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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时候，英国一家生活类杂志，报道了中国一桩民营富豪离婚大戏闹的故事，主角是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与妻子陆娟，曾经一起创业的伙伴夫妻，如今却成为了一对仇敌。
近年来，海外媒体不仅关注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也将观察的视角转向民营富豪的生活，其中最热点的就是移民浪潮和婚姻变迁。本文收集了各种海外媒体对中国民营富豪婚姻变迁的报道，了解外国人怎样看我们，从而获得启发：管理自己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
企业家婚姻之——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英国学者提出的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外国人的这句话译成白话，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那么，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
英国《富豪生活》有这样的报道：“有价值的婚姻逻辑——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文章分析说，比如，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媒人牵线，或许见了一面就订婚了，就算提出一些要求，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譬如，陈红华当年和后来成为“钢铁首富”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是共产党员。即使到了数年后的现在，沈文荣仍然常常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甚至觉得“民营企业家”这一词汇带有贬义。
这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离过婚的。最突出的一个群体，莫过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把“爱情”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离婚的知青越来越多——不仅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有的“双知青”夫妇也分手了。这种基于年代特征的婚姻往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不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或别的什么“家”。
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们的择偶观，就与沈文荣们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这个年代，“下海”是时髦词汇，私营经济正野蛮生长，年轻的中国商人们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思维上的桎梏，更加注重物质的丰富，甚至个体的自由。于是，在他们找结婚对象时，“志同道合”成为一个关键诉求。
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志同道合”呢？同学、师兄妹或校友是一种类型，譬如黄宏生与林卫平、马云与张瑛、段永平与张昕，分别对应这三种情形；事业伙伴是第二种类型，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三年后——这三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汗马功劳；第三种代表类型则是机缘邂逅、互相吸引者，比如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与俞渝等，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海龟与土鳖”式闪婚夫妻中的代表。
再往后，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中国商人们，他们的婚姻画卷又有新特点了。他们仍然要找“志同道合”者，但是，对黄光裕和杜鹃那种生意伙伴式的婚姻之艳羡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对方和自己在精神上的交流，至少主导婚姻的那一方更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
企业家婚姻之——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则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如下这段谈的是新生代企业家的婚姻。
中国的刘晋嵩生于1982年，是“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和她前夫生的，他的富妈妈正在给他物色媳妇。刘晋嵩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一回国探亲，就被张茵安排到玖龙“实习”，毕业后即被要求加入玖龙，2009年成为执行董事。他的路，似乎是张茵给设计的。现在轮到婚姻了，就算是一名思想观念西化的“海龟”，也可能难违父母之命。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本土富人阶层才开始涌现，等他们的孩子将近长大成人，并开始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时，最早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
富二代中多有青年才俊，但青年才俊绝不只是富二代。相反，就算看起来再开明的企业家，当他们的子女恋爱及谈婚论嫁时，他们所给出的“参考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口味相同的两代人，譬如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儿子汪小菲。
此处所谓的“青年才俊”，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必须具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权。譬如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
江南春1973年出生，靠个人努力创办分众传媒，并在美国挂牌上市。事业大起大落，以及结婚生子，使他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商人。与江南春同龄的陈天桥、马化腾等人，是中国商界大多数青年才俊的代表。江南春的妻子是凤凰台的主播陈玉佳，他们俩在36岁的本命年时结为连理，一个是广告业，一个是传媒业。他们更注重事业的相互支持与提携。
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政从商”，于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政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一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从不同类型的青年才俊的婚姻中来看商业的变迁，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不想在生活中痛痛快快地爱一次，但现实总有很多沟壑。他们的跨越之道告诉我们，一个在恋爱和婚姻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且又负责任的商人，才有可能把企业也经营得有条理、有声色。反之亦然。
企业家婚姻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以色列的《生活杂志》居然也注意到中国富豪的婚姻生活。杂志报道说，“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其他乐子，现代中国民营富豪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外国人的这种看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职业经理人事业和家庭的辩证关系吧！绝大多数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不能向任何人抱怨。这个时候，另一半的作用就不可小觑了。我们可以选择三位很是特别的人物——王石、唐骏、陈景河，他们其实大都介于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的角色，他们打理事业和家庭关系时所作出的决定，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不管是明朗的还是隐秘的，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
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从来都是国有企业，但创办者王石不失为一位知名企业家。
唐骏被称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先是服务于微软，然后又先后在盛大和新华都两家民企任职，但是，他在1993年前后，即进入微软前，曾创办过三家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歹当过一段时间“民营小老板”。
陈景河是紫金矿业董事长，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是隶属于福建上杭县政府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不过，与王石和万科类似，陈景河一手创办了紫金矿业，紫金矿业的决策机制也更像民企。
每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背后，都可能隐藏了一个非凡的贤内助。他们三人亦如是。妻子们在他们事业沉浮时所充当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非常值得去揣摩和研究。
她们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王石的妻子王江穗。王江穗家庭背景不一般，早期曾给予了王石一定的支持，但始终没有进入万科。王石后来到处登山，四海为家，她也曾有怨言，但后来明白，最好的相处之道是无为而治。
第二种类型是陈景河的妻子赖金莲，她算是大多数职业经理人之贤内助的代表，她们一定不能走到丈夫所在企业的“前台”，但是，她们永远是丈夫私下寻求帮助时的“首席代表”。
第三种类型是唐骏的妻子孙春蓝。孙春蓝是唐骏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同级校友，夫唱妇随，先到日本，后赴美国，在唐骏事业的每一个关口，孙春蓝都送上建议。
