成了“电影院”、“自选商场”、“歌厅”这些在现在人们平日里熟悉的地方，这样就和大家日常的生活贴近了。这个作品演出效果相当好，内外行对它的评价都不错，这都得益于马季先生给我指的路。再有一个，就是相声《戏与歌》。当时是1987年，那是一段“吉他相声”。一开始和马季先生一块儿演出时，我拿着吉他总是想方设法躲着他。 记者：是因为当时大家对这种表演形式存在争议吗？
李增瑞：对！1984年的时候，我们团里调来一位相声演员，会弹吉他，演出火得不得了。我当时的心态就是，绝对不能输！我就找来教材，自己琢磨，因为我会弹三弦，有弹拨乐器演奏的基础。学了大概有一年，当时手上被吉他弦勒得全是茧子。我们街坊有一个歌舞团演员，弹吉他的，一有不明白的我就去向人家请教。我们那时排演了一个节目叫《老放牛》，一开始是没有吉他的。这个节目的基础本身就很不错，把吉他弹唱加进去以后，演出效果大火。但是有很多人看不惯这种表演形式，觉得这不是相声。所以我怕让马季先生看见。但我没想到马季先生并不反对这种表演形式，“你不用躲着了，我知道你用吉他了，没事儿……”我这才知道，在我们创作这段相声之前，他就看过我们的《老放牛》，而且觉得那个节目不错。“只要吉他是为我们相声服务就行。相声作品要有贯穿始终的喜剧线，你这个节目有喜剧线、有包袱，是相声！”马季先生包容鼓励相声创作表演的创新，而且也让我们把握了相声创新的原则，我也更明白了为什么他创作的作品能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强者当示弱
在相声表演中，尤其是“一头沉”（逗哏演员台词较多）的相声作品中，捧哏演员的语言比较少。因此许多观众在观赏相声表演时，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聚焦在逗哏演员身上，但事实上，在相声表演中，捧哏演员的作用不可小觑。
李增瑞：捧哏的话不需要多，多了就让人觉得“碎”，但是你的每一句话一出来，都要让人记忆深刻。哪怕是“嗯”、“啊”、“这是”，都要求你出包袱，每一个节骨眼儿，每一字、每一句的分寸火候，都要求你能很好地把控。逗哏演员和捧哏演员两人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作为捧哏演员，你的能力差，你老是一个弱者，老靠人家逗哏演员来提着你，拽着你，时间长了，人家也会觉得你是个包袱，是个累赘。如果你有很强的能力，你的能力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那么对方自然会喜欢你。
记者：您和谦祥老师在台下的相处是更像“一头沉”呢，还是更像“子母哏”（逗哏和捧哏所承担的任务基本相同，如通过相互间争辩来组织包袱等）呢？
李增瑞：我和谦祥的性格其实都比较内向。打小的时候起，别人见到我们，就都不相信我们是说相声的，都以为我们是学生。
记者：这是不是从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相声表演艺术家们说的“相不游街”（不能把舞台艺术带到生活中去，不能在台下耍贫嘴）？
李增瑞：对！最初学相声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台上像猛虎，台下似绵羊”。我们都是内向型的人，而且谦祥的性格比我还要内向，我比他话多。但是如果是采访、做电视节目，我一般还是愿意让谦祥先说，我来做补充。
记者：曾经在电视里看过您和老伴一起参加《非常夫妻》节目的录制，在节目里我们看到，在家庭关系中，您的老伴在家里是绝对的“领导”，但您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者，因为您强调“男人要支撑家庭，对家庭负起责任”。从这点上看，您在舞台上的捧哏之道、舞台下与搭档的相处之道，是不是也和您在生活中的夫妻相处之道有共通的地方呢？
李增瑞：具体地说，还不太一样。但就你说的这点上，还真是有相似的地方。两个人在台上一起表演，即使是“一头沉”的作品，你的词少，你也有50%的责任。作为捧哏演员，你不能成为弱者，在家庭中也是一样。人一定要做强者，但要懂得“示弱”。“强者示弱”，这样才能达到一种平衡。
别把自己当根葱
李增瑞老师一家人居住在北京一处老旧的小区内，家中陈设朴素平凡，除了一些展示舞台风采的照片外，让人找不到一点“名家”的感觉。采访李增瑞老师，就像和一位谦逊平和的邻家长者畅谈。李老师及其家人的热情亲切，也让我觉得这次的采访就像是去邻居家串门一样轻松快乐。
记者：在我们普通观众看来，您和谦祥老师都是曲艺名家，是舞台上、电视里的明星。在以前的工作中，尽管没有和您像令天这么深入细致地聊，但我和您也曾经有过一些接触。您给我的感觉是特别谦和，好像……您从来就没拿自己当名人，从来没把自己当明星。
李增瑞：我总觉得吧，这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谋生的手段不同而已。大家眼里所谓的明星、领袖人物也好，平时生活中咱们接触的医生、教师、售货员也罢，大家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谋生，本质就是两个字——“打工”。只是每个人打工的地方不一样，所做的事情不一样。比如说领袖人物，他们是在给十几亿人民打工，他们身上的担子比我们重得多，要把国家治理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那些贪官污吏，他们不好好打工，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只能落得锒铛入狱。人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自己把自己架起来，多累得慌。只有做常人，才能享受生活。
记者：您的女儿是我的同龄人，今天是第一次和她见面，她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的邻居、我的同学一样。
李增瑞：我这闺女可有意思了：当时她毕业的时候，本来找了一家很好的单位，面试的时候，人家就说了一句“放心吧，冲着你爸爸，我也把这个事情给你办好。”这孩子一回到家就和我说，“爸，这单位我不能去。人家是冲着您的面子，看中的不是我。我要靠自己！”直到现在，她妈想起这事儿来，有时还埋怨她，可我觉得我这闺女挺好。这孩子像我！
记者：您和谦祥老师的谦和低调，从某些程度上得益于恩师们的教导和言行的影响吧？
李增瑞：小时候，谭伯儒先生常说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影响我的一生。第一句是：“人，不管走到哪儿，干什么工作，要先有一个好人缘。有人缘就有饭缘，一定要做好人。”还有一句就是：“人要长能耐，不要长脾气。长能耐，能挣钱；长脾气，讨人嫌。”这两句话，都是告诉我们做人要谦虚谨慎，让我终身受益。
做师徒不如做朋友
在李增瑞老师60岁生日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首小诗，来表达自己与老搭档王谦祥的情谊：“年过六十发如银，相依相伴近五旬，说学逗唱闲扯淡，填空补白会捧哏。酸甜苦辣未尝尽，喜怒哀乐相依存，心如止水自然静，知足常乐养精神。”如今，只要王谦祥先生的身体情况还不错，李增瑞老师还会偶尔和他一起登台。青年相声演员付强有时也会邀请他合作演出。每天，他会像京城的许多居家老人一样，一大早儿就去周围的菜市场买菜，和老邻居们打着招呼，过着常人简单平静的生活，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最近，年近7旬的他还为《北京相声史话》撰写了一篇15000余字的关于谭伯儒先生的文章。和众多喜欢他的观众一样，我们也关心李老师是否带徒弟，是否将他在艺术方面的丰厚精神财富传给年轻一代。
李增瑞：年轻人上我这儿来的也有不少，也有人希望能够拜师。他们喜欢相声、喜欢我，我很高兴，也愿意认他们（作徒弟），但是我都会和他们讲好，我们的前提是，先做好朋友。师父、徒弟，这样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徒弟对师父是仰视，师父对徒弟是俯视，俯仰之间，便有了不平。不平则鸣，平则和。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都是因为心里的不平衡。而朋友之间是彼此平视的，我更希望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与年轻人相处。所谓“师道尊严”，确实应该有，但是“师道尊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要做出来的。作为老师，只有你做好了，弟子才能真正地尊重你。所谓师父徒弟，这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称呼，不需要非得让孩子们在我面前磕个头，用这样的方式来认可这种关系。
记者：这么说，您没有“摆知（举行拜师收徒仪式）收过徒吗？”
李增瑞：没有，从来没有。我觉得吧，做徒弟、做师父都不容易，不如做朋友。尤其是现在，为人师，你就要传道、授业、解惑。传道、解惑好办，但授业很难，人家孩子跟你学了以后，你怎么能让他吃上这碗饭，这点上现在不好办。如今如果想以说相声来谋生，做一个职业相声演员，说实话，确实很艰难。所以我总是跟孩子们说，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先在社会上有个立足之地，然后再来为相声做点事儿，这样你心里头踏实。可能在有些人看来，作为一个说相声的，我这是大逆不道。但我还是愿意让孩子们实际一点。他们能到我这里来，能学到一些实实在在的知识，能够感悟出一些东西，这就足够了。学过相声的人，无论能不能专业从事曲艺工作，在为人处世、与人交流方面，都会比同龄人更成熟。年轻人到我这里来，我希望他们把我当成忘年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