不管哪一个时代的企业家都应明白，管理婚姻如同管理企业一样需要智慧，美满的婚姻更会为事业加分。
（本文作者系著名作家、《华光报》主编）
近年来，海外媒体不仅关注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也将观察的视角转向民营富豪的生活，其中最热点的就是移民浪潮和婚姻变迁。本文收集了各种海外媒体对中国民营富豪婚姻变迁的报道，了解外国人怎样看我们，从而获得启发：管理自己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
企业家婚姻之——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英国学者提出的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外国人的这句话译成白话，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那么，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
英国《富豪生活》有这样的报道：“有价值的婚姻逻辑——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文章分析说，比如，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媒人牵线，或许见了一面就订婚了，就算提出一些要求，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譬如，陈红华当年和后来成为“钢铁首富”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是共产党员。即使到了数年后的现在，沈文荣仍然常常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甚至觉得“民营企业家”这一词汇带有贬义。
这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离过婚的。最突出的一个群体，莫过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把“爱情”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离婚的知青越来越多——不仅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有的“双知青”夫妇也分手了。这种基于年代特征的婚姻往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不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或别的什么“家”。
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们的择偶观，就与沈文荣们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这个年代，“下海”是时髦词汇，私营经济正野蛮生长，年轻的中国商人们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思维上的桎梏，更加注重物质的丰富，甚至个体的自由。于是，在他们找结婚对象时，“志同道合”成为一个关键诉求。
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志同道合”呢？同学、师兄妹或校友是一种类型，譬如黄宏生与林卫平、马云与张瑛、段永平与张昕，分别对应这三种情形；事业伙伴是第二种类型，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三年后——这三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汗马功劳；第三种代表类型则是机缘邂逅、互相吸引者，比如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与俞渝等，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海龟与土鳖”式闪婚夫妻中的代表。
再往后，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中国商人们，他们的婚姻画卷又有新特点了。他们仍然要找“志同道合”者，但是，对黄光裕和杜鹃那种生意伙伴式的婚姻之艳羡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对方和自己在精神上的交流，至少主导婚姻的那一方更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
企业家婚姻之——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则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如下这段谈的是新生代企业家的婚姻。
中国的刘晋嵩生于1982年，是“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和她前夫生的，他的富妈妈正在给他物色媳妇。刘晋嵩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一回国探亲，就被张茵安排到玖龙“实习”，毕业后即被要求加入玖龙，2009年成为执行董事。他的路，似乎是张茵给设计的。现在轮到婚姻了，就算是一名思想观念西化的“海龟”，也可能难违父母之命。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本土富人阶层才开始涌现，等他们的孩子将近长大成人，并开始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时，最早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
富二代中多有青年才俊，但青年才俊绝不只是富二代。相反，就算看起来再开明的企业家，当他们的子女恋爱及谈婚论嫁时，他们所给出的“参考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口味相同的两代人，譬如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儿子汪小菲。
此处所谓的“青年才俊”，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必须具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权。譬如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
江南春1973年出生，靠个人努力创办分众传媒，并在美国挂牌上市。事业大起大落，以及结婚生子，使他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商人。与江南春同龄的陈天桥、马化腾等人，是中国商界大多数青年才俊的代表。江南春的妻子是凤凰台的主播陈玉佳，他们俩在36岁的本命年时结为连理，一个是广告业，一个是传媒业。他们更注重事业的相互支持与提携。
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政从商”，于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政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一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从不同类型的青年才俊的婚姻中来看商业的变迁，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不想在生活中痛痛快快地爱一次，但现实总有很多沟壑。他们的跨越之道告诉我们，一个在恋爱和婚姻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且又负责任的商人，才有可能把企业也经营得有条理、有声色。反之亦然。
企业家婚姻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以色列的《生活杂志》居然也注意到中国富豪的婚姻生活。杂志报道说，“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其他乐子，现代中国民营富豪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外国人的这种看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职业经理人事业和家庭的辩证关系吧！绝大多数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不能向任何人抱怨。这个时候，另一半的作用就不可小觑了。我们可以选择三位很是特别的人物——王石、唐骏、陈景河，他们其实大都介于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的角色，他们打理事业和家庭关系时所作出的决定，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不管是明朗的还是隐秘的，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
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从来都是国有企业，但创办者王石不失为一位知名企业家。
唐骏被称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先是服务于微软，然后又先后在盛大和新华都两家民企任职，但是，他在1993年前后，即进入微软前，曾创办过三家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歹当过一段时间“民营小老板”。
陈景河是紫金矿业董事长，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是隶属于福建上杭县政府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不过，与王石和万科类似，陈景河一手创办了紫金矿业，紫金矿业的决策机制也更像民企。
每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背后，都可能隐藏了一个非凡的贤内助。他们三人亦如是。妻子们在他们事业沉浮时所充当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非常值得去揣摩和研究。
她们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王石的妻子王江穗。王江穗家庭背景不一般，早期曾给予了王石一定的支持，但始终没有进入万科。王石后来到处登山，四海为家，她也曾有怨言，但后来明白，最好的相处之道是无为而治。
第二种类型是陈景河的妻子赖金莲，她算是大多数职业经理人之贤内助的代表，她们一定不能走到丈夫所在企业的“前台”，但是，她们永远是丈夫私下寻求帮助时的“首席代表”。
第三种类型是唐骏的妻子孙春蓝。孙春蓝是唐骏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同级校友，夫唱妇随，先到日本，后赴美国，在唐骏事业的每一个关口，孙春蓝都送上建议。
不管哪一个时代的企业家都应明白，管理婚姻如同管理企业一样需要智慧，美满的婚姻更会为事业加分。
（本文作者系著名作家、《华光报》主编